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被遗忘的和被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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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梓／直到1969年，15岁的杨瀚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爷爷杨虎城，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爷爷早已经成为一副带着眼镜的男子的照片，挂在自己家的墙上。到今年的12月12日，让中国现代史转弯的“西安事变”整整过去了70年。而杨虎城将军，早于1949年9月6日，和著名的“小萝卜头”一起，被秘密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

历史是如此吊诡，以至在若干年后，长大成人的杨瀚了解到，竟然有那么多人不知道杨虎城。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杨虎城似乎人间蒸发，更留下惊人空白，让人看到独裁与垄断下的历史的可怕。

杨虎城的确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神秘。作为杨家后人，杨瀚尽自己的所能，还原历史，打破神秘，填补空白，一部《杨虎城大传》，也在12月面世。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邻家女孩。她原本是什么样子，终将是什么样子，只不过有些需要时间，来洗尽那些粉饰的铅华。

为杨虎城向国民党请求平反，这件事情曾经被认为是多此一举，“就连杨家人里面，也有人认为没必要，在中国大陆，人人都知道他是烈士，是爱国者。”杨瀚说，“以前我也没觉得有这个必要，但出国以后，我发现这不仅非常有必要，而且关乎历史。”

作为杨家长房的第二个孙子，杨瀚从记事起，就记得每年总有一天，家里会聚集很多人，大家都向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男子的照片鞠躬，大人们要求他站到第一排，也鞠躬。很早时候，他就记得，这是他的祖父，叫杨虎城。长大一点后，他从一本讲述“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上得知，他的祖父是烈士，被特务刺死了。

由杨虎城的部下每年在西安举行的这个祭奠仪式，到“文革”时就没有了。当时的杨瀚特别想加入红卫兵，红卫兵要查三代，他回家问祖母祖父的成分，祖母告诉他，木匠。杨虎城的父亲确实是一位木匠。

1969年春节，杨瀚的父亲杨拯民从“牛棚”里回来，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这是杨瀚第一次知道了杨虎城是谁。
“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以后的岁月，他慢慢留心，从各种途径继续了解关于祖父的一切。

1996年，杨瀚移民出国。在北美，他发现华人界对他的祖父一无所知，他以为这是文化和兴趣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他接触到一些台湾地区的移民，发现大部分人能知道张学良，但是却不一定说得出杨虎城的名字，即使说得出他与西安事变有关系，也不知道他的下文如何，台湾版的历史教科书里，关于西安事变只是浅浅带过，且根本没有书写杨虎城之死。一位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要的人物，就这样从历史书上蒸发了。

而关于杨虎城之死，杨瀚发现一个奇特的答案，有一本书里说杨虎城在内战后期撤退时，死于流匪。这个说法在海外流传得很厉害，就连曾经在台湾的媒体和“外交”界混迹多年，与张学良认识的郭冠英，也曾经对此说法深信不疑。作为杨家的后人，难道不应该对此做点什么吗？

“我看到今天台湾已经慢慢变成一个法制的社会，许多以前根本不能提的东西都拿出来公开地讨论，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觉得有可能达到目的。”杨瀚说。他直到2005年5月才动笔给国民党主席连战写了一封信，要求为他的祖父杨虎城平反。

2005年11月，是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六十周年纪念，国民党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历史文物图片展览，其中有杨虎城将军出席国民党党五届一中全会的签到，及其陪同蒋介石视察的照片，这是60年来杨虎城的照片首次由国民党公开展示。

在国民党党史中，关于杨虎城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据说，现任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听说杨家后人给连战去信后，向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杨虎城不是出国了，怎么被关押？二是谁下令杀杨？而邵铭煌回答，国民党党史馆没有这些历史资料，需要向其他人请教。

而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这段历史更加模糊。在陕西华清池，有一个亭子被称作兵谏亭，这里其实就是当初捉蒋的地址，导游每到这个地方就开始讲西安事变，而很多从台湾来的客人就会带上一句，“那个杨虎城是干吗的呀？”

在台湾长大的出版人徐淑亲，回忆起杨虎城这个名字时，只记得历史书上有淡淡几个字，仿佛是很不好的评价，此外再无印象。她分析说：“台湾的民众能记得张学良，是因为他长寿，在台湾住了几十年，他提起来会让台湾人觉得亲切。他的家庭更加传奇，有各种通俗作品渲染他与赵四小姐的爱情。而杨虎城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遗忘从哪里开始呢？在解密的宋子文日记里，对于西安事变一节可谓详尽，而其后，自杨虎城于1937年6月29日被逼出国考察后，宋子文的日记里就没有关于杨虎城的记载，尤其是备受关注的关于他与杨虎城互通电报，致使杨虎城贸然取道香港回国的前后因果。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关于杨虎城之死，也是空白的一章。在国民党党史里，也没有关于杨虎城的内容。

