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上梁，上梁山

肝胆俱裂

7月9日晚,兰州74岁的老汉阎政平用板砖在小区门口砸了14辆闯红灯的汽车。原因是小区门前有斑马线，而司机往往闯红灯，阎老汉自己“多次在斑马线上差点被撞死”，于是萌生砸车念头，意图用这种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老汉和板砖，已经成了热门话题，甚至成了某种正义的符号、另类的“公民表达”。

据时评作者五岳散人说：听说此事，他第一冲动是三个字——“砸得好”。（《东方早报》7月11日）有这种心态的恐怕不在少数，据某门户网站的调查，赞成砸车者达78%。大概我“脱离人民群众”久了，听到老汉砸车，我的第一印象是，砸车已经危害到公共安全。机动车在高速运动，老汉砸车可能导致车毁人亡；周围还有很多围观群众，万一汽车一头栽进人群里，那就是群死群伤。即使我认同阎老汉的“公民不服从”，或者异议表达的权利，我也无法认同这种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维权”。据我看严老汉的行为已经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此罪是“危险犯”，不需要有车毁人亡的结果，只要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即可构成此罪），而且砸车的经济损失应该在万元以上，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了。

但据《新京报》13日报道，警察却没有找过他的“麻烦”，并且派了警员到小区门前执勤。据我看，警察至少连续犯了三次错误：事先不在小区门口纠正违章，事中不阻止老汉砸车，事后不追究责任。可以说正是这种执法模式，造成水泊梁山式的“正义观”。社会正义本应是公共品，其提供者应是政府（警方），而不应是个人；因为个人来“维护宇宙和平”，弊大于利，只能是快意恩仇、水泊梁山式的正义。中国法家早就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的正义只存在在武打书里。

然而，从杭州的飙车门，再到上个月南京五尸六命的车祸，交通肇事渐渐成了中国舆论的焦点问题，公众表现出强烈愤慨，大有食肉寝皮的味道，在这个语境之下，砸车的梁山好汉式的正义自然得到追捧。其实，在社会矛盾相当突出的当下，车祸的肇事者，一旦被套上欺压百姓的公务员、霸道的明星、为富不仁的富二代的“妖魔化”符号，就成了舆论的起爆点。车祸往往超出事故本身成为公共事件，这里面掺杂着社会底层民众对社会公平的诉求。比如老汉在砸车时，周围民众就在不停叫好，而且司机下车来理论时，民众的起哄还吓跑了司机。

这种普罗大众对于车子的对立，其来有自。在民国初年，一位研究中国法律的外国学者注意到, 当发生车祸时，与事故本来无关的民众也纷纷聚拢，并表示不满，原来在帝制时代，车就作为特权象征与草根民众对立。在我们的传统文学中，香车宝马本身就有“反人民性”。这种对立的解决，必须依赖现代的法治和利益表达的民主机制，而不是靠梁山式的正义。

我相信媒体和时评作者，面对这个砸车正义，有着双重的禁忌——公共媒体绝不能鼓吹这种暴力行为，但也不能跟民意作对。所以砸车维权、恶性车祸作为公共事件，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范围，有赖于公平的社会制度、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法律领域内可做的是，填补惩治恶性交通肇事的法律空白，执行公开公正的事故处理程序，积极回应舆论的质疑。

五岳散人说：车祸频现的根源在文化层面、道德层面，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上梁”何指？恐怕就要读者诸君自己体味了。也许老汉砸车，民众叫好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上梁，上梁，上梁山”！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