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厕所揭密:近代中国厕所让外国人害怕(组图)

michaeovich

朱莉·霍兰，弗吉尼亚大学博士生，从事文化比较研究。在她做空姐的八年时间里，寻访世界各地的厕所，完成了此书——介绍了人类排便的进化史，列举了形形色色的排便现象和用具，展现了人类最平常不过却又最讳莫如深的厕所文化。

东方及其他地域的厕所揭密

尽管亚洲在地理、文化上都同西方相去甚远，它却于同一时间令人惊奇地开创出与之类似的人的粪便处理方法。这两个地区都用便池或夜壶来积存粪便。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粪便的珍视程度。西方农民很少用粪便作肥料，人们任凭粪便在便池中日积月累，直至装满，人群熙攘之地尤其如此。相形之下，东方的农民则将城镇各处收集来的粪便视为一种重要物品。或许迥然不同的粪便观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只现代马桶出现于西方。一个对身体的自然机能憎恶有加的社会，才可能研制出一种将其产物清出视线的有效而隐蔽之法。在卫生方面，亚洲人更为务实，与自然更加和谐一致。他们让自然的产物回归自然。

近代中国

19世纪中国的卫生状况与抽水马桶和下水道诞生前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颇为相像。然而西方旅行家在讲述自己的中国见闻时未能意识到二者的相似之处，反而对这些微乎其微的差别深恶痛绝。

一位19世纪晚期游历中国各地的西方人用“可怕”来形容那儿的生活环境：“排水设备向来残破不堪，仅由几条贯穿于城里各处、倾倒垃圾的硕大沟渠组成。而所有的沟渠早已淤塞不通，虽然每日都有潮汐涨落，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不过这是对基督徒的鼻子而言，当地人似乎对此浑然不觉。”

《厕神：厕所的文明史》，朱莉·霍兰著、许世鹏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定价：18元。

《世界各国的粪石学习俗》一书引用了《芝加哥新闻报》一位作者1889年的报道，他写道：
“一位近日从京城（北京）归来的旅游者称，该城气味浓烈，可观之处则少之又少……房屋矮小而破旧，道路全然未加铺砌，总是泥泞不堪、灰尘仆仆，且由于缺乏下水道和污水坑，城市的污秽景象简直难以言喻。”

总的说来，人类在处理粪便一事上一直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罗马的清扫工们在夜幕笼罩下收拾城内外粪便。同样的清理方法在欧洲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直至下水道系统问世。中国也如出一辙，由掏粪工负责清扫街道及粪坑。爱德华·摩尔斯（EdwardS.Morse）在《东方便所》（LatrinesoftheEast）中说：一进入上海小镇，用扁担挑着敞开着的木桶的男子便迎面而来。他们是大粪搬运工，沿着固定的路线穿过城市。倘若跟随这些掏粪工，你会发现，他们走到附近的沟渠两侧，将木桶里的污物哗啦一声倒入敞舱驳船或另一种船舶里，污满为患时，船只便被牵引到乡间的稻田里。废物被胡乱倒进水中。沟渠少有流动，至少还不足以清除绿色淤泥，改变浑浊发黄、满是污秽的水质。可就在这条船旁边，人们正舀水来饮用和烧菜做饭咧。

典型的中国家庭设有大小不等的木桶，以备卫生之需。每个房间都有一只大木桶，桶里放了只小篓，为减轻臭味，桶口处给严严实实地盖了起来。可用竹条在桶内搅动，搅动的必要性何在倒无人提及。木桶的日常清洗过程为：用壳状物擦洗桶壁，将其晾干。

东方“粪坑”与西方的粪坑稍有不同。中式粪坑为凹陷在宅子后院里的陶制大坛子。坛子前面放有一小块木制隔板。小小隔板尚不足以阻挡那些好奇的双眼，仅在一定程度上遮住了排便之景。“粪坑”周围烧过的粘土使粪便不致渗入附近地面和水系统。人们还会在粪便底层撒上灰烬，来吸收臭味。

1835年到广州旅行的一个西方人记载说，沿路地面上都放有凹陷下去的大缸，供游客使用。直到现代，偏远地区的中国人仍在使用陶罐。即便在大城市，男子休息室里的站立式尿壶十有八九都是陶制罐子。

中国人把一种长方形的便器叫做尿壶，西方人用它来指代夜壶。然而，该尿壶狭长的形状使其有两个枕头那么大。鉴于枕头与木块也相差无几，深夜时同等大小的装饰性尿壶可就帮了大忙了。

中国南方妇女照旧使用卧室里的木桶。男人们则统统到路边公厕里解决问题。公厕不过是一条挖于墙角的深沟，2块6英尺长、4英尺宽的木块置于沟的两侧。使用者借助木块，摇摇晃晃地蹲伏在溪流上方。木制隔板将厕所包围起来，令蹲坑者不被瞧见。只要溪水经由沟渠流过厕所，一切都将安然无恙。

鞑靼是游走于中国偏远地带的游牧民族。据伯尔克上尉所言，鞑靼人的游牧特性在其卫生信仰上也表现出来，正是他们的卫生习性成为了鞑靼人一句骂语的起源。“他们认为不宜在同一个地方逗留过久，因为咒骂孩子时他们会说：‘愿你在一个地儿长久停留，以致会像基督徒那样嗅到你自个儿的粪便味儿。’这可是鞑靼人最为恶毒的诅咒呢。”

