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人口质量 加大科技创新/蔡昉

夏大同

　　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实现地区间转移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通过深化教育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巨大潜力，可以使中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从而使人口红利得以延续。

　　人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概念是指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这两个经济增长条件产生的正面影响，但是，劳动力供给中实际上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

　　如前所述，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仍然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安排，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而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裕。
此外，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非会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的条件，这可以被看作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引起的年龄结构变化，表现为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即年龄在5-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的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与这一趋势相对应的则是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滞后的变化轨迹，即后者呈现先上升随后稳定继而下降的预期变化。这两个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关系，会结合成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在学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趋势。

　　这个现象的经济含义则是，教育资源的制约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有较明显的缓解，从而国家、家庭和社会可以把更多资源用于教育的扩大和深化。在 5-14岁年龄组在学人口与15-59岁年龄组劳动人口之比(在学人口供养率)趋于降低的情形下，可以有条件把在学年龄提高到5-19岁年龄组，其与 20-59岁年龄组劳动人口之比同时下降，从而不会遇到严重的资源制约。在目前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在未来能够把实际退休年龄再加以提高，则资源约束会进一步减轻。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在义务教育基本普及的同时，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有长足发展。但是，中国教育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而国内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也是巨大的。例如，发达国家的在学率一般在18岁以前都基本保持在100%，与此相比，中国在学率水平从12岁就开始陡然下降。

　　观察城乡间的教育水平差异，也可以看到几乎相同的变化轨迹。这一方面固然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今后通过深化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潜力。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一项计量分析表明，在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改善为全部是高中学历职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进一步改善为全部是大专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

　　许多关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判断，在观察问题的方法上失之偏颇。如果单纯从工资水平观察，似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意味着比较优势的减弱。按照这种认识，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之前，伴随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近年来工资水平普遍上涨较快，无疑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然而，一国或地区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并非完全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水平。具体来说，应该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结合的指标上来认识，即相对工资水平与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之比——“单位劳动成本”。即使工资率已经开始提高，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更快，该指标就仍然可以维持在较低水平，从而意味着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得以保持。而这种假设恰恰是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实情，即工资上涨但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导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单位劳动成本”年平均下降速度分别为8.7%、10.8%和7.6%。

　　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实现地区间转移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通过深化教育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巨大潜力，可以使中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从而使人口红利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