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与甲流文化
——当代文化现象之反思
鞠
曦
甲型H1N1型病毒的暴发及其快速传染，使人们防不胜防。这种被称为甲型流感——简称“甲流”——的感冒病毒，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与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人们惶恐不安，可谓谈甲色变。然而，可怕的不是这种摧残人们肉体的新变种病毒，其虽然防不胜防但必竟还能找到防御及治疗办法；与甲流小巫见大巫的是更加可怕、能够摧残人们精神与灵魂的文化病毒——名为国学实为病毒的甲流文化，由于尚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所以较之于甲型流感造成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的精神与灵魂在无意当中即被其暗算谋杀，毒害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即如甲型流感之称谓，明明就是温疫，也被其谋杀为甲型H1N1,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如果说甲型H1N1病毒造成的温疫是自然生态恶化的必然结果，那么，甲流文化则是文化生态遭到不断自宫以后必然出现的温疫文化。重要的是，甲型流感温疫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警觉而有所预防，然甲流文化温疫却是以现代传媒手段贴上真善美的标签而迅捷扩散，人们病入膏肓而不自知，以非为是而自欺欺人，瘟疫而为之于社会风化，自作孽不可活也。
只所以甲流文化有如此巨毒，乃因其病毒不但孽生于文化自宫而且经过了相当长的历史衍化过程。“全盘西化”与“打倒孔家店”是五四精英们的自宫行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使传统文化变成了过街老鼠。老鼠虽然被消灭了，但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文化精英们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契机，把带着鼠疫的尸体用做对抗极左文化路线的盾牌，出现了当时所谓“传统文化热”，显然，这样的文化热又怎能不把鼠疫病毒扩散开来，所掩盖的价值取向又怎能不被体制进行政治消毒。其中，任继愈先生以马列主义原理提出并被李申先生坚持的“儒教是教说”，其把儒学推定为宗教因此是毒瘤、鸦片而批判否定之，因此成为对“传统文化热”进行消毒的重型药剂。
在体制的消毒下，“传统文化热”有如感冒发烧的病人又被浇上一盆冰水，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化伤寒。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文化精英及知识分子们被体制所收买，功利主义、犬儒主义大行其道，有学术无思想成为体制内的学术特征。所谓有学术无思想，不过是体制内知识分子为其推却历史与社会担当的犬儒之辨而已。由此而来的是，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体制内学术的丑恶行径。社会风化江河日下，青年一代生长在鼠疫加伤寒的文化氛围中，即无心也无力于民族前途、国家危亡，所谓八零后、九零后是也，此乃伤寒文化之必然结果。时至二十一世纪初叶，当民间企图以儒学的复兴医治伤寒文化时，虽然产生了少儿读经运动，但因为“上行路线”的不合时宜，引起体制的警觉与应对，不过这一次不是激烈的政治消毒，而是以体制化儒学的宗教化与国学热应对民间的儒学复兴，使本已里寒外热的伤寒文化又注射了一支“杜冷丁”，体虽寒而更亢奋，病态的国学热终于生出文化病毒，暴发并急剧传播，酿成瘟疫般的甲流文化。
在文化伤寒至甲流文化的这段时期，笔者目睹了林林总总的各种事件，然亲历之重要事件，莫过于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学习、与“儒教是教说”的大辩论[1]以及对陈明“即用见体”和《于丹伦语心得》之批判。中国文化书院的学子当时历数上万，随着梁漱溟、冯友兰等导师们相继过世，已不知当年的芸芸学子们尚有几人还以此道存身？而与“儒教是教说”的大辩论，却以极为悲惨的结果告终：随着李申先生调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去了上海，辩论的发起人陈咏明君为抗命学术体制而跳楼殉身。[2]正所谓：传统文化热，谁人言伤痛；旧知尚安在，惟有存神明。
起源于对传统文化的茫然无知、仅仅为了抗命政治的传统文化复兴，又怎能不在现存体制与文化传统的二难困境中博奕，其必然结果是体制化胜出从而产生甲流文化——犹如流感一样的时不时发烧，最终在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的晃子下，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被进一步摧残，文化教育及社会风化被引向表象化、眼球化、炒作化、影视化、商业化、娱乐化，追星族不断泛起、青年人的思想游荡无根、飘零散乱，自私自利，缺失对传统的敬畏之心，茫然于存身立命，了无以天下为己任之责任感。“四星高照，何处人文”，传统意义的标榜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成为铜臭的崇拜者，教育腐败、造假剽窃成为时尚，丑闻不断，“传道、授业、解惑”之师德，荡然无存。
