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毛泽东时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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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回想到那个年代，就象做了一个恶梦，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走过来了。但是如果再经历一次，肯定走不过来了，也许就象那8，
000万同胞一样，在毛泽东的魔影下埋葬了自己的一切。因为这样，每当想起已经受难的同胞，也担心其他人可能重蹈复辙，所以还不时要把这个时代的经历说出来。

一、海外的毛泽东时代

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这个名词，还是在印尼梭罗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是1947～1948年间，二战结束，荷兰人回到印尼，印尼人正开展独立 战争。我 们华侨公学（小学与初中部，家父是校长，家母是老师）一位青年教师私下借给我看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我不但知道了毛泽东这个“好人”，还知道 共产党是代表正义的“穷人党”。小学毕业时这位黄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勉励我要做“小鲁迅”；而他则在1949年回北京，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尼语播音 员。这是中共统战我的开始。

这个时候，中国正发生惨烈的内战，到1949，梭罗可以看到华文的“进步”报纸，我每天追踪共军的捷报，精神亢奋、思绪翻腾。父母决定迁居到首都雅加达 （当时叫“巴达维亚”），准备随时回国，不再在印尼寄人篱下。此时，毛泽东成了我敬仰的政治领袖；社会主义中国成了我向往的目标。

在雅加达，我入读新华学校读初中。后来知道校长杨新容是中共党员，加上后来回忆起一些老师的情况，因此相信该校应有中共的党组织。

读初二时，适逢韩战爆发，班级订立爱国公约，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美国电影、拒看“反动”报纸。本来资讯已经偏重一方，这下更是“一言堂”了。奇怪的是，在印尼那个国家，这种公约对我们也有约束力而不敢违反。从此接受的就是来自共产党的资讯。

既令开始对南韩发动战争还有点怀疑，但报章上一面倒的信息，在印尼举办的抗美援朝展览，以及中国迅速出版有关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因此最后我都相信韩战是美国发动的。一直到文革后期看到内部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提到北韩发动韩战，才知道自己被骗了20多年。

那时，雅加达开了一家南星书局，专卖中国出版的书籍，我的大部分零用钱就用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会唱许多革命歌曲，助长革命热情，加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比在中国还中国。高中入读巴城中学，也是中共控制，党员比新华还多。

二、21年的资讯封锁

我在中国生活21年，整整就被封锁资讯21年。

1955年回到了中国，自然只能靠官方喉舌获取资讯。唯一“例外”
的，在广州参加高考后到上海姨夫家里时，因为他是一级教授与“民主人士”，家里有“参考消息”，比他人可以获得多一些的外电资讯。

当然，即使外电，哪些可以给他们知道，哪些不可以，也由党来决定。

1956
年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我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油印了一些外电资讯给我们看，使我们了解多一些事件的有关情况。由美国左派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 朗所写的《斯大林时代》在内部出版后，也允许我们购买，使我们对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有初步认识。之所以让我们享有资讯方面的小小特权，想来是因为我们是政治 理论课专业，需要比一般的“愚民”多了解一些情况。何况能入读这些专业的，“政治觉悟”应该比较高，这点“抵抗力”还是应该有的。而校方也给我们做消毒工 作，例如了解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镇压民众时，要我们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客观立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出兵让匈牙利留在 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听任匈牙利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呢？当然要选择前者才对革命事业有利，这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这种“立场论”最后演变成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 可以不择手段。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粮食放卫星的谎言与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我们也被蒙在鼓里。还积极参与“反右倾”，甚至文革打倒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1967年到香港后，才知道大饥荒死了许多许多人。

这是除韩战以外，我所感受被欺骗的另一个重大事件。

其实，就是我所学习的中共党史专业，好多真实史料不让我们知道。

学校提供“内部出版”的参考资料经过选择，且不说被歪曲的史料，包括有的人名用XX代替，有些资料须党员才能看，或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看。文革爆出许多中共内幕，才知道过去所学是许多假东西。

