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最紧张的前夜 1969林彪第一个号令始末

mincheng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号令”
一直是林彪的罪状之一，但1980年两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理“两案”时，却没有将林彪“第一个号令”列入起诉书，因此，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林彪“紧急指示”发出时，正是1969年的秋天。这一年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

　　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8月13日，又在新疆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

　　为缓和两国紧张局势，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

黄永胜传达文件擅加拟标题给林彪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可是，柯西金回国后，苏联的主要政治人物却没有出面迎接，柯西金遭到冷遇。随后，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从文字上确认双方达成的谅解，被苏联托词拒绝。

　　多方信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中国驻东欧某国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苏联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

　　而这时，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建议自1969年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并说苏方已任命了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由周恩来审定的、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吕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建议改到10月20日开始。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

　　黄永胜传达林彪“紧急指示”时作“发挥”

　　1969年中共建政20周年，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惯例，这一年是该大庆一下的。没想到，节前一场罕见的冰雹，把已经装好的灯砸碎了许多，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

　　据知情人说，1969年的国庆游行是在内紧外松的情况下进行的。空军把一架直升飞机停在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空地上，以备情况紧急时保证毛泽东等人能迅速转移到指挥位置。

　　国庆节平安过去后，形势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紧张。根据“布拉格事件”的教训，尤其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10月5日，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

　　这次行动极其保密，除了报告毛泽东外，连周恩来都不知情。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

　　10月17日，林彪前往苏州。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前指机关秘密进入京郊战备工事。10月18日下午5时，林彪口授了四条指示。

　　10月18日晚8点左右，黄永胜叫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来一下。当阎仲川赶到黄永胜那里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已经就座。黄永胜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没有照着记录念，也没有分条条。只是把大概意思说了，不够连贯，他又作了一些解释和补充。阎仲川用保密本记完，问怎么传达。黄永胜说用电话说说就行了，在场的其他军委办事组成员谁也没说话，似乎并没把林彪的这个指示当成多郑重的事情。晚上9点半，阎仲川到了作战值班室，让值班参谋整理出一份电话稿。他想，这是我们开设前指以来第一个首长指示，就编成一号吧。这也是总参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要说编号也没错，加上林彪“第一个号令”’也没错。但是，阎仲川长期在广州军区工作，到总参的时间不长，没有在上层工作的经验。在广州军区可以做的事，在北京就不一定可以。如果电话稿整理后经黄永胜审阅签发，或许黄永胜会去掉那个刺眼的标题。但黄永胜连续几天忙碌，身体不适，服安眠药早早睡了。黄永胜办事比较粗糙，在广州军区时，阎仲川作为老参谋，经常帮他堵漏洞，先斩后奏的事也有过。这时，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有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应该赶快把林彪的指示传达下去。

　　经阎仲川整理的林彪“紧急指示”一共六条：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0）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日、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周恩来大为惊讶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时期，许多秘密是保不住的，不要说军事秘密。再说战备不仅是军队的事，地方也跑不了。于是，有的革委会主任便向地方作了传达。很快，林彪的“紧急指示”被连夜刷成大字报贴到街上，群众慌了，有个别省闹得很厉害。

　　事情很快反馈回来。10月19日的地方电报传到中央，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大为惊讶。他把黄永胜等人找去询问，特别提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作“第一号令”？黄永胜哑口无言，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也都无言以对，他们也不知道一夜之间“紧急指示”怎么就变成“第一个号令”。

　　晚上10点，黄永胜气乎乎地把阎仲川叫去，屋子里还是昨天那几个人，黄永胜大声说，你们昨晚发的那个电话稿，为什么叫“第一个号令”？谁是“二号”？阎仲川解释说那只是编号，是前指发出的第一份文稿，以后还发了二、三、四号。邱会作说，你们那个电话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不要编号，或者按照过去的习惯编号，用“参作字XX号”就好了。李德生也说，这个事情你们搞得可不好啊！可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谁也不好再说什么。

　　10月20日上午，黄永胜把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的电话稿拿去审查，又发现了问题。说林副主席指示是四条，怎么变成了六条？你们把我们办事组的意见同林副主席的意见都混到一起去了。阎仲川说明后，黄永胜没再说话，因为主要意思没错，也就算了。

　　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紧急指示”的问题，并对编号作了说明。

　　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标题不满

　　叶群也从苏州回到北京，参加了10月20日的会议。她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说到有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叶群完全理解错了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说这话时的情绪。汪东兴回忆，林彪的“紧急指示”先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批示，请主席阅。汪东兴拿着急件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脸不高兴，说烧掉。还没等汪东兴反应过来，毛泽东已经用火柴把传阅件点着了。

　　这就是说，毛泽东只是让烧掉，却没有计停止执行林彪的“紧急指示”。这似乎说明他是对“林副主席紧急指示”这个标题不满。

　　而阎仲川无意中加了个“第一个号令”，使毛泽东的不满达到顶峰。以后，周恩来问过毛泽东，知不知道林彪有一个“第一个号令”，毛泽东说，什么
“第一个号令”？我没听说过。以后，“第一个号令”很久没人提起，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一个号令”才被重新提起，阎仲川因此被隔离审查了7年半。其他问题都逐一排除了，只剩下“第一个号令”还迟迟过不了关。1973年，重病的周恩来请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总参党委作出决定，阎仲川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职休养。

　　10月19日那一天，是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最紧张的一天。远在苏州的林彪让秘书张云生不间断地与总参作战部电话联系。张云生对苏联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一步一报，直到中午过后，苏联谈判代表团的飞机在北京东郊机场落地，情况正常，林彪这才松了一口气。

　　至于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虽如期举行，但由于双方的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一开始就陷入僵局。谈谈停停持续了将近9年，代表团团长换了几任，始终未能达成协议。1978年7月以后，就无限期休会了。不过，自从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边界地区再未发生较大的武装冲突。（文/
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