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革命时期”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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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夫


一


大理的冬天完全是个无雨之城。初来乍到，我几乎被每天的蓝天丽日烤枯了；许多年来积存在身体内部和心中的潮湿，仿佛正在一点点烘干。人如果不被往事浸润的话，在这个疏世独立的古城，原是有可能坐化成一具精神木乃伊的。


然而，很久不响的电话终于还是惊动了午后的枯坐――我想，在中古时代，这种铃声的旋律，大抵类同于雪夜柴扉的剥啄――多有可能是某位乘兴而过的高朋，来云中访友了。但我看见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却是“无法识别”几个令人扫兴的汉字；就像都市中人透过猫眼，窥见门外的一张陌生面孔，多半连迎迓的兴趣也会丧失。


一瞬间我想起趣友李斯，某次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那种千娇百媚的女声，一听见他那粗哑的牛吼，急忙道歉说――对不起，我打错了。他急中生智赶忙说――也许你并没有错啊，我们何不聊聊？人生有一点美丽错误难道不是同样也愉快吗？女声咯咯的笑了起来，于是电话也就将错就错了。


李斯是我非常心服的知交，一个研究神学的人，常常能从俗世中发现真谛。他喜欢给我灌输一句名言――好运气只会敲一次门――意思就是说你要开门开晚了，人家就去敲隔壁阿二的门去了。于是，我还是接听了这个来历不明的电话，潜意识似乎也在渴望李斯式的错误；用《简爱》中罗彻斯特先生的话说――是过错而不是罪过。


二


80年代末期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时，我正好也在南方的一个岛上享受太阳；海边的阳光向来潮润，而那一年，于记忆中则似乎更湿且蒸发着腥味。


我每天下班后，先回陋室脱下警服换上花里胡哨的便衣，然后骑上摩托就往海滩跑――对了，那时我竟然是该市的警察――连我妈都不怎么信。


那时这个国家已经沸腾了。好像除开总理府，从上到下都在同情那些街上的孩子。我过去也曾经是爱上街玩的孩子之一，现在脱下袍子换袈裟，自然就不便去赶场子了。尽管许多过去的兄弟频频来信相邀，我依旧孤悬海外似的在做逍遥派。当时的形势正好还在喜剧和闹剧之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回恐怕大人要向孩子赔礼了。于是，我对一些故人戏说：我就不来摘桃子了；万一你们挨打了，我再拿屁股来帮你们接板子。


岛上的孩子们要比大陆的上街晚一月多，于是警察们也就少受些累，我以为。某天我经过一中，看见一群孩子在募捐，那时我工资不够吃喝，心中有感，还是忍不住塞了些散碎银子到那纸箱中去，以示雷子也是人嘛，天良未泯而已。次日上班，政治处的朋友笑着暗示我――你那点钱请我们喝酒不好？我才知道原来“国家”并未逍遥如我，他们还是暗中忙着。


五月的黄昏我从海滨归来，只见满街突然人流如潮，往省府门口滚动。我几乎忘了我的职责时，一个头儿看见了旁观的我，严肃的说：快回去换衣服，到省府集合，你负责陪局长。我急急如律令赶去时，但见红旗开处，两厢人马已然射住阵脚，各自席地而坐，仿佛歌咏比赛。我方对阵的是武警，咱们干警则不用去搞人墙拔河，只在人群中游弋；我更舒服，当王朝马汉陪首长对话。


当月的流行词还是“对话”。各地都效仿京都，一方鼓噪着要和当家的对话，一方坚决只派宦官出场对话――其实双方皆未弄清到底要对什么鸟话。岛上气候已经很热，孩子们都是夜里才出来爱国，我们也只好苍蝇陪着蚊子熬夜。等他们的代表和大内的寺人海阔天空“对话”完毕，五更时再派车送孩子们回校，我们才能回去睡觉。


那时我依旧只是生活中的旁观者，每天颠倒黑白，作为内侍，在省府礼堂的对话室静观风云变幻和世相百态。我知道我心灵的方向，常常又忍不住为双方的愚蠢而暗自捶胸或者面壁苦笑。其时，我真未意识到我会为这场八不相干的戏剧改变一生；当然，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街头革命正把一场浪漫情感，悄无声息地推进我的心中。


三


运动的后期在海岛确实显得有趣而无聊。日复一日的夜坐，革命歌曲回放，然后瞌睡来了就结队往武警的人墙上冲，两厢比赛体力，都不兴出拳脚，顶多从后排往士兵一方扔拖鞋，累了再坐。干警只负责监视大人，谁要在背后演讲鼓动，那还是要请到局子里去的。