例如以前所看到的XX，原来就是后来的党国领导人，以前也是反毛的，例如周恩来、陈毅等。

也是在文革后期，因为家母带了有短波频道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我瞒着家人收听“敌台”，以了解更多资讯，1976年“4.5”天安门事件就是从“敌台”那里首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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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资讯的封锁，所以小道消息流行，真假难辨。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对批斗已习以为常，大家胆子也就比较大，便相互交流大家听来的小道消息，或看到内部 出版书籍的一些内容。由于当时党内斗争相当激烈，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我们一些可靠的朋友会聚在一起讨论分析。包括后来传抄一些周恩来假遗嘱，我被人家 “揭发”，所幸因为“战友”保护，没有酿成大事。有关江青有许多“面首”（姘头）的消息也到处流传，那是“老干部”收拾江青前，先把她抹黑的舆论准备。一 直到十几年前毛泽东御医李志绥的回忆录出版，我才清楚根本没有那些事。

三、严密的政治组织控制


1955 年回国刚进入深圳，便要填一堆表格。除了写自转，主要是履历、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等。那时还搞不大清楚甚么叫“社会关系”，原来是指亲友。一般说，关系 密切才要写，但是如果关系不密切，但是可能那人的身分比较重要，或者思想特别“进步”或“反动”，为了让“组织”更了解自己，也就写上。这些表格里最难填 的是要把家人与亲友的“表现”写上，例如思想是进步还是反动；问题是人的思想不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所以还要想出一些其他的辞彙，如“开明”或“落后”。 特别是要给自己的父母亲写表现时最难办了：写得太差，对自己不利，也违背人性；写得太好，万一组织发现不完全是那样，又担不了“欺骗组织”的罪名。

写 自转考虑是否留底，手抄两分太辛苦，用複写纸又会被发现自己留存底，难道编造了甚么害怕忘记吗？还好当时我才17岁，经历简单，读书读过来的，也没有甚么 要隐瞒的，所以就不留底了。而在履历的每个阶段，还要列出两个证明人，以便组织可以查证。当然要找党团员或“进步人士”做自己的证明人，这样组织可以相 信，我有这样的证明人，也“与有荣焉”。

这些自转、表格装入档案袋成为每个人的档案。每到一个新单位，都要重写重填一次；加上每次政 治运动以后，都要写自己的“思想小结”，还有组织的“鉴定”，也就是组织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当然不知道内容），所以档案越来越厚。如果还有人给单位写过检 举揭发信件，不论问题查清了没有，也放进档案里面。这些档案资料一生一世跟我们跑，甚至跑得比我们快。到一个新单位，人还没有到，档案先到，我们一报到， 领导已经看过档案，知道来人是甚么货色。

我在大学教政治课时，因为不是党员，而且有专职的政治辅导员，所以不能看学生的这些档案。但 是后来被踢到接近高中程度的半工半读学校后，那里的政治辅导员不一定是党员，所以班级里调皮学生的档案也让我看，以便可以更好的“教育”他们。从中我们可 以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例如家长是一贯道成员的都记录在案。

文革期间，领导要整甚么人，抛出档案里的一些材料就可以了。问题是有的材 料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是有人检举的。有的人表面上很风光，材料被抛出后才知道自己是被“内控”的。文革后期与结束进行“平反”时，多以“事出有因，查无实 据”作为结论来搪塞。中共为表示诚意来抚平被害人的愤怒与怨气，有的就把档案里的“黑材料”

当众烧燬.文革当中有大字报说我是“漏网右派”，因为我在反右时被批判过。也有其他单位“专案人员”来找我调查以前同学的情况，因为我是他们某个阶段的“证明人”；如果有私心或偏见而落井下石，那就害人了。

