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娶与逃婚 苏东坡和三个老婆风流秘史

xiangxiang

　　东方龙吟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苏轼着名词作《江城子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乙卯(1075)，当时作者在密州知州任上。这首词为苏轼怀念结髮之妻王弗而作。王水照先生曾云：此词“含悲带泪，字字真情，将满腔思念倾注与(于)笔端，创造出缠绵悱恻浓挚悲凉的感人意境1”，实为定评。让我们对苏轼爱情故事的解读，先从这首“缠绵悱恻浓挚悲凉”的《江城子》和王弗的故事开始。

　　苏轼一生共有三个伴侣：结髮之妻王弗、继室王闰之、侍妾王朝云，苏轼与她们情真意笃。王弗生长子苏迈，王闰之生次子苏迨和三子苏过，朝云在黄州时生下四子苏遁，却不幸夭折。朝云在闰之病逝后，安居侍妾之位，陪着苏轼贬谪岭南，不幸病死于惠州。

　　有一种奇特的言论，非常值得注意。鐘来茵先生在《苏东坡三部曲》“总序”中说：

　　一旦我们瞭解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才知道苏轼对前面的两位夫人，感情平平淡淡，诗人为她们献上的作品仅一二篇；而东坡对朝云爱得炽热、持久，诗人为其所写的作品竟然超过二十篇1。

　　在学术着作可以量化的今天，爱情质量是否也能用题诗多少来量化？若按此推论，晚年爱上比自己小约三十岁的歌星梁菁菁的梁实秋先生，在短短的时间里写了上千封情书(有时一天多达三封)，与梁先生相比，苏轼对朝云的爱，也应算作很平淡呢！然而苏轼一曲《江城子》，使天下中华识字儿女无不能诵“十年生死两茫茫”，若让梁实秋先生选编《古今十大爱情诗文》，想必也不会将这首词摒弃吧。

　　鐘莱茵先生所说的“一旦我们瞭解了真实的历史事实”，除了诗篇多少之外，还有一个依据。他说：

　　苏轼多次宣佈，他年轻时欲隐林泉，不愿结婚，不愿出仕，迫于父母之命，才改变初衷的。由此可见，苏轼与王弗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勺(龙吟按：应为“妁”)之言的产物，不是一对年轻男女强烈感情的产物……任何事物都是通过比较才有区别，苏轼对王朝云的强烈的爱情，反衬出苏轼与王弗的感情是较为一般的。

　　王弗病逝于治平二年(1065)，苏轼纳朝云为妾则是十年后的事，二人如何“比较”？况且鐘氏在书中也曾推断：苏轼纳朝云为妾，既与顶头上司 ——当时的杭州太守陈襄故意安排有关，又跟自己夫人王闰之催促密不可分1，这里有没有“长官之命”、“贤内充媒”因素？而“苏轼与王弗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却是纯乎臆测。

　　所谓“苏轼多次宣佈，他年轻时欲隐林泉，不愿结婚，不愿出仕，迫于父母之命，才改变初衷的。”依据有两个：一是苏轼的《与刘宜翁使君书》：

　　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

　　刘宜翁是曾在三茅山学道的隐逸之人，晚年被贬于惠州的苏轼与他通信，谈及自己童年喜欢出家学道，不想结婚、不想做官之事，应是出自肺腑之言。苏轼七八岁时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晚年在海南，这位先生还入梦对他进行教诲(见《众妙堂记》)，“龆龀好道”定与这位道长有关。至于“不欲婚宦”，原因是曾被“父兄”强加给婚姻。这里的“父”不仅指父亲，伯父也是父辈；兄即指其伯父苏涣的儿子苏不欺、苏不疑等，可是他们所“强”之人是不是王弗呢？

　　宋人《东园丛说》记载着苏轼少年时的另一段姻缘：

　　王子家言及苏公少年时，常夜读书，邻家豪右之女，尝窃听之。一夕来奔，苏公不纳，而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暨公及第，已别娶仕宦。岁久访问其所适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词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之句，正谓斯人也。“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一作寂寞沙洲)冷”之句，谓此人不嫁而亡云也。

