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一:红色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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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穆正新 　  

　　

　　中共志愿军解释代表同印军军官合影。

　　第一章 “解释”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我要去台湾。”

　　“你全家人都在盼着你回家。”

　　“我回台湾。”

　　“父母养你容易吗？你应该回去向老人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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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母天天盼着你回家。”

　　“回台湾。”

　　“你去台湾，你父母和全家人怎么向人民交代？”

　　……

　　“你是不是你父母养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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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朝鲜半岛中立区。在印度军队管辖的“解释”营地内，由志愿军派出的“解释代表”，正在向拒绝遣返的志愿军战俘进行“个别解释”。这里有几十个“解释帐篷”。每个帐篷里有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五国代表。他们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以下称“中遣会”）主持“解释”。联合国军方派一名观察员。志愿军方面则有五、六个人在场。对一名战俘进行“解释”。

　　“解释代表”们用超长时间对战俘重复相同意思的话语。是当时“解释帐篷”中多次出现的一景。据现场各方人员回忆，重复“父母等你回家”这个句型的最高纪录是三小时。那天有三个志愿军解释代表在场。他们对着一个战俘，或“独白”或“二重白”或三人“合白”，反反复复就是这几句话。数小时的煎熬，使接受“解释”的战俘渗出了鼻血。单调顽固的语音使不懂中文的“中立国代表” 们也疲劳不堪。捷克与波兰代表打起了瞌睡。后来，在场的联合国军观察代表，美军上尉劳伦斯•菲尼根终无法忍受跳起来用汉语破口大骂：混蛋！这样不行！虽然菲尼根的行为违规，但主持“解释”的印度主席听完菲尼根的申辩后却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他下令中止了“解释”。这位战俘的磨难方告结束。

　　“解释代表”们是从志愿军中选调的营以上政工干部。其中有６３军政委李呈瑞、１３９师政委贺明等。贺明于１９９０年出版了《一笔血淋淋的的权债 — 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的日记》一书。此书是迄今为止中共方面关于志愿军战俘解释过程最详尽的一部著作。它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情况。但也和其他一些归国志愿军战俘一样所写的回忆文章一样，书中充满任意编造的“美蒋法西斯罪行”，却不提他们自己在周恩来李克农指挥下的所干的种种不光彩的勾当。真正欠下志愿军战俘血债的，正是他们。

　　作为志愿军里的政工干部，这些解释代表们早已熟知志愿军官兵们怀乡思亲的情感。他们过去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压制和批判这种情感，以防止官兵们因思念家人而影响士气。他们曾反复教育官兵们要“放下家庭包袱”、“抵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抛弃反动封建的仁义孝道”等。然而今天他们的态度都转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弯，比任何人都需要这些“反动封建的仁义孝道”。他们只恐“个人主义的家庭包袱”不够沉重，“反动的封建孝道”不够威严。他们不厌其烦地帮助战俘们想念父母家人，巴不得对父母的思念愧疚之情早点压垮战俘们抗拒遣返的意志。

　　而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心里很清楚，此时松口答应回国无异于重返虎口。不但自己受罪，家人也必定受连累（已归国的数千志愿军战俘的悲惨遭遇证明他们的判断正确）。但谁都会想家，谁都牵挂爹娘。眼前这一声接一声的“父母盼着你回家”象针一样刺痛他们的心，令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希望尽快结束这“解释”。但主持解释的印方主席通常需要征询解释代表的意见。只要解释代表说他还没有“解释”完，战俘就不能离开。

　　眼前这些“忽然爱爹娘”的解释代表们，明明就是先前那些反复要求志愿军官兵必须“放下家庭包袱”的首长们。战俘们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他们实在不能适应“我军首长”这种闪电般的观念大换位，脑子里始终摆脱不了他们先前那些严肃教育大家的革命道理。一位被敲打得身心交惫的战俘带着几分恳求的态度对解释代表说：“我已经放下家庭包袱，彻底抛弃反动封建仁义孝道观念了。这样行了吧？”。这番话让解释代表心头产生出什么滋味，我想他们说不出口。毕竟亲眼见到自己长期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结出了硕果”，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破坏解释”

　　一万四千多名抗拒遣返的反共志愿军战俘，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受到“解释”。中方指控是“美帝拖延时间破坏解释”。但解释营地是透明的场所。不但有各“中立国”代表，还有各国媒体的记者在场。在场的人们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

　　新华社指控美方拖延修建解释营地。但实际上解释营地本由中方修建。是中方选点不佳工作马虎排雷不彻底等造成营地不合使用而耽误了时间。中遣会拒绝中方所建营地转而要求美方重建。美方说日子太逼近他们无法如期完工，于是成了中方所指控的“拖延修建”。但中方真的急于早日开始吗？又不是。美军日夜加班施工，同时提议不必等棚屋全部完工，建成一部分就先用起来开始解释。而美军继续完成馀下部分。这本来正合中方 “强烈要求尽快开始”的主张，中方本应欢迎才对。谁知中方却出人预料地坚持要等所有棚屋建成后再开始。这一来把中方拖延的企图暴露无遗。中遣会不愿再拖，发表声明要求１０月１５日开始解释。中方这才捏着鼻子开始了解释。

