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媳妇”张宁:在林彪叛逃后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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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一年初秋的北戴河，这块中央首长避暑的海滨胜地，从我九月七日到达那一天起，沿海几处浴场就冷冷清清的，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礁石和海滩，声音单调沉闷，带着一股寒意，给人一种苍凉感。

　　九月十二日以后，压抑的环境、诡谲的气氛令人窒息，处处显突出莫名的古怪：“林办”所有工作人员突然杳无音讯，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青霖也失去踪影，他们全都在一夜之间从我身边消失。我孤单地留在五十六号楼，形同软禁，不准外出。

　　那些原来对我亲切恭敬的卫士们变得冷漠无情，小院门口和路上增设的流动武装哨兵，只要我一出现在阳台上，监视的目光就不时地扫瞄着我。我曾试探着想走出小院，但一迈出院门，哨兵立即伸出胳膊拦阻道：“请回去，外面不安全。”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监禁我？


　　从九月十三日算起，这种莫名其妙遭受软禁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

　　北戴河的深秋很冷，海风和山风吹透了我单薄的衣着，冻得我瑟瑟发抖。我向身边的护士发牢骚，既然不让我回北京，为什么不增加点衣服和被褥给我。护士传话出去，不一会儿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八三四一警卫师副师长张宏，一个是在北戴河林家驻地担任值班警卫的八三四一警卫师X中队的姜队长。

　　



　　张宏对我解释：“克服点困难吧，不但你冷，我们也冷。现在中央有事，我们谁也不能离开北戴河。我回去看看，弄一条被子给你。”

　　姜队长接口说：“是呀，你看，我们张师长也只穿一件毛背心，我连背心还没有呢。”我好奇地打量他们，见他们一脸无可奈何地苦笑着，不像装假，

　　心里反倒发笑：中央出了什么事，连累你们也这般狼狈。

　　终于熬到十月下旬。一天，护士从外面跑进屋通知：“快收十东西，今天回北京。”

　　我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丢下手中正看着的书，整理起行装。所谓的行装很简单，只几件换洗内衣裤，往挎包里一塞，拎上就出了门。

　　刚跑出院子，就惊愕地愣住了：小路上，“失踪”了一个多月的“林办”二十几位秘书、内勤和内外勤警卫们一排地站在路旁，手上拎着简单的行囊，个个垂着头，神情沮丧。

　　这些往日很精神的人怎么变成了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李处长在哪里？不知怎的，心念一动想起了他，忙向队伍中搜寻。

　　他站在队尾，我的目光一接触到他，心头顿时突突猛跳，他负伤了！

　　一只胳膊缠满绷带吊在脖子上。林彪的贴身警卫处长负伤了！怎么回事？！

　　李处长目光与我碰触的刹那，情绪激动双目陡然发红溢出泪光，

　　我惊疑地急步向他走去。在我心目中，他是林家“总管”，林彪夫妇身边事无巨细都经他过“筛子”。换句话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要向他问个究竟，林彪夫妇在哪里？林立衡和张青霖在哪里？林立果又在哪里？为什么软禁我？这一切都要他给我答案。

　　“请你站到队伍里去。”

　　叫我站队？你凭什么命令我？我望着向我下命令的战士，没错，起先那声喊叫和这一声命令确是冲着我来的。再看“林办”的人，他们沉默地望着我，都不说话，我心中一片茫然。　　

　　走到李处长跟前，未及开口，他却先摆出一副互不相识的样子，冷漠地转身避开我，那张脸和情绪的一百八十度突然变化，弄得我张皇失措。我不理解地望向众人，“林办”所有的人都移开了停留在我身上的视线，或背身，或转头，一个个神情怪怪的，像是都怕我向他们问什么，都以明显的回避姿态对着我。

　　心中疑惑更加深重。举目四望，四周站着的那些荷枪实弹的八三四一战士，陌生的面孔严肃冷漠，他们的枪口和视线竟都是对着我们这一小队人。

　　我随着“林办”的人向一辆军用大卡车走去，以往“林办”凡有行动都是轿车出动，现在却是一辆破旧的卡车。我直觉上已感到我们像被押解的军事囚犯。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林办”的人怎会这么平静地接受这种待遇。

　　卡车驶进秦皇岛火车站，而不是山海关飞机场。我又纳闷，“林办”是林彪和叶群的工作班底，走哪跟哪，同步行动。林彪和叶群各有一架专机，怎会一改常例坐普通列车？

　　翘首四望，车站里根本没有林彪和叶群的专车，难道林彪一家在天上飞，甩下“林办”一大堆人在地上跑，还包括我这个被他们千挑万选弄来的准儿媳？我怀着满腔疑问上了列车。列车并不长，只有七八个车厢，警卫森严，到处是哨兵。中间一节车厢留给“林办”人员乘坐，又上来一批士兵，封锁这一节车厢前后门，人数超过“林办”人员二三倍。

　　在车上，“林办”的人仍然回避我，我独自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眼望窗外，所有的疑问既然得不到答案，干脆不去想它。

