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57年跳楼自杀的张延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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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然而，“肃反”运动中的那些自杀者究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还是无辜含冤而死、死不瞑目，当时没有多少人去想------既不敢去想，也想不明白。至于那些自杀者，包括那个女大学生，为何如此坚决地放弃生的权利，我则是在自己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真正逐渐理解了的。

谨以此文

祭奠

敬爱的张延竹叔叔

祭奠

在1957年

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的

所有其他

蒙难者的亡灵

并祭奠

自1949年以来

多灾多难的中国土地上的

一切

屈死者的冤魂

1957年我十三岁，上初中二年级。那时的许多事情大都在记忆中淡忘了，但和“反右”运动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尤其不能忘记的是跳楼自杀的张叔叔。

张叔叔名叫张延竹，原来和我父亲一起，都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反右”前一年，即1956年，两人一同响应组织上支援东北的号召，由南开大学调到位于沈阳的东北财经学院任教；我们两家也就都搬到了东北沈阳。

刚到沈阳时真有点不习惯。那时沈阳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加上刚去东北不适应，到沈阳时正好又是十二月份，一片冰天雪地、天寒地冻，那种寒冷真让人感到受不了。沈阳屋子的窗户不象天津只有一层，而是两层的，两层玻璃上居然都结着一层白霜。人们外出时都要穿着大棉袄、棉猴（一种连帽的棉大衣），手上戴着手闷子（手指连在一起的棉手套），脚上穿着毛线袜或毡袜，外面套上垫着毡垫的大头鞋；一天下来鞋垫都是湿的，晚上临睡觉前要把鞋垫放到暖气上烘。男人头戴狗皮或羊皮帽子，女人头上围着厚厚的围巾，嘴上捂着大口罩，时间一长，眉毛上、头发上都会结着霜。那时财院的新宿舍还没盖好，学院暂时只分配给我家一间房间，我和哥哥只好去学生宿舍住，天天吃饭睡觉要来回跑好几趟，很不方便。最不习惯的是饮食：那时的粮食是按人按月定量供应的，大米、面粉称为“细粮”，每月仅供应一小部分，大部分供应的是“粗粮”，即高粱米、苞米面（玉米粉）。我家原籍江苏，张叔叔家原籍上海，过去不要说没吃过，甚至见都没见过，现在面对着高粱米饭、窝窝头，真有点难以下咽；而且，那时沈阳冬天没有新鲜蔬菜，人们只能靠自家挖的菜窖贮存些大白菜、萝卜过冬，我们两家没赶上挖菜窖，所以一冬天除了咸菜、大酱，几乎没有什么菜吃。那时，爸爸、妈妈总是想方设法给我和哥哥多吃细粮，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都是父母从自己嘴中省出来留给我们的。

虽然沈阳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天津，新成立不久的东北财经学院比起我熟悉的、绿树成荫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两校校园相连），各方面也都显得较简陋，但我对离开天津，离开熟悉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住宅区，却并不太反感。因为在我家离开天津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这片校园给我留下了太多可怕的印象。那一年多里，校园中到处都发生过自杀事件。我家周围，经常会发现自杀者的尸体：不是上吊的，就是投湖的。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路上，看见人们正从湖里捞上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尸体。她满身、满头发粘着泥沙、水草，弓着背、蜷着腿、紧闭双眼、两手握拳，可怕极了。听人们说，那是个大学生。呀，一个女孩子，读到大学多不容易，多让人惋惜啊！我想，她死时一定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我弄不明白，她以及那些自杀者们为什么要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难道还有什么比死更可怕、更痛苦、更难以忍受的吗？

成年以后我才找到了那时候自杀频繁发生的原因：原来那段时间中国正开展“肃反”运动，自杀者肯定是当时“肃反”运动涉及的对象。现在看来，所谓“肃反”运动所搞的，大部分是冤、假、错案，包括“肃反”的发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都是彻头彻尾的大冤案。当时中国在阶级斗争思想理论指导下所开展的一切有如“肃反”之类的运动，除了强化专制独裁统治权力外，其唯一的“业绩”，不过是造就了一批为专制暴政充当鹰犬和打手、不惜残害同胞、卖身投靠的政治投机分子。中国在制造残害自己同胞的政治投机分子上的水平和业绩的确是举世无双、世界一流的。历次运动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自绝于党和人民”，不能不说正是那些政治投机分子在“伟光正”领导和指挥下立下的汗马功劳。