　　解释一开始，中方更把“积极争取时间”的伪装彻底抛开。志愿军各组解释人员简直就是在比赛谁更能拖。各国记者们每天统计单个战俘的平均解释时间。结果是，最短的为七十五分钟，最长的竟达到一百五十三分钟。那份“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本来已通过高音喇叭向全体战俘营区广播过多次。每天被带出营区到解释区接受解释的战俘们集中在等候区等候传唤。而等候区旁边也安着志愿军方面广播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向战俘广播。按理说，“个别解释”开始后完全可以不必再读这份文件。但解释代表却坚持要再宣读。读就读吧。那文件总共不到五百字，以正常速度朗读两分钟即可读完。但这些嘴头功夫高强的志愿军政治干部们竟能颠来倒去把它读到二十分钟以上。在解释过程中，几乎任何话语都可以被解释代表N遍地重复。１１月４日，有位战俘在解释代表的追问下已经回答了一百多次的“我要去台湾”。但解释代表仍然在问“你到底要去哪里？”。在场的各国人士谁也无法理解这位共军政委到底犯了什么病。战俘们若开口反驳，解释代表就说“不许你讲话”。战俘捂耳朵唱歌等不听解释，解释代表就扬言“你不听，我就要讲一天，讲一个月”。当战俘疲惫消沉下来，减少叫骂对抗的时候，解释代表就认为“有希望”了。这一来更要拉长时间“再接再励”。此时帐篷外机动替补的解释代表还会被追加进来以“加大力度”。深陷挫折的解释代表们太想“出成果”了，急得要抓狂，硬是想把任何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希望”变成百分之百的成功。两三个政委/教导员花几个小时去做一个士兵的思想工作，乃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耐心案例。只是在场的外军人士感觉不太一样。一位联合国军观察员形容现场情形“有如几头秃鹰热切地看着奄奄一息的猎物”。

　　中立国的瑞士或瑞典代表频繁抗议解释代表长时间折磨战俘的不人道行为。多次以退席强行中止解释。１１月４日，中遣会的主席蒂玛雅将军实在看不下眼，谴责道：“简直越来越不像话，非阻止不可”。他下令中止了六个帐篷里的疲劳解释。但志愿军解释代表毫无愧疚之意。他们振振有词地辩称：“解释规则并没有规定时限”。“没有规定时限”就等于可以无节制地纠缠折磨战俘，这就他们的逻辑。至于这逻辑是否损害道义形象，他们不在乎。有位战俘坐在那里叫了整整一上午的“回台湾”。临到午饭时间时，解释代表仍不情愿放战俘走，竟说他的“解释”还没完，要印方把战俘看押起来，下午还要继续“解释”。

　　为什么要拖时间？

　　拖时间对中共有双重意义：一是在“个别解释”层面上，通过疲劳纠缠战俘以提高战俘的“被压垮率”。二是在整体层面上，拖掉大量时间使得９０天的解释期不够用，从而避免完成全体解释。中共深知无论怎样强力地解释，也鲜有战俘能被说动。因此全体解释完的结果必定极难看。他们必须防止这种结果成为现实。保留较大的“未经解释”群体，无疑增大了可供他们任意解释的空间。有了这样一个“未知”的群体。中共永远可以钢牙铁嘴地声称未经过解释的战俘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是渴望回国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所有战俘统统解释完毕，面对着极低的“回收率”，他们就难以维持这类谎言了。