　　苏轼的《卜算子》词寓意何在，至今众说纷纭(涉及四个女子)，这里不必捲入。我们要注意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所说的正是苏轼的婚姻问题。

　　《东园丛说》为南宋初年李如所撰，《四库总目提要》认为其书虽被后人搀入杂说，但所记之事多“典核不苟”，因此作了“其书可采”的结论。

　　更重要的在于，王子家并非道听途说之徒，他是苏轼友人王廷老的儿子、后来成了苏辙三女婿的王浚明1 。王子家活了八十五岁,直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才去世。侄女婿述说大伯丈的隐私，决不可捕风捉影。

　　鐘莱茵先生的所谓“苏轼多次宣佈”，其实只是两次，另一次是在《与王庠书》中：

　　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

　　王庠是四川荣州人，荣州离眉山仅百里之遥，二人不仅是同乡，还是“姻亲”。王庠生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比苏轼整整小28岁。苏轼此信，写于晚年被贬“海嵎”之际，即60岁以后，当时王庠正值壮年，準备参加科举考试。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年近不惑的大名士，要对一位后生谈及自己少年时的婚事？

　　答案只有一个：王庠对苏轼早年的婚事多少知道些底细。

　　苏轼在给黄庭坚的信中透出了这个消息：“有侄婿王郎，名庠，荣州人。”(《与鲁直书》)瞧，原来这位后生也是苏轼的侄婿！联想到苏轼两番强调 “为父兄所强”、“父兄不许”，这位仁“兄”应是王庠的岳父。试想，如若王庠对长辈的隐私一无所知，苏轼偏要与他谈论此事，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由此可以断定，苏轼在娶王弗之前，还有一段婚姻。不然的话，他的“不欲婚”、父兄“迫以婚”就无从谈起。这是一段亲人讳言的往事，苏轼在与知情的侄婿通信中透了一点消息，另一位侄婿则在晚年将这段秘密洩露了出去。

　　学术研究不能仅靠推论，要有真凭实据。幸运的是，眉州一带的方志提供的证据表明：少年苏轼确实如他所言，经常“逃窜山林”。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提供了大量的资料1：

　　连鰲山，在(眉州)西南九十里，山形如鰲，旁即栖云寺。东坡少时读书寺中，尝于石崖上作“连鰲山”三大字，大如屋宇，雄劲飞动。

　　——《蜀中名胜记》卷十二《眉州》

　　栖云山，(眉山县)治西八十里。山阴与丹稜赤崖相对，层峦绝壑，翠障丛蹊，积为佳胜。下临栖云寺。旧传东坡病后游栖云寺，有题壁诗，今亡。

　　——《眉山县志》卷一

　　三峰山，(眉山县)治西七十五里。……山右有洞，……俗名巴蛇洞，《蜀故》云：有东坡读书处。(同上)

　　——《眉山县志》卷一

　　东坡山，(眉山县)治南四十里。有实相寺，相传系东坡读书院。

　　——《眉山县志》卷一

　　华藏寺，(眉山县)治南三十里。上有东坡读书台古迹。

　　——《眉山县志》卷十三

　　(眉)州治五里山华藏庵前，一峰突起，平如掌然，为东坡先生读书堂。……(上)巖在(州)治东南十八里。……巖有三石笋鼎峙，宋苏东坡尝读书于此。

　　——《眉州属志》卷二《古迹迹青神神上巖》

　　去上巖二里许……有唤鱼池，……东坡书“唤鱼池”三大字。

　　——《眉州属志》卷二《古迹迹青神神中巖》

　　连鰲山、栖云寺、三峰山、巴蛇洞、实相寺、华藏庵、上巖、中巖、唤鱼池，遍及眉山西、南、东南各地，远者七八十里，近者也在山中。苏轼自嘉祐二年中进士后，曾经两度返回眉山，均系替父母守丧，此间他绝无逃到山中读书悟道之理。这些遗迹，处处都在印证着他的坦言：“轼龆龀好道”，“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由此可见，苏轼后来屡次说：“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跋李伯时卜居图》)、“嗟我昔少年，守道贫非疚”(《次韵答章传道见赠》)，决不是一般文人的故作清高，强说归隐。

