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不许才子才女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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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各个级别的中共党委、政府、军队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撰写批判文章。中共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是其中比较吃香的一个，这个以集体名义写作的团体在主导政治文化舆论上呼风唤雨，它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呢？

　　什么人能进写作班子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1964年，与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是相联系的。从1960年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开始，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被调到北京钓鱼台，撰写反修文章，到1963年为止，总共写出九篇文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这可以说是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也相应中共中央的行动，要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成立《未定文稿》（口头称《内刊》）编辑部，另一手就是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直接负责。1964年4月，石西民在华山路丁香花园找叶以群和徐景贤谈话，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要求必须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成果、参加过批修战斗实践的。

　　叶以群当时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首先提出把文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调来，他们都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戴厚英（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陈冀德（上海师院中文系毕业）等人。

　　历史组成立的时间和文学组大体相仿，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

　　不许男女调情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比较松散。有一次汤大民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周原冰把写作班子的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

　　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张春桥就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

　　写作程序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定的，例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共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不得擅自批判；中共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

　　“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编资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几部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评论文章。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对照，看看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刊上关于影片《林家铺子》的评论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以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字本，标明“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子各组内部使用，并留出一部分由两个报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子以外的社会各界特约作者撰写批判文章。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选题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子各组自拟，有的是和文汇、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其他的配合文章。其中又分重点文章和配合文章，重点文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子撰写，配合文章除写作班子承担一部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的“左派”
人士写作。

　　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写作班子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阵的重要文章，分别由徐景贤、胡锡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

　　都用集体笔名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名称，是石西民起的。写作班子成立初始，正值中国开展学习雷锋、做毛泽东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子除了姚文元用真名以外，其他的人基本上都不用真实姓名，而是用集体笔名。文学组的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以外，写作班子各个组还用过很多笔名。从“文革”前的市委写作班子到“文革”期间的市革委会写作组，用过的笔名不下几十个。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这是从丁香花园搬到武康路，后来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

　　文学组有的文章要另起笔名，徐景贤建议说：“我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又写了另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谐音）。

　　因为写作班子一开始住在丁香花园，文章的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则用过“丁影”、“丁闻”、“丁葵”等名字。这些署笔名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人作进一步加工，直至最后定稿。所以那些文章现在很难分出是谁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