　　“长时间高强度” 的疲劳轰炸策略由中方负责人乔冠华亲自布置。更高一层的决策者应该是李克农或者周恩来。１９５４年２月，乔冠华、杜平的朝语翻译李春邦（Lee Chun Bong）越过板门店分界线向联军投诚。他向世人公开了中朝共方的一些幕后活动的情况。据他揭露，当１０月１５日第一次解释结果比预期还要糟糕时，乔冠华立即召集会议向各解释组施加压力。乔要代表们在解释中加强政治攻势。特别要求在解释中使用“台湾很快要解放”、“蒋帮就要完蛋”等一类带有威胁性的用语去打击战俘的信心。他同时要求各组把解释时间拉长，可以拉长到四小时（！）以上。这些恶性的措施甚至激起参与密谋的波兰和捷克代表的反对。他们指出“解放台湾、消灭蒋匪”一类用语违反了解释规则，会造成解释代表被驱逐出场的后果。而部分志愿军解释代表也想不通，尤其不赞成数小时解释这种对他们说来非常吃力还招人指责的做法。毕竟长时间折磨战俘会引发战俘激烈对抗、以及联军代表和中立国代表抗议等等反应，这些对解释代表来说并非美好享受。但乔冠华一意孤行坚定推行。那些感到想不通的解释代表则遭到乔的严厉批评，被责令作检讨。在乔的压力之下，各解释组只好加大力度，不择手段地威胁、哄骗和折磨战俘。于是出现了上述连问一百多遍“你到底要去那里？”这种神经病式的“解释”。有个解释代表越说越狠，刹不住车竟说出“台湾已经解放”的傻话来。被志愿军战俘们及媒体界传为笑谈。隔了几十年后，贺明对此出洋相的难堪感觉依然鲜明。他专门在其书中提起此事，并企图以“翻译捣鬼”来解嘲。真是越抹越黑。“翻译捣鬼”只能影响洋人。现场听解释的志愿军战俘也听到了这句话，而他只懂得中国话，与翻译何干？

　　在整体层面上，中共早就清楚他们的“解释”成功率不会高。中共对那一万四千多志愿军战俘的反共态度是很知情的。这是因为联合国军战俘营本来就高度透明，加上反共战俘营内有数百个依照中共党组织指示潜伏下来的特务在活动，中共对反共战俘营所掌握的情况可能比联合国军还细。因此中共早就清楚，这一万四千多志愿军战俘除了几百个事先潜伏的特务可以被用来表演一下“逃离虎口奔回祖国”的闹剧外，剩下的人基本属于铁杆反共人士，能被解释代表说动者寥寥无几。如果完成全体解释，“说服率”少于百分之三是铁定的。所以中共从一开头就决定要让解释半途而废。北京与开城之间斟酌讨论的，只是何时废怎样废比较有利而已。

　　１０月１５日开始解释。头两次解释完全证实了中共得预感：第一次解释５００人，只有１０人愿意回国；第二次解释４３０人，９人愿意回国。１９比９３０，占２%。再往下是个什么趋势，小学生也算得出来。各国媒体每天都有人在解释营地观察采访。这使得战俘的解释过程成为一盘明棋。共产党方能看出结局，联军方面以及国际媒体当然也看得出。《纽约时报》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日的一篇题为“红色滑铁卢”的文章指出：“共产党劝说战俘回国的努力持续得越久，板门店附近的“解释”帐篷区就越象是他们的滑铁卢。在这里他们正遭遇着最丢脸的失败。”

　　更让中共不好意思说的是上面那申请回归的１９个人中有１２人是预潜伏在反共战俘营里的中共特务。这些特务来到解释帐篷后行为太彰显太一律。让各国人士一眼就看出了不同。他们往往一进帐篷先向解释代表“首长”们敬礼，然后握手等等。完全是一付“完成任务回来报到”的架势。而且他们根本不听解释，一到帐篷就申请归国。更显眼的是每人都少不了在现场控诉一番“美蒋罪行”。虽然字字血声声泪感情很强烈，但说词太相似，让人觉得有点像背诵同一本台词。个别特务同志走过场太急忘记完成规定动作，还被解释代表叫住提醒一番。于是该同志赶紧回头，摔帽子撕胸章再喊两句 “打倒美帝蒋匪”等等方才离去。各国代表看在眼里，笑在心里。

　　希望战俘走错门

　　极度的挫折使得解释代表产生了一种可笑的心态。他们有时会盼望战俘在离开帐篷时走错门。每当解释完毕时，印度主席手指着相应的门用英语宣布：“愿意接受遣返的，请从这个门离开，不愿意接受遣返的，请从那个门离开”（If you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is door; if you do not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at door.）。此话有时被中方翻译说成“愿意回去的，请走这个门，不愿意回去的，请走那个门” 。战俘当然想“回去”，问题是“回哪里去”。走错门乃生死之别，反共战俘不得不问：“我要回台湾。该走哪个门？”但印度主席与翻译只重复原话。战俘不得要领，急得大叫“要回台湾！”并请求在场的人告知。每到此时，志愿军解释代表就高度紧张起来，怒目紧盯各方，生怕有谁把真情告诉战俘。此时如果谁把该走的门指给战俘看，那就捅了中方的马蜂窝。解释代表拍桌跳脚大发作，非要主席把该方人员逐出现场。解释代表之一的贺明，直到几十年后仍然为此事恨犹未尽。在其书中指控瑞士代表以及联合国军观察代表“狼狈为奸”，“逾越职权”等等。

