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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只有卑微的小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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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15 06:12: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父母的争吵是童年最大的伤害

1977年,我出生在上海虹口区一条老弄堂里,那是爷爷的房子,我和爸妈住在朝南一间,爷爷奶奶住在对面。

我的记忆开始得特别早,大概三四岁就记事了。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一直在争吵,从我开始懂得什么叫吵架,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婚。

记得幼儿园中班的一天晚上,本来我已经睡着了,被妈妈的惨叫声惊醒。那天我是面朝墙睡的,翻过身,爸爸正拿皮带使劲往妈妈身上抽,墙上投下两个巨大的黑影。妈妈被爸爸压在身下,眼神特别绝望。我吓得把头一下缩进被窝,压着声拼命哭了起来。

早晨爸爸把我拽起来,我揉揉糊满眼屎的小眼睛,习惯性地问一句:“妈妈呢?”“死了。”爸爸恶狠狠地说。我才想起昨晚发生的一切。很老实地围上小围兜,自己吃完泡饭,爬上爸爸的自行车后架上幼儿园了。

晚上妈妈还没回家。爸爸煮了面条让我吃,他自己则掏出白酒,一边喝一边叹气。这时几个男人冲进来,一看见我父亲,就掏出麻绳,把他五大花绑,狠劲地揍起来。我看见那几个人中有小舅,就跑上去大哭,不让他们打父亲,小舅把我抱起来,说:“这个男人太坏了,天天打你妈妈,我们今天就是要教训他。”我在小舅的怀里使劲地蹬,他只好把我放到床上,又跑过去踢了父亲两脚,说:“你以后再敢打我姐姐试试!”然后一伙人推门走了。

那晚父亲从头到尾没有再说一句话,我看见他眼里布满了血丝,一口一口地灌闷酒。

妈妈没再回来,大概那时离婚是件挺丢人的事,也没听他们离。只是爸爸变得更沉默,每次喝酒的时候,他都会把那截麻绳掏出来,摆在桌子上,仿佛那是盘下酒的菜,又像一条复仇的蛇。

虽然家里少了妈妈,那却是我最快乐的两年。爷爷和奶奶都很疼我。

那时弄堂里有好几个孩子骑那种四轮的童车了,我看他们一会歪到左边,一会又歪到右边,边骑边发出刺激的尖叫声,眼都红了。有一天我终于和父亲说起,他一边推车一边不耐烦地说:“那有什么意思,等你长大了,我教你骑真正的自行车。”当时也不知犯了什么倔劲,我突然大嚷道:“我现在就要骑,不要等长大,不要骑两个轮子的。”父亲气了,啪给了我一巴掌,我捂着五个手指印,哭哭泣泣地回家了。

过了几天,我正在午睡,爷爷进来叫我:“文文,你看这是什么?”我一看,门外停着一辆四轮的小童车,蓝色的车身,坐垫上还有红色的小蘑菇。高兴地一下蹦起来,顶着大太阳一定要骑。爷爷只好给我戴上帽子,带我沿着房角的阴凉处一趟一趟地骑。我看见爷爷在后面小跑着,满脑门的汗沿着皱纹一行一行流下来,嘴巴却一直咧着,脸就绽成了一朵很大的花。

那晚爸爸下班,看见我在弄堂里跟一群疯孩子呼啸而过,吓了一跳,问爷爷车哪来的,原来是大姑家小表哥的,“飞飞去他爷爷家过暑假了,我就把车借来给文文骑两天。”我一听还是要还的,坐在凳子上就大哭起来,父亲又要揍我,被爷爷呵斥住了。

大概是骑得太疯了,没几天我就病了,又吐又拉,还发起高烧,医生一定要我住院。

爸爸每天都忙上班,妈妈回来了。她和爸爸还是不太说话,每天守着我的病床,给我喂饭,讲连环画,有时候还有水果罐头吃。现在我一不舒服,就想住院,大概是那时留下的心理暗示。

病好了,妈妈也回家了。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平静的日子并没过多久,半年后又开始吵架,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们终于离了婚。