　　傍晚到北京，列车好像不是停靠在北京站台内，周围静悄悄的，站台上布满哨兵。总算到了北京，一个多月里天天盼望的，真的盼到了，可那种阴森森的感觉，又带给我深深的恐惧和不安。“林办”的人全数坐进一辆老旧的公共汽车，情绪上没有一点到家的喜悦。驶近西单马路，离林彪住宅毛家湾还隔两条马路，路旁出现了武装哨兵，气氛显得异常。进入毛家湾巷道，武装士兵更多，院墙下五步一岗，三步一哨，一派森严肃杀之气。心里不禁嘀咕：今天怎么的了，这些哨兵跑到院子外面站岗？林彪个性内敛，怎会让士兵到外面耀武扬威？

　　毛家湾大铁门隆隆启开，汽车驶进大院停在秘书楼前，“林办”的人顺序下车，都站在院坪上。

　　过来一个从来未见过面的警卫干部，示意我们往内院里去，神情极像办丧事的接待者，怪怪的。我坠入极度的茫然中，随着人群进入内院里的林彪正宅。

　　门口出现留守毛家湾的“林办”党委书记老王，大秘书老杨、老于，机要秘书小李。

　　北戴河与毛家湾两处秘书见面，彼此点头不语，表情谨慎沮丧。

　　老于没有坐到沙发上去，他就近选择了我身旁的一把椅子坐下去，双手习惯性地交叉在胸腹前，他也与众人一样，不与我打招呼，就像不认识。

　　我默数一遍，秘书、内勤、外勤、警卫、膳房师傅、花匠、水暖工、图表文书、外借来临时帮助工作的几位文史哲和军事教官，七七八八三十多人，一个不漏，全“林办”的人都到齐了。

　　通往正宅的走廊传来一阵脚步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出现在客厅门口。身后跟着几名军官，见到我们这群人，神色严肃中带几分好奇，直着眼瞧我们。

　　我暗自诧异，外人怎可以随便进出正宅？林彪一家住的正宅规矩森严似禁宫，平日除了秘书、内勤、内勤警卫可以走动外，外勤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不经传唤和允许绝不准跨入正宅一步。一般警卫战士更不用说了，连内小院都是禁区，只能在内院外面的大院里执勤。许多警卫和勤杂人员在毛家湾工作多年，外面人以为他们是林彪身边人，其实在院内工作期间连林彪的面也没见过。　　

　　王良恩是我的老上级领导，曾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军衔少将。

　　一九六二年调总政治部任职，“文革”前期才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之职。主任是汪东兴。

　　他走进客厅，逐一与大家握手，没有任何寒暄。走到我跟前时，大秘书老杨趋前向他介绍：“她就是张宁，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演员。”

　　“嗯，认识，我认识她。”王良恩握住我的手，脸上露出微笑，对我又似对在座的所有人说道：“年纪还轻，还有前途，不要背思想包袱！”

　　他的话令我大惑不解，直到此刻，我对发生的事变仍浑然不知，绝想不到什么事会牵涉到我的前途，背什么思想包袱？在当今千千万万中国人眼中，我的前途好得不能再好——林彪未来的儿媳妇，政治地位一步登天，红得发紫，虽然这门亲事不是我自愿的，但现实地位是谁都不可否认的。

　　面对“林办”工作人员——这些从全国部队里经过筛选，政治出身查过祖宗八代，业务水平一流的军队精英——王良恩“唉”地叹息一声，走向中间沙发上坐下后，挥手示意大家坐下。他打开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皮包，拿出一份文件，清了清嗓子，准备宣读。

　　他盯着文件，沉默着，没有读出声音。我看出来他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全场鸦雀无声，我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

　　“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中发第五十七号文件”，念到此，王良恩又停顿下来，再次清清嗓子，然后缓缓念下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

　　我没有再听下去，因为从开始对林彪改变称呼起，我的脑袋就如巨雷轰顶，恰似那晴天霹雳，一下就把我原本很脆弱的神经击垮了，我几乎昏过去，幸有那把大椅子为我遮掩，深深地陷在里面，没有人察觉我有太大的变化。

　　大秘书老于轻轻地帮扶着我站起身，我就势靠住他的胳膊走了几步，适应着脚下初生的脚踏实地的感觉。不要倒下去！不许倒下去！心里默念着，拖着沉重的身子机械地随着人移动。

　　“于秘书，文件说林彪逃跑了？叶群烧伤了？立果被捕了？”

　　于秘书对我每句问话都轻轻地附和着，不作任何纠正。

　　“立衡姐和青霖哥呢？他们一家人都关在一起吗？”

　　老于没有应声，却吩咐我身旁的林家老工作人员王老太太好好照顾我回房间休息。

　　王老太太陪我走进一幢新建的楼房，正是这幢楼，据说是准备给林立果和我置办新婚启用的新房。莫大的讥讽！我终究住进来了，而林立果呢……随后的日子，我暂时被囚禁在了毛家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