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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18 22: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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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政敌，打蒋介石，不打日本！
1937～下940年 43～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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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危机没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就是张国焘。一九三八年黯吐四月四日，他逃离延安，不为别的，只为想把毛推下台。
张国焘在长征中与毛会师时，拥有雄兵八万，毛只有残兵一万。但几个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坏了他的军队，抢先联系上苏联，被莫斯科首肯为中共领袖。重逢时，张国焘是灰溜溜地来的，军队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过他，因为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他的四万军队仍然是毛的一倍。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杏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里。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毛把这支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孤军在沙漠里调来调去，向他们发出怱而这样、怱而那样的指示，迫使他们打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指挥员徐向前说，给他们的任务是 “飘怱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西路军最后实在无法支撑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却命令他们“就地坚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更电令他们 “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
到三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复没。被俘的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后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虏们被集中起来照了相。从照片上看，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两千名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后杀害，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二只有四百来人在四月底挣扎到了新疆。苏联飞机运给他们武器、食物和香菸，另外每人一副碗筷。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表功”：
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的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的挖，一锹一锹的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著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进去，踢进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予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西路军一朝复没，毛泽东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
用张国焘后来的话说：他“受尽了折磨，是“毛泽东在后面掌舵”。毛的秘书把他撵出他的住宅，让给毛住；他的警卫员被捕。一次，张国焘看见儿子在学校演戏时被派演“托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著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进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著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一九三八年春，忍无可忍的张国焘，抓住毛泽东处境不妙的机会，要跟王明等人联起手来倒毛。四月四日，作为陕甘宁边区主席，他离开延安去附近的黄帝陵，跟国民党官员一起祭陵。祭祀完毕，他钻进一辆国民党的汽车，到了西安，随后前往武汉，去找在那里的王明、周恩来、博古。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负责人就在武汉附近。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书记处中不赞成毛的五个人都不在延安，不在毛的控制之下。张国焘到底跟王明等人说了些什么，至今是中共的秘密。根据延安向莫斯科的报告，张国焘在武汉时“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可以肯定，张国焘力主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说动武汉三人，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三人认为莫斯科不会同意。张国焘是走投无路，只能艇而走险。但王明正踌躇满志，察觉不到毛其实是外表服从。
张国焘在武汉跟三人谈了一星期，绝望后，他投奔了国民党。他接著给留在延安的怀孕的妻子写信，要她来武汉，把他们十二岁的孩子也带出来。毛拖了两个月，等到确定张国焘没有造成什么危害，才放他们离开了。张国焘的妻子经过武汉时，周恩来要她转告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张听从了周的“规劝”。张国焘曾一度担任中共军事部部长，负责在国民党军队里安插间谍，但他一个名字也没透露。
他的回忆录干页之长，但没有泄漏多少内幕。可说他为国民党是什么也没干，国民党对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权后，他逃离大陆，后来托人带信想送儿子进广东中山医学院学医，中共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张国焘八十二岁时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院里，死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毛正好名正言顺马上将他开除出党，并在他的旧部面前把他搞臭。据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给蒋介石的报告，驻在陕北边上的忠实于张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少对此“极表不满”，他们秘密开会，“讨论应付办法”，结果被“全部包围，随即秘密悉数解决，当时被活埋者计达二百馀人。
经过两个月的考虑，莫斯科在六月份批准开除张国焘。这时，斯大林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清洗。毛的黑材料继续存档，十年后斯大林还会来翻阅它们。但眼下，毛泽东被“解放”了。
毛一得知这些消息，立即著手对付他的下一个政敌王明。