若干年前，看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所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始末》，才知道这一套控制与整人的制度是40年代在延安成形的。当时的“抢救运动”就已经冤枉了许多向往延安而投身中共的青年。延安的红色恐怖，是反右、文革红色恐怖的先声。

最近看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又知道这一套是20年代末期在江西苏区就开始的，是周恩来从苏联搬来的，获毛泽东激赏。

四、依附于政治的经济民生


1955年刚回国时，对比较艰苦的经济生活还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在大城市里，上饭馆吃饭还不必交粮票，副食品也还比较丰富。再就是自己身体里的“油水”还有存底。

但 是因为在印尼还可以听见一些负面新闻，加上回国应付高考学习政治课时老师批判“统购统销搞糟了”的反动言论，其中涉及粮食定量问题，所以也引发我的一些好 奇。1956年暑假家母回国观光，我们一起到厦门我父亲的老家，祖父是医生，但是叔父与姑母是农民，而且是贫农。我就询问叔父这件事情，他说粮食的确不够 吃。当时我很吃惊，怎么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不让农民吃饱呢？何况他们还是响噹噹的贫农。

当时因为到各处都要携带“粮票”而颇为不便，全国各地有不同的粮票，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向粮管所领取。要出外旅行就要单位证明到粮管所换取全国粮票，否则寸步难行。那时“反特”小说、电影流行，我才体会到为何国民党特务不论空降还是登陆，不久就被抓获。

1957年春天，中共号召“大鸣大放”，要我们帮助党整风。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绞尽脑汁想提甚么问题好呢？看到社会上有人说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我就在班级政治学习时，也把我听到的情况说了。

结果后来成了“右派言论”。

在 大学读书期间，常常下乡劳动，特别是58年大跃进期间在乡下半年，粮食定量都有提高。那时才感受到从事体力劳动与油水不足对粮食的需求。但是真正感受到粮 食不足，是60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后，粮油副食品供应突然减少，平时食堂里吃饭，不敢超过定量标准，怕无以为继，只能在饭后拼命喝酱油汤来撑饱肚子。所幸家 里汇款可以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的优待，还有姨夫家庭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待，所以情况较其他人好，所以有时也把自己的东西与同事“共产”。当时上 馆子要付粮票了，吃完东西离座时，门口的乞丐冲进来舔碗底。那时还万万想不到农村饿死人，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人民饿死？当时还听说这些安 徽来的乞丐要出来行乞还不容易，因为须公社开介绍信。所以还认为只是家里特别穷的农民，才准许他们出来行乞，一般农民既使粮食缺乏，也还可以捱得过去。

同事中有出身安徽北部农村的，那时饿死许多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提起这件事情。想来是怕我知道后会“里通外国”造成恶劣影响。唯一知道情 况不太妙的是一位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同学，他是出身浙东山区的贫农，人品非常好，整风时也因为说农民生活苦而被批判。他私下告诉我，他的妹妹因为没有饭吃而 卖身一样嫁出去。鉴于反右的教训，我十分同情而无言以对。文革后期，一位亲戚告诉我在四川看到农民在街边出售自己的孩子，才使我重新审视中共的农村政策。

户口制度也把人掐死。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完全是谎话。不但小城市不能迁到大城市，农村户口更不能迁到城镇。要合法离开农村，只有考上大学或参军，毕业或复员后才会分配在城市。

实 际上，就从我们自己大学毕业分配来讲，也该充分看到，既使在城市，一样是人身依附的制度。不要说高等院校统一考试，如果考取，但是并非自己的志愿，也非去 报到不可，否则“不服从分配”这个污点就可能失业一辈子。毕业时，也一定要服从分配，否则也可能失业一辈子。这都意味着不会有任何经济收入，因为经济上不 是“全民所有制”，就是“集体所有制”，党和国家控制了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居住所在地的“街道”。但是毕业分配会做得“好看”，先由几位党员或“积极分 子”用红纸贴出大字报表示愿意服从分配、到最艰苦地方的决心书，然后其他人响应，因为不响应会被视为落后分子，可能就分配到最艰苦地区作为惩罚。到了人人 都写了决心书后，任组织如何分配，谁都没有话说了。