有一个文献应当做为分析甲流文化成因的逻辑起点。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方克立先生致信教育部部长周济先生，要求停止试用和推行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编的儿童读经课本，组织精通古代经典文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立场的专家学者，重编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适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础经典教育读本”。在这种态势下，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成立了国学院，乃体制内学术利用“国学”之名以为其用，遮蔽其时的儒学复兴运动，以把儒学复兴引向其后之“国学热”。当时，余曾写有《儒学、国学与国学院》一文，进行质疑，认为“如果不对其内在的文化问题的历史与逻辑进行认真清理，从而决定国学院的办学方向，很有可能使国学院流于形式，甚至导致错误的办学方向，使原本就已被肢解的国学，又增加了一种非正确的理解向度，不但殆误了学子，而且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又设置了一个新的障碍。在现有的体制下产生这一问题，是极其可能的”，不幸被余言中。[3]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日，教育部为了回应方克立先生的信，“教育部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表了《
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其中说“近来，在媒体和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吹少儿读经之风，……主张重建儒教的解经系统，普及儒家经典教育，提出儒家经典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都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4]对此，《声明》明确指出了语文课程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依据中央及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有关决定和要求确定的。这些重要文件是我们关于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选择的基本出发点。”指出了其工作目标是“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所以，关于教材“不管是必修还是选修，都要经过严格的申报程序，由教育部组织专家进行审查，通过后方能出版。”因此，就社会上盛行的读经及其“读经教材”，“绝对不可能通过教材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声明》最后又严肃地指出“在复兴儒学的一些文章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散布了许多与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国家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错误观点，有的论调在学理上非常荒谬，在政治上十分危险。”[5]
为了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为了“与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国家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为了纠正“在复兴儒学的一些文章中的”错误观点，于是乎，伴随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体制化儒学加快了脚步。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成立大会，[6] “儒教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内部交流刊物《儒教研究通讯》，除了与港台地区相互交流之外，还将与东南亚华人地区的儒教研究机构和组织机构进行交流。此外，首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也将开始筹备。”[7]
“儒教研究中心”的陈明秘书长认为：“儒教不是一种盲目的信仰，是一种对儒学的准确把握和定位。我以前也反对把儒学当作儒教来看待，但是随着我对宗教的深入理解，对国外宗教的调查增多，认为儒学具备多维度。”[8]所以，“‘儒教研究中心’将把儒教问题的研究放在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之下，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之一贯性以及儒学与民族生命存在之内在性出发，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9]显然，说白了，不过是企图把“儒教是教说”合法化，以“公民宗教”的形式推向社会，真可谓败也“儒教是教说”成也“儒教是教说”是也。为此，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在广东从化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国家宗教管理部门的领导出席了会议。[10]对此，余有“儒教问题答问录”，[11]说明了相关问题。
