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权的马克思修饰主义

朱富强

马克思经济学根本目的是要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并主张回归事物的本质；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具有浓厚的规范性，而对“科学性”客观理论的追求则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而且，正因为是对本质的揭示，马克思经济学要求回归到没有异化的状态；因此，它根本上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反映弱势者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同时，由于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或多或少地被异化了，都离开了本质而成为强势者或既得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为此，马克思理论根本上又必然是批判性的，它希望通过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以及现状的批判来引导和预测社会的发展。正因为马克思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因而真正的马克思经济学不可能为任何类型的政权服务；[1]究其原因在于，只要存在政权，就意味着存在强势者，这些强势者就可能扭曲事物的本质来为其目的服务。也正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努力向社会披露已被异化了的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也就成为底层百姓实质上的代言者，反映他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和渴望，从而也就必然不会被任何类型当权者所喜欢；因此，在任何存在尖锐利益冲突的社会中，以及政权为强势者所把持的社会中，真正的马克思经济学都必然会被边缘化。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基于功能分析来阐述事物的存在现状以及数字之间的联系，并用供求关系为这种现状提供合理性解释，而基于供求关系所决定的结果根本上体现了强势者的利益；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必然是为当权者服务，为当权者的行为解释。

显然，正是由于这两种经济学在特质上的差异，预示了两者在当前中国社会中截然不同的命运发展：马克思经济学日益衰落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蒸蒸日上。一方面，以前重视和利用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是当时的弱势者，而如今当年的弱势者已经取得了政权，从而转变为强势者；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经济学对他们的现在行为就不再起支持和辩护作用，相反产生了明显的制约性。另一方面，原先为弱势者批判为庸俗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永远是为强者服务，而在以前的弱势者转变为强势者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当然可以为新主人服务，从而庸俗性变成了实用性。究其原因在于，任何理论和科学都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决定其主流地位的往往又是社会利益（包括宏观的国家政治利益或者特定团体的特殊利益）；例如，罗斯就指出，“决定哪一个科学理论将普遍流行的考虑因素，包括以来含量任何这样的理论被认为好于其他理论的标准，是同哪一理论能够使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的利益最佳的合理化的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布卢尔指出，“相关的社会因素可能是那些来源于专业团体经过仔细构想的利益、传统或管理的因素…… 在科学中进行的大部分工作能够被合理地看做是这样一种愿望的结果：保持获最佳属于一个团体的特殊财产的方法和技巧的重要性、地位和范围”。

正因为如此，尽管由于当前中国政权的还是建立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之上，从而也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马克思经济学；但是，这种维护往往停留在政治口号或意识形态层面上，或者维护的是经过他们修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实际采取的经济政策则基本上都是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张。譬如，在未取得政权之前，那些马克思主义先驱们为理想社会而奋斗，认为人们的应得权利与国民财富的创造应该同向发展，至少应得权利应该与其贡献相一致；因此，信守“同等数量应该换取同等的数量”的理念，而批判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仅仅是在表面上呈现出平等形式，是在“自愿”交换的形式下掩盖了其违背基本伦理的不平等。但是，一旦取得政权之后，这种对现实制度的批判声音就逐渐衰弱了，而将批判的矛头依旧指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依旧在重复马克思本人有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记录，却不敢对当前社会中发生同样的事实稍加微词；更为甚者，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还转而采用西方主流社会的实用主义，开始用市场经济来为当前的一切社会问题进行辩护：当前这种极端低下的工资以及急速拉大的收入分配都是市场机制允许的必然结果，这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以致即使在传统社会被认为明显不义的行为现在似乎也有了合理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尽管经济学者两大分支都必然会提出某些政策从而与政权发生某种联系，但两类联系的性质是不同的：主流经济学因其伦理实证主义的特质而与政权具有内在和自然的亲和力，因为它合理化了基于供求力量决定的制度均衡，这种博弈均衡制度必然是有利于强者的，而在任何社会，政府都是一个强者，除非真正实现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主权政府，或者重新回归到作为协调系统的本质；相反，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是批判现有强权政府的，主要体现了底层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但它一旦与政权结合就开始出现扭曲，从而致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化。D. 米勒就指出，“社会正义常常是而且必须常常是一个批判性的观念，一个向我们提出以更大程度的公平为名义变革我们的制度和实践的挑战的观念，……（但）当代政治的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尽管许多民主国家现在是由左翼或中左翼的政党统治的，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他们对社会正义的政策的信奉削减到快要消失的程度，即使他们仍然修饰性地使用这个术语。存在着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观念，即每个国家在其所作所为上都受到全球经济理论的严格限制，这种经济力量会对人和偏离正统市场经济的改革政策立刻实施惩罚”；但是，尽管如此，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明在经济轮廓总体上镶金的国家之间是执行不平等中的主要变化。我们还必须注意那些已经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不平等的国家内部的制度、实践和社会规范的变迁。如果瑞典在今天是一个比十年前更少平等的社会，这不只是由于熟练的瑞典个人面临着更强劲的外来竞争，也不只是因为瑞典的超级明星像每个地方的超级明星一样发现他们能够得到过高的收入，而且是因为在瑞典的工会和雇主之间达成的限制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崩溃了，而且瑞典的观众已经变得更容易承认实质性的收入差距是正当的”。