毛此时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两年前，跟莫斯科的电讯联系刚恢复，毛就三番五次给莫斯科打电报，要王稼祥去苏联治伤，实际上是藉此把王派到莫斯科去。王稼祥在王明回国后当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六月，张国焘被扳倒，毛电召王稼祥返国，目的是带回一句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表态的话。王离苏之前去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起党内不团结，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创。毛利用这句话，消除了威胁，巩固了地位--也改变了中共的抗战政策。
王稼祥八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电召王明等人回延安开中央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上一次中央全会还是长征以前开的。
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国际重要指示”，毛从来没有召开全会传达过。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临时首都武汉遭日军进攻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却要开大会，把中共领导从武汉，军事将领从战地统统召回，齐聚远离抗日战场的延安。王明质疑这种做法，建议要开会到武汉去开。毛强硬地宣布：’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王稼祥打电报威王明说：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只好在九月十五日来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毛跟著就把在“七大会上以头号人物作政治报告的身分，从王明那里夺了过来。王明没有抵抗。中央全会二十九日在延安的大教堂召开。主席台上的列宁像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等于向中共高层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们的领袖。
作为对王稼祥的报酬，毛给了他一连串的要职，包括军委副主席。毛还为这个三十二岁的单身汉作媒，女方是三分颜色七分娇媚的医科毕业生，其父是毛早年的朋友。毛在给张闻天当了月老之后，又再抛红绷，拴住又一个有用的人。毛喜欢做媒，也熟知人的心理，特别是性拘束的男人的心理。
打倒王明的进程开始了。由于共产国际明令要团结，毛不敢当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击。毛故技重施，把会议拖长，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离开，然后让他缺席受“审”。当时蒋介石把战时首都栘到重庆，定好十月二十八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王明届时将去参加。毛泽东等的就是这一天。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中央全会，开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不仅武汉陷落，广州被占，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也受到大举围攻。电报紧急飞来：“此间情况甚紧，望彭德怀会毕速归。”但毛扣住彭和其他军事将领不放。
为了拖时间，毛叫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两个大致相同的发言，一个在政治局，一个在全会上。他自己的政治报告拖了两个星期才作，这两个星期中与会者就在那里混时间。毛终于作报告了，内容既长，他上午又要睡觉，报告一作就是三天。
十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对手都等不及了，先后离去：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他们前脚走，毛后脚就攻击他们，特别指责王明，听蒋介石的话”，甚至把长征前苏区肃反的帐也算在王明头上，尽管王明那时人根本就不在苏区。
同时，毛著手改变中共的抗战政策。当时日本侵略军后方不仅有中共的队伍，而且也有国民党军队，同中共争夺地盘。中共的政策迄今是避免打国民党，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在王明等人离开之前，毛满口赞同这一政策，他作的政治报告称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要全民族“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红色根据地都要“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拿每一支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毛甚至宣告：“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
王明等人一转背，毛就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这是毛在抗战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蒋介石依然是头号敌人，抗战中可以打内战。这是中共抗战政策改变的转折点。
毛泽东新的主要支持者是负责中共北方局的刘少奇。刘曾去过苏俄两次，一九二一年见到列宁，还跟列宁的亲密朋友拉丽莎·瑞丝娜(LaisaReysner) 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刘是个有远见的人，明白毛的主张是中共上台的唯一希望。全会开完，毛就派他去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控制项英率领的新四军。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此时也看出，中共如果要发展，要在占领的地方待下去，不跟国民党开战不行。彭德怀站到了毛这一边。总指挥朱德也赞同毛的战略。
毛还有个得力帮手是康生。在苏联时，康生曾是王明的副手，以紧跟王明著称，刚到延安时还带头呼口号：“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但他很快看出毛泽东的厉害远在王明之上，转而投靠毛。
毛委派康做中共克格勃的头子，自己的警卫员也由他一手挑选。正是康生为江青担保，使毛得以堵住批评江的人的嘴。在毛、康之间，这是一条有力的纽带。
延安成了软禁王明的地方。毛叫他在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回来，任命他为统战部部长。这好像是个重要职位，其实实权在毛的人手上。王明时常独自在延安街头踱步，低著头，不发一言，表情若有所思，带著几分惆怅。
毛不敢公开谴责他，因为他同莫斯科的关系很深。对一般干部来说，王明仍是中央领导。许多人对他有好感，记得他“演说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态度”。毛缺乏鼓舞人心的演说天分，擅长在众目以外的少数人中运筹帷幄搞阴谋。他跟王明的明争暗斗还远没了结。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〇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干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干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〇年二月，彭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
中共的壮大得益于毛。但毛还得小心不被斯大林怪罪。他隐瞒了跟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只是在火并严重到无法掩饰时才向莫斯科报告，辩解说全是出于自卫，因为国民党一心要把共产党消灭光。
毛知道怎样取悦斯大林。一九三九年春，斯大林最喜欢的导演卡门到延安来拍电影，一进毛的门就看见一本斯大林的著作摊开放在书桌上。毛手捧斯大林的书，作凝神阅读状，让卡门尽情地拍，特别突出封面上的斯大林像。酒会上他为斯大林祝酒，说他朝思暮想只想去一个地方：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在窑洞门口为卡门送别时，毛特地问他莫斯科在什么方向，然后在黑暗中朝那个方向默默伫立，深深地叹息。