然而，“肃反”运动中的那些自杀者究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还是无辜含冤而死、死不瞑目，当时没有多少人去想--
----既不敢去想，也想不明白。至于那些自杀者，包括那个女大学生，为何如此坚决地放弃生的权利，我则是在自己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真正逐渐理解了的。但那个时候，正读小学的我自然是什么都不懂，只感到害怕。看到女大学生尸体以后的很多天里，吃不下饭，睡觉总做恶梦，晚上不敢出门，对南大、天大这两个风景优美的校园充满了恐惧。现在终于能离开这个给我带来可怕梦魇的地方，自然松了口气。

刚到东北财经学院的时候，我父亲已五十多岁了，张叔叔才三十多岁。父亲经常夸张叔叔既有能力、又有魄力，说他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在我眼里，张叔叔也的确是个非常优秀、几乎完美无缺的长辈。他中等偏高的个子，长得有点清瘦，皮肤白白净净的，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但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透露出睿智和自信。从他的穿着和打扮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在任何事情上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人。我父亲一向不修边幅，衣着上更是随便；而张叔叔却很注重自己的仪表：他的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衣服不但特别地干净整洁，熨烫得平平整整，而且样式别致得体。他很有风度和气质，讲起话来温文尔雅，但思路严密、条理清晰、简洁明了。我猜想，学生一定很爱听他讲课，而且学习成绩一定很好。从外表和说话方面初看起来，不熟悉张叔叔的人似乎仅能发现他的书卷气；然而我父亲却夸他有魄力，也许，这是只有真正了解、熟悉他的人才能感到的一种内在的思想的力量吧。

那时我父亲和张叔叔都是教研室主任。可是我父亲的主任纯粹不过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我父亲不是党员，而副主任是党员，实际上一切都是副主任说了算。有时系里假装来征求意见，不过是走个形式。其实我父亲的意见什么都不顶，说了等于没说。把我父亲安排成主任，也不过是因为是学院向上级要求充实科研和教学骨干及有经验的专家，组织上才决定将我父亲和张叔叔支援来东财的，不做做样子说不过去。所以，一来二去我父亲就干脆什么事情都不再表态。

也许是新建校的原因，或者和当地的文化基础和传统有关，东财和南大有些不大一样的地方是，学院的文化和科学的氛围较薄弱。这里大多是部队转业来的干部，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多，资深的专家教授尤少，象我父亲这样由国外留学归来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且从国外归来似乎竟然成了一种污点和问题，由于出过国的人在东财特少见，这种污点和问题就越发醒目，越发显得突出和严重。那时专业水平并不受重视，出身和政治面貌才是关键。学院的许多干部不但以党员自居，而且以工农干部、大老粗出身自诩，或以来自部队、参过军为资本。非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吃香，而且业务越拔尖反而越受冷落，甚至受排挤、受怀疑。我父亲虽说是放牛娃出身，但因为年轻时得到美国在华教会帮助和扶持得以读书上学，又去美国留了学，所以表面上虽暂未挨整，但也不被信任（很多年后才知道，组织上给我父亲档案中塞满了黑材料，也因此压制了我们子女一生的前途和发展）。学院的党员干部业务外行，又要说了算，而且往往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张口闭口用党的意见和决定压人。我父亲常常不赞成他们的意见和决定，可从不当他们面说，经常是等副主任来我家传达了指示走后，我父亲才开始叹气、发牢骚。妈妈总数落爸爸窝囊，有不同看法不敢当面讲。可父亲却说：“你们懂什么！”还是我行我素，什么也不说，什么意见也不提。现在看来，他对这个政权的本质看得恰恰比我们透。