杨虎城是同盟会时期就参加国民革命，后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的老党员。在发动西安事变时，任中央监察委员、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事变后，虽被革去所任军政职务但仍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二级上将，并以军事专员的名义被派往欧美考察军事。

1937年12月，杨虎城从欧洲回国，在南昌被秘密拘禁。随后又秘密囚禁12年。1949年9月6日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于重庆。一名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二级上将就这样从人间消失。

2006年1月19日，在听闻马英九有“有错必纠”的言论后，杨瀚再次致信马英九，再次要求中国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昭雪。“台湾从80年代开始，已经渐渐进入法制社会，以前独裁政治遗留下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得到纠正。因此，我相信现在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杨瀚说。

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时，在美国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学者在此研讨会上相遇，双方发表了大相径庭的学术观点，其主要矛盾在于对西安事变以及张杨二人的根本判断上。内地学者的发言吸引了台湾著名的传媒人郭冠英的注意，当时他在台湾政府供职。对他来说，他听到的这段历史是闻所未闻的。

此后，他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1993年，郭冠英运用和张学良家良好的关系，对张学良进行了3次访谈，制作出长度接近4小时的纪录片《世纪行过》，分为《白山黑水》、《国难家仇》、《西安事变》、《真自由》4个部分。这部片子于2000年在凤凰卫视播出，在台湾引起轰动。这算是台湾媒体对于西安事变比较大的一次关注。郭冠英此后发言说，对于“西安事变”以及30至50年代历史，应该站在一个共同的“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

“长期以来，关于这个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造成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海峡两岸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但是目前，大家已渐渐超出党派意识而从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两岸学者的诸多认识已经趋于一致。”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刘益涛说。

“我觉得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希望得到的回应无非基于两点：法理和人性。我希望国民党能够基于法理去审视我祖父的这件冤案，然后才能谈到人性的东西。”杨瀚说，“今天的台湾学者对于我祖父的行为已经渐渐回归到基于历史来判断，这让我觉得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

由杨瀚撰写的《杨虎城大传》，于2006年12月9日出版，据杨瀚说，全书30万字，只写了4个月。这算不算是应景呢？杨瀚称，绝对不是。为了这本传记，杨瀚已经筹备了两三年。“市面上关于杨虎城的传记，只有三四种，而且内容参差不齐，有些书与史实相差甚远，让人看了很不满意。”杨瀚说。他原先预备自己提供文献素材，请别人来写。

到了今天3月，原定的作者说是有事，加上各方好友的鼓励，他亲自操刀，用4个月的时间写了30万字。本以为会充满荡气回肠的话语，其实里面以引用各种人的回忆原文和各种解密档案为主。作者原意不仅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先祖，也有为历史正名的目的。全书中弥漫着严谨气氛，缺乏眼下这股民间历史热的俏皮劲儿。

杨家的后人写杨虎城的传记，这其实是对多年以来关于杨虎城研究宣传不足的一种弥补。进入中国学术期刊网，分别用杨虎城、张学良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能够搜到的关于张学良的论文有800多篇，而杨虎城的是200多篇，这种不均衡现象令人惊奇不已。

“关于西安事变的宣传，有3种状况，一种是过分夸大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这是用研究党史的方法去研究现代史的结果。在90年代以后，把张杨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角来宣传，成为中国内地涉及西安事变的作品宣传的主要方式，对张杨的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学术界的主流。但现在，第三种状况，即关于西安事变的新发现逐步在国内出现，这其实只是北美一些学者的观点的移植，并没有新的文献发现可以支撑其观点。”米鹤都说，他的父亲米暂沉曾任杨虎城的机要秘书，著有《杨虎城将军》。他本人从80年代初期开始，把西安事变当作一个长期的研究方向。他认为，尽管杨虎城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但从总体上来讲，对杨虎城的研究和宣传还不够。