　　既然苏轼“逃窜山林”与婚姻有关，那么这个婚姻另一方是不是王弗呢？

　　回答是否定的。苏轼与王弗成婚于至和元年(1054)，苏轼已19岁，在当时应算“大龄青年”，与“少年”和“龆龀”相去甚远。从苏辙17岁而娶史氏而看，苏家给苏轼议婚也应在16岁前后。而那时王弗年仅13岁，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

　　《东园丛说》说苏轼读书于山中，结识“邻家豪右之女”，这与王弗的家境更远。王弗之父王方仅是青神县的一名乡贡，家境远远比不上苏家。

　　从苏轼的足迹来看，他与王弗成婚之后，终日埋头读书写文章，王弗“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亡妻王氏墓志铭》)，两情相悦，毫无芥蒂，哪里有半点八百年后鲁迅与朱安女士之间的窘境？在这前后，苏轼开始与父亲的好友史经臣议论古今人物1，并随父亲到成都拜见大帅张方平去了，俨然是位中规中矩的谦谦学子，因此才能在婚后二年便一举“出人头地”，名动京师。

　　那么苏洵在早年给苏轼所议婚事，究竟是什么人家的女儿？是何方“豪右之女”呢？

　　逼娶对像 邻郡太守之好女(一)

　　宋代着名笔记《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后东坡、颖滨但言忠献、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简，何也？

　　持此疑问的其实不止邵博一人，下边还有三则宋人的记载，很少被人们觉察：

　　(苏)洵初入京师，益帅张文定荐之欧阳公，世皆知之；而有雷简夫者，为雅州，以书荐之张、欧及韩魏公尤力。张之知洵由简夫，世罕知之。雷之书文，亦慨慷伟丽可喜。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五《经籍考》六十二

　　人知乐全之荐东坡，不知三苏之始进自雷简夫之荐。

　　——谢采伯《密斋笔记》卷四

　　老泉布衣时，初未有名。雅安守雷太简简夫独深知之，以书荐于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张文定公，辞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多传其本，而东坡、颖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老泉集中，与太简往来亦止有《辞召试》一书耳。如《与太简请纳拜书》，蜀人至今传之，集亦不载。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苏所作《太简墓铭》，亦不在集中，乃知编集时有意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

　　——陆游《老学庵续笔记》

　　雷简夫何许人也？原来他是宋初殿中侍御史雷德骧的后人。雷德骧有两个很出名的儿子，长子雷有邻因为爱揭人阴私、告黑状而耸动朝野；次子雷有终却因先后参加剿平成都的李顺、王均两次“叛乱”而赫赫有名(见《宋史》卷二百七十八本传)。雷简夫是雷有邻的孙子，父亲是雷孝先。雷孝先早年曾因“内乱” (乱伦)而遭其舅舅卫濯的告发，连累祖父、父亲三人同时被贬，名声不佳。后来他随其叔雷有终赴成都征讨王均有功，又被起用，晚年分司西京。可能是祖父、父亲名声太差的缘故，雷简夫既没参加科举，也没求个荫封，而是走起“终南捷径”，隐居在深山，骑牛出入，自称“铁冠道长”，然而他身在草野，心在魏阙，经常到朝廷大员那里谈论用兵之道。康定元年(1040)，他的纵横捭阖之论终于打动了枢密使杜衍，在后者荐举下，雷简夫以处士身份被仁宗破格召见，以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推官，后知坊州、简州、雅州。十馀年间，他与进朝廷名士诸如宋祁、张方平、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有交往，宋祁甚至在诗中称讚他“高气横九州”(《墨池编》卷三)。