卡门果真在文章里写道：“毛谈到斯大林同志的时候是多么充满感情啊！”
毛总是确保在莫斯科有人为他说话。常驻莫斯科的代表先有王稼祥，后有任弼时。六届六中全会后，他加派使者，第一个是林彪’一九二八年底到苏联去治疗枪伤。林彪受伤是因为他穿著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国民党军队把他当成日本人了。林彪只带去符合莫斯科精神的全会文件，向苏联人保证，毛是“中共可靠的，有决断力的，有原则的领袖”。
毛没算准的是，林也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林还说了别的人的坏话，说周恩来是“骗子”，朱德是“旧警察刽，“不是自己人”。
一九三九年六月，毛的大弟泽民也到苏联来“治病”，可苏联人注意到他一次也没去医院看过病。他的任务主要是打击王明，报告莫斯科说王明是个“坏人”，干的坏事之一是在斯大林面前夸张红军的实力。这等于犯了欺君之罪。报告还说博古是“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土匪”跟早期湖南共产党领导人李维汉二人都有 “重大罪行”，应当排斥在一切领导岗位之外。
毛的第三名使者是周恩来，九月十四日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他倒有病可看，前些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右胳膊，没接好，现在来做手术。周这时刚彻底完成了他的忠诚转移，成了毛的忠实仆人。在莫斯科他孜孜不倦地强调毛的重要性，说中共中央认为毛必须被选为总书记”。他向莫斯科保证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抗战高于一切”，仍然致力于统一战线。他详细报告了中共的发展：党员是抗战开始时的七倍，有四十九万八干人，军队和地盘都大大扩展。他还夸张地说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了两干六百八十九次大仗。
李德跟周恩来同行到莫斯科。毛对他不放心，先下手为强，由泽民报告说李德的战略战术是“反革命的”。李德认为这是毛要置他于死地。他把周恩来叫作他的“主审宫”，因为周恩来火上加油，称这个从前的亲密同事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毛泽东爱说他的政敌“告洋状”但他们中还没有谁像毛告他们那样向莫斯科告过毛。
盼望苏日瓜分中国
1939～1940年 45～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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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跟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对斯大林与希特勒(Ad。lfHitler)的勾搭切齿痛恨的中国人中有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陈因观点独立被中共开除，在国民党监狱里坐过几年牢。在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悲愤之馀，写下一首长诗，用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比喻斯大林，谴责斯大林“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复手，信义鸿毛轻。”
苏德条约的签订打开了通向苏日条约的大门。蒋介石担心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波兰，就此警告苏联。毛泽东却非常高兴。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就是希望苏联卷入，现在柳暗花明，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这年九月底，斯诺问毛对苏日条约可能签订的反应，毛答道：“可以签订”，如果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这些利益在中国除了指中共的利益，还有什么呢？当斯诺问：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积极肯定地答复：“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波兰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国，毛本人自然会当上半壁江山的统治者。
毛关于波兰模式跟苏日条约的这段谈话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季米特洛夫给毛打电报说：“这个访问记的破坏性实质必须揭穿。我们紧急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不要对外国记者发表像对斯诺那样的谈话，因为这已经被用来为搞破坏服务。”毛也明白他说漏嘴了，从此不再接近斯诺，直到中苏公开分歧的一九六〇年要再利用斯诺时，才让他重访中国。
第二年，毛为苏联通过苏芬条约夺取芬兰一大块领土而兴奋。他在给中共高层的秘密指示中说：苏芬条约“保证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跟维琪政府时，毛又看到了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给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示里，他用隐晦的语言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设想的一个前景是：日本扶持国民党傀儡政府，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国共划界而治”，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按波兰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国，正是斯大林此时的中国政策。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了跟日本的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谈判中，中共实力越强，占地越多，斯大林讨价还价的空间就越大。毛泽东看准了他的扩展对斯大林的好处，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之交，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在调子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论跟蒋介石军队的内战。苏德条约签订前，毛总是把火并说成是国民党要歼灭中共，中共都是自卫。而现在，他火药味儿十足，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干人，山西一万人。”
斯大林没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毛的默许。三天后他批准了给中共每月三十万美金的资助。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带给毛一座新电台专为跟莫斯科联系。毛的助手师哲回忆道：“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
有了苏日条约签订的前景，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著：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里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后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里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里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的充斥著我们的同志剑，“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
