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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来说,1957年夏季由天而降的那场龙卷风,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株连九族的文字狱。那一年岁在丁酉,因此后来人们便把这场被人为地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运动称为“丁酉之难”。
龙卷风来势凶猛,首当其冲的除了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大学教授、学者以外,便是文艺界人士,排在前列的是杂文家。《人民日报》恢复副刊,一些中央和地方报纸也都陆续开辟副刊,为杂文家提供了用武之地。蓬蓬勃勃,风华四射,人们都感到眼前似乎是一派春光,杂文的振兴似乎指日可待。他们谁会料到,自己手中的那支笔,竟会带来二十多年的厄运!
杂文家都不止一次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熟悉《讲话》那些有关杂文的经典式名言:“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讽刺是永远需要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绝大部分杂文家都是严肃、谨慎的,很注意这几个“但是”,也都像况钟用那三起三落的笔写杂文,十分小心地运用批评和讽刺的武器。
何况党中央还曾用正式文件的形式号召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号召揭露和改进存在于党内的种种不正之风。何况就在前一年即1956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更何况,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几天前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报上大字标题是:“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党中央郑重而明确的指示,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和党内外朋友的热烈支持。杂文家们当然不敢后人,他们怀着热爱共产党、帮助党整掉“三风”的心情(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党员,有的还是老党员),纷纷拿起笔来,根据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揭露“三风”的种种表现,加以评论,希冀得到重视,切实改正。例如邓拓(卜无忌)的《废弃“庸人政治”》、徐懋庸(弗先)的《“应该让别人说完”》、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黄立文的《幽灵徘徊不去》、孟超(东郭迪吉)的《和风细雨及其他》、方成的《过堂》、李跃的《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徐淦的《杂感》,还有些在此以前陆续发表的,如曾彦修(严秀)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巴人的《多和拖》、《上得下不得》、鲍昌的《理发有感》、徐懋庸的《同与异》等篇,从文字上看不免有些尖锐犀利,使某些人看了有被刺痛的不舒服感,却都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有明训,即使今天重读,基本上也都是立场正确、观点鲜明的好文章。
不料,一夜之间,风云骤变,雷电交加,刀枪齐举,许多杂文家在自己毫无准备、毫不知情的仓皇中,一个个翻身落马,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原先曾遇到的“难道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的吗?”“难道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这样的吗?”“难道……是这样的吗?”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公式,一下子变成“恶毒攻击”、“肆意歪曲”、“疯狂反对”等等重得吓人的罪名,震动惊愕,他们不知所措,彷徨无计,手无寸铁的文人哪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于是纷纷应声入网,“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被打入另册,陷入二十余年的厄运。有的长期委身草莽,穷愁潦倒;有的更是妻离子别,家破人亡。直到二十二年后,才陆续重见天日,有的人等不到那一天,早已成为幽魂孤鬼了。
其实,这场龙卷风并非“突如其来”,对文化人以及整个知识界的某种“异类感”,更不是自“丁酉”始,而是早几年就开始了,只是人们没有预见到,或者虽有些感觉却未料到来势如此猛烈、如此残酷而又如此广泛,“扩大”到五十多万人之众。我一直想统计一下“丁酉之难”中究竟有多少杂文家(还有小品文作家和漫画家)因文遭罪,却始终统计不全,而且这是一件令人辛酸苦涩的事。现在能够记起的,也仅有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一二十位,还仅仅是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的,其中蓝翎本人便是当年文艺部负责杂文的编辑,沈同衡是负责漫画的编辑。同在京城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文艺报》等报刊上的,尚未统计在内。至于外地杂文界、漫画界的“丁酉同科”,更是难以数计。“丁酉之难”比起十年后的那场民族浩劫,自然还算是“小焉哉”的,但也是开了十年后大兴文字狱的先河。
四十年后回首,百感交集,余痛犹深。所幸不少杂文家经历了炼狱的洗礼,一片丹心、九死不悔,更加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看人看事更加深刻和准确。严秀、吴祖光、唐达成、舒芜、舒展、鲍昌、邵燕祥、李国文、柳萌、沈同衡,这些“丁酉同科”人士,接连不断地为读者捧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杂文随笔。当年《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编辑蓝翎更是从“红学家”转变为杂文家,连续出了好几本杂文集。他们又带动一大批新的作者,共同构筑了历史新时期以来杂文、随笔、小品和漫画新的振兴,新的繁荣。当然,路途并不十分平坦,他们也遇到新的干扰,新的磨难,而且恐怕也未必能摆脱一有风吹草动杂文家必然首先倒霉的历史怪圈。但是,历史决不会重演,更不会倒退。因为归根到底,决定杂文和杂文家命运的,只能是人民,而不是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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