　　实事求是说，按解释规则，“去台湾”不属于战俘听取解释后的选项。所以在场人员不应该直接回答战俘 “要去台湾走哪个门”这种问题。但是违规应答有助于战俘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行动，而“守规”不答则包含着希望战俘出错走到不想去的地方去的意图。后者的显然不良。现场的联合国军的观察员此时总愿意冒着被逐出帐篷的风险向战俘指出正确的门。联军方面也在帐篷外预备了足量的替补观察员，随时递补空缺。而志愿军解释代表们真的是想维护规则吗？根本不是。恰恰是解释代表们自己从来就不尊重那些规则。诸如“台湾要解放”，“蒋介石就要完蛋”等等言论同样违规。但他们每天都照说不误。正如联合国军方面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总是践踏所有规章，同时极力用比规章更苛刻的标准去要求对方。志愿军方面此时此地苛刻地 “维护规则”的背后其实是解释代表们挫折后的不情愿。看到别人不喜欢自己，于是就巴望人家出错吃苦头，哪怕失足掉进自己的洞里来也好。

　　据李春邦回忆，第一次解释结果只有４人真正是被说服而申请回归的。他的说法肯定了另外那６人是预潜伏的特务。乔冠华把结果上报北京（李春邦显然不知道乔冠华背后还有个李克农，以为乔直接和北京联系）后，北京指示说如果情形不能改善就应当停止。但朝方代表李相朝等争辩说，事情刚刚开始，现在就下结论为时太早，朝方计划继续进行。从乔冠华在解释开始时的动员讲话中可以看出乔的态度仍然比较乐观。后经乔向北京请示同意后解释继续进行。但是乔冠华们的努力始终没能扭转局面。整个解释期间，中共除“回收”了数百名特务外，真正经解释而选择回国的志愿军战俘还不足百人。迹象表明从１０月１７日第二次解释过后中共就死了心。志愿军方面先停顿半个月不要求解释。当然中共知道世界各国都在看共产党的笑话。面对外界讥笑中共 “不敢继续”的舆论，中共不能完全停止解释。表面上还坚持着“积极要求继续解释”的态度。但他们的方针已经转变，将整个战俘问题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控诉宣传活动。一方面经常借故叫停以拖延时间；另方面在间隔一段时间后又突然“卷土重来”一下。同时更注重解释对宣传的服务。比较注重选择中共特务密度较高的营区进行解释，以提高成功率。



第二章 “反解释”

　　　除去尖牙利爪的狼，总觉得绵羊猛于虎。

　　　长期接受中共教育的中国人不太清楚共产党军队对士兵实行铁腕专政的内幕。在中共的宣传中，解放军的政委指导员仅仅做些“宣传鼓动、思想教育”工作。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还会处决士兵。当然，在和平时期这类措施很少用。但在战争或者其他“对敌斗争”时期，“执行战场纪律”、“公审”等杀人措施是共军当局约束部队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严厉的镇压措施作后盾的话，共军政治干部们那些宣传教育基本是无效的。解释代表们都是志愿军里中、高级政工干部。他们很清楚，关键时刻最有效的说服教育方法还是杀人或严惩。

　　　朝鲜战争中，中共以极端漠视人命的铁腕将成百万的中国青少年驱赶到战场上去。志愿军部队在寒冷饥饿肮脏和疾病的折磨下苦撑度日，每天都有大批人员悲惨死去。一上火线，当局更是硬逼着“人海闯火海”。整连整营的部队瞬间伤亡大半，战场上处处可见成片倒毙的中国人尸体。悲惨恐怖的环境致使大批志愿军士兵逃亡。在火线上，经历九死一生后，少数人抵达了战俘营。在本方境内，还有大批士兵开小差当逃兵。志愿军总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回忆录中透露说，他甚至远在中国的丹东也看到了成群结伙的逃兵。而当时能够返抵中国的逃兵仅是极少数侥幸者。更多的逃兵只能在朝鲜境内逃亡。

　　　中共军队向来以枪毙加恐吓来制止逃兵现象。已有多位志愿军战俘提起过部队里枪毙逃兵的案例。例如战俘王遵铭回忆，志愿军１２军３１师为了阻止士兵掉队开小差，先是警告士兵们说周围有很多土匪，一旦掉队就会被土匪逮住杀掉。部队并且有意枪杀了两名逃兵并把他们的尸体摆在行军路线上，旁边挂一盏马灯并贴上“掉队的后果”的告示以恐吓其他士兵。另一位志愿军战俘高文俊则叙述了两个案例。一例发生在他所在的１８０师。有一名士兵故意开枪打伤自己的脚以图逃避上火线。结果他被处决，该连指导员也被撤职。还一例是他听战俘营中一位姓诸的战俘所说的。诸说他们部队里有不少士兵逃入附近的乡村去当女婿。战争消耗了大部分朝鲜的青壮男性，所以志愿军士兵很受当地妇女欢迎。志愿军各部队经常突击搜查周围地区以抓回逃兵。他们部队有一次捉获了四名“逃兵女婿”。部队随即召开“公审大会”将他们当众处决。