而到了工作单位后，只能努力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否则受到打击报复，咎由自取。60 年代初，因为大饥荒，共产党对人民的管制稍微松懈，让“牢骚”有地方发泄。我在政治学习时讲话也比较随便；工作上比较“白专”，因此政策收紧，又开始讲 “阶级斗争”，加上与上级领导相处不好，我就被踢出华东师范大学，连降两级到一个培养技术工人的半工半读学校。当然调工作时讲那里如何需要我，我也知道不 能硬抗，只能“服从分配”。这次因祸得福，因为两年后爆发文革，我在新单位比较谨慎，没有甚么把柄。若在华师大，肯定被当权派抛出充当替死鬼，人生恐怕得 走不知生死的另一条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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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文革“停课闹革命”并且利用完红卫兵以后，就让他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美其名曰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到农村“修理地球”，也用这些 手段骗学生。看到这些学生表决心，戴红花，把自己的户口迁到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边疆、乡下，我只能祝福他们。有的同学拒绝去而採用各种软磨硬顶的办法，最 多的是弄残疾证明。以前我认为这些不服从分配的学生是落后学生，但是现在我同情他们。学校在开始分派工作时，我向当时驻校工宣队表示，叫我下乡我也想不 通，因此无法对同学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因而自行要求到车间里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这讲法不是没有风险，但是那个年纪较大的工宣队负责人居 然同意我的要求，从此我当了八年的工人，也就不必去做昧着自己良知的事情。也许工宣队自己也有子女上山下乡才能理解我的想法。这些下乡“知识青年”以后为 了上调，争取比较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开展了剧烈的竞争与抗争。

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益加紧张複杂。

五、恐怖的政治运动


对 政治运动的认识与体会，除了在印尼时的“抗美援朝”以外，对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略有所闻。祖父是西医，据说为人和善，但是土改时也受冲击。 原因是他有一些地，僱了一个长工。据说那个长工偷过东西被训斥，运动一来就出来斗争了。当时我认为共产党非常英明，不会冤枉好人，他一定有其他原因被斗。 即使有问题，也是底下干部糊涂。祖父最后被管制三年。

父母亲燕京大学毕业，意识形态亲美，也信基督教，在学期间与司徒雷登教务长关系 很好。中共“解放”全国时，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成为中共的批判对象，加上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海外的燕大校友 都在传递这些信息，也非常关心司徒雷登在美国情况。他们对中共的做法自然不以为然。而我却是反美的，对父母讚扬司徒雷登的话将信将疑，也许美帝国主义分子 中也有个别好人吧？

然而上述事件影响父母原先打算回国的计画。但是共产党对我的教育，青年人的热血，使我勇往直前。

1955 年夏天回到中国时，正好碰上批判胡风与肃反运动。胡风涉及文艺理论，我比较关心；肃反则与我无关。五、六年初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 与我好象也没有多大关系。有人自杀也当作畏罪自杀。然而考上大学不到一年遇上整风反右，是我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第一次。虽然在“帮助”（其实是批判斗争） 下确认自己有立场问题，需要“脱胎换骨”改造，但是也开始有对政治运动的恐惧感。

中共对敌斗争政策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反戈一击有功”一条。

自 己在被批判时，就象阶级敌人那样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因为我很坦白，老实交代家庭对我的影响，所以最后组织处理时“免予处分”，但已经一身冷汗。然而 我的坦白，也没有胡乱走上“反戈一击有功”的道路，为了立功而乱咬人。也许这就是我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脱胎换骨”的结果，否则人性早就毁灭。就如西 方音乐被中共打成“黄色音乐”时，我心中一直不服，也没有减轻我对它们的热爱，而且直认这一辈子是改造不好了。有一次收听“敌台”时，听到莫斯科电台的古 典音乐节目，还非常兴奋。