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
一九四0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里。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朱德心里是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这时，蒋介石因为想解决华北内战问题，邀请他去重庆谈判。途中毛坚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开“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没有“七大”的影子，重庆也不让他去，这位八路军的总司令连部队也回不去了，只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签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图章。
毛另派周恩来去重庆。从现在起毛规定中共任何人跟蒋介石联系都要通过延安转周。就这样，莫斯科和重庆这两个关键通路都彻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0年五月，抗日战争到了紧急关头。日本对战时首都重庆加强了轰炸，山城成为世界上被炸得最厉害的城市。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重庆承受的炸弹吨位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全国承受的炸弹的三分之一。一场空袭下来，成千上万的平民死去。日军同时沿长江逼近重庆。日本要法国关闭滇越铁路，要英国关闭滇缅铁路，以封锁中国对外交通，断绝军：用物资的接济。除苏联外，这是仅有的两条通向外国的陆运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两国先后照办(尽管英国的闭路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庆，悲观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气比这个著名雾都的雾还要浓。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毛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后来对斯诺透露他“希望他们[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庆去”。他企望的是，那样苏联将不得不出兵千预。
然而，朱德走后统领八路军的彭德怀不这么想。彭想帮重庆一把，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彭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路战役，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百团大战。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于八月十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动手。
彭知道毛会对这场战役深恶痛绝，因为它“帮了蒋介石”，损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会加强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彭预先就考虑到这一点，但他把民族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
百团大战进行了一个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军队，而是破坏交通要道、战略经济设施。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供应东北鞍山钢铁厂的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进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
百团大战的主要影响是提高中国的士气，特别是在被日机炸得苦不堪言的国民党地区。报纸纷纷赞扬八路军主动出击，《大公报》说这是对日本人谣言攻势的“致命的打击”，“敌人不是常在造谣说我们分裂互讧吗？把这铁的事实给你们看。”周恩来从重庆给毛打电报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也说最好。”“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百团大战为毛争光不小。
但毛愤怒已极。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遭受了沉重打击一一据朱德说伤亡九万。日本人说他们“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据地被压缩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万降到两干五百万。但这还不是毛最生气的原因，彭德怀不久便重建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八路军军力超过百团大战前，达四十万人。
使毛最生气的是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苏联出兵千预的可能。彭德怀打乱他的战略部署。这一场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后的岁月里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举进攻没有能使蒋介石投降、垮台，毛还得想别的办法把苏联人拉进来。蒋此时为了停止国共火并，计划把两党的军队分开，让他们驻在不同区域。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占领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国民党已没什么仗好打，内战的焦点移到了长江流域的华中，新四军活动之地。蒋介石要新四军撤出长江流域，北上到八路军的地盘去，他允许中共在那里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蒋正式发布这一计划，用词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军一个月内到位。
毛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他不想放弃富庶重要的长江流域，更想要蒋介石用武力强行赶走新四军。这样一来，全面内战就可能爆发。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 “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态朝这个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给莫斯科发了许多电报，不断要求莫斯科帮助他“重创，国民党。新四军不但没有北移，反而于十月初在黄桥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部队，击毙两名将领。蒋介石一声不吭，就像对其他同类事件一样。蒋伯事情暴露出来闹大了，引起全面内战。他只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北栘到规定地区。
毛充耳不闻。他想激怒蒋介石，促蒋采用武力，展开全面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这时苏联就会“出来调整”。蒋介石怕的也就是这个，怕苏联进来同日本瓜分中国。一个月”期限到了，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毛清楚蒋的弱点，十一月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毛向莫斯科空前强烈地恳求批准他大打内战。电报由毛本人署名，收电人不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产国际内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尔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SemyonTimoshenko)。毛报告说他的计划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 [蒋介石]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
