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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信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初,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流的“四五”运动。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下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接着,寄报人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拆信的这位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随后,此信又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读着这些文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装作从容的样子,把这份《人民日报》装入信封之中,然后问:这件事还有谁知道?《人民日报》总负责人答道: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姚文元交代: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准说出去。此后,姚文元把这封信锁在自己家的抽屉里。他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看。
![](http://pic.backchina.org/news/1011/73802.gif) 周恩来逝世后,无数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
第二封信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正在这时,姚文元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是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转给姚文元的。信是由新华社某省分社的一名记者写的,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
这封信反映的主要内容是:某省省委的一位同志对新华社分社记者讲述他在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某某某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现在华国锋虽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但是没有能力,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方面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华国锋在外事工作上也没有经验,而某某某则能力强,他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写信的新华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姚文元看过之后,还是把信压下来。
姚文元把这两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样想的?
中央专案组在1980年7月17日审讯姚文元时,姚文元曾交代说:“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解决到自己头上了。”同年姚文元在接受审讯时还说:我想,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他们就会马上追究,而这两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与中央内部高层人物有关,追来追去,不一定追查清楚,反而会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使我在中央内部处境不利。
从姚文元的上述交代来看,他是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他自己也要出事。他不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预备一旦出事,他好有一个向华国锋、叶剑英请功的东西,也好把自己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区别开来。
姚文元是否考虑过在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显然是考虑过的。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了他的矛盾心情。他是想与江青等人从此保持一定距离的。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了。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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