可见，只所以生成瘟疫般的甲流文化，体制与其推动的体制化儒学是本质原因。吊诡的是，为当年“传统文化热”“消毒”的“儒教是教说”，又成了体制利用儒学的良方，以宗教化为主体的体制化儒学，企图把儒学复兴的方向引向宗教化以利用之。所以，对陈明的儒学宗教化的思想理路，不能不有所提及。此即陈明对儒学思想加以歪曲并于二零零四年提出的“即用见体”。[12]所谓“即用见体”，在理论上是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而在实践上仅仅是“有奶便是娘，无钱休称爹”，不过如此而已。“即用见体”虽然对儒学复兴造成了极坏影响，但却给体制化儒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除了陈明的“公民宗教说”是对“即用见体”的具体运用之外，做为“即用见体”的社会运用，人民大学成立的国学院以及随后易中天、于丹等在中央电视台的粉墨登场，及其把儒学复兴引向歧途的“国学热”，都是“即用见体”的显著成果。职是之故，在甲流文化的洪流中，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多元视域下的儒教形态与儒教重建”学术研讨会，[13]表明加快了体制化儒学——儒学宗教化的脚步。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清华大学召开国学院成立大会，由此体制内又多了一所国学院。[14]如果有人对清华国学院抱有什么希望，对此，则不能不说，其人病情严重，不但身患甲流，而且处于高烧状态。
于是乎，为了“与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国家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为了“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现代化的影视媒体与传统媒体一起紧锣密鼓，陈明策划并拍摄上映了以解构儒学《春秋》大义、为汉奸、叛徒、贰臣施琅辩护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之后，二零零六年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推出了《易中天品三国》，易中天以“真小人与伪君子”之论辩，进一步解构儒学之《春秋》大义，为小人正名，混淆是非，公然为乱臣贼子曹操申辩，以乱儒学三统。接近年底，中央电视台又推出了“于丹论语心得”，其以解构儒学的有耻观，以“心灵鸡汤”麻痹民众，为天下之无耻行径进行辩护。做为“剧场效应”，易中天、于丹等体制内学者打开了天下无耻之门，谁都可以讲经论儒：既然这个社会伪君子猖行，做一回真小人讲“心得”亦势在必得。所以，“于丹现象”成为甲流文化的病毒原型。央视“百家讲坛”对经典的百家歧解，使歪曲孔子思想成为甲流文化之风气，使之其后又有污辱孔子的李零之“丧家狗”出笼。随便曲解孔子成为甲流文化之特点，易中天、于丹也因此成为“学术明星”，他（她）们对经典的解读，也因此成为多元文化之代表。毫无疑问，这些学术明星们也因此成为扩散的甲流病毒。在明星效应下，随着文化甲流病毒之扩散，终于形成瘟疫流行的甲流文化。甲流文化促进了人们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自欺欺人，在“于丹现象”的示范效应下——原来经典还可以这样讲，既然是“心得”，那么谁都有“心得”，谁都可以讲，反正是心得。“于丹心得”乱人心扉，谁有心得谁是明星，出人头地何乐不为。由此而来的文化态势表明，《于丹论语心得》对经典、对世道人心的庸俗化、加重了这个社会的道德败坏，“我是流氓我怕谁”，横行无忌，无耻之极。在学术教育界，声色犬马、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甲流文化的风化教育与体制化教育齐头并进，真可谓：知性教育华而不实，德性教育欺天泯性；理科教育科学主义，人文教育愚弄有余。
随着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体制化的国学院，儒学复兴即异化为国学热，而后酿成甲流文化。文化甲流的病毒生于人大国学院对国学的强奸与利用，所产生的示范效应终于使文化甲流的病毒急剧扩散，传染了一切可以把国学庸俗化的媒体，健康的儒学研究与传播效应被消解，被边缘化，文化甲流的强大病毒终于通过不断衍生而形成了瘟疫流布的甲流文化，国学热开始以各种名目升温。于是，甲流文化的大流行，人们越发自以为是、以非为是和自欺欺人。中国社会的甲流文化瘟疫，要害是对孔子思想的任意宰割，目的是断送国人的文化生命，摧残中华民族的文化前途。甲流文化的直接后果是不但于观念上而且在行动上鼓励人们的自以为是，消解人们的担当意识，从而产生普遍性的道德没落，文化异化，人格畸形，民众丧失对社会的期望，导致了大量“群体性事件”等严重后果。真正的学者与思想家、诗人、艺术家被边缘化，歌星、影星占据了大众文化的主流地位，甲流文化促进了世俗化、庸俗化、无序化，在事实上解构了当代之儒学复兴，把当代文化引入歧途，陷入深渊。于是乎，在“于丹现象”的示范下，“国学热”高潮迭起，国学大师辈出，招摇撞骗，挂羊头卖狗肉，到处办起了天价国学班。而中国人民大学之国学院为始作俑者，岂无后乎！以于丹为榜样者，岂能休乎！“即用见体”，岂能止乎！这是余当时把《于丹伦语心得》批判为国家级学术垃圾[15]及其与“即用见体”进行逻辑联系的思想原因。[16]
