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馀英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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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时间12月5日，华府国会图书馆杰佛逊大楼大厅举行颁奖典礼，首位华人得奖者馀英时典礼后应媒体要求展示克鲁格奖章。(图片：中央社)

　　【明见网12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名华裔史学家馀英时先生近日荣获被誉为“人文诺贝尔奖”的美国克鲁格奖(Kluge Prize)，并于美国时间5日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获颁这项荣誉。同获此殊荣的是美国非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

　　今年76岁高龄的馀英时先生祖籍安徽潜山，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名闻学界，出版书籍30多部，被誉为当代世界级中国史大师。曾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他所获得的学术荣誉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等。

　　以下是大纪元今天专访馀英时先生的内容。

　　记者：馀先生您好，祝贺您获此殊荣。

　　馀英时：谢谢。另一位获奖者富兰克林很了不起，他是美国非裔历史研究的先锋人物，他的著作影响非常之大，整个黑人的公民运动，都跟他有很大关系。

　　记者：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奖项的宗旨，以及您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吗？您是主要因为中文著作还是英文著作而获奖的呢？

　　馀英时：这个奖的目的是奖励诺贝尔奖没有照顾到的学术领域，着重于人文部分，所以媒体也称之为“人文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只给自然科学，人文方面只有文学创作奖，而没有包括社会科学、哲学等在内的人文研究奖。

　　获奖应该跟中、英文著作都有关系。我主要从事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一些详细的研究主要是在中文中，在英文中通常是提纲挈领的说出个大概来。

　　记者：您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又是因这些研究而获奖的第一位华裔教授，获得美国主流学术界的肯定，您认为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馀英时：这说明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比较重视，美国社会没有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这是很好的事情。

　　这个奖项对其他学者可能起一个鼓励作用，会引起别人的好奇心，觉得研究中国的东西不是很偏。

　　记者：在美国，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学者多吗？

　　馀英时：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和思想的人才到处都有，而且非常杰出，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多得很。并不只是中国人才研究中国的东西，这一点大家不要忽略。这50多年来，美国对中国古代的研究有很大的成长。

　　没有这个大基础，我也不会被提名，中国的人文研究也不可能到得奖的这一步。我后来才知道，美国教授写信提名或支持我的可能比例很高。

　　记者：这是否也反映中国文化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在不断深入呢？

　　馀英时：是的。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始慢慢普及化了，程度也提高了。一个大学就有好几个教授研究和教授中国古代史，而且是极有成就的教授。

　　记者：东西方文化是否有共通之处？

　　馀英时：有很多。中国也讲究人权，讲人的尊严，中国跟西方并不是相反的，所有传统的文化都有共通之处，共同处多于分歧。

　　从19世纪末年，中国人就开始接受了民主自由，早年的知识分子都主张民主自由宪政。这些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点不冲突。中国没有机会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没有办法选举，只是靠武力打天下。人人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儒家学者看到西方可以不用武力夺天下，就觉得民主非有不可。

　　记者：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

　　馀英时：中国古代早就有对人道精神和人性尊严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一个整个的概念。中国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上最高的东西，就是道。我们叫道，外国叫上帝。只是不同的叫法，都是指的超人的世界。如果只是在一个层面上，只是饮食男女，那就谈不上道了。有了道，饮食男女才有意义。精神和物质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中国特色。

　　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还是有不少宽松的空间，否则伟大的文学创作便不可能出现，李白、杜甫的诗、曹雪芹的小说等伟大的作品又如何能出现和流传呢？

　　记者：您本人是否有信仰呢？

　　馀英时：我就信仰人生有道。正义、公平这些理念。宗教只是信仰的一部分，是不同的表现方式。

　　中国把人看成不只是一个物质的动物，而是有精神追求的，希望能提升生活的境界，名符其实的做一个人。内心不惭愧，对天不惭愧，这是一种基本原则，这个也包括宗教、道德、哲学。

　　记者：所以说，这种道的思想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做人的准则？

　　馀英时：是的。中国的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如果道只是一个念书人心中的观念，那就没有意义了，必需在生活中体现出来。西方人搞慈善事业，这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基督教的道，也是一样。

　　人就活几十年，生命短暂，要好好利用生命，要对别人有好处，产生积极的效果。不要害人，至少要做到不损人利己。这是最起码的准则。

　　也不能完全抹杀自己。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才，都可以有不同的发挥，大大小小都是才。