　　　对共产党来说，来到中立区“印度村”的这些反共战俘比上面那些逃兵更该枪毙。他们不但投降而且还进行反共活动。依照革命老传统，对于这批人根本用不着多废话，把其中的一部分毙掉，其他人马上就愿意返回祖国了。可是今天在中立区里，这革命传统被废了。共军政工干部们既无铁腕镇压的力量可用，能否把人动员回国就全看其货真价实的“说服教育”功夫了。但他们那糟糕的成绩单向各国证明：共军政工干部们最不能胜任的工作，恰恰就是说服人。


　　　由于过去太过依赖专政铁腕去“说服”士兵，共军政工干部们不很在意自己话语的可信性。他们沿用着冷漠生硬、居高临下的教训式语句，他们的论据充斥着各类谎言。他们习惯于自己在台上信口雌黄而士兵在台下静静聆听的场面，从不预期听众会当场挑剔和反驳。进入中立区后，他们显然对失去专政铁腕力量后形势的严重性存在误判，因而这套党式“说服教育”的恶习基本没有得到任何调整。面对着不再畏惧的战俘们，他们竟然继续使用老一套的欺骗和恐吓手段。那些以谎言和威胁为基础的演说不但彻底地失去了说服力，更加强了听受者的鄙视与对立情绪。除了招致猛烈恶意的反击之外他们不可能获得别的结果。他们在“印度村”的惨败，其实是先天注定的。

　　　反共战俘们的信心是逐渐加强的

　　　反共战俘们的身份首先是逃离恶政的受害者。对恶政的恐惧感始终存留在他们的心中。因此他们在一开始和志愿军代表们遭遇时是很低调的。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１日，首批反共志愿军战俘被移交给印度监管军。这时的战俘们心中充满忧虑。他们首先感觉到的是营地离中朝军队大兵团那样贴近。不远处的山头上共军哨兵的身影清晰可见。这些景象不可避免对他们形成强大的思想压力。其次他们并不信任印度监管军。他们早已了解印度在国际场合下对抗美英等西方国家，处处袒护中共得种种事例。他们把印度看作“共匪尾巴”，总觉得印度军队迟早会与共军合谋把他们劫往北方。而初抵印度村时见到的第一幕景象，更加印证了他们心中不祥的感觉：配备机关枪的印度军队戒备森严，如同押送重罪犯人。他们从卡车上下来后便被印度兵围住，然后一个一个地被带往登记处，前后两人相隔将近３０米。他们来到登记桌前登记，还要按手印，再被送进铁丝网门。登记时搜查措施非常严密，刀具锐器尽被没收。收音机也不许带入。更让战俘们感到意外是的几十个穿着整齐的志愿军和人民军军官以及共方媒体记者也在现场。共军“首长”们悠然地坐在铁丝网后面，威严地扫描着每一个在他们面前经过的战俘。共方媒体记者还前出到登记桌前去抄录战俘的资料。此情此景使战俘们心情十分沉重。大部分战俘默默地由印度兵带进了营地。但少数战俘把眼前的情景误以为营地已由印军和共军“共管”了，因此死活不肯入营。几辆卡车上下来的战俘紧紧抱在一起，说什么也不分开。幸而印军官兵态度和蔼理性，持续耐心地劝说着。战俘中年长持重者也过来帮助安慰。他们方才接受了安排。

　　　随后几天，入营的战俘逐渐增多，人气渐旺。各分队战俘每入一处营区后立即在里面升起青天白日旗。随着旗帜成片迎风招展，营区反共的气氛亦日渐升高。后续来到的战俘们见此情景也不再像头几批人那样惶恐了。而已经入营的战俘们也以唱歌、呼口号、鼓掌等形式欢迎他们。令他们的士气振奋。一些战俘主动挑战在现场观察的共军人员。断断续续的叫骂声开始发出。原先悠然坐在铁丝网后面观察的共军“首长”们坐不住了。脸上出现了难堪与不安的表情。紧接着石块开始飞向他们，隔着单层铁丝网已经不安全了。于是印军将他们请到距离较远相隔两层铁丝网的地方继续“观察”。到了９月１７日以后，现场形势完全转变为众战俘朝着共军人员“人人喊打”的局面。“杂种”！“王八蛋”！“不要脸”！“有种的给我进来”
！以及更加粗野的叫骂声不绝于耳。共军观察人员退到了更远的地方。即使这样仍然很不安全。石块如阵雨般飞向他们。狂怒的战俘们一度汇成汹涌的人潮，猛烈地压向铁丝网。大有挤破铁丝网扑向共军观察人员的势头。使得印军大为惊慌。