有一次派出所通过居委会召集各家各户开会，妈妈参加会后回家说，派出所警察在会上含沙射影、声色俱厉地讲，有些人不要自以为是什么美国康乃尔大学留过学的，那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大学，贩卖的都是反动货色，要好好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检查、考虑自己的问题。这不是明摆着说我父亲吗？妈妈回家后很生气，可是父亲听说这事后只是苦笑着摇摇头，什么都没说。但从那以后他在外人面前话就更少了，也更不发表什么意见、看法了。

有时听爸爸、妈妈议论，得知张叔叔就不象我父亲这样，而是敢作敢为、敢负责任，不但对教研室的工作进行了很多改革，实施了很多新举措，而且对系里工作还提了许多建议。所以我父亲这边的教研室象一潭死水，而张叔叔那边的教研室却生气勃勃，因此他在教师和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听说上级还可能提拔他为系副主任。我父亲虽然不学他那样做法，还是一如既往地窝囊，但从说话里可以感觉到，他对张叔叔评价很高，极为赞赏。我也觉得东财能够挖来张叔叔这样的人才真是幸运。

记得分到新住房后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张叔叔家串门，我都有点惊呆了。我父亲以往没有什么积蓄，虽然过去在国内外写过很多书，但由于1951年才回国，属于以往没有工龄的，勉强定了个最低级教授，现在每月工资紧巴巴的刚够日常开销。所以我家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摆设，除了铁床以外，就是几张简陋的桌子、几把椅子，而且还都是借学校的。而一进张叔叔家，他和阿姨就把我们让进一间布置得十分富丽典雅的会客室。靠墙摆着一长排在那个年代家庭还不太常见的沙发，沙发靠背和扶手上蒙着洁白的方巾；茶几上摆放着精致的茶具；墙上挂着名人的山水字画；另一面墙摆放着一排玻璃书柜，满书柜的书籍透露出家庭的文化气息；几盆盆栽给房间更增添了生气和情趣。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接触和感受过的具有很高格调、档次的环境，让人感到好象进入了电影或小说里的场景。

张阿姨也是一个非常出众的女性：既漂亮又有气质，说话软软的、柔柔的，特别好听，年轻时肯定是个美女，一看就知道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出身于名门，属于秀外惠中的大家闺秀那种类型。我们一进门，张阿姨就张罗着给我们沏茶倒水，又拉着我妈妈一起坐下问长问短地聊天。我心里奇怪的是，张阿姨这样一个看起来出身于不一般家庭、过去肯定享受过高档生活的女性居然也这么能干，把家庭治理得这么整洁、温馨。

张叔叔和张阿姨叫出他们的几个孩子来迎接我们。张叔叔家有三个小孩：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两个女孩正在上小学。他们都穿得很漂亮整洁，非常有礼貌，皮肤也都象张叔叔和张阿姨一样洁白而细腻。尤其是张叔叔的大女儿，长得特别好看。她大概比我小两三岁，梳着前面带留海的短发，穿着红色的裙子，说起话来声音甜甜的，笑的时候更加迷人，好象连眼睛都会说话。她一边向我父母和我叫着“伯伯”、“婶婶”、“哥哥”问好，一边拿出他们自己的糖果来招待我们，然后招呼起弟弟、妹妹静静地坐在一边听大人们说话。一看就特别有教养、特别懂事，而且特别有个姐姐样。

她问我：“看不看安徒生童话？”然后将书轻轻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眼睛注视着我，眼眸清澈明亮，带着信任与关切，象一汪澄碧的湖水，长长的睫毛如西子湖边微拂的柳丝。我不禁小姑娘似地红了脸。

