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活：唐人街的中国老移民对我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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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英国，唐人街的中国老移民对我不屑一顾

　　飞机一直往西飞，窗外一望无际，一切好像都静止了,只有引擎传来的巨大的轰鸣声告诉乘客们飞机是运动着的。我坐在飞机经济舱后排左侧靠窗的座椅上，转过头往右边看，经验丰富的乘客们早已经戴上眼罩裹上毯子睡觉了，我又转到另一边，窗外依旧阳光灿烂，都已经飞了一半航程了，可前方依然布满了灼热的白光，眼睛眯成了细缝，才终于见到那藏在背后的骄阳。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久的白天，这时候中国应该是黑夜了，有些家庭可能已经熄灯睡觉了。

　　英国维珍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在天上飞了13个小时，终于将乘客们平安送到了伦敦希思罗机场，那是格林威治时间2002年1月25日晚上6：30。飞机还在机场上空盘旋时，我已是兴奋不已了，我终于朝着我的梦想跨出了坚实的一步，我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人才。

　　下了飞机，我跟着乘客们一起往外走，在闹哄哄的行李处找到了自己那个绿色行李箱，然后又是跟着其他乘客一起急匆匆的往外走。一路上，各种肤色的人或与我并肩前行，或与我擦肩而过，我喜欢这种国际化的感觉，这让我心潮澎湃，这正是我一直期待的。

　　不过，留学英国好像一开始就有点不顺。过机场海关的时候，欧洲人都径直过了关，而我和其他同机的中国人都得去防疫处接受防疫检查！我们在那里和一群一脸无辜的黑人及印巴人坐在一起，等待着检疫官的传唤。在那漫长的等待和中国人的牢骚中，我马上体会到一个很熟悉的词语，第三世界。是的，第三世界，这就是第三世界的待遇？一个半小时之后，终于轮到我交上在中国已经做好的免疫证明，检疫官是个中年英国妇女，仔细看了免疫证明之后，在上面盖了章。我叹了口气，总算可以正式进入英国境内了。

　　我又是匆匆忙忙拖着行李往外跑，不知来接我的郑老师是否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可惜通过了海关之后，在出口处我没有见到他，于是，我便按郑老师在Email里预先指导的，走到外币兑换处换了几个硬币，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然后又给他打电话。郑老师告诉我去机场大厅的出口处等他，他已经在路上了。

　　机场外面已是一片幽黑，雨下得很大，空气是冷飕飕的，但没有像在杭州那么冷。郑老师迟迟不来，雨却越下越大，在机场外面等车的人一个接个的被豪华轿车接走。

　　我焦急等待着，郑老师迟迟不来。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终于，一辆微型尼桑轿车停在了我的面前，车里出来一个中国男子，那居然是郑老师。郑老师是我在浙江商学院读书时认识的，当时他和英国G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理查德一同来我们大学访问，我在那一次见面会上认识了他们。真的很感谢郑老师，他在我申请留学的过程中帮了很大的忙，而且还在这么个大雨天来接我，并且后来分文不收。

　　一路上，雨一直没有减小的趋势，郑老师那辆小车上的刮雨器忙得气喘吁吁，发出很响的呱嗒呱嗒声。郑老师一边小心的开着车，一边向我简单的介绍英国的情况。一会儿，车开到一个拐弯处，郑老师右手微微向左指了一下说，那儿就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结婚的西敏市教堂。

　　透过布满水珠的车窗和昏黑色的雨帘，我顺着郑老师指的方向看去。幽黑的雨夜里，一个十分精致而又古典的教堂就静静的座落在不远处，层层叠叠的，但不是很高。这雨中的教堂，忽然让我想起了一部英国电影《无头骑士》，那电影里的气氛，也就是这样，天空总是阴黑的，下着雨，还有古老的建筑物，路上没什么人。