　　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将苏洵带领苏轼拜见张方平定在至和元年(1055)，这是準确无误的；可《年谱》认为苏洵与雷简夫交往繫在嘉祐元年 (1056)，是个明显的疏漏。因为苏洵拜见张方平，系由雷简夫推荐，手中还持有雷简夫的信。苏洵远在没见张方平之前，就与雷简夫非常稔熟了。《年谱》的疏漏，出于《舆地纪胜》的误导。《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十七《雅州》云：

　　雷简夫：至和初，侬智高走入云南，蜀人相惊，以智高且至。知益州张方平乞用简夫知雅州。

　　《宋史》卷二百七十八《雷简夫传》说雷氏“知坊州、徙简州，用张方平荐，知雅州”，根本没说张方平当时在成都任上。而雷简夫知雅州，不单是侬智高的传闻，更重要的还是防止那里此起彼伏的“蛮獠”即少数民族的起兵骚扰(《宋史》卷四百九十三)。《舆地纪胜》移花接木，却颠倒了时间。即使与侬智高有关，侬智高被狄青所败逃到云南在皇祐五年(1053)正月，也是张方平知成都前两年的事情。

　　到底雷简夫何时到雅州的？宋代官员转官以三年为期，雷简夫于康定元年(1040)被召，授以秦州推官，后知坊州、简州，包括转官迁延，应是十年到十一年左右，那么他知雅州至迟也在皇祐四年(1052)。

　　《邵氏闻见后录》里完整地收有雷简夫当年向朝琦、张方平、欧阳修三人推荐苏洵的信。信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谜底。这几封信虽然写于张方平到成都任之后，但里面却透露出雷简夫与苏洵交往的岁月：

　　简夫……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距眉州尚数百里。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亦尝举茂才，不中第，今已无意。

　　逼娶对像 邻郡太守之好女(二)

　　“年逾四十”，应指41到45岁之间，若是46岁以后，应称“年近五十”才对。庆历七年(1047)五月，苏洵之父苏序病逝，苏洵当时在外游学，秋天闻讣后，才归家为父守丧，后来一直杜门不出；皇祐元年(1049)服满，才开始写《洪范论》、《权书》、《审势》、《审敌》等文章，翌年 (1050)将女儿八娘嫁与内侄程之才，此后开始外出寻找出路。他曾于皇祐三年(1051)以诗谒见张方平的前任田况，并没得到重用1。这时他才转向雅州拜见未中过进士(这是苏洵心中的痛)、却以布衣受到重用(这是苏洵之大愿)的雷简夫。雷简夫说他们相见时苏洵年逾四十，正好说明时间在皇祐四年 (1052)，这时苏洵44岁。

　　苏洵在诗中也曾清楚地交待过这方面的信息：

　　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

　　昨闻庐山郡，太守雷君贤。

　　往求与识面，復见山郁蟠。

　　雅州有座山，名字也叫庐山。苏洵这首《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中的“人”，分明指雷太简，苏轼兄弟在编父亲诗文集时，故意将他的名字隐掉了，这又给人们留下一个悬疑。另需说明的是，“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是指苏洵庆历七年(1047)落第后，回家给父亲苏序守丧，十年没有出川、没有再赴京师应举求官，而不是十年没离开家门。从庆历七年到嘉祐元年(1056)，首尾相连整整十年，此间苏洵就曾多次去过成都，先后拜见镇守一方的大帅田况、张方平，见张方平时还带上了苏轼。“忆山”之“忆”与“昨闻”之“昨”，都说明苏洵见雷简夫是往事。

　　平心而论，雷简夫是第一个真正赏识苏洵的人。而苏洵的《审势》、《审敌》等文章，确实撞到正在加紧备战的雷简夫心坎上。苏洵有个“颇好言兵”的美名1，殊不知他的“颇好言兵”是受“关中用兵，以口舌捭阖公卿”的雷简夫的影响(见《宋史》本传)。雷简夫对苏洵极为赏识，多方举荐。那三封信，除了在韩琦那里没有生效以外，张方平和欧阳修都成了成就三苏声名的关键人物。对这一点，苏洵没齿难忘。后来雷简夫早年在长安贪财受贿的劣迹被刘敞查出，晚景十分惨淡，即便如此，苏洵还是写了《雷太简墓铭》：其中“呜呼太简，不显祖考……有功不多，孔铭孔悲！”之句，可谓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不瞭解他们这段交往，怎知其中深意？