　　记者：获奖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馀英时：其实我觉得，获奖是一个结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很快就过去了。我得了奖现在还是照常回书房做事，这一个月吵吵闹闹的把我念书时间都耽误了。并不是我不看重这个奖，而是觉得这个奖只是个象征意义，过去就过去了。

　　如果陶醉于其中，那是很空虚的。得奖是个好事情，但不能太重视。

　　记者：这种心态是否也是您对“道”的体现？

　　馀英时：可以说这是我对道的体会。只能说我向往道，但不能说我做到了道，我很多地方都不足，我自己很清楚。

　　为得奖而活、为得奖而工作，是荒唐的。得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不值得特别重视。名与利都是很俗的东西。一天到晚沉醉于其中，那就不是一种好的生活境界。

　　记者：您对目前中国文化的现状如何看呢？是否存在对传统文化的迷失呢？

　　馀英时：一言难尽。中国文化正在变化当中，还没有定型。需要长期努力，一时改变不了。不好的东西会随着时间被淘汰。

　　一般人总是会被现实的东西所牵住，生活中没有时间的深度，在最现实当中混，没有时间深度就接触不到道，就只是在物质上转了。

　　记者：这种物欲是否是受中共党文化的影响呢？

　　馀英时：党文化是从苏联来的，不是中国的东西。不少激进的人希望借西方的东西废除中国传统以完成革命，那中国的东西就被牺牲了，但政治权力并没有持久性，例如，毛泽东一死，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了，政治生命很短促。我希望文化长期起作用，政治只是短时的。

　　记者：是否可以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或者国家其它事务的基础？

　　馀英时：是的。每个民族都有文化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灭绝的。而一个国家的兴盛只靠科技、经济那些立竿见影的东西，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文修养的部分。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岗位上工作，积极的不要做损人利己之事，那对社会整体就是大好事。中国儒家也讲，从家庭开始，从亲到疏，慢慢将关爱扩展，不是只爱自己家的人。孝顺自己的父母，也要尊重别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小孩，也要重视别人家的小孩。从基本的、生活中做起，先尽自己的本职。

　　记者：您的著作在台湾也很畅销。您认为台湾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如何呢？

　　馀英时：台湾跟香港一样，没有经过暴力革命，因此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多一些。整个大陆杀了无数人。香港受当时的殖民主义国家的保护，反而没有受到革命的冲击，没有发生杀人流血的事情。台湾也没有因为革命而杀人，也没有经过长期持续不断的暴力革命。

　　记者：您对中国兴起的孔子热怎么看？

　　馀英时：如果在精神上回归孔子，回向中国的道，那是可取的。如果别有打算，不是为了提升民族和个人的精神生活，而是利用孔子之名，达到其它目的，那就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记者：您是指官方吗？

　　馀英时：官方也有，民间学者附和的也有。现在中国没有一定的潮流，现在是乱流，正面的、负面的都有。其中也有不少人真关心文化问题，不可一概而论，暂且看看它怎么发展吧。

　　记者：现在外国人重视中国文化的潮流似乎更盛？

　　馀英时：其实最排斥中国文化的恐怕还是中国人，骂中国文化骂了100年，都是中国人开始骂的。外国人只是捡中国人的话来讲的。

　　我读过许多中国激进学人痛斥传统文化的文字，动机也许是为了改进社会，但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便觉得中国以前的文化都是现代化的障碍了。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是值得反思的。

　　记者：是否会“出口转内销”呢？

　　馀英时：这是有可能的，现在就有些转向。无论在大陆，或大陆以外，华人反中国传统文化、反儒家思想的气氛都在慢慢减弱。这需要长期努力。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大纪元的采访。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馀英时：谢谢。最后我必须说明∶任何文化的传统都有长久价值的部分和受时空限制的部分。长久价值是值得经过不断更新而保存的，受时空限制的部分则不断被淘汰而消失。这是一个自然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也是如此。

　　所以我并不主张保存所有过去存在过的东西，更不是主张中国文化传统应该原封不动，不随着时代的更新而获得新生命。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文化一直在推陈出新的演化之中。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到了唐宋以后已成为中国的佛教了，如禅宗、天台、华严三宗都是中国人创新的佛教了。

　　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也传到中国，受中国人的重视。“五四”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今天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了。只是怎样吸收“民主”和“科学”还没有完全解决好，今后仍需不断努力。

　　总之，中国文化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我的主要看法是：中西文化的中心价值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不必是永久冲突的。所以我决不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保守派。这一点希望读者理解。

　　(12/7/2006 11:58: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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