2、两个男人渐渐行同陌路

母亲离婚不到一年又结婚了。有天她和一个戴眼镜的叔叔来学校接我,他们带我去吃南翔小笼包,妈妈还买了稻香村的萝卜饼让我带回家。我一直低着头不说话,我想自己是恨那个男人的。

回家后爸爸看见萝卜饼,问哪来的,我如实说了,他劈手给我一巴掌,然后把萝卜饼从窗口扔了出去。那天我没哭。

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父母离婚的真正原因。我不愿意相信父亲对母亲的那些诋毁,却又找不到答案。我常常想,也许生活是没有答案的,他们的秘密就让他们保留吧。

那时离婚的人不多,单亲家庭的小孩多是问题学生的代名词。我学习很好,班主任对我特别照顾。记得那时每周六下午开完班会,老师都会把我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妈妈寄来的信,让我念一遍,再坐在桌子边回完信,老师帮我写好信封、贴好邮票,牵着我的手,到学校门口的邮筒,郑重其事地寄出去。其实我并不想回她的信,无非是我添了妹妹,妹妹开始会说话了,妹妹又识字了,最后再加上几句,你最近学习好不好,乖不乖。明明在一座城市,除了每年生日,我很少能看见她。

父亲离婚后变了许多,喜欢到弄堂里喝酒、吹牛,每次牛皮吹破了,还跟别人脸红耳赤地争辩。要是吵不过人家,就会把小马扎端回来,继续一边喝一边骂。有时他喝多了,会把我揪到桌前,听他骂母亲这个坏女人的种种不义,我则低着头想自己的事情。

我的高中上的是市重点,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和父亲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他三天两头旷工,和弄堂里的人打麻将,赢了就买一斤猪耳皮下酒,输了就骂骂咧咧一晚上。自己不好好上班,四十岁就被工厂劝退了。我们中学每个月都要交午餐费,每次找他要那几十块钱都要看脸色,说上好几天,他才老大不情愿地给我。在家里他基本不做饭,我就和爷爷奶奶一起吃。因为功课紧,没时间再听他絮絮叨叨,一见我不理他,就借着酒兴骂我,或是摸起一只拖鞋就砸我。后来我索性不在家里看书,每天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到五角场那边的大学里看书。

和父亲矛盾的激化是高二的时候。爷爷那一年秋天去世了,我没掉一滴眼泪。老子曾说“大音希声”,我想自己大概是“大悲无泪”。爷爷火化后没多久,他们就商量要把奶奶送到养老院。两个姑姑一个叔叔,没一个人愿意把奶奶接回家。我靠在奶奶的腿上,她摸着我的头说:“文文,别难过,我自己也想去养老院,听说那里的护士小姐很好的。而且我做了一辈子饭,也烦了,你就让我歇歇吧。只是你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奶奶走后,我搬进了他们房间,每天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服,和父亲基本上不说话。

大学我报的是华师大历史系。父亲知道我考上后,也没什么表情,快开学时我跟他提学费,他说他没钱,但可以出去帮我借,只是第一年的。

    我短暂的大学生活过得特别压抑。

那时历史系的就业情况已经不好了,同学们学习压力都很大。本来我挺喜欢看野史、考古什么的,后来发现专业课和自己喜欢的根本不一样。压力最大的是经济,我要赚生活费,要赚明年的学费,还要还父亲借我的债,每天就是家教啊,书店的零工啊,很少摸书边。第一年下来,居然有两门补考。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还钱这事那么果断,一放暑假,他就天天盯着我。我把这一年打工的钱理理都给了他,然后到学校申请休学。

3、一步步走出自己的路

我至今和我的大学辅导员还有联系,她姓张,是个非常慈祥的老太太。

她在了解情况后,曾试图帮我申请助学贷款和奖学金,但我拒绝了。我真的是太累了。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支撑着,自生自灭地长到这么大。就像一台一直高速运转的机器,我再也挺不下去了。