　　弄清这段史实，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曾在雅州为官的邵博在搜罗到雷简夫荐举苏洵的热情洋溢的信后，要发出“东坡、颖滨但言忠献(韩琦)、文定(张方平)、文忠(欧阳修)，而不言(雷)太简，何也？”之问。而陆游的“东坡、颖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以及对二苏“编集时有意(将与雷简夫相关的文章) 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的困惑，件件事出有因。

　　纵观苏轼、苏辙二人诗文集，并非兄弟二人“独无一语及太简者”。苏轼在一次谈书法技艺时，曾以不屑的口吻提过雷简夫一句1，除此之外，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痕迹。

　　为什么大苏、小苏要将雷简夫屏于生活之外，甚至是记忆之外？

　　如前所述，苏洵与雷简夫相见相知是在44岁左右即皇祐四年，这时恰好苏轼17岁、苏辙接近15岁，正是谈婚论嫁的最佳时期。

　　苏洵明智 妙语婉转除婚约

　　幸运的是，曾被苏轼兄弟删掉的苏洵与雷简夫的一封重要书信，还是被陆游等人发现了。这封信虽然很短，却足以揭开苏轼兄弟二人对雷简夫讳莫如深的谜底：

　　赵郡苏某袖书再拜知郡殿丞之前：夫礼隆于疏，杀于亲。以兄之亲，而酌则先秦人，盖此见其情焉。某与执事道则师友，情则兄弟，伛偻跪拜，抗拜于两楹之间，而何以为亲？愿与执事结师友之欢，隆兄弟之好。谨再拜庑下，执事其听之勿辞。不宣1。

　　宋人所言“纳拜”，有两种情况，一是接纳下级或后辈对自己的拜望，如欧阳修在颖上对曾是政敌的吕夷简之子的“纳拜”(《耄馀杂识》、《读书镜》卷一)、文彦博对后生司马光的“纳拜”(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十五，《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二)；再者是有世交或“通家”之谊的兄弟之间互相“纳拜”(张师正《括异志》卷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周密《齐东野语》卷九)。不论是哪种情形，雷简夫都不应去“拜”苏洵。这里苏洵所说的“纳拜”，显然是指因 “纳”“亲”而“拜”。很显然，这是一封言辞委婉的辞亲信，苏洵的意思是我们形同兄弟，平时无话不谈，如果再近一步，结为“亲”家，将会碍于情面，没法直言争辩了，“道则师友”的情分被扼杀，因此他重申要“隆兄弟之好”。好一个“礼隆于疏，杀于亲”，苏洵不愧是个文章大家，言辞斡旋高手。

　　这篇文章之所以在编集时被苏轼兄弟故意删掉，原因已毋庸赘言。

　　苏洵之所以要辞亲，一与苏轼说死了不干，躲进山林逃婚有关，二是他与儿子一道，发现雷简夫不再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他最锺爱的女儿八娘，因父母包办而被姑婆逼死。他在心碎之馀，决意遵从儿子的选择，不让他重蹈复辙，这些将在《家世篇》中详谈。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苏轼所说的“不欲婚宦”和“父兄所强”以及《东园丛说》中的说的因“夜读书”而与“邻家豪右之女”的姻缘，冰山便已露出一角。

　　史料表明：苏轼兄弟二人不仅曾随父亲到过雅州，拜见过雷简夫，也确实在雅州读过一阵子书。《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十七《雅州》篇记载着“老苏携二子来谒”，还标明在府衙的后院有一处地方名为“双凤堂”，这个堂专“为二苏设”，苏轼兄弟曾在这儿读书。