其实，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与政权的关系也就如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儒家和法家与政府的关系：体现力量控制的法家学说可以自然地为维护政权服务，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政策工具；而儒家学说则具有深厚的人本思想，但是它一旦依附于政治就发展出政治化儒学，开始成为当政者维护其政权的舆论工具。可见，也正如儒家社会中的中国古代政府实际上实行的是“名儒实法”，当前那些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权实际上奉行的也是“名马（经）实西（经）”的治术；正因如此，尽管社会中会周期性的出现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的声音（尽管其中绝大多数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号和形式上），但却终因得不到政权的实际支持而无法真正获得持久、有效地发展。事实上，我们知道，马克思理论根本上是批判性的，而且，马克思的批判性主要是现实批判性；譬如，尽管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相对于封建主义的进步，但却几乎将所有的批判都集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上。而且，马克思希望通过对现世社会中不合理现象和制度的解释和批判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他在当时所能进行批判的现实的合理对象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按照这种基本的批判态度和人本主义的关怀精神，如果马克思能够活到现在，也一定会对当前这种更为异化的社会制度作更有力的批判。

然而，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与现实政权已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结果，那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被政治化了，绝对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被御用化了；正因如此，他们不敢对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异化倾向作根本性批判，而仅仅或主要是把精力放在宣扬马克思曾经的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观点上。殊不知时移世易，由于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与马克思所认知的当时的掠夺性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旧在重复当年的马克思所作的批判；结果，这种一味地对以前制度或者与己“不相关”的批判往往会引起世人的极度反感，把它视为上百年前的陈词滥调。例如，笔者曾在博客上挂了篇《不要轻易否定马克思经济学》的文章，结果就遭到众多始料未及的辱骂性攻击：有的说，“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骗人的！无论是从历史上的各种社会主义的试行，还是到后来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都预示着——社会主义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是不现实的。……实力上的差距不是吹吹牛搞搞这个思想，那个主义就可以弥补的。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比比，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我们连资本主义都不如！还别看不起人家资本主义！同样的,我相信资本主义那么重视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一定比半吊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好的多，先进的多”，有的说，“100多年前的东西，只看看也就罢了，要向前看，向未来看。要分析新事物，新现象，写出新东西”。更为甚者，竟然有人把笔者视为是顽固的马克思主义保皇派，“时至今日，还抱住那些陈词滥调骗人”；但实际上，笔者却一直在追求“为己之学”，笔者所从事的一切探索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认知而不是借助其他手段来推行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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