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后 再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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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七十年。这是并不算短的历史跨度，不仅微观上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例如当时的绝密函电陆续解密、当事人的回忆陆续问世，而且从宏观上看，足足有三代中国人，将他们的命运提供给后人，成爲重新审视“西安事变”意义的重要参照。

　　据多维社报道，记者在数年之间访问“西安事变”当事人的后代、海内外近代史学者和中共党史工作者，数度探访“西安事变”的重要场所如张杨指挥部、捉拿蒋介石的华清池、软禁蒋介石的高公馆，以感受当时的环境气氛，更深切地体会到一位学者说得好：有很多事，单凭自身显示其是非；有很多事，得靠空间判定其对错；有很多事，更需时间证明其正误。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固然无法预见数十年间或正或负的连锁反应、更无法对之负责，但是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不可能不预测风险、评估得失。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被多维记者问及的人，都不认爲张学良具备预测自身行爲后果的能力。正如张学良自己说的：“我这个人哪，怕过谁？我这么想了，就这么干了！”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曾说：“张学良晚年不去中国大陆，是他一生中唯一聪明正确的选择。”──换句话说，他一生中的其他选择都是错误的！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之一、东北军少帅张学良。（资料图片）

　　“不抵抗将军”呼冤

　　张学良晚年颇爲“不抵抗将军”这个称号忿忿，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明镜出版社）中说：“汪精卫落井下石，送给了他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但正是在对唐德刚等人谈话中，张学良再次澄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命令并非委员长蒋介石下的，而是他自己的决定。他解释，当时一厢情愿地认爲，打不还手，可以使日寇找不到藉口，避免扩大事态，取得列强同情和干预。“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在张学良看来，自己只是误判形势而并无“不抵抗”的意图，怎么能说自己是“不抵抗将军”呢？但是，人们说他“不抵抗”，是根据其“怎么做”而不是“怎么想”，他毕竟下令东北军不得抵抗。给他戴上“不抵抗”这顶帽子，难道冤枉他了么？

　　他这个“误判说”也遭到学者质疑：如果说北大营受攻击时以爲是日军的日常挑□，那么日军紧接着大举进攻侵占吉林、黑龙江呢，难道还会“误判”？打个比方说：被人踢了门砸了窗，以爲是邻里纠纷，忍了下来；但被人冲进来占了正房占厢房，打了孩子打老人──还会“误判”吗？

　　张学良确实太不可思议了，他在历史舞台上活跃的八年半（1928年6月到1936年12月）充满了戏剧性转折，这些转折放在别人身上得经过痛苦的蜕变，在他则是易如反掌：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发表“易帜通电”说：易帜（即改挂青天白日旗，东北归顺国民政府）是爲了反共。电文中说；共党横肆阴谋，流毒海内，“先大元帅（张作霖）“发讨赤之师”，与国府“反共清共相同”。但几年之后，同一个人，秘密接济红军，申请加入中共。

　　──1929年，张学良派军警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宣布收回“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导致苏联与中国断交，他的军队与苏军爆发三江口海战、满洲里、海拉尔等激战，被打得落花流水，东北军阵亡多达8千人。同一个人，1935年开完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到上海拜托刚从苏联回国的旧部李杜爲他介绍关系，寻求苏联援助。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热河危机日急时，他在北平酒、色、毒俱全，不思抗敌，只顾向中央要饷。同一个人，1935年之后，抗日言辞最激烈、态度最坚定，哭谏、死谏、兵谏……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在沈阳的官邸也被日军占领。（资料图片）

　　近年来学界（包括中国大陆学者），有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新成果，考证出了不少问题，例如扣蒋的动议究竟是谁提出？发动“西安事变”的具体时间？中共派出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代表究竟以谁爲首？蒋介石是否确实作出了承诺？等等。不过，由于中共所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规定，一般民众无缘得知，他们走进“西安事变纪念馆”，听到、看到的还是官方统一审定的标准说辞。

　　西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说：“从前有段时间，上级要求突出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后来又改了，要求尽量淡化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历史爲什么会被捏来捏去？自然是因爲现实的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