岛上当时是所谓的特区之特，“小姐”之多闻名举国。某夜一女士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凌晨被密捕回来，一问，是在某桑拿上班的。处长拍案大怒――你一个小姐，你不去好好陪客，你来凑什么热闹？该女士义正辞严――小姐，小姐怎么了？小姐就不许爱国了？处长竟然一时语塞。


我确确乎有些疲倦了。我偶尔不免在想，我那些内地的哥们如果就是在参与这样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实在也没什么劲道。于是，我开始在人群中用目光“猎艳”，搜寻一些美好的面孔，用以聊销长夜之无奈。


每夜的对话时间，都有记者团的围观――本质上他们也是凑热闹；我从未看见一篇写对话的文章发表出来过。我终于在大群女记者中发现了一张让人记得住的脸，不，不是脸，但也不是身段。是什么使她吸引了我的眼神呢？我其时的身份使我可以放肆的在一边捉摸。我终于明白了，是整个的“态”。古人说女人之美，最难描摹者在“态”，我为这个女孩的态弄得几乎忘记了我正身处于一场大历史之中。


准确的说，她并不漂亮，也不高，甚至还偏黑；剪的齐耳短发，不蔓不枝，素面朝天，衣饰也简朴之极――但她就是能从大片的脂粉裙钗中跳跃出来。她得体地寻找机会采访各色人等，表情清纯，身上透出一种活力。这种态势确实能够打动人，尤其在那时的海岛，她就是一种耐人回味的舒服。


我甲胄在身，不便接近，只能隔着黑压压的愤怒人群远远的爱慕。人的目光有时仿佛一道引线，自会不知不觉中牵起一场缘分――我终于看见她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然后止步，然后用一口纯正的北方话问我：警察同志，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当然可以。但我在执勤，我现在不能以我职业的身份回答你；如果你乐意了解我的个人看法，我可以在天亮后无所不谈。――我这样的回答本来就会让记者敏感，更让她吃惊的是我的外地口音。那时全岛几乎没几个大陆警官，我是建省后第一个去报到的所谓“人材”。于是，谈话由此展开。我来自鄂省，她来自豫地，在那年的海岛，就自然有种老乡见老乡的亲近了。天亮时，人群散去，她的住地略嫌偏僻，岛上危机四伏，我主动要送她，她跨上了我的摩托，因而也必须要抓紧我的腰背了。


在早晨潮湿而凉爽的海风中，一个年轻的警察，驮起一份与大革命极不协调的温柔，狂奔于市井巷陌之中。我至今想起那一初始画面，才觉得有些招摇而脸红。


四


那一段时间仿佛整个国家都在过一个漫长的狂欢节，许多行业都在休假，即使公门衙役的我辈，也都要求白天休息以便夜战――只有政保处的稍微忙点。孩子们每天昼伏夜出，一如初恋般的马拉松式约会，准点且兴致盎然。我当时虽然有些置身事外的超脱，但却因为一个人的出场，而使我对这场周而复始的游戏渐生向往。



她本不必夜夜光临，因为事实上并无新闻可言，但她却总是如期而至；而我们也总能在攒动的人头中迅速发现彼此，然后不经意的挤到一起。在两厢人马偶尔的冲突时，我竟然有时忘记守卫局长，却去扮演一个保护弱雏的英雄。海岛的夏夜原本短暂，几乎尚未开聊就要被黎明打断。我送她到楼前，永远止步于楼前，看着她爬停了电梯的12楼，我再崇高而疲惫的打道回府。


这种朦胧的交往起始于孩子们的推动，如果运动戛然而止，我们是否会中止这场随波逐流的相约，迄今我都并不清晰。张爱玲似乎说过――为了成全他们的爱，一个城市倾覆了。放在那时的我来看，应该是一个国家都倾覆了。我已经不记得我潜意识里，是不是希望过孩子们的革命永不到底，以便我能夜夜张生，长待西厢。


我开始邀约她参与我黄昏的海泳，半裸的人生也许更见坦诚和真实。最初我竟然提醒她，不要游得离我太远――我还以为在人海外自己仍是保护神。结果比翼齐游，很快她就不见了，她朝外海游去，其玲珑的身影转眼就消失在潮线之下，我既不可望更不可及，只能游回黄昏的海滩等候，通常是晚霞散尽，她才拖着夜色回来，然后轻松的说：今天大约才五公里吧。我内心不免紧张，万一她要被退潮拉走了，我该向谁交待，我甚至不知她的家人何在。