说实在话，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过象她那么美丽可爱的女孩。不但在那次去张叔叔家做客之前未曾见到过，就是在那以后很多年也都没有遇见过。她不但长得秀美可人，而且活泼大方、聪明伶俐、温柔而善解人意，尤其是良好的家庭和教育环境赋予她的那种高雅气质，是我以往所有的同学和邻居家孩子都不具备的。我在我家三个孩子中最小，我很羡慕那些有妹妹可以关心、可以保护、可以疼爱的男同学，所以往往对可爱的小女孩情有独钟，而这次更是心灵上真正强烈地被震动了。从张叔叔以及他的家庭和孩子那里，我感受到了什么是高雅，什么是格调，什么是魅力，也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家庭的和谐和甜蜜，仿佛对人生都有了新的感悟，突然觉得，在一天从早到晚的吃饭、睡觉和淘气、玩耍之外，还应该有点什么。虽然那时我不会说什么哲理性的词语，也不懂得其中更深层的含义，但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自己人格和层次相比之下的委琐和低下，进而产生了一种自叹不如的羞愧，并激起了要奋发图强、急起直追，提升自己境界的欲望和冲动。这也正是促使我后来刻苦钻研，学习成绩突飞猛进，而且成为在文学、音乐、美术以及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展的、令同学羡慕的出色学生的原因所在。

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一场无法抗拒的可怕的灾难正在悄悄地降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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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到张叔叔家做客后不久，学院里就开展起了帮共产党整风的“大鸣大放”运动。开始，教工食堂和学生食堂门口出现了大字报，后来，大字报越来越多，校园道路两侧立起了杆子，上面拉上苇席，专门用来贴大字报。一时间，校园里摩肩接踵、人头攒动，挤满了看大字报的人。

我那时并不懂得也不感兴趣什么“整风”、“大鸣大放”之类，但由于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张贴大字报的校园，所以免不了也看上两眼。大部分大字报的内 容我不懂，但有的我还是能理解的。譬如说批评“外行领导内行”的大字报，写有些仅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的党政干部却要指挥教学和科研，指挥大学教师，搞得人 们哭笑不得，使教师无所适从。联想到有些干部、领导来我家颐指气使指挥我父亲的情景，我觉得写得很符合实际，很容易就产生了共鸣。

印象颇为深刻的是署名“京戏迷”的一群作者写的名为《新编京剧------裙带风》的大字报，上面罗列了上至校党委，下至系党总支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 由于领导干部的关系，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学院占尽肥缺的种种现象和事实。有一天放学经过“京戏迷”的大字报的时候，我偷偷用毛笔在大字报下面七 歪八扭地写上了：“坚决支持京戏迷批判官僚主义的正义行动！”一行小字。回家后我把写字支持“京戏迷”的事说给父亲听，父亲只“嘿嘿”笑了两声，什么也没 说，当然也没责怪我，到是妈妈还给“京戏迷”的大字报补充了好几条内容。当然，“京戏迷”们后来无一例外地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遭受批斗，甚至被劳改， 但学院后来的“反右”运动中那些打手们可惜始终没抓到我这个小“京戏迷”、“右派分子”的同党。

学院的“大鸣大放”究竟怎样开展的，我其实并不清楚，父亲回家也很少提及。我还是每天上我的学，上学、放学路上还是顺便看看大字报。没有想到，风云突变： 一下子，给党组织提意见的大字报几乎都看不到了，铺天盖地的都是围剿、批判他们的大字报，而且火药味很浓，把提意见的人说成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啊！在 中国这是最严重的罪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提意见怎么就是反革命？怎么就是犯罪？再说他们的意见提得有道理呀！可是，这是连大人都想不明白的事，更何况我 一个小孩子怎么能明白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叔叔突然出事了。