　　“双凤堂”便是专门款待两只“凤凰”的客舍。原来在雅州北面不远的地方就是邛州(距离比眉州近得多)，当年司马相如就是在那里用一曲《凤求凰》而博得卓文君芳心的。雷简夫专门用“双凤堂”来安置苏家两位公子，用意之显，岂需深究？

　　这让我们不由想起后来苏轼兄弟中进士后，回乡给母亲守丧时，梅尧臣写给苏洵的《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其中专门说到“家有雏凤凰”。诗人用意遥深，岂止只是巧合？作为欧阳修和苏洵的挚友，梅尧臣完全有可能听苏洵说过这件事情。

　　苏轼兄弟在雅州决非三日两日，因为在明代，雅州的龙兴寺内还保存着苏轼的墨迹；那时人们还将三苏的名字列入当地的“贤范堂”内，三苏俨然曾是雅州人的典范。

　　由于苏轼在雅州滞留的时间决非三日一旬，因为他在雅州结识了许多朋友，这就是后来一直与他联繫着的雅州户掾王庆源和小吏蔡子华、杨君素。这些人当年应是负责接待三苏父子、与之谈诗说文的人，王庆源后来还成了苏轼的叔丈。

　　苏轼的诗文中，后来多次提及雅州名胜青衣江：“慈姥巖前自唤渡，青衣江上人争扶。”(《雅州户掾……》)“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寄蔡子华》)他连雅州自由市场上卖鱼售笋的情形都瞭如指掌，当年岂止是偶然一访？

　　话题再回到《东园丛说》上。那个深夜窥探苏轼读书的“豪右”之女，此时便不难定论了。“豪右之家”非雷简夫莫属。雷简夫的豪侈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宋史》本传称其出仕以后便开始“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致使人们耻笑他说：“牛及铁冠安在？”

　　雷简夫为官颇有政声，不会明目张胆地收受贿赂，但他父辈时家道便已衰败，他的前半生又一直隐居，豪侈之钱从何而来？

　　《彭城集》卷三十五《刘敞行状》向人们揭示了他的“纳金”(收受贿赂)的绝招：长安富豪范伟为了逃避巨额赋税，竟然盗掘前任武功县令范祚的墓，将自己的祖母与他合葬在一起，说自己是官宦世家，享有免税权利。为了增大可信度，范伟花费巨资，请名气很大的高人雷简夫写了一篇假墓志铭，由此范伟一直享受免税待遇，许多年后，也就是嘉祐六年(1061)刘敞出任长安大帅，才将这个无耻的欺诈行为查个水落石出，范伟被处以严刑。雷简夫因此先在山林隐逸之流臭了名声，后来又在官场一败涂地，苏轼自幼学道，终生都与道人往来密切，雷简夫的以上劣迹，不会没人传进他的耳朵。

　　苏轼与苏辙随父拜见雷简夫，决不会在嘉祐元年之后，那时二人已分别与王弗和史氏成亲。此时雷简夫若是再设“双凤堂”以容大苏、小苏，再欲与苏洵结“亲”，岂不是笑话？

　　稍多留意便会发现，苏轼的身影里绝非一点雷简夫的印记都没有。“龆龀好道”的苏轼有个道号，叫做“铁冠道人”(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十三《铁冠道士》：“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而雷简夫的道号恰恰叫“铁冠道长”。两个“铁冠”之间难道仅是巧合？

　　晚年追忆 寂寞莲灯半在亡(一)

　　行文到此，大家不禁要问：苏轼少年时代的这桩未成婚事，难道他在后来从未提起？

　　当然不会。本文一开始就提到，苏轼曾两次向别人说起“逃婚”，就是情不自禁地向友人和晚辈透露此事。

　　苏轼在徐州当太守时，有篇着名的词作，叫《永遇乐乐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是写给官妓马盼盼的。词的下半阕是：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南楼夜景，为余浩叹。

