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悲剧:刘少奇两次失声痛哭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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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刘少奇是一个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更是对国家和人民命运负责的人—至少比毛泽东强多倍。刘少奇是一个悲剧人物，这点自他1949年以后掌握一定权力之后就已经证明了的。

害毛泽东的是毛泽东，害刘少奇的是刘少奇。

但是，这里最重要的是但是，毛泽东是害人害己，刘少奇也是。

说毛泽东是历史人物，中外都不会有争议，说毛泽东是千古罪人，肯定有一部分承认并相信；但要说刘少奇是千古罪人，就有点过分了，因为他自1949年以后角色就是被动挨打的角色，罪不当千古，但是称现代冤人也未必不是，只是遗憾的是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968年10月5日，受到尖锐批评的刘少奇意识到自己已经与毛泽东是“敌我矛盾”，伟大光荣正确的毛代表人民，代表毛泽东思想，而在“大跃进”以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数百万人饿死）的刘代表修正主义，代表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赫鲁晓夫，成为“人民公敌”。此刻的他，突然两次悲愤交加，失声痛哭，或许是他觉得生活对他太残酷了，太不公平了，……

以后，由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和脑供血不足，脑软化的症状恶性发展，刘少奇失去了自主吞咽功能，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他时而紧攥着拳头，时而张开十指乱抓，而一旦抓住什么又死死不放。在他痛苦地在空中划动双手不止不休的时候，有人把两个塑料瓶子放在他手里。他紧紧地捏着，于是稍微安静一些，日长天久，他竟然将两个瓶子捏成了“葫芦”形状。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却似自由之鬼，忙着长江游泳，忙着信口开河。

刘少奇是一个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更是对国家和人民命运负责的人—至少比毛泽东强多倍。刘少奇是一个悲剧人物，这点自他1949年以后掌握一定权力之后就已经证明了的。

尽管刘少奇一生看起来很谨慎 ，实际上也是被谨慎所捆绑，等毛泽东喘过气来，看穿刘少奇不过是“黔之驴”，就很快地把刘少奇致于死地。

刘少奇的历史，一一记录在案。

1949年10月1日，中共和民主人士一同联合举办开国大典，刘少奇代表中共在会上讲话，他说：“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

1959年9月16日，原意为“反左”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全会，大会通过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消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个《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这个时候，刘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提议的接班人。

虽然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全会，但唱主角是从来就不是刘少奇。

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并标志着“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并按照毛泽东意图一字未改通过毛泽东起草修改的“五一六”通知，会后刘少奇还亲自向民主党派解释会议精神。但是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全会，刘少奇始终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圣旨”。

毛泽东是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只是第一层意思，而第二层意思就是通过天下大乱把刘少奇等人当作替死鬼。当时刘少奇只知道毛泽东要改变社会面貌，却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就只能任由毛泽东祸国殃民了。

从1959年到1969年，这十年是刘少奇日子最不好过的十年，也是刘少奇生命的最后十年。

刘少奇含冤而死的前一年（1968年）9月16日，刘少奇的罪证材料送到毛泽东的政治权力实施人江青的手里，江青批示，指刘少奇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

9月29日，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并向“取得这一成就的江青同志表示致敬”。

十年之后的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死于河南开封，被指患有严重的“烈性传染病”被赤条条地送进火化场秘密火化。

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知情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指为“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

1968年11月24日，刘少奇被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永远开除出党”。

1980年2月，还是这个党，其中央委员会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通过决议时，只见全场一直举手通过。

这个镜头令人难忘。可是1968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与会“一直举手通过”的委员们，后来不是也有一部分人成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委员吗？

1968年的当时，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1902-1977，山东寿光人）没有举手——虽然全会公报说“一致举手通过”，但陈少敏为此受到迫害，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自1945年中共七大就是中央委员（候补）的陈少敏，从此就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了。

查资料可知，中共中央八届中委会的委员，同时又是十一届中委会的委员有：邓小平、陈云、蔡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胡乔木、习仲勋、王震、彭真、李先念、叶剑英、宋任穷、杨尚昆、胡耀邦等，除了陈少敏之外，他们很难成为陈少敏，因为陈少敏有了这次“经历”，她就被永远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了，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付出这一代价不能不说太大了，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了。

但陈少敏是为自己的利益才不举手的吗？不是，她是为一种不合作，一种正常的反对，或者说是为真理而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她这样的反对，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包括自己个人利益的最大失败。

除了陈少敏，另一个表达自己真实心声的中央委员就是胡耀邦了。1988年，已经不是总书记、但还是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公开说，有两件事难以原谅自己，其中就有一个对刘少奇“开除出党”的“一致举手”。

胡耀邦与人谈话时说：我也讲过违心的话。我这个人做过些工作，也犯过错误，就不说了。但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以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个老大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同志。在表决前，她说自己心脏病又犯了，伏在桌上，拒绝举手，真是难能可贵。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的结果。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持不同意见，而被划了右派，政治上的右派呵！我过去讲过，也是从马列著作看来的，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也有少数
“奴才”。过去到现在，这种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见2000年第1期《百年潮》，作者为曾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朱尚同，他于1988年冬和胡耀邦谈话，提到讲真话也真不容易得到胡耀邦的认同）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自1949年以后，毛泽东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伟大导师”。整个“文革”，就是毛泽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之集大成，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顶峰，而国家和人民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政治和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刘少奇只是其中一个悲剧之一。

总是人祸，除了党及其党主毛泽东制造的人祸外，还有以集体名义制造的人祸。更多人祸，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