现代中国的马桶

中国正全力以赴地进行其现代化进程，马桶也不能例外。蹲伏式便桶、深沟与西方的坐式马桶比肩而立。中国人正经八百地实现着马桶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最为显著的体现便数厕所装备的升级了。北京市曾举办过一次公厕设计大赛。他们收到
340多名参赛者的作品。一名年轻女子凭借一个中国风格的设有报纸栏、电话间和户外座椅的建筑构思在本次大赛胜出。《北京日报》将此次赛事说成是“一次公厕革命”。政府计划搭建30间公厕。

在中国，不少公厕是收费的，其中一部分为手纸费。特价时收取一半费用。为体现中国人尊敬老人的文化习俗，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及残障人士使用公厕时无需交纳全部费用。从军人员也包括在这一特殊群体中。

虽然有不少人转而使用西式马桶，旧有传统仍继续支配着中国人的生活。对自然之需产生的副产品漠不关心便是其中一例。环保主义者对一次性尿布充斥垃圾填埋场、分解速度极为缓慢等现象颇有微辞。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小孩并不是每时每刻都用尿布，学步小孩往往穿着开档的裤子。妈妈们得时刻留意自己孩子是否有排便之意。幸运的话她可快速将孩子抱到哪个容器上使其便便。如若不然，地板上又有一堆污物要清理了。

达·芬奇的厕所创意

尽管现代欧洲早年的寻常百姓仍周旋于便壶和厕所之间，富于创见的人们却已开始尝试起五花八门的“上洗手间”的方法来。第一只带可移部件的转式马桶便产生于16世纪。不幸的是，大多数民众认为马桶这一装置太过粗俗，因而不予考虑。从虔诚无比的中世纪开始，文艺复兴时代不少国家仍认为，诸如洗澡或煞费苦心的排泄方式等对人体过度关注的行径，是亵渎神灵的，或至少是粗野不雅的。由于大众兴致索然，卫生设备最为重要的附加部分就具有讽刺意味地消失了。马桶未能在16世纪兴起的现实原因可能是，缺乏支撑该装置正常运转所需的用水系统。

里奥纳多·达·芬奇曾制定了一份卫生城市的详尽计划书。倘若有人认真考虑过将达·芬奇的想法付诸实践的话，那么16世纪也许会是一个颇为令人向往的时代。达·芬奇在其日志中论及拥挤不堪的城市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提出了诸多缓解之术。他对于粪便问题的解答是：搭建充足的公厕。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创意：“厕所的座圈应能够旋转，就像修道院中的旋转式栅门一样，亦可运用平衡力使其回归原位；天花板上满是小孔，如此人们才能呼吸自如。”

此外，达·芬奇还建议人们使用螺旋状楼梯，以防有人将楼梯井当做便池。他笔下的城市是这样一番景象：“由各个拱门之间距离300个臂长的地下通道来清空厕所、马厩及诸如此类恶臭难挡的地方，这些通道都可从设于其上方街道中的开口处获取阳光。每个拱门安置一个螺旋状楼梯，考虑到方形的四角易于结垢，螺旋楼梯应为圆形的。楼梯第一个转角有一道门通向便池和公用盛尿器，且此梯可使人从高层路段下行至低层路段。地点应选在海洋或某条大的河流附近，以便随着流水游走的城内污物能被带到遥远的地方。”

英国詹姆斯二世所用密封马桶

人们都对达·芬奇的提议置若罔闻，夜壶仍风靡于这个时期。此时夜壶不再由劣质的马口铁或陶器制成，而体现出主人的地位尊卑。詹姆斯一世拥有一只银制便壶。大主教马扎林（Cardinal
Mazarin）的便壶则由嵌着天鹅绒的玻璃制成，并镶有一道蚕丝和金流苏质地的边儿。路易十四真正使自己浮华奢靡的本性名至实归了，他的一只尿壶以黄金为材料，以堂皇的盔甲外套为点缀。路易还有几个备用夜壶，备旅途及战事之需。晚宴过后，女士们都离席前往会客室了，尿壶就被摆放到餐厅中，供男性使用，如此男人们便不必离开别人独自方便了。

关于卫生、清洁与健康的几点思考，达·芬奇发话了，这位发明直升机、绘制蒙娜丽莎画像的先生在诸多领域均有著述，其中不少以健康与卫生为题。他建议：“饮酒须适度，可常小酌一番，但切记非进餐时间勿用，亦不宜空腹饮酒；不可拖延或推迟茅厕（之行）。”

达·芬奇还给出了关于粪堆妙用的若干建议。将干粪与碾碎的橄榄混杂起来、点燃，可迅速令敌人的卫戍部队窒息。粪便与灰烬的混合物可在铅与另一种金属的熔合过程中起辅助作用，熔合物则可用作涂料。里奥纳多·达·芬奇有着永不厌倦的探询精神。我们可以欣赏温婉动人的艺术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想。不过，他的某些论题若能被忽略不计则是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