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要整知识分子？

jiasongyun

毛泽东为何要整知识分子？这是被人多次论述、早不新鲜的老话题。不过，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认为他是因为早年在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和北大旁听生时受到了知识分子轻视所致。笔者研究毛泽东多年，对其人其事了解甚深多，故对此结论一直不敢苟同。

之所以有此结论，主要的依据是散见于《西行漫记》中老毛与斯诺的谈话和相关的个别传说。如“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话。”再如，当主编《新潮》杂志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一次在图书馆讨论时，老毛想加入他们的讨论，情不自禁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受到冷嘲热讽。散会后，傅斯年经范文澜提醒，说毛曾在《新青年》年发表过文章（指《体育之研究》），傅才与毛礼节性地握手，表示歉意。又如，毛旁听胡适一次演讲时，举手提问，大约是胡听不清毛的湖南腔或许因为他是旁听生，并没有回答他就继续演讲。临别时，胡同在座的、包括毛在内的人握手，却一句也没有提刚才发生的事。

以上事例有没有？我相信基本是事实。但是，我认为这不是老毛在北大交往过程中的主要事实，也不是造成老毛对北大知识分子、乃至全国知识分子偏见的主要原因，更不是老毛由此埋下整知识分子的主要心结。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见诸当事人的文字记录，足以说明老毛在北大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冷遇，并没有受到大知识分子的排斥。

当其恩师杨昌济将毛介绍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希望进北大作旁听生时，在蔡询问其学历过程中，毛谈到读过蔡翻译的德国哲学家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这本书，老毛曾细读数遍，作过一万二千字的批语。蔡对毛就该书的心得报以肯定和赞许的目光。也正因为此，毛才被批准为一名旁听生。要知道，作为师范生，当时要进北大，按规定必须先读预科，预科毕业考试合格后，方能入北大为正式生。当毛为解决吃饭问题手持杨昌济介绍信找到北大教授、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希望有一份刷黑板、拖地板的工作时，李笑道：“堂堂师范生做清洁工未免大材小用了！”便报经蔡元培同意，做了月薪8元的图书馆助理员（毛次年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正式任教的月薪也只有8元）。此外，据萧三回忆，毛同萧还访问过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大知识分子，并同陈独秀有过深入的个人交谈，聆听了这位北大文学院院长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任何人都大”（见《西行漫记》）。毛参加了“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学术团体，参与了王光祈、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工作；应蔡元培之邀参与了“华法教育会”赴法勤工俭学计划的起草。就是曾经拒绝过老毛提问的胡适，也应邀出席了老毛组织的在京新民学会会员的座谈，解答他们的提问，并在家接受过毛的拜访。就连毛后来在湖南创办的“自修大学”也是由胡适取名的。这些在胡的日记中有文字记载。在毛1918年8月19日到京至1919年3月
12日离京赴沪的近七个月的交往过程中，他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邵飘萍、邓中夏、陈公博、谭平山、张国焘、康白清，段锡朋等等一大批老师和同学，并同李大钊、邵飘萍、邓中夏、谭平山等人建立了较深的友谊。李大钊甚至认为毛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这些交往不仅没有遭到冷遇，而且效果也是显著的。老毛、萧子升、蔡和森组织的湖南学子勤工俭学的活动，得到了蔡元培、李石岑的热情支持，并将掌握在湖南旅京人士熊希龄、范源濂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出来；杨昌济还通过其老友章士钊出面组织义捐，筹款两万元，一并全部资助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之用。这为各省赴法学子所仅见。关于这段北大经历，毛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中有如此总结：“在北大我有两大收获，一是认识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李大钊）先生，并通过您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二是参加了许多有意识的活动，学到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才干。这对我将来的人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北大给我的精神财富，真是终身难忘啊！”

可以肯定地说，老毛在北大的收获远远大于他的不愉快经历。因而，将其在北大的不愉快经历视为其后来整肃知识分子的原由，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那么，老毛为何要整知识分子呢？一言以蔽之，是出于其夺取江山和巩固毛式天下的需要，是极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老毛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偏见，也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在其整肃之列。纵观老毛一生，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要将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忠诚其事业，实现其统治的工具。老毛并不排斥知识分子，而是对知识分子给予极高的重视。早在井冈山时期，他手下为数不多的高学历知识分子如宛希先、罗荣桓、张子清等，皆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张子清还曾担任过朱毛会师后的第十一师师长，是毛驭下嫡系的最高军事长官，一度还代理过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如果张不死于1930年，中共建政后，无疑当授元帅衔。总观老毛夺取政权的全过程，晋升最快的恰恰是知识分子出生者。随着地位的巩固和事业的壮大，老毛的知识分子政策越来越明朗清晰，对能够为其事业冲锋陷阵、能够理解其“活思想”并能阐发之的知识分子，他不但不迫害，反而会提拔重用，以至身居高位。如早期的陈伯达、胡乔木，后期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因为专制体制需要的是奴才，需要的是附庸和帮闲，尤其需要的是有能力的工具。那些具有个性思维，有叛逆精神，敢逆龙鳞的知识分子被视为统治的障碍和潜在危险，一概是被整肃、被“改造”的对象。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历代的文字狱，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到明代以四书五经为科场考题的惟一化，都是极权专制制度对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扼杀化桎梏化和“改造”化。而毛泽东不同于历代统治者，或者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还在其比他们的手法更阴毒的一面。过去的统治者对异见知识分子大多是诛人，而毛更多表现为“诛心”。他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实事求是地说，在毛掌控和统治时期，真正由他下令或示意斩杀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就是当年的王实味，也是贺龙、王震杀害的。这并不能因此认定老毛的仁慈。老毛毕竟是集古今权谋之大成，汇中外专制于一生的杰出人物，这恰恰是他较之历代君王、较之共产专制暴君斯大林更“高明”、更残酷的地方。因为将异见知识分子打为二等公民，用歧视、屈辱，用艰苦的体力劳动去摧残他们的意志，折磨他们的身体，这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痛苦、更有效。不仅能够蒙骗世人，给人以宽大为怀的假象，同时还让那些看不穿针他伎俩的被“改造”者，迷失了自我，因不杀之恩而感恩戴德。至今不是还有不少的当年被“改造”对象对其怀念有加吗？这一手法，实质上是一种将人去势的手法。在这一手法下的大多数，实际已经被改造为丧失独立意识的行尸走肉；即便有个别还未“骟净”的人，面对这样的体制和这样的手法，明哲的选择，只有三缄其口。

作为造反起家的老毛，最先是从知识分子的结社开始，搞学运、搞工运、搞农运，后来又以军队作本钱，完成了他改朝换代、确立毛氏天下的“伟业”。因此，老毛至死都始终牢牢抓住“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杆子。这就有别于历代君王和各时的军阀。他们没有老毛的经历，他们对待有“反骨”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杀戮。而老毛是过来人，深解个中三味，最了解知识分子的软肋，最懂得异见知识分子对其江山社稷的潜在危害。因而，整起他们来，最得心应手，最能击中要害。

毛氏的江山是巩固了，但是，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被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被摧残了，中国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以至于我们在痛定思痛之余，在民主自由大倡的今天，我们看到他的继任者们仍然沿袭着他的思维，用低劣卑鄙的手段继续拘捕、迫害有良心、有正义感、有民主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继续用“舆论导向”和各色法规，以及不对称的信息，封锁人们的自由交流，误导人们的判断，钳制国人的思想，以期继续他们腐败不堪的专制统治。如果我们听之任之，不奋起抗争，中国知识分子挨整的命运就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13周年。

成都读书会书友 焦 鸿

2006．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