我们喜欢背对着海水座谈，海浪不时的打过来，把我们朝岸上推。那时的形势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暮色日渐加深我内心的幽暗。我对这场运动的真实看法，开始在她面前袒裎相露。她无意政治，却因我而不得不北望京华，夙夜兴叹。我们徘徊在水与岸之间，很难预知浪涛究竟会将我们打向哪一边。那时，我们连手都未曾相挽，其实在人世的风波之中，原是很容易失散的。


五


我后来有过一首叫着《祭坛》的诗，有句子曰――绝伦的屠杀总是在最美丽的早晨开始。但远在边陲的我，事实上是在那个永不褪色的日子的当晚才知道，那时首善之区大约已经洗完街道了。


朋友雷跑来告诉我，那是在我的一个租住楼里，当时还住着梓夫和我几个朋友。我们听罢都哭了，一个小弟买来一瓶酒，大家望空酹祭。我对梓夫说――我决定辞职，绝不当鹰犬了。梓夫知道我的性格，不便相劝，只是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我醉醺醺的骑着摩托就出门了，海岛的初夏之夜似乎还充满着和平，我们所获得的消息都来自于外电――那时的传言都是内战即将爆发。我别无选择，决心北上参加义战。此去生死未卜，我唯一想的起来要告别的，大约就只有短暂认识的她了。


我半夜爬上了她的12楼，她很吃惊我的到访。为了不打扰她的同屋，我们站在门外。她也已经知道了首都的剧变，我说我就是来告个别，明天就走了。她问为什么，那时的我充满了慷慨激昂。她默然，然后说让我陪你下去走走吧。我们下楼，相对仍是无语，又确确乎有点难舍。我说那我就带你在小城兜一圈吧，也算我和这个城市的作别。


我带着她狂奔在夜色中，我忽然感觉到她第一次将脸贴在了我的后背，我穿着短袖警服，顿时感到背心一股暖流――她在默默的流泪。那时的小城格外安静，路灯很少，我的车灯忽然照见前方有一队人扛着花圈沉默地走来，整齐而毫无喧哗。我不明所以，停车于街心，队伍走近时，我才从花圈和祭幛的文字中发现，原来是海大的几十个勇敢的学生，在遥祭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我肃然起敬，对着他们行了个正规的军礼。他们突然看见这个拦路的警察没有恶意，且向他们致敬时，心中的悲愤如河决堤，顿时集体痛哭起来。在那一刻，我自觉鼻酸喉哽，心中耿耿然一股浩然之气。


我带着她骑到了海滩，在一片漆黑中只听见大海的咆哮。面对着海峡的深远不可测，仿佛面对今后的命运。她只是隐隐的啜泣，我去扶起她的肩膀，她靠在了我的胸上。她断续的祈求――你把今夜留给我，好吗？


我默然，内心感念万分，但想到此后的不测，我只能拒绝。人在那一刻，原本是能因一些巨大悲哀而变得高尚的。我说还要回去写辞职信，还要收拾行装，还要处理许多事情；假若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们肯定还会重逢的。我们泪脸紧贴，像两个站在危崖上准备殉情的少年。


六


那时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不发达的社会，即便我在“内部”，也所知有限；但知道惯例，****之后必将是大搜捕――我想我的一些弟兄在劫难逃了。我在深夜开始奋笔疾书我的辞职报告，洋洋数千言，青春的愤怒使我唇枪舌剑对当局大加挞伐，并义正辞严的发誓――绝不做鹰犬和刽子手。


次日早晨我进到办公室，平静地对几个同事说――我辞职了，请帮我把这些交给领导。我把报告放在警帽里，连同警号警徽等。大家知道我何以抉择，也并不相劝，感叹着告别而去。等我到了广州，才知道京广线还没通车，我想请个的士开回武汉，司机都说兵荒马乱不敢上道。我只好在朋友处等到10号，终于才得以北上。


母校14号还搞了一个十日祭，场面十分感人，作家班的朋友拟写的悼词风传世界。到了此时此地，我才知道没有反抗，只有逃亡，我无能为力，只能聊尽菲薄（此中的故事留待后日吧）。我辞职去后，局长大为恼火，在全国系统内出现我这样的“叛徒”，于局里是难堪的。处里通知我家人，要我回去，只要认错，尚有生机；父母操心如焚，辗转求我即使辞职，也先回去办好手续。我正好受人所托，也要回去一趟，正要成行，武汉的朋友告诉我，有个海岛的女孩来找你来了，一番描述，我知道是她竟然寻找来了。那时如处乱世，我只留言岛上见，便先回了。