那天早上，我正要上学，有几个学生来说，张叔叔从图书馆楼上摔下来了，现在已被他们送往医院，可能够戗了。妈妈立即赶去张叔叔家。

中午放学我没心思看大字报，匆匆赶回家。妈妈陪张阿姨去医院看张叔叔没有在家。我从父亲那里仅仅了解到，张叔叔从图书馆八楼跳楼自杀了。

这消息对于我无异于晴天霹雳。学院的图书馆是新建的一栋八层楼。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带电梯的楼房，八层基本就是最高的楼了。图书馆楼内有一处楼梯是 盘旋修建的，盘旋上升的楼梯包围中间有一个正方形的垂直空间，直上直下，从八楼直达一楼。那个空间的水平面积很狭窄，几乎仅一米多见方；而垂直距离足有几 十米。以前我和小朋友去图书馆里玩捉迷藏的时候，曾经跑上八楼从楼梯顶层空间扶着栏杆往一楼张望过，只觉得头发晕、腿发软，脚下地面好象都在摇晃。一层的 地面是水泥的，发着青幽幽惨淡的光，从八楼望下去，很是阴森恐怖。张叔叔竟然就是从这个空间纵身跳下去的。天哪！不要说从顶层摔落一楼坚硬的水泥地面必然 粉身碎骨，就是周围的钢筋水泥楼梯和栏杆也会把人碰撞得体无完肤啊！张叔叔怎么会跳楼自杀呢？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啊？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下午上课我都没有心思听进去，下午放学回家直至吃晚饭妈妈仍未回来。

妈妈是后半夜回家的，她一天都和张阿姨在一起。听妈妈说，张叔叔是早上六点来钟一个人出门的，那时张阿姨刚把早饭煮好，孩子们也刚醒，大女儿正在刷牙，她 正要帮小弟穿衣服，没注意张叔叔竟然没吃早饭就一个人走了。后来，还是去图书馆晨读的学生发现，他已经倒在一楼的地面上了，于是七手八脚把他送去了医院。

妈妈和张阿姨进到病房时，只见张叔叔已经人事不省，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张阿姨悲痛欲绝，她两眼噙满泪水，攥着张叔叔的手，凄惨地说：“老张，我来看 你来了。。。。。。”可是，张叔叔再也没能够睁开眼睛，也没有能再说一句话，没有能再看一眼他深爱的妻子、儿女，最终在昏迷中捱过了几个小时，就这样默默 地、无声无息地走了。

关于张叔叔跳楼的原因，从爸爸和妈妈的谈话中我大致听出来。原来，前一段时间，张叔叔和那些写大字报给党组织提意见的人在一起碰头议论过，现在被说成是组织反党小集团、开黑会，被逼交代问题、并勒令他揭发检举。

我想起来，几天前我放学路上遇见过张叔叔，见他正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某个叔叔说话。他的脸色惨白惨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白得都有点吓人。那时我还以为张叔 叔病了呢。父亲听了我说的情况，对妈妈说：“是啊，延竹既然选择这一步，就不会是当天临时想不开的一时冲动，看来他好多天前就已经下了死的决心了。”

可是那时我不懂，张叔叔到底为什么要自杀？生命这么宝贵，他又是那么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热爱他的家庭和妻儿，难道就因为挨批判就什么都甘愿丢弃掉了吗？

这是对人生的彻底绝望啊！是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对人生彻底绝望呢？

没有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没有以“反革命”的身份被以整个国家的名义打入另册，亲身经受过中国政治运动的摧残、折磨，感受过被“无产阶级专政”所 专政的滋味、尤其是没有亲身被那些党指挥下的“革命群众”疯狂地批斗、凶恶地殴打、肆意地侮辱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什么叫做“生不如死”、“万念俱灭”的 感觉的。当现实已经无法留恋，甚至现实已经比地狱更加可怕的时候，选择地狱也许到是一种解脱。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然而这句话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有谁读过天津作家杨显惠写的报告文学《夹边沟记事》，了解 了1957年冬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三千名“右派分子”如何被遣送到荒无人烟的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最终在非人的生存环境中活活饿死的惨剧，那么就不再会相 信这句话所说的道理。

55年“肃反”运动，张叔叔和我父亲所幸躲过了，没有成为南开大学湖中的冤魂，我才刚刚庆幸我们总算脱离开了那个可怕的环境。然而，还没等紧张和庆幸相混 合的心情平静，57年“反右斗争”的厄运就扑向了张叔叔。我父亲好不容易在“反右斗争”中逃脱了，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过九年后的文革。除非你卖身投靠、充当 丧失了人格、良知和灵魂的鹰犬，这个邪恶的政权，对只要是还存在正直的、有独立人格和主见的知识分子，它是一定要将你扼杀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生活在这个 专制暴政下的善良的人们，正如一句歌词所唱：无路可逃。