教育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所谓学校教育，另外一种即是社会风化教育，因为社会风化所具有的大众性质，所以又称大众文化教育。大众文化与社会生活形影不离，与民众的生存息息相关，所以是更为重要的教育形式。很明显，体制垄断了学校教育与社会风化教育，各种文化传播手段与内容均被其严格掌控，“宣传有纪律、文化有导向”，一切都必须“依据中央及中宣部、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于是乎，按其规定进行的教育之结果就是所谓“钱学森教育难题”。[17]由上可知，“钱学深教育难题”实质上是个假问题或伪问题，不过是“皇帝的新装”而已。于是乎，教育的腐败病毒与国学热病毒杂交，变种而出的甲流文化就成为必然。历史与逻辑均表明，中国的体制化教育与社会风化教育已经和正在谋杀这个民族的肉体与灵魂。
名不正则言不顺，当此反思之际，应当认为，二零零四年七月十日至十七日，所谓大陆新儒家于“阳明精舍”的高峰亮相，显其理论准备之不足，失缺“元亨利贞”之建构，当引为历史之教训。《易》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职事之故，虽为高峰亮相，然所学之出，非善之长也；所聚之人，非嘉之会也；所行不利，非义之和也；所思不贞，非足以干事也。
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从宏观论之，文化冲突、恐怖主义、群体事件、环境污染、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病毒流行；从微观论之，官德异化、官风不正、吏治不清、贪污腐化、唯利是图、信仰失缺、迷信泛滥、人欲横流、暴民意识、两极对立、矛盾积累。甲流文化有如三鹿毒奶粉一样毒害了民众的身心，所以，难以承受甲流文化之毒的涂序新跳楼了；[18]在甲流文化的毒害中活就活了、“爱就爱了”，死就死了的陈琳也跳楼了；[19]河北省蔚县教育局长葛祥因力抗甲流病毒而心力焦脆、无力回天而自杀了。[20]正所谓，虽然把酒问苍天，难知悲剧几时止。可见，甲流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显性问题，是问题中的问题，其生成并彰显出上述所有问题，如果不下重济以泻甲流文化之毒，必然使上述问题更加严重。
可以认为，铸成甲流文化的利器之一，是体制推行的文化多元论。文化多元论是体制化儒学及国学的思想工具，在多元论的鼓吹下，思想的多元化无以复加，道术为天下裂，六经被大肆肢节，在“于丹现象”的示范效应下，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儒学体系被多元解构，和尚尼姑可以胡说乱讲孔子之道，江湖术士被请到北京大学讲国学，卜筮风水畅行社会，民间迷信活动倡厥，地下宗教频繁活动，妖言惑民，愚弄大众，虽伤财害命而在所不辞。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成了江湖术士推销狗皮膏药的弄堂，包装、营销成为国学热的手段，国学成为另类狗皮膏药。
甲流文化的典型发烧，是烧出了一些冠以“儒学”、“儒教”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中，有懂一点儒学皮毛的，更多的是不学无术，大家在这里聚以乡愿，互相吹捧，“惺惺惜惺惺”，时不时地装模作样地弄出几句口号，“英雄所见略同”向社会呼吁。反正是甲流发烧，就敢于胡说八道，不惜造谣生事，排斥异己，由此也就被吹捧为儒学精英。在因特网这一虚拟的空间中，说话不负责任，马甲遮蔽甲流，从而扩散了甲流文化，使其向更大范围传染，于是乎感冒的人越来越多，发烧越来越严重，造成了儒学的虚假繁荣，似乎儒学真的复兴了，而儒学复兴靠这些网站就可以了，从而造成了儒家集体无意识幻觉。显而易见，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应当把这样的儒学与儒教贯之以甲流，称其为甲流儒学与甲流儒教，把这样的儒家称为甲流儒家。
《易》曰：“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以体制化的文化思想钳制民间思想的合法性，从而造成了这个时代的混乱，民心蔽于笑贫不笑娼的甲流文化浸染，对传统、对孔子没有任何敬畏感，从而把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自欺欺人推向极至，甲流文化之大观，可以知也。
为了增强甲流文化的免疫力，需要以孔子儒学安顿自身的生命，保住儒家学脉，以“知至至之、知终终之”之理性修为，[22]以“潜龙勿用，或跃在渊”[23]之进德修业，待天时以“利见大人”，推动孔子儒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复兴。子曰：“政者，正也”。[24]和中而言，即“正者，政也”。是故，以正行政，以政正之，“元亨利贞”也。是故，如果说儒学复兴有一个客观标志，那么，则只能是以儒学贞正行政管理，结束体制教育之垄断，兴办民间书院，培养儒学人才，不但使孔子儒学进入大、中、小学课堂，而且要尊孔子为中华民族之圣人，孔庙立而民心顺，理于义而正人伦，中和贯通而开新传统，中学西渐而世界大同。
注 释
[1]鞠曦：《<中国儒教史>批判》，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本书即为参与“儒教是教说”大辩论的文字结集。
[2]