毛这样不加掩饰地要求主动挑起全面内战，源于形势的最新发展。苏联正加紧了同日本的谈判。毛的主张等于是同日本合作，对蒋介石两面夹攻。这样一来，蒋很可能垮台，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就成了现实。
这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l。t。v)正要起程去柏林，目的是请希特勒帮助莫斯科介入中日战争。莫洛托夫的议程写道：“讨论在中国(蒋介石的中国)实现光荣和平的必要。为了实现这一和平，苏联准备同德国、义大利一道做调解人(满洲国归日本)”。莫洛托夫对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中日两国之间给目前这种局势找条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德国可以起重要作用。”但希特勒对这件事不感兴趣。
日本无意与苏联分享中国。这年十月二日起草的日方文件显示，日本只同意“外蒙古和新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说了等于没说。日本考虑“承认、接受西北三省 (陕甘宁)继续作中共根据地”，但有个条件，苏联必须“约束中共的抗日行为”。只给陕甘宁对斯大林当然远远不够，中共已拥有的地盘早就大得多。
莫斯科无法同日本达成协议。这意味著日本仍然可能掉过头来进攻苏联，斯大林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国共合作拖住日本，毛泽东也就不能打全面内战。刚派往蒋介石处的军事顾问崔可夫问斯大林为什么派他去“帮蒋介石，而不是帮中国红军”。斯大林答道：“你的任务是把日本侵略者的手牢牢地拴在中国。”
十一月二十五日，克里姆林宫命令毛：“目前暂时不要动，争取时间，在华中地区军队北移问题上，与蒋介石尽量周旋，讨价还价……绝对关键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军事行动”。同时，莫斯科同意毛一旦被蒋攻击时实行自卫反击：“如果蒋介石进攻你，你必须全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内战的责任就都落在蒋介石头上。”
这份命令带给毛的既是失望，也有希望：蒋介石放第一枪，他就可以动手。问题是蒋介石坚决不肯开火。新四军北栘的期限来了又去，蒋介石没有动武。毛得出结论：蒋“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决心制造一种局势，使蒋介石的手不得不扣动扳机。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
1940～194下年 46～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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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至今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干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栘皖东分批渡江创。”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千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后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裹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后结束。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著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 “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至底。”
毛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一看就是假的，不能说给苏联人听。
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内战的危险。”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虽然他称新四军为“我们的军队”，但是莫斯科不相信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毛。毛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于是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后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但仍然执意要打蒋：“破裂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莫斯科的态度，毛事先已预料到了，为此他非常沮丧。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在苏联的儿子们写了封异乎寻常的信：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
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
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著年纪尚
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
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
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
用处无穷。
毛一向给儿子的信像便条似的，这封信是罕见地长，罕见地亲切，带著伤感。而且，毛居然要他的儿子少谈政治！看得出来他的灰心失望，筋疲力竭。
毛固然没能挑起全面内战，但他赢得了一系列胜利。首先是他的宿敌项英死了。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三月十四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副官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打死项英后，他拿走项英身上的金条财物，后来投向国民党。
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议，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直到今天，皖南事变的帐仍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毛的第二个胜利是蒋介石因为害怕大打内战，无奈之下，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崔可夫将军威胁蒋说，要想苏联继续提供军火，他就得这样办。潘友新大使注意到蒋愤怒得难以自制：蒋“非常神经质地接受了；我的声明。他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我把问题重复了三遍他才听见。”
压力还来自美国。蒋要摆脱对苏联武器的依赖，只有靠美国。罗斯福总统也跟斯大林一样，想要中国牵制日本，把日本陷在这个大泥沼中，所以不希望中国内战。对中共，美国完全没有影响力，罗斯福便把压力都加在蒋介石头上，警告蒋要援助就不要打内战，不管是谁发动的都不行。皖南事变时，美国媒体报导，华盛顿打算把准备给中国的五千万美金贷款压下来，等中国不打内战了再说。一月二十五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驼峰”开航，美国军事援助由希望变成现实。美国人的态度对蒋至关紧要。