我不知道，甚至我都不敢想，张叔叔在跨过图书馆八楼楼梯栏杆，纵身往下跳之前的一刹那，他都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这究竟应该称之为勇敢呢，还是应该称之为懦弱？这究竟是一种抗争呢，还是一种逃避？

他就这样死了。死得默默无闻、了无声息。咽气时，除了张阿姨、我妈妈以外，病床前没有一个同事，更没有一个领导。

张叔叔的后事是我妈妈帮张阿姨料理的。听妈妈说，由于单位没有派人，缺少人手，搞得非常仓促、简陋。仅给张叔叔买了套新制服、一口薄皮棺材，就匆匆埋葬 了。入棺前，是妈妈帮张阿姨给张叔叔穿的衣服。由于手臂和腿脚都摔断了，象煮烂了的粉条，裤腿和衣袖无法穿进去，所以最后只能勉强胡乱塞进去了事。过去， 张叔叔在任何事情上，包括穿着上，都一直喜欢精致和完美，然而他的人生的结束，却只能这样无奈地以胡乱凑合而告终。下葬的时候，既没有花圈，也没有挽联， 更没有悼词，只有我妈妈陪着张阿姨和他的三个年幼的孩子------张叔叔留给世界的他的唯一的亲人，四个相依为命的孤儿寡母------来同他告别。因 为张叔叔是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和人民”，所以单位不发抚恤金，今后也没有任何补助或劳保，就这样永远被财院扫地出门。

他就这样死了。当年的东北财经学院已经变成了辽宁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的一部分。当年的教工今天大都已经作古；然而即使健在，又有谁还记得或愿意提及张延竹 这个名字呢？更不要说那些曾经决定、指挥和参与批判他的领导及同事了。至于这两所大学今天的师生员工，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学校曾经有过一个名叫张 延竹的教授；两所大学的校志、校史上当然也不会记载张研竹的名字。

由于张叔叔跳楼的时候“反右”斗争刚刚开始，但尚未正式给“右派分子”戴帽子，所以张叔叔不算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因此也就不属于后来被改正的范围，当然也就无法享受平反的各项政策。

但是我始终觉得，张叔叔在跃过栏杆的那一刻，真的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的。诚然，他或许的确是没有力量去直面残酷的政治斗争，但他却是在用他人生的最后 一跃，维护他心中美好的理想和憧憬；以生命的破碎、断裂，去保存心中完美的神圣殿堂，而使之免受玷污。他无力去同整个国家机器抗衡，但是他是在用他的一 跃，在向严酷的、非正义的现实义无返顾地说一声------“不”。

是的，张叔叔绝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甚至都不如天空中一闪而逝的流星
------他的生命没等真正点燃就已经熄灭了。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有骨气的清醒者和强者------宁可放弃生命也不向强权低头，也绝不改变自己高洁的品格。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和平凡，才书写和流传下了我们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

有一天，我听见妈妈问我父亲：“他们那些人碰头研究写大字报的时候没找过你吗？”

父亲回答说：“找了，可我没参加。”

“那后来组织上知道不知道？”

“组织上没找过我，我也没交代，看来是不知道。”

在当时中国那种政治气候下，即使没有直接亲自动手写“反党”大字报，仅凭被“右派分子”信任过、联络过，而且竟敢不揭发、检举、交代，都足以成为也戴上 “右派分子”帽子的理由。更何况后来各单位划分、确定“右派分子”是有人数比例和任务的。除了卖身投靠的政治投机分子主动充当打手以外，当名额凑不够的时 候，也很容易发生人人自危、乱斗乱咬的情况。

然而，包括张叔叔在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所有同事，也都没有检举、揭发我父亲，从而使我父亲躲过一劫。那么，也可以说，张叔叔是用自己的毁灭，避开了残酷的检举、揭发、交代，切断了追查的线索，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无辜者的毁灭。这难道不正是他的高尚之处吗？