　　　中央社记者林静在现场目睹这一切，发回这样一段报道：

　　　“现在向匪徒怒骂和扔石头已成为每天匪徒到场「参观」时的必有节目，这一批家伙硬着头皮，由俄制吉普运来，一经过接近义士们营地的道路，便要挨骂挨石头下车走到指定的地方，因为距离远，而且沾联军观察员代表和记者团的光，石头是扔不到了，挨骂是仍免不了，这些厚脸皮的匪徒，也只好当作没听见，阴沉沉的坐立不安，可能失掉知觉。

　　　等到他们坐车离营时，熟悉他们必经道路的义士们，早在靠近的铁丝网内，站好队，也准备好石头，车子过一部，石头便如雨下，于是匪徒们的车子，只好保持二三十码距离，一窠风溜走。

　　　有一次我和合众社美联社记者共坐一部吉普。我们故意把车子停在附近路旁，看到那「溜走」吉普车队中匪徒抱头鼠窜的狼狈样子，又可怜又可恨，甚至连第一辆坐着捷克波兰两中立国观察员的小轿车顶上也当当作响，我等他们走后，向同车同业说：「你们马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我们把车子开得很慢，向义士们招招手，马上换来的是一片掌声，我认为我应该把这件小事告诉台湾读者，你们知道，这该是如何热烈的同胞爱。“

　　　因为同根生，相煎特别急

　　　共产党的“解释代表”从一开始就对战俘们不怀好意。按照停战协议，解释并不是劝说战俘接受遣返，更不是逼迫战俘们回国。解释是对那些想回国却心存疑虑的战俘阐明“不迫害归国战俘”的政策以便消除他们的疑虑。但是共产党的政策千条万条，恰恰没有“不迫害归国战俘”这一条。他们到这里来“解释”的目的，正是要把战俘弄回国去迫害。所以他们的“解释”，就成了欺骗与威胁的同义语。

　　　另一方面，毕竟是昔日“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反共战俘们对中共的意图也是明了的，对中共那一套洗脑战术也是熟知的。战俘中包括了大量志愿军干部，更使得他们容易做到“知己知彼”。他们深知中共的洗脑是严酷难缠的，绝不可掉以轻心。于是远在解释开始之前他们即开始了认认真真的准备。从济州岛到“印度村”，反共战俘营区里组织过多场模仿性的排练。以便让战俘们通过亲身参与来熟悉环境并练习如何对付解释代表。志愿军战俘中人才济济。有些人扮演“中立国”代表，有人扮演印度主席。而由原先的志愿军里干部扮演的“解释代表”，更是神形皆备惟妙惟肖。逼真程度之高，有时竟让战俘们忘记了是在练习，忍不住要上前去揪打。直到周围的人急忙高声提醒方才醒悟。

　　　志愿军解释代表也太过轻视这些昔日战友们的智力了。战俘们离开家乡的时间，充其量也就两、三年。就这么短的时间，也让解释代表们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还象以前在部队里那样任意糊弄人。毫不脸红地吹嘘起“祖国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什么“祖国农民耕地都不用牛，用上拖拉机康拜因了”、“治理淮河工程的土方能绕地球好几圈”、“中国已经成为最大工业国”、“祖国医学发明的人造眼给你装上去，能看五十公尺远”等等。这类拙劣欺骗本来就是导致志愿军战俘厌恶中共、抗拒遣返的因素之一。到解释帐篷里来重演只能引发战俘们更多的反感。

　　　战俘们的种种反击手段，个性鲜明变化多样。有的捂起耳朵不听。有的用唱歌去压制。有的提出针锋相对的质问与反驳。更有人用粗野的叫骂去侮辱解释代表。还有的则耐着性子耍弄解释代表，他们很有兴趣地问这问那让解释代表疲于“解释”直到口干舌燥主动叫停。

　　　爱国主义是反共战俘们对抗中共洗脑人员的强大武器。几乎每个反共战俘都能列举中共勾结日寇、投靠苏联出卖民族利益的具体事例。而一旦诉诸民族主义，中共在这里是绝对的输家。中共那具有西洋特色的“马列主义”，“苏维埃”等等标记就是被痛骂的最方便起始点。而中共奴颜婢膝地孝敬斯大林的丑态，更是反共战俘们全力讨伐的靶子。解释帐篷里经常爆发出“汉奸！卖国贼！俄国鬼子的走狗！毛泽东是斯大林的龟儿子！”等尖锐的叫骂声。战俘一旦开骂，解释代表总是显得苍白无力，灰头土脸却无言以对。

　　大部分战俘是中国农民，堪称学识浅陋。但因为不再畏惧中共的专政强权，他们居然也拉开架势与昔日的“首长”辩论一番“主义”。解释代表很不屑地问一个满身土气的战俘说：你也晓得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哪“三民”，你知道吗？这战俘果然答不出来。但他并不怕，因为他有着实实在在的理由藐视这位喝过墨水的前首长。他沉思片刻说：“怎么不知道？第一人民有饭吃。第二人民走路不要路条。第三人民思想有自由。这三条，你们共匪有吗？”这现场自编的“三民”主义自然是笑话，但这笑话所爆发出的震撼力反而令解释代表难以应对。因为这是战俘以及广大中国人民所经历苦难的总结，是他发自内心追求。标准答案反倒不具备这等分量。