这已是七月了，原先还在观风的各地各部门，已知大势所向，终于开始行动了。内地的追捕组也都纷纷住进了“我局”。局里要我报告出逃一月的全部活动，我拒绝，坚持辞职。而此时，w君的联络人也来到我处，她也从湖北回来了。我将来人藏在我租来的一所村居里，她隐约感到来人的重要，给我说可以安排到她那儿去。我想此事的危险，还是不要祸及无辜为好，就拒绝了。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村居被包围，连我一起给抄了。我还算是现役警察，交给本局侦讯，来人则被航运走了。再之后，w君也被捕，牵连一圈人入狱（事见海外出版物《情义无价》）。我在审查阶段，给局长长信两函（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谨此哀悼），局长在一个黄昏独自来看我，然后说，你辞职回去怎么办？我说回山，当无大碍。他暗示我说，那你自己走吧，手续以后再说。我终于千里走单骑――一个人骑着摩托向故乡的深山赶回。


临行之际，我和她再次告别。乱世儿女，没有任何相约相誓，除开无可奈何的泪水，终也无从说起。


七


1992年的春天，我在武昌起义门55号勤奋的打扫高墙下的狭窄院子。身上穿着蓝底白杠的制服，头发则早就剃光了。那天的太阳似乎很好，一个外勤的囚徒进来悄悄告诉我――你姐姐带了个女孩来看你，不让进来，你姐姐正和他们在吵架。我站在平台上守候，我急切地想看到是哪位朋友难中相访。李队长是个好人，见我违纪张望，过来劝我进去，说他们正跟上面交涉。我说我只想知道是哪位来了，李说是你海南的女友；估计不会让你们见。


我大约猜到是她来了，果然一会儿，她出现在第二道铁门外。我们之间相距十几米，隔着铁栅栏可以相望，但不能大声喊话，于是只好互相傻笑；偶尔趁管教不备，问一声还好吧。就这样痴痴傻傻的对望了十几分钟，心中有万千伤感，此际也唯余一笑了。我潇洒的拍拍秃头，表示一切皆无所谓，然后不断挥手让她离去，我不想连带她再挨一场不必要的呵斥。


这一面，于今就算是最后的挥别了。那些年大抵有过一些通信，因为都要接受检阅，自然也只能各叙别况而已。我鼓励她去恋爱，她也清醒的认识到我并非一个可以做丈夫的人；经此剧变之后，人都忽然长大了，所谓百年心事归平淡，轻松交往之中，反而多了如许理解和爱惜。

1995年，我出来之前，她结婚了，正计划出国。我赶到海岛，隐约还想送行，以表达积年的谢意。她却正好回老家办手续去了，缘悭一面。之后，她隔年会突然来信或者电话，告诉她做母亲了，又做母亲了，再做母亲了。大家寒暄问候，万里之外，聊存一分高谊。而我自己，则仍旧在人世间谑浪风尘。十几年过去，许多故人都在人海里一去无迹，想到各有一份各自的福报，与其相濡以沫，还真不如相忘于江湖，渐渐往事也就开始漂淡了。


从青春革命到醇酒妇人，这几乎是我们那一代多数人的宿命。虽然并不曾为当初的激情理想和轻生躁进而后悔，但所有的浪漫最终都会复归于现实。而现实的铁栏，何曾有过稍懈。那些被改变的命途，相对于那些被毁弃的生命来说，却又终归是轻如鸿毛的。而我们在苦难中所经历的温情，已然是苍白岁月里的灿烂底色，对此，我们又何能怨怼。


八


又是音讯杳无的两年后，一个来自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的电话打进了苍山脚下。她说她偶然上网读到了我的一些文章，她没想到在那之后，我又经历了许多。我们依旧是笑着说话，嘻嘻哈哈的仿佛最初的时光。但17年意味着什么？一个那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但他（她）却可能完全不知道当年的血火故事，更无法想象会有无数的人失踪或者远走天涯。


历史正被人有意的掩埋，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一切确如昆德拉所说――万劫不复了，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她说你是该坐下来写了，你也许需要一个花园，一片草地，一个面朝大海的房子，当然最好还要个真正欣赏理解而又毫无要求的女人。她说可惜你还没有一个可以自由写作的土壤，可惜我都老成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也无法帮你。然后我们就开怀大笑，那种真正纤尘不染的笑，一如当初一念不生的哭。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为学会爱而不是恨，但恩怨尔汝的男女却往往彼此留下太多的伤。经由一个遥远的讯问，于这异乡的村居勾起些许遥远的记忆，放在多悲多怨的尘世，就算是温馨的茶酒了；咂一口，曾经涩辣的苦，竟是回味中的甘，我们对今生就该说――不虚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