　　从苏轼学生晁补之开始，古今讚赏此词的人，多称它用典精切，“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1”；或是“咏古之超宕，贵神情，不贵迹象2”，仅有一个佚失了姓名的人曾发现此词“惆怅激枭3”。究竟是什么让苏轼既惆怅，又激越凄楚呢？

　　细细玩味便可知道，这首词的关键所在，是作者所发出的“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这里的“新怨”，是指对他十分倾慕的徐州歌妓马盼盼，那么“旧欢”呢？词人在前面的“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已然透露，“旧欢”在故园。看到燕子楼，想起张建封父子与关盼盼的传说，再思量眼前和自己形影不离的马盼盼，苏轼不由想到故园曾有的为自己而苦守残灯的“旧欢”。“欢”，从南北朝时起，就一直是“情人”的代词。苏轼于茫茫夜色里，在小园内慢慢思索，一切茫茫然，这才发出“重寻无处”、“古今如梦”的慨叹。清人刘体仁读了此词，曾有所感悟地说：“词有与古诗同妙者，如『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平生少年之篇也4”，便隐约体会出此中所隐藏着的不尽往事。

　　有关《永遇乐》和马盼盼，我们将在“佳人篇”里细谈。

　　在现存的苏轼作品中，还有一首绝句，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探索的空间。这首诗，题为《四十年前元夕，与故人夜游，得此句》：

　　午夜胧胧淡月黄，梦迴犹有暗尘香。

　　纵横满地霜槐影，寂寞莲灯半在亡。

　　元夕就是元宵节之夜，又称“元夜”。在宋代，元宵之夜观灯赏月，是相爱着的青年男女最佳的约会时间和场所。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就有这样一首《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花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今天有人把元宵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很大程度上是从此词所描写的内容而来的。苏轼是出名的快口直心之人，早年的友人只要现诸笔端，全都有名有姓(比如在后来邂逅的刘仲达、忆起的费孝先、陈太初)，惟有“隐者”和“故人”，始终不愿明言。很显然，诗中所说的与他曾在元夕之夜同游的“故人”不会是亡妻王弗和一般朋友，极有可能是一个不宜明言的女性。

　　仔细品味他那首追记四十六年前往事的诗，便会发现，其中只有第一句“午夜胧胧淡月黄”是当年实景，接着就是“梦迴犹有暗尘香”。原来这首诗又起源于他的“梦”境。

　　值得注意的是，“暗尘”这个意象，带有更多的隐幽色彩。《花间词》载有西蜀词人薛道蕴的名作《小重山》，所谓“愁极梦难成，红妆流宿泪，不胜情。手裙带绕阶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就是写男女相思、无由相会的。苏轼诗的第三句“纵横满地槐霜影”，表示地点不在都市内，而在山野之间，结句的 “寂寞莲灯”，更準确地道明这位“故人”应在庙里，而且处于“半在亡”的状态，到底是孤灯残火、忽明忽灭，还是人旧情缠绕、惆怅莫名？

　　应是二者兼而有之。让我们分析一下苏轼这首诗，作于何时何地。

　　“元夕”是宋代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在皇城汴京，官家要在元日放百官休假三日，皇上自己也要登上宣德门观灯，与百姓同乐，苏轼门生李格非的女儿——着名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后曾深情地忆道：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永遇乐》(以下俱见《全宋词》)

　　善写都城繁华的柳永，词中所记的元宵节，也都在都城汴京：

　　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龙凤烛、交光星汉。……向晓色、都人未散。

　　——《倾杯乐》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更阑烛影花灯下，少年人、往往奇遇。

　　——《迎新春》

　　王安石在诗中也曾多次提及皇城元宵夜的盛事：

　　正月端门夜，金舆缥缈中。

　　——《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

　　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

　　——《上元戏呈贡父》

　　《宋史史礼志》也记载：每年元宵时分，“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苏轼自己的诗，元祐年间，苏轼在汴京，曾写过一首《次韵王晋卿上元侍宴端门》，前四句说：

　　月上九门开，

　　星河绕露台。

　　君方枕中梦，

　　我亦化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