　　我们终于到了郑老师为我安排的住处，那是维多利亚式的排房，我住的单元是H街15号。我想这应该是战后修建的，我看过《英国史》，二战中伦敦的大量房屋都被德国人炸毁了，战后英国的工党政府修建了大量免费的福利房，我住的这一个房子，应该就是那时候建的吧。一会儿，房东开着车也来了，他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印巴人，瘦瘦的，说话时和中国人的英语完全不一样，他的舌头好像很短似的，舌头是卷着的，每个英文单词的发音似乎都没发到位，普嘟嘟，普嘟嘟的。我于是和他交流起来，他普嘟嘟的说着，还好，我都能听懂，不由暗暗的为自己的英语水平而得意。

　　房东带我们参观了一下这座房子。这排屋沿着山坡而建，砖瓦结构，上下两层，屋顶带着一排烟囱。里面的地板和楼梯都是木制的，地上都铺着地毯，屋前还有一个花园。屋内一楼是厨房，卫生间，客厅，和一个小客房，二楼则是三个卧室。我心里乐滋滋的，感叹自己居然也住上了这梦中的房子。

　　房东把我带到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小床，边上有个小小的写字台。他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小房间之后，告诉我这里还住着另外四个中国留学生，我的房租金是每周50英镑，水电费另付。郑老师后来补充说，这是这一地区最便宜的房租了。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郑老师带我去见G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理查德,
我送给了理查德一盒龙井茶。我是在读大四的时候认识了理查德和郑老师的，他们那时到我们大学访问，理查德向我们介绍G大学时，我很积极的发言，可能因此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离别时，我们约定在伦敦相见。

　　我后来很快拿到了G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得到了G大学送给浙江商学院两个奖学金名额中的一个。所以理查德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因为办签证的过程中耽误了很长时间，我到英国时，所要上的“银行与金融”硕士课程已开学两个多星期了。理查德知道了之后，告诉我说，那就等半年，你可以上下个学期的那个班。

　　拜见完了理查德，郑老师带我去了附近的一所语言学校注册。郑老师说，迟到了其实倒是件好事，这样可以有半年时间过语言关，到读硕士课程的时候就轻松多了。

　　这一天，我仔细的听周围英国人说话。不听可好，一听吓一跳，伦敦人的口音怎么这么个味儿，和BBC英语大相径庭，我几乎全听不懂，只听懂了You
Know You Know。

　　我住的地方，具体是在伦敦东四区的H街15号。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带，原来在伦敦属于“穷人区”，是外来的黑人和印巴人的聚居区。而据说，伦敦的富人区，则是在西伦敦和南伦敦。

　　在H街15号里，除了我，另外还住着其他四个中国人。

　　车宝峥,31岁，他是来自辽宁的鲜族人，来英国四年了，先在中餐馆工作了两年，后来与一个福建人合伙买了一家小小的外卖店。经过两年的辛勤耕耘，那本来濒临倒闭的外卖店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但成功后，他和合伙人却发生了矛盾，后来一气之下，他干脆将股份卖了，转而开始在G大学读本科。

　　李富通是来自广东的,25岁，在国内读的是广州某名牌大学的金融专业，毕业后，他先在家乡的银行工作了一年，后来又去了市政府工作，成了市长的三秘，半年之后，他又辞职来了英国，和我一样，准备读G大学的银行与金融的硕士课程。

　　刘佳是河北的,28岁，也是刚来英国，不过他在国内已工作了三年，还开过一个不成功的广告公司。据他说，在国内，如果没那文凭，你就进不了那个圈，如果进不了那个圈，你就会被排挤在圈子外面，那意味着你永远没有机会，所以他是一心一意来拿学位了。

　　王阳是北京的，27岁，他和刘佳是大学同学，比刘佳早来一年。现在已是读完了银行与金融的硕士课程，并且顺利拿到了学位。可是凭这学历，他在英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于是回国凭他父亲的关系在深圳市政府找了份不错的差事，可是工作了三个月，他很不满意，又回来了！