关于西安事变是谁提出，张学良在不同时期的言论有不同说法，60年代蒋介石命他回忆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是他一口主张，杨虎城不过是受他之害。而到了
80年代后，他又澄清，西安事变是杨虎城提出的，杨是主角他附议，若干次的说法并不一致。既然张学良自己未能确定，因此，只好从别人处考证。在对大量的口述史和历史文献的查阅后，杨瀚得出结论：“杨虎城作为西安事变的提出者，在这一事件中充当着主要的推动作用”，“就算张学良不干，他也会一个人坚持下去”。

“杨虎城当时在西安握有重兵，而张学良在城里只有一个营，单以兵力而言，只有他才有策动兵变的能力。从别人的回忆来看，他早有反蒋的决心，而相反是张学良一直迟疑。”杨瀚说。

大量的文献早已证明，西安事变并非一场临时起意的策划，而是早已预谋多时。从1935年底，张杨就已逐步形成政治联盟，并从1936年初起，就开始设想如何形成统一抗战联盟的问题。1936年4月，张学良在同刘鼎谈话时，就已漏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的想法。而真正提到“捉蒋”方案的，则是杨虎城手下的年轻将领，其想法大约于1936年8月成型，而真正开始秘密筹备则是11月份。

9.18事变以后，杨虎城作为第一个通电全国要求抗日的将领，其部队抗日热情不言而喻。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国仇家恨之痛，张学良暗自在东北军内结集“东北军抗日同志会”，其中坚都是深得他信任的将领，两人形成联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同的是，张学良所顾虑全国形势较多，而杨虎城却更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旦认准的事情，就要坚持到底。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国的抗日之声已经是此起彼伏，各地军阀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多有意见。1936年6月1日，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以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就是其中一例。两广事变时，杨虎城催促张学良一起响应，但张对全国形势比较迟疑，到南京开会一开就是一个月，直到两广事变得以谈判解决。

真正促使张杨决定动手的，还是蒋介石。蒋在12月3日令17路军与东北军开赴“剿共”前线，而让他的中央军在后接应(督剿)，如果张、杨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17路军调往安徽，将陕甘两省让出给中央军“剿共”。这个方案让张杨感觉再没有妥协余地。但尽管如此，张学良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就在西安事变前，他仍然多次希望能够劝谏蒋介石转变方针，以至于出现了流产的南郊捉蒋计划。

“从两广事变时的军事行动计划，到南郊捉蒋计划的两次流产，都说明了张学良还没有下与蒋彻底决裂的决心。”杨瀚在他的书里分析说。此后杨虎城的种种准备显示，如果张学良继续在态度上摇摆，他甚至准备单方面发动兵变。直到12月7日，已经商量定了捉蒋方案后，张学良仍然希望最后劝蒋介石一次，“先礼后兵”，杨虎城尽管认为不可能有任何成效，但他随后也去劝谏一次，没有任何效果，两日后倒爆发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一次大矛盾。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过89岁生日的晚宴中，意外地说：“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12月9日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这个回忆可以为当时的历史做一个注释，尽管面临着兵权可能被夺的局面，张学良仍然认为这只是个人利益，仍有妥协的可能，但涉及到学生问题时，一下子让张学良联想起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捉蒋决心终于不再动摇。

在西安事变发动之初，发动者以及中国共产党方面都曾用“12.12革命运动”称之，此后在通电全国的电报中始商量定为“兵谏”，在电报中提出的“八项主张”，也远远超出了“逼蒋抗日”的主题，从中凝练出来的更像是张杨等人的政治主张，也接近于中共当时公开的政治主张。这八条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后通电全国的八条主张，其中包括了杨虎城、张学良等人的政治理想，除了全民抗日的呼吁外，还多一重民主诉求。在尚未筹划西安事变之前，他们就曾商议有6条主张，在他们看来，这正是贯彻三民主义的方针，以帮助中国走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走向现代民主的可行途径。”杨瀚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经一度忧心其性命不保，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先后飞来调停。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中国及世界的反应并未完全如想象的那样。苏联《真理报》在1936年12月14日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在国内，多数地区的舆论并未向着张杨等人一边倒，各地军阀态度不一，国内形势紧张。在25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与原来的八条主张所比较，除了难以完成的改组南京政府，其他的大致保留。“西安事变”可算取得发动者预想之成功。

西安事变被称为一个多赢的结局，此后，蒋介石终于由只实际掌控7个省，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领袖，共产党取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真正的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民族对抗日统一认识，民心大为奋发。

然而，西安事变中未能取得的成功，也在日后中国历史发展中显露出来，由于未能改选政府，建立民主政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弊端在抗战后期逐步爆发出来，一旦抗战结束，民心背离便迅速导致了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