罗斯福总统关于中国的消息大多来自一批非官方人士，包括斯诺，主要人物是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EvansCarls。n)。卡尔逊对中共充满；天真的幻想，而罗斯福把他的报告囫圃吞下，并转发给相关人士过目。其中一位告诉总统，斯诺的书证实了卡尔逊的看法，也就是说报告是可靠的。皖南事变时卡尔逊正在重庆，他奔回华盛顿去亲口向罗斯福报告中共方面的说法。
英国没有援助可给，但是蒋介石崇尚英美，英国的压力对他也就不无分量。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讨厌蒋介石，认为他军事上无能，政治上对英国在华利益是个威胁。英国大使科尔(ClarkKerr)直言不讳地对蒋说，要是打起内战来英国不会支持蒋，管它是谁挑起的。皖南事变时他给伦敦的汇报强烈偏向中共。他也曾公开说，所有国民党人加起来也抵不过周恩来一个人。
皖南事变后，莫斯科在西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称蒋介石屠杀了一万新四军。实际数字是死亡两干馀人。三千新四军成功归队，原因是他们挣脱包围圈后，转身走皖东路，渡过长江。他们走的是蒋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没人骚扰。
蒋介石并没有给新四军设陷阱，但他很不会做宣传。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布解散新四军，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把新四军全都杀光了。对蒋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布中共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实他的损失比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得多。蒋怕打内战的消息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他的沉默正台中共的意。朱德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由于这种种原因，人们部以为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唯一的大规模内战，而且是国民党屠杀无辜的共产党人。
共产党宣传机器的效率是国民党难以望其项背的。在重庆，这架机器的合奏指挥是周恩来，毛设陷阱的唯一知情人。毛的这位配合者迷惑了无数西方人。美国记者马莎·盖尔霍恩(Ma~haGellhorn)是在这时认识周恩来的，她马上拜倒在周的魅力下。她对我们说，当年要是周召唤她，她会追随周到天涯海角。她的丈夫海明威(ErnestHemingway)倒是把周看得很准：“共产党的观点是什么他就卖什么，而且卖得不错。”
在周指导下，中共在香港对付外国人的情报人员给斯诺提供了大量中共方面的说法，斯诺都发表在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上，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最近冲突的第一篇可靠的报导……”
海明威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对中共有一些深刻的观察：“为他们的党著想，中共当然要想法扩展，不管他们在纸面上接受什么领土限制。”由于中共“善于宣传，使美国对他们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产生了名不副实的印象。中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中央政府军队的作用胜过他们一百倍。”海明威还说，“根据我在西班牙(内战里)的经验，共产党总是拚命给人假象只有他们在努力作战。”
海明威的名望使他的这些见解一旦曝光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可是，这些见解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六五年才见天日。一九四一年，在罗斯福助理居里的劝说下，海明威没有把这些见解公之于世。居里的理由是：‘我们的政策是不要他们打内战。
居里是白宫主要经济助理，在皖南事变后访问中国。美国截获苏联情报的档案表明他总在帮苏联的忙，有人说他是苏联间谍。最近一份权威研究下结论，说他是个“容易受人利用的同情者”，不是间谍而是苏联在白宫的，朋友”。这位朋友的中国之行极尽为中共服务之能事。
比方，他对蒋介石说他除了带来罗斯福的书面信件以外，还带来总统口信，口信是这样开头的：“在一万英里外的美国，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我们那里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喜欢他们对农民的态度、对妇女的态度、对日本的态度。”居里叫蒋介石不要把口信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人，也不要告诉美国大使约翰逊 (NelsonTruslerJohnson)。
在给罗斯福的报告里，居里大讲蒋介石的坏话，粉饰中共，说“中共是唯一受大众拥护的党”说这是它扩展的原因。对皖南事变，他把中共的说法照本宣科。
由于居里从中作梗，蒋介石未能建立一条直达罗斯福的通路。蒋介石请居里转告罗斯福，给他派个能够在他与总统之间“毫无隔阂地传达意见”的政治顾问，使他能 “与总统直接联系”。蒋中意的人选是美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蒲立德(WilliamBullitt)’一个对共产主义没有幻想的人。居里当场一口否决这个人选，以后也没有向罗斯福汇报。他回美国后给蒋介石找了个学者拉铁摩尔(。wenLattimore)，此人连罗斯福的面部没见过，更不用说符合蒋的要求了。结果，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联络掌握在居里手中。
迫于一系列国际上的压力，皖南事变后，蒋在一月二十九日叫他的驻苏联大使请克里姆林宫调停，也就是说让苏联人出价，问他们到底要什么。苏联人要蒋介石让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中共夺取的别的地盘也都照样不动，蒋介石一一答应。毛不无得意地对中共将领说：“蒋介石无论他怎样造反，但闹来闹去，只会把他自己闹垮台的。”毛已经使用“造反，这样的字眼儿了，好像蒋介石已经在野，他已经坐拥江山了。
英美政府在束缚蒋介石手脚上起的作用，毛泽东相当迟缓地才意识到。虽然他老早就看出斯诺这样的记者对他的用处，但对英美政府他向来是极端敌视。一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他给周恩来的电报说：“最黑暗的情况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最黑暗莫过如此。” 英、美影响中国，在毛看来远比日本占领糟糕得多。但突然，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十一月六日写信给周恩来说：“江[三日]电所示重要情报今晨才阅悉。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义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周恩来显然给了毛什么情报使毛豁然开朗，原来英、美政府对他很有用处。从这时起，周花巨大精力在西方官员中做工作，特别是在美国官员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周恩来的魅力攻势也越来越炉火纯青。
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条约使日本得以放手进攻东南亚，袭击珍珠港，但用毛的话说：“对中国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苏、日没有瓜分中国，中国没有当上波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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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18 22: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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