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不要太教授/長毛僧

前门村夫

做人不要太教授

随着国人爱狗的普及，大家都知道‘吠叫’是狗的一大天性。然而，一般的狗也就是吃饱了没事干，胡乱叫几声，泄泄火罢了。只有那些经过长期、严格、系统训练的狗，才能掌握根据主人的指令甚至心思进行吠叫的特殊技能。这种狗懂得何时叫、叫什么、向谁叫、怎么叫以及叫多久。
或许是狗见得太多了，如今某些社会精英也学会了狗儿的本领。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中积聚了众多此类高人，他们无一例外地顶着‘教授’的头衔。譬如，当公众质疑城市化太快，占用大量耕地，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时，茅于轼教授说：‘中国可以增加粮食进口，老百姓要多吃水果进行减肥。因此，18亿亩耕地红线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当公众反感社会贫富悬殊时，厉以宁教授说：‘八亿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是笔巨大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当公众谴责拆迁补偿标准过低时，吴敬琏教授说：‘城市房屋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而且拆迁补偿款要交所得税’。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经济学界三老怪大放厥词之时，有关部门负责人并未义正词严地针对上述祸国殃民的言论加以驳斥。因此，有理由认为，教授的观点是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才提出的，退一步讲，起码是反复地揣摩上意之后的谗言。本来，我们以为这批老帮闲、老滑头、老糊涂也快去见毛主席了，换上一拨年青教授就行了。没曾想，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几年前，提出‘引海入京’、‘南粮北牧’以及在圆明园遗址上开办‘八国联合大学’等三大创意的北大王建国教授就已经让人目瞪口呆了。如今，从北大又一下子杀出五员悍将，力主在城市拆迁中应由政府做主体，先对被拆迁房屋进行征收、补偿再实施拆迁。而且，如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毫不犹豫地采取强拆手段。此议一出，简直让人顿觉如五雷轰顶。老百姓在气势汹汹的拆迁办和开发商面前，本已丢盔卸甲，倘若再由政府出面直接征收民宅，分明是要将穷苦百姓赶尽杀绝！
中国大陆城乡拆迁纠纷由来已久，既然北大五教授仅建议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本文只好暂就城市拆迁问题展开探讨。据笔者对北京市拆迁政策的仔细研究（全国各城市拆迁政策大同小异），结合大量拆迁纠纷实例，发现纠纷的产生，主要是由以下六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城市拆迁评估不按宅基地面积计算

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抛开仅凭一纸宪法，就无偿将市民的私有土地（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政府颁发的土地所有权证为凭）变成国有是否涉嫌违法的问题不谈，既然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为公有制，为什么农民住宅用地可以视为宅基地，而市民的住宅用地就不属于宅基地呢？遗憾的是，这一严重错误在《物权法》中并未得到纠正。
目前，所谓的直管公房和自管公房，在对外出售时也均按占地面积（即宅基地面积）评估计价。然而，城市拆迁评估却将私宅的院落土地面积排除在外，理由让人哭笑不得---土地是国家的。以北京为例，四合院的院落面积一般占到宅基地面积的30%以上，对院落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予补偿或赔偿，势必给被拆迁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
二，地随房走原则和房随地走原则并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这就意味着，地随房走原则和房随地走原则同时为中国法律所认可。从目前情况看，在涉及城市拆迁纠纷时，通常采用地随房走原则。所以，开发商非常乐于借助政府或法院，对拒绝签署补偿协议的被拆迁人实施强拆。而正是由于‘地随房走’，才导致了房屋被强拆的产权人，即使手握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也无法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对于尚存的老房子和新建商品住宅楼房却采取‘房随地走’原则而且不发土地使用权证。笔者就居住在北京市前门四合院文保区内，属于禁止拆迁地区。即便如此，当我亲自去崇文区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却遭该局公务员告知：办这个证没用！在我坚持‘没用也要办，这是我的权利’之后，又改口说：是区政府不让办！我马上向崇文区政府核实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不清楚此事！据了解，跟我拥有相同经历的私房主大有人在，真正拿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四合院平房产权人并不多，而取得了该证的新建商品住宅楼房产权人更是寥寥无几。一旦房屋下面的土地，在房屋产权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非法出让、转让、抵押，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城市拆迁实践中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三，拆迁补偿计算公式鱼目混珠、偷梁换柱
且看《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规则（暂行）》：
第二条  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以下简称房屋拆迁补偿价），按照本规则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评估确定
第三条  房屋拆迁补偿价计算公式为：
房屋拆迁补偿价=（基准地价×K+基准房价）×被拆迁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