张老师把我介绍到市图书馆工作,每月八百多,加点班一千朝上,刚够吃饭。张老师说,她不希望我心乱了,一年后等我回来。

一年后我却退学去了广州,因为患上了轻度抑郁症。那段时间我经常管不住自己,向周围的人乱发火,有时在公共场合,因为一些小摩擦就和别人大打出手,站在阳台上我总有种往下跳的欲望……当时我最好的朋友在广州上大学,我决定去那。去张老师家告别的时候,她硬塞给我三千块钱,让我别太苦自己,凡事想开点。虽然这笔钱我早还了,但当时要没她帮我那把,现在不知道自己会怎样。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份策划文案的工作,人一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做起事也就谦虚谨慎了许多。老板挺喜欢我,同事间关系也不错,我的病渐渐好起来。

1998年互连网刚刚兴起,我们公司的电脑就能上网了。那真是个精英时代,大虾们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人。我经常在一家论坛发贴,渐渐和几个斑竹熟了,他们介绍我给一些杂志写文章,半年多圈内的人也基本上混了脸熟。

2002年,广州的一批朋友来上海办报纸,也叫上我。别人都说上海人最奇怪,走到哪都认根,我也是。回到上海的第一天晚上,躺在爷爷的大木床上,真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父亲明显苍老了很多,背也驮了。我们父子间虽然还有些生疏,但少了份仇视。记得在广州时,有次我淋雨发高烧,躺在输液床上,特别特别想爸爸,就是从那天起,我开始给他打写信,像很多年前给妈妈写信一样。

工作中我认识了芸,她是报社的实习生。见到谁都爱咧嘴笑,从她的笑容里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个没遇过什么挫折的女孩,心地纯净。有次我带她出去采访,下着很大的雨,坐在出租车上我说:“雨真大”。“是啊”,她用拳头往玻璃窗上卡小脚印,“下雨了,玻璃哭了。”还有次加班晚了,我打车送她回家,站在马路牙子上,她突然朝天空画了一个圈,转头笑嘻嘻地对我说:“唐老师,黑夜真年轻。”

暑假结束芸回学校上课,我们还经常联系。她的单纯让人有种倾诉的欲望,我渐渐把这些年埋藏在心底的往事、委屈都说了。但当有一天她在MSN上留言,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她时,我却退缩了。

也许是种心理的定式,我一直认为只要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会很快失去。芸太小了,她经历的事情也少,我不想因为她的单纯而拥有她,又因为她的成熟而失去她。而且她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又是学校的高才生,她应该在自己的圈子里过幸福的生活。

我开始拒绝回她的短信和E-MAIL,她打电话来我也不接。芸是很自尊的女孩,拒绝了几次,也就像风一样,再没了音讯。

去年五月份,上海非典严重。我给妈妈打电话,说想去看看她。她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说:你妹妹快中考了,你这个工作每天接触人多,要不你过段时间再来。我很难讲清当时的心情,妹妹是她的亲生女儿,我就不是亲生儿子了?一个儿子,在意志最薄弱的时候想看看自己的母亲,却遭到了拒绝,心里是什么滋味?

一年我都没和母亲联系,她打来一次电话,我只说很忙,就挂了。的确也是忙,报纸几次改版,一会把我调到新闻部,一会又让我跑体育,经常好容易组到的稿件,领导一句话就撤了。我常和一些朋友说:我们报社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

今年四月我跳到一家新创刊的杂志社做主编。虽然工作压力大了很多,但总觉得自己在培育一个新事物慢慢成长起来,每天心里都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我给芸打过电话,那边已是空号。她毕业有一年了,也许已回到那个生她养她的江南小城,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妹妹考上了我的母校,我想她不会和我一个命运,至少我不会允许她和我一个命运。爸爸不再打麻将,豫剧还照旧听,他每天一边听戏一边伺候着花花草草,越来越像爷爷。我觉得人老了,都向善了。

有时我在想,虽然我生命的前四分之一受了很多苦,但日子毕竟是越过越好。也许大痛苦和大幸福本是一体的,只要人活着,就没有承受不了的苦难。我的生活并不是挫折太多,只是幸福微小了一些而已。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奇迹,苦难也是生活的一种滋味,我们没有理由放弃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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