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chenyongmingwenji.htm
[3]鞠曦：《儒学、国学与国学院》.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829
[4]
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037
[5]
教育部领导将方克立先生的信批转给了有关司局。6月20日，基础教育司课程发展处主管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表了《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对所谓“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的不实之说进行了澄清和批驳。
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037
[6]http://www.gmw.cn/01ds/2005-06/15/content_252320.htm
[7] http://www.gmw.cn/01ds/2005-06/15/content_252320.htm
[8]http://www.confuchina.com/13%2 rujiaozhongxin.htm
[9] http://www.confuchina.com/13%2 rujiaozhongxin.htm
[10] http://www.confuchina.com/13%2 rujiaozhongxin.htm
[11]鞠曦：《儒教问题答问录》。
http://www.hxfx.net/bbs/dispbbs.php?boardid=35&id=10174&replyid=&skin=1
[12]陈明：“《原道》、伪儒与即用见体━━在四川大学的座谈与演讲”载《博览群书》（北京）2004年第9期“中国文化”栏目。
[13]http://www.chinarujiao.net/p_info.asp?PID=4915
[14] http://www.haijj.com/xinwen/2009-11/457.html
[15]
鞠曦：“国家级学术垃圾：中国文化无耻论——《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32
[16]
鞠曦：“国家级学术垃圾：无耻‘心得’之即用见体——《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四）并与范鹏、陈明。”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623
鞠曦：“体制化儒学”批判（卷一）：陈明的“即用见体”与“公民宗教说”辨伪。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632'
[17]《“洲际导弹”与钱学森教育难题》。
http://www.chinavalue.net/NewsDig/NewsDig.aspx?DigId=45953
[18] 涂序新，男，生于一九七七年八月月，浙江金华人，博士学位。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凌晨二点从浙江大学位于玉泉校区的综合楼十一层跳楼身亡，终年三十二岁。留下遗书，说“国内学术圈残酷无情”。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2376.htm?fr=ala0
[19]
陈琳，女，生于一九七零年一月三十一日，重庆奉节人。陈琳以《爱就爱了》而走红乐坛。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早六点左右，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奥林匹克花园三期701号楼，陈琳从九层楼上跳楼身亡，终年三十九岁。
http://music.yule.sohu.com/s2009/chenlintiaolou/
[20]葛祥，男，一九六五年生，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人。葛祥责任心强，作风民主，要求严格，工作有魄力，解决了许多教育问题，是个好教育局长。但终因心力焦脆于纠缠难解的教育问题，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自杀，终年四十四岁。http://blog.qq.com/qzone/622002042/1259216680.htm
[21]鞠曦：《论儒学的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526
[22]《易·乾文言》。
[23]《易·乾文言》。
[24]《论语·颜渊》。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下旬记于长白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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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0 10: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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