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中国经济二次转型势在必行

neutron

　　马歇尔·迈尔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中国的第二次经济转型势在必行，惟如此，那些有能力在国内竞争中获胜，继而挺进国际市场的企业才能脱颖而出。这一次转型或许比第一次所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因为地方主义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但我相信这第二次转型的成功，对于中国保持长期的经济活力至关重要。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国家，包含多个不同的经济体。中央政府为解决面临的困难已采取措施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往前看，未来中国企业是否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将依赖于国内是否能有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经济体。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除支柱型企业之外的大部分经济实行分权。根据行政分权政策，国有企业大部分的控股权下放至有关省级和地方当局手中，有时候甚至下放给企业管理人员。这种经济分权让中国在90年代尝到了巨大的甜头，因为在分权体制的激励下，经济改革开放迅速推进到地方层面。

　　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推行实施了大多数的改革，许多改革都是实验性的。见效的就由中央政府纳为国策，无效的就立即抛弃。这种分权体制和根据实际经验解决问题的改革方法，与前苏联所采取的“爆炸式改革法”或者“休克疗法”截然不同。前苏联的“激进式”改革，结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经济由少数寡头集中掌控和经济迅速陷入低迷等恶果。

　　行政分权及后来的企业分权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中国逐渐演进成几大地方经济区域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东部)、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以及渤海湾区域(从青岛到大连的弧形地带，包括天津、北京)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地区。同时，各级地方政府都在竞相追求GDP增长，并且为省际间的贸易往来设立障碍。

　　由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各省之间的经济相互重复，缩小了公司规模和牺牲了竞争优势。

　　有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报告证明，中国经济割裂的现象在90年代加速发生。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艾维·杨(AlwynYoung)发现，在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之间，中国各省工业、农业、服务业的GDP产值趋同而劳动生产力和价格却千差万别。假如在全国经济在实现整合的情况下发挥地区优势，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这一现象很可能是各省之间贸易往来障碍增加造成的后果。

　　法国巴黎一大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桑德拉·庞塞特(SandraPoncet)将1987年至1997年间中国各省的国内及国际贸易额进行比较并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中国各省市加强了与全球其他地区的联系，但各省之间的整合程度却有所降低。“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国门但国内市场的分化状况却更加严重。”此举造成的影响是由于在国内做生意日益艰难，中国的本土企业转而开拓海外市场。

　　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詹姆斯·金奇(JamesKynge)在他的新书《中国震撼世界》(ChinaShakestheWorld)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是国内市场的严峻局势而非自身实力的雄厚逼迫中国的制造厂商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接下来的问题是，企业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建立国内市场继而实现全球化？我认为最重要的步骤是询问投资者希望得到什么？绝大多数投资者希望看到解决某些基本问题，而不是充满空洞热情的商业计划。譬如，你是否有一个构筑国内品牌的整体战略，而不仅仅是制订了一个销售计划？你是否制订了战略来建立足够强大的国内平台，以促进国际化的实现？请记住不论公认的国际化理论正确与否———即在进军国际市场之前必须完全占领国内市场———但你的投资者相信这些理论是正确的。你是否有一套公司治理的战略，来促使公司专注于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而不是短期的盈利能力？

　　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国际双重挑战。在国内遇到的困难是采取措施制定统一的国内标准，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和降低物流成本，包括发放全国性的货车运输执照、取消地方税，甚至是参考美国宪法中的商务条款———即将监管州际贸易的权利授予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在中国进行实践。总而言之，我说的是要改变游戏规则而不是修建更多的公路港口，是关于软件建设而不是硬件建设上。

　　但制度建设必须谨慎进行。正如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在他1994年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所言，改变规则———制度变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规则以及执行机制必须循序渐进地演进，而这对于国情复杂和高度分权的中国而言绝非易事。所以，“将那些在西方市场成功实施的政治经济规则照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国家，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私有化也不是万能药……”重要的是灵活性、学习能力，以及适应力。

　　中国在国际上的挑战在于：要让全世界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国国内经济是稳定的最佳保证。如各位所知，中国在美国有许多朋友。但是，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恐惧心理仍然非常严重，美国国会中的政治左派担心就业机会，而右派则担心国家安全。在中国正进行第二次经济转型之际，这些忧虑都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