文革期间，因为新到一个单位不久，“反动言论”不多，还没有沦为“阶级敌人”，但是当时住在丈人家里，因为 是 “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严重冲击，自己也被抄了两次家，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红卫兵甚么时候会冲进来。也因为自己华侨身分，担心甚么时候在单位里也会被莫名 其妙的“揪”出来，特别是每次阶级斗争大会，扬言会场里就有阶级敌人还没有揪出来时，心里就蹦蹦乱跳。

象我教政治课，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也参与活动。所以工厂两派“大联合”，要揪出破坏联合的“黑手”时，我虽然并非任何团体的头头，也要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月，形同软禁，相互揭发。

还 好我平安过关。还有同事大字报揭发我在回国时，在轮船上对美国记者发表不可告人的演说，于是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再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那些有问题的人交代 问题。本来发表演说大家听到，怎么会“不可告人”？但我还是把以前在自传里早就交代的我所见到的“问题人物”，包括在新加坡担任警察局长的舅公上船来看我 都重说一遍。

后来最后搞清楚，此记者乃是家父採访亚非会议时认识的香港大公报记者，正好也上船採访我们回国的新闻，他帮我们拍了照片。谁知道共产党记者会变成美国记者？还好当时文革已经进入落实政策阶段，如果是初期，可能把我先打入牛棚当特务斗争再说。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一段时间后，各单位才向下传达。我一个朋友在大单位工作，比我们单位早传达，也告诉我了。第二天我上班时与一位关系不错的工人师傅说起。没有想到他再传出去，被工宣队负责人知道了，为甚么我会比他们早知道呢？谁向我泄露党的机密呢？

为此差点儿把我“隔离审查”（犹如现在的“双规”，但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吓得我冒出冷汗。

林 彪事件以后，对共产党与毛泽东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但是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以后，家母两次到上海问我是否要离开中国，我还缺乏勇气，因为当时出 去的华侨还很少，万一申请而不批准，“企图叛国”的帽子就会永远戴上；而且离开自由世界近20年，出去了是否适应还有问题。尤其是林彪死后，对中共又产生 幻想，希望他们能够改弦更张，结束极左路线。哪里知道不久又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政治运动无休无止，生活在恐惧中，还是 闯出去寻找出路。

1976年夏天批准我出境，公安局给我出境证的时候还警告我出去后不可以乱讲话，我说甚么他们都会知道。华侨圈子里 也有许多流言，例如音乐家马思聪逃出去后因为发表反共演说，当场被人击毙；有华侨一踏进香港，在移民局问话时大骂共产党，一到居住地方，就有人打电话来警 告等等。因此我进入香港时，是工人身分，隐瞒大学毕业的学历，人民入境事务处就没有问太多的话，除问唐山大地震情况，就是工厂的产品与产量。然而即使我一 到香港，给报章写稿，稿费还是朋友代我去拿，避免身分曝光，并且很多年不敢回去。这叫做“心有余悸”。

在文革中坐多年牢的中国旅美经 济学家杨小凯十几年前应邀到香港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时对我说，刚到的时候，因为香港距离中国太近，晚上他做了恶梦。我是在三年前读高华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 起》，看到延安整风的恐怖情况，让我又回想到文革，身在美国也做起文革恶梦。如今中共还不许国人讨论文革，讨论毛泽东，无非就是掩饰他们的罪行。然而张戎 与她的夫婿乔？哈利戴所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更具体、更广泛的揭露了毛泽东与共产党的罪行。只要中共不清算这些罪行，他们的甜言蜜语就不可 相信，因为表明他们没有诚意。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台湾民众，更应该从中共的历史中，认清中共的本质。正如61年前毛泽东评价国民党那样：“看它的过去，就可 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对共产党，不更应该这样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