　　　还有位战俘模仿解释代表N遍重复话语的做法，不断地用“回台湾”去干扰解释代表的讲话。叫一次就在心里数一次数。叫到第１３７次时，解释代表被他搅得实在讲不下去了，就赌气地用“打台湾”与战俘对攻。那战俘一听不对，立刻改口说“守台湾”。这样一来一去又顶了１９次。把在场的人都给逗笑了。

　　　昔日“同条战壕里的战友”一旦反目成仇，恶意十倍以上地强烈。不仅粗野肮脏的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凶狠的暴力攻击更在解释帐篷里天天上演。吐唾沫、扇耳光、甩石头、砸鞋底、头撞脚踢、桌子翻凳子飞、拔下帐篷支杆要捅人等等，解释帐篷丝毫不亚于角斗场。战俘坐的凳子时常被当作凶器，印军只得把它钉死在地面上。每位战俘在进入帐篷前要被彻底搜身。但仍有战俘将小听罐头藏于袖口带入。解释代表，志愿军２１师９２团政治处干事苗福金自述被一听罐头击中手臂，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至今留有伤疤。有时印军不得不用三个甚至四个士兵控制一个有暴力行为的战俘，费很大的力气把战俘按在椅子上听取“解释”。为了能够接近解释代表以便行凶，一些战俘伪装消沉，低头不语，摇头叹气等等，故作“思想斗争很激烈”状。同时还接受解释代表扔过来的香烟等等。给解释代表“有希望”的感觉。然后趁着上前对火点烟或者其他接近解释代表的机会突然出手猛打解释代表或者把燃烧着的火柴或烟头猛推向解释代表的脸。很多解释代表从未在战场上受过伤，却在这里被昔日的“战友”打得皮开肉绽，鲜血四溅。根据贺明的日记，仅１０月１７日一天，就发生了２２起打伤解释代表的事件。

　　　女同志来了

　　　一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年轻女子出现在解释代表身旁，大眼深情地看着战俘。解释代表热情地向战俘“解释”道：根据祖国的新婚姻法，军人最受到优待。凡回国的志愿军战士，政府都帮助组织新家庭，让你过上美满的生活云云。怕战俘不信，他们还拿出登有归国志愿军战士接受姑娘们欢迎照片的画报给战俘看。在场的女子居然也搭话附和，甚至说出“只要你回国，愿意和你组成家庭”一类话语。遇此情景，反共战俘们反应不一。有的痛骂她们贱货不要脸，质问她们“你明天配给谁？”有的则对她们耍流氓。一个战俘边骂边当众解开裤子侮辱她们。令帐篷内各国人士大惊失色。一些尚未听取过解释的战俘们一听说解释帐篷里有姑娘就来了劲。十几个战俘主动找到印度军官要求听取“解释”。那时印度人正为动员困难而发愁，忽见有人主动申请前往，自然从善如流立刻安排成行。但这些兵痞们来到解释帐篷后完全把解释代表晾在一边。眼睛直勾勾地锁定女性“祖国亲人”。嘴里说着脏话，身体做着下流动作。有的还乱叫“蓝苹姐姐”什么的，公然在国际场合下占毛主席的便宜。解释代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未见到如此猖狂恶毒的反革命罪行，一时被气得眼前发黑浑身打颤。无奈手中没有专政工具，眼睁睁地看着现行反革命分子恶毒侮辱毛主席却砸不下无产阶级的铁拳。生气发作都无用，最终只得英雄气短地宣布解释完毕了事。谁知这些下流胚还没有过足瘾，第二天再度申请“听解释”。因为解释规则并没有限制每个战俘只能听取一次解释，所以印度人只好再次安排。但解释代表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高挂免战牌坚决不许他们再进来。

　　　根据历史资料，中共并不轻易在公众场合下出动女色。中共的外表总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形象。虽然中共内部很腐败，但其“腐败权”是高度集中的。毛泽东的糜烂生活具有唯一性。他拥有最高腐败特权，但别人不得模仿。毛泽东周围的亲信享有较大的腐败权，但必须小于毛。再往下层腐败权就收得更紧。到了党的基层，干部群众基本就是清教徒的干活了。每当有外国人在场的时候，中共领导更要表现得无欲。毛泽东周恩来都极少携夫人出访或见外宾，更不要说其他各级了。这次在解释帐篷里竟当着多国人士的面使出美人计，无疑是中共党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分析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领导风格使然。朝鲜停战谈判中朝方的总指挥是被毛泽东誉为“共产党大特务”的李克农。中共文献称他为“我党隐蔽战线上进行特殊斗争的杰出领导人”。这“美人计”，应该就是克农同志比较擅长的“特殊斗争”手段之一。二是解释营地形势使然。大批的“我军高级政治工作者”使尽浑身解数猛烈地工作却不见效。转化成功率始终低于百分之三，给党造成严重损害。克农同志心里肯定急。不设法搞出好一点的成就来怎能对得起毛主席？他一急就急出不寻常的点子来，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把你抓起来！”

