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论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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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不仅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古人非常重视的一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义”是指道义，即行为是正义的或符合道德规范的。“义”与“仁”的关系甚为密切，所以“仁义”二字经常并称连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仁”是“义”的内隐，“义”则是“仁”的外显。在古代，“义”还常常与“利”相对而言。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认为，在“生”和“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要“舍生而取义。”

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又说：“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利益是人希望获得的，但是不能见利忘义。见到可以得到的，要考虑是否符合道义，这是取之有道，见利不忘义的大道理。对此，孔子曾讲过春秋时齐景公的例子。齐景公本来是一位继齐桓公之后可能使齐国再度称霸的君主，但他后来奢侈腐化，做了许多不仁不义之事。所以齐景公死的时候，尽管他有马四千匹，可民众却找不到他有什么德行可以称颂。

如果一个人不义之事做的太多，我们会说他“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来源于《左传•隐公元年》，大意是总是做不合道义的事情，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这句话揭示一个道理，一个人行不义之事或许会一时侥幸得逞，但是如果不义之事做的太多，最后一定会遭到惩罚。古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三尺头上有神灵，人无论是行善或是作恶，一定会有果报，只是时间的问题。

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大意是不是自己的东西而据为己有，是不符合道义的。但反过来讲，在“合义”的情况下自己该得的利是可以拿的。孔子的学生子路曾救起一个落水者，这个人送给他一头牛表示感谢，子路很爽快的接受了。孔子知道后很高兴，说从此以后鲁国必定会有人去抢救落水的人。人只是在不“合义”的情况下才不能将利据为己有。

孟子还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孟子关于“义”“利”关系的论述。这句话的上文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遇到两难的选择，就象鱼和熊掌都是自己想要的，但是在只能择其之一的情况下，就要权衡利弊得失。古人认为，虽然生命可贵，但是维护道义更为重要。为了维护道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才是“仁义”之士。

董仲舒说：“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即所谓道义的法则，在于端正自己，而不是端正别人。在董仲舒看来，儒家的“仁”是为了“安人”的，所以，对别人要讲“仁”；而“义”是“正我”的，是用道义来正自己。

陆九渊认为：“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由义为荣，背义为辱。”（《与郭邦逸》）大意是君子以道义为重，得到道义的人就受到尊重，丧失道义的人就不值一提；遵循道义是光荣，背离道义则是耻辱。

陆九渊讲的儒家的“义”，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应以道义为准。符合道义的事一定要去做，这是做人的光荣；而背信弃义的事一定不要去做，因为这是做人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