张叔叔的去世，使张阿姨母女四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绝境。张阿姨只得匆匆处理了家具，带着三个孩子离开沈阳去上海投奔娘家。从此，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也未曾有过他们母女四人的任何消息。

父亲常常在家里念叨：“哎呀呀，真没想到，研竹居然也是一点积蓄都没有，现在他一走，孤儿寡母的可怎么过啊！”

我不知道，张阿姨和小妹妹、小弟弟们后来是怎么过的。但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没有正义、公平的社会里，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穷无尽的磨难。

我想起了语文课本上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我不知道张阿姨为了拉扯大几个孩子，是否会去扫马路、倒马桶、当女佣、去街道小工厂打工。。。。。。，是否会变 得两眼布满血丝、眼角布满皱纹、两手布满老茧？然而，《项链》中的女主人公不过仅仅是承受的经济上的压力，而张阿姨却还要承受着更加可怕的政治上的压力 啊！

我更加怀念张家的大女儿，那个可爱的小妹妹。每当想起她，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安徒生童话》里的《海的女儿》中的那个美丽、善良的小人鱼。我能够想到， 作为一个“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准“右派分子”的后代，她的人生道路上将会有多少屈辱、坎坷和荆棘。而作为一个失去了父亲的、残缺不全的家庭的长女，为了帮 助妈妈照顾更加年幼的弟弟、妹妹，她的羸弱的身躯将要承受更重的负荷，将会作出更多的牺牲。一想到弱小、稚嫩的她会怎样饱受社会的歧视、讥笑、排斥、打 击，我的心就在流血。

在我整个学生时代以及毕业以后的很多年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不幸的家庭，没有忘记我心目中那个可爱的小人鱼。我曾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以后去 寻找他们、帮助他们。然而，我却无法如愿：从张阿姨和小妹妹、小弟弟们离开沈阳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生活的折磨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没有停歇过--- ----

58年“大跃进”，父亲和我分别随各自学校下下乡劳动，搞深翻；59年“反右倾”、“拔白旗”，我和父亲分别在各自学校检查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白专道路；59年末至62年大饥荒，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仅供应几片发霉的地瓜干，我妈妈没能熬过去，四十多岁就去世了；
61年，我的高考成绩虽然在沈阳和学校名列前茅，但因父亲档案中的黑材料，大学不敢录取，差点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好容易进了大学，我又成为白专道路典型在 学生中做检查；64、65年，父亲和我只能放弃各自的学术研究和学习，随学校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65年末，未及“社教”彻底结 束，又只得投入文革的前奏--------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66年，文革正式爆发，我父亲被打成“美国经济特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 威”，被斗得七死八活，而我因不承认给父亲强安的罪名和“攻击文化大革命”成为“反革命”，于68年遣送黑龙江北大荒伐木劳动；几乎整个七十年代，我都顶 着“攻击中央领导”、“反革命”、“516分子”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在一个破旧的民办学校当代课教员。。。。。。

我不知道张阿姨是否仍健在，也不知道张家的妹妹、弟弟们现在过得怎样，但我希望他们要牢牢记住自己亲爱的丈夫和自己亲爱的父亲是怎样死去的。永远都不要忘记！

我能够感到宽慰的，是我今天的思想认识已经超越了当年的张叔叔和我的父亲。我比张叔叔和父亲更清楚、深刻地看清了这个邪恶的党、邪恶的政权的罪恶本质，从 而绝不对它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不再会象张叔叔们那样，满怀期盼地提意见，苦口婆心地劝说专制暴政“改邪归正”。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恶党的本性是绝 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的。为了张叔叔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千千万万个弟弟、妹妹们不再经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不再生活在恐怖之中，必须彻底揭露专制暴政的反 民主、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唤醒最广大的民众。因此，我将和海内外一切正直的、有良知的、有责任感的民主志士们一起，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为开创 中国的美好、光明的未来而奋斗不息！

张叔叔：您安息吧！中国的历史一定会有改写的一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