　　　丧失铁腕专政能力是共产党干部最大的不幸。在反共战俘充满敌意的对抗面前，解释代表们每时每刻都痛感自己的无力，每时每刻都在内心强烈呼唤专政的威权。有那么几次，极度的羞辱使得解释代表忘记了场合与身份，那几个在心中暴跳了许多次的词语终于冲口而出：“你再捣乱我就把你抓起来！”、“我可以命令印度部队逮捕你！”。
虽然还是那决断的口气，还是那首长式的咆哮。却不幸没了专政的功力。空洞的威胁，只是招来更加放肆的嘲笑和辱骂。“首长”咆哮越凶，战俘笑骂越狠。有个解释代表被搞得实在下不来台了，就缠住印度主席不放，非要主席下命令逮捕战俘。那主席被搞得一头雾水，表示爱莫能助。这可怜的解释代表显然气昏了头，忘记这里是国际性的场合而不是“我军”的大本营。印度军队虽然偏袒中共，但毕竟还做不到坚决听从“党指挥枪”的地步。印军固然有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解释代表人身安全的义务。但印度主席所见的只是双方的“言论”交锋，没有暴力伤害行为。他无法因为言论而拘押战俘。他困惑地对解释代表说：“他骂你是乌龟的儿子。这样骂人能恶到什么程度呢？还是继续你的解释吧。”（So
he called you the son of a turtle. What’s so bad about that? Please
get on with the
explanation.）。这印度主席并不想取笑解释代表。而是作为印度人，他无法体会身为“首长”的解释代表遭到普通士兵臭骂后那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超级难受。纠缠许久，主席还是不肯下逮捕令。解释代表无计可施，只好悻悻然终止解释，放那反共战俘凯旋离去。

　　　联合国军方面人员的确无法掩饰自己的心里的高兴。而观战的台湾记者更是深受鼓舞。一位记者评论道：“一场解释下来，共匪工作人员的素质弱点全部暴露。他们没有掌握住义士们的心理。他们没有在解释词令上下过推敲琢磨的功夫。浮浅、粗暴、阴险、幼稚、无幽默感、无风度。我没有见过如此低能的人，竟被选出担负如此沉重的任务”。

　　　对于志愿军解释代表来说，明知战俘不愿回国，就早点放人过关。于人于己都有利。何苦死缠硬磨自讨没趣？鬼才相信中共热爱这些战俘，爱到了不惜“唾面自干”也要把他们带回国好好照顾的地步。归国志愿军战俘的悲惨遭遇证明中共对他们没有一丝诚意。《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人民军志愿军联合声明》等公开文件所载的
“一律不咎既往”等承诺根本没有兑现。共产党从来就是得骗且骗，骗过手再收十你。从这些志愿军官兵拒绝送死而选择被俘的时候起，中共当局就恨他们，一心只想着怎样控制和惩罚他们。这些解释代表们就是中共迫害归国战俘的帮凶。他们努力地纠缠每个战俘，只要有一丝可能就把他们搞回国关起门来修理。

　　　在整个解释期间，有近百位战俘相信了解释代表们谎言而申请回国。连同那些奉命事先潜伏待机然后表演“冲出虎口奔回祖国”闹剧的特务人员共四百四十人返回中国大陆。在他们前面回国的６千多战俘绝大多数遭到中共的惩处。而他们这批人回国后的命运更加险恶。他们实际上自归国后即渺无音讯、至今生死不明。不能排除他们已被中共秘密处决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解释代表们对这四百四十人负有不可开脱的罪责。作为中共高级干部的贺明，当年参与了在中立区诱骗战俘回国的全过程，他非常熟悉其中的很多人，可以叫出许多人的姓名。１９９０年代他又专门就归国志愿军战俘遭遇进行过长达７年的调查，他理应知道这四百四十人的下落。但奇怪的是他迄今没有透露过这方面的情况。不但是贺明，众多的其他解释代表们也没有人追踪过这四百四十个人的下落。看来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战俘们骗回国，再以后这批战俘是死是活完全不关他们的事。如今他们写回忆文章，只是再再地大骂各种离奇的“美帝蒋匪”罪行。好像这样就可以把自己亏欠战俘的种种罪责开脱干净似的。

(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一：红色滑铁卢（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