　　还有就是我，24岁，浙江商学院的本科应届毕业生，拿了父母全部的积蓄，也来到了这个热闹的英国。

　　第三天一早，我跟着来自广东的李富通,
去了伦敦市中心的唐人街。他比我早到一个星期,拿的也是G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过，后来我才知道那通知书是他花了一千多英镑找人办的，雅司也不用考。

　　唐人街位于伦敦市中心，在英国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后面，李富通告诉我，唐人街后面就是伦敦著名的红灯区Soho。唐人街英文名叫China
Town，直译成中文应叫中国城，而中国人则习惯了叫唐人街。伦敦的唐人街由两条街组成，这是英国华人世界的象征和活动中心，同时也是伦敦重要的旅游景点。唐人街里面几乎都是店铺，70%以上是中餐馆，另外还有超市，中药店，旅行社，理发店和杂货铺等。

　　到了唐人街，李富通马上就要去其中一家著名的中餐馆皇龙轩工作。李富通很幸运，来英国的第二天就找到了工作，因为他会说广东话。他告诉我，伦敦唐人街的中餐馆老板大都是香港来的广东人，员工和客人也大多都是说广东话的，所以，像我这样不会说广东话的人，找工作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李富通进了皇龙轩之后，我一个人在唐人街逛了两个小时。果真如他所说，这个唐人街好像是广东人的唐人街，唧唧呱呱说的都是广东话，偶尔还夹杂一些英语。我试着说普通话，这一下马上就暴露了我是大陆来的新人，那些中国人看着我，很有些不屑的样子。

　　中午，在一家便宜的中餐馆花了5个英镑吃了一个烧鸭饭之后，我按计划去了大英博物馆。在里面逛了半天之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个博物馆不应该叫大英博物馆，而应该叫世界博物馆。中国大清皇帝的龙椅，龙袍；还有曾经是给中国女人那三寸金莲穿的绣花小鞋，这些中国见不到的东西，竟然在英国见到了。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珍贵的历史文物，按地区分成不同的藏馆，美洲馆，亚洲馆，非洲馆，各个馆都存放不同地区的文物和艺术品。英国本土的文物，占博物馆的比列却不大，我这下完全明白了什么叫日不落帝国。在众多的珍贵文物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要数埃及的木乃伊，不过，这木乃伊之所以让我觉得印象深刻，不是因为它的神秘，而是它让我感到恶心。原来木乃伊是一具具被淘空内脏，裹上一层层纱布的尸干，那干瘪发黄丑陋的样子，简直让我把早饭都要吐出来了。

　　逛着逛着，我觉得困了，应该是时差的缘故吧，我还没有倒过时差来呢。英国比中国晚八个小时，所以这两天晚上我睡不着，白天却早早的发困。于是坐巴士回位于伦敦东四区的住处。没想到下了巴士之后居然迷了路。原来，英国的道路是没有固定方向的，不像中国的道路，不是南北走向，就是东西走向，英国的道路一般都是应势而修，走着走着，就会辨不清东南西北了。

　　我终于找到了个杂货店，用里面的投币电话机紧张的给郑老师打电话，幸好郑老师正要下班，他说让我等会儿，他来接我。一会儿郑老师开着那辆小尼桑来了，他说他还要去一下附近的中国人超市泗和行，顺便带我过去认识一下。

　　我坐在车上，跟着郑老师又晕头转向的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有绿色门面的中国人超市，郑老师介绍说这泗和行是东伦敦最大的中国人超市，中国人的日用品应有尽有，所以不必担心在英国买不到中国的产品。我仔细看了一下这超市，面积估计超过一千平方米，这里面的商品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不过，在中国一块多钱一袋的康师傅快餐面，这里的价格却相当于人民币十多块，这里的员工，几乎全是中国人，不过又几乎都是说广东话的。一会儿郑老师买了很多肉和蔬菜，我也买了一盒豆腐和一些肉，还有些蔬菜和水果，于是走出泗和行，郑老师开车将送我回家，到家时，天早已经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