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水深 改革不易

高新民

　　高新民认为，这两次转变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领导计划经济到领导市场经济，转变为经济建设的党，对我们的地位是很好的转变。我们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 ”，这是预防性的，在没执政的情况下就提出两个务必，这的确是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刘少奇讲过在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不但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有生命危险，这种客观限制使得一些投机分子不加入我们党。可是执政以后，刘少奇明明白白地讲到：执政后，加入共产党不但没有生命危险，反而有一定的好处。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比如有一些岗位需要提拔了，我是共产党员那么我就占了很大的优势，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正如刘少奇所讲的。这就使得一些投机分子加入我们党。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环境的变化造成的，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权力的变化。过去我们手中没有掌握这么大的权力，尽管根据地有我们的政权，但是毕竟不一样，我们是全国执政的党，我们手中握着权力，而权力失去制约可以说必然产生腐败。我们对权力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是靠意识形态来控制的，由于有意识形态，而且把权力制约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可以说大家有一种境界，不敢犯错误，而且离开这个体制无法生存，起码粮票没人发了，所以大家主观上不大敢。建国初期我们也搞了一系列的运动，尽管反思作为一种运动方式有它的弊病，可是为什么搞运动？1950年党政机关开始整风，1950到1954开始对基层组织进行整顿，就是因为执政不久党内出现了腐化现象，出现了蜕变，这种背景下你只要掌握了权力，虽然权力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当它失去制约的时候它就必然出现一些腐化现象。

　　那个时候好在执政者基本上都是一批从枪林弹雨走过来的人，他们对老百姓的天然感情可以说也在很大层面上制约了当时出现腐败的高发现象。我们干吗搞整风呢？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还在进行严打，一会儿双打一会儿严打等等，那都是在遏制一些不良现象，甚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中有一条就是基层政权一个相当大的多数不在我们手里了，这个不在我们手里既是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另外也确实有一部分干部的作风群众不欢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执政后如何遏制权力我们并没有真正解决好，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但是如何解决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思路。

　　高新民表示，这个思路恰恰就是经历了文革这样的挫折以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进行历史的反思才认识到需要通过法治和制度，通过发展民主来遏制各种不良现象。我们恰恰也就是通过对过去历史的反思认识到权力必须要进行制约。

　　第二个转变，领导计划经济和领导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的利益比较单一，整个社会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加上知识分子，后来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农民阶级又在农民公社生活，实际上思想比较单纯，而市场经济不是这样了，市场经济带来了利益的多元，这条很重要，多元到什么程度？同一个阶层里也有不同的利益群体，一个单位里也有不同利益群体，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在多元利益状态下肯定是有博弈的，这就产生种种过去没有的问题。比如约束这个利益我可能会去游说，我希望影响政府决策，如果有一个平台可以影响那么就去影响，如果没有那就有种种其他的手段来做了。

　　现在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也有心态不平衡的问题，比如国企高管要不要拿那么多工资？很多人心态就不平衡了，都是党管干部，为什么他拿那么多？这样就坏了。我们把两个逻辑，一个是党管干部一个是市场经济的逻辑搅合在一起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了。应该讲在利益多元的背景下又没有一个让大家能够公开表达自己诉求影响决策的平台，种种不良现象很容易滋生，而且我以为是滋生的根源。在这种背景下对权力如果没有制约，腐败的高发不足为奇。而且我以为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的滋生已经形成规律的现象了，就是说当改革深入到某一个领域，而该领域的监管没跟上，该领域必然成为腐败的高发领域。

　　比如有一段时间海关走私成为腐败的代名词；再往前说价格双轨制、倒批文件就成为腐败的高发领域；再比如说修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里程现在中国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高速公路猛修的同时，腐败也不断频发，有的省连续三任公路局局长下台，这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绎着这样的事件，改革深入到某一个领域是好事，但是如果监管跟不上就必然成为腐败的高发领域。说到底还是对权力的制约，要如何制约？权力的制约也有多种形式：一是以力量制约权力，应该说是很管用的，包括新加坡、香港的监督机构力量很大；再一个是利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知情权、选举权来制约权力，这也是很厉害的，你的权力是我授予的你肯定要向我负责，如果你不是我授予的你向不向我负责那要看你的自觉性了；再比如公开透明，公开透明也是对权力制约的有力武器。我们看到权力制约很重要，而如何制约有多种途径就看你怎么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