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集体腐败 京官贪污的三大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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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们认为，官员贪污腐败成风是导致晚清改革失败和清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有关官员贪污的史料很多，与此同时，晚清民间的讽刺小说中，揭露官场黑幕也是一大热点。晚清的官员贪污，蔓延了全体官员，其中，底层官吏与高层官僚的贪污又有不同。京官普遍受贿，但京官多半不能直接取诸民众，他们更多地取诸于地方和下级官员。其主要形式有三种：
　　
　　其一是节庆送礼。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送礼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送冰炭敬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已经成为清代官场的习惯，即使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在所难免，至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庆贺送礼，则往往成了明目张胆的行贿。1907年庆亲王奕劻寿诞，企盼升官的盛宣怀（一度为李鸿章幕僚）便“谨备日金币二万圆”致贺，山东巡抚杨士骧送了一万两，其他官员也分别送上厚礼。（《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而当时亲王年俸不过是一万两。
　　
　　二是办事有“例费”。给皇帝上奏折要求批准办什么事，朝廷通常会交给主管部门讨论，这道“部议”关口对事情的成败影响甚大，因此有关人士通常都会送去“例费”，打通关节。此外，各种报销——大至一次战争的军费，小至某项工程费用，都要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否则就会横加挑剔，招来许多麻烦。“光绪甲午、乙未之中日战费，粮台报销费八万两。”（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官员的例费收入，没有因国遭大难而稍减。
　　
　　其三是承办各种工程和采购的进项，这也是重要的贪污项目。“……宣宗（道光帝）天性俭朴，所御套裤当膝处穿……饬人补之，然内务府开销补价，凡用宁绸数十匹，共价四百金。……穆宗（同治帝）大婚，需用大柜四具，司员开价至六万金……颐和园工程已费至二千万金，知者以为实到工之款不及六百万金。”

多种史料证明，采购或工程实际用款仅为报销额一二成者比比皆是。“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仅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清稗类钞》第二册）这种腐败也延伸至后来的各种洋务新政中，成为反对者的口实：“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粤东仿制三火小洋枪，民间购买每杆洋银二圆半，而官中报价则每杆银六两……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虽言之太过，实属有因。此等制造既经刨扣工本，则工粗料薄，无当实用，可不问而知。”（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

　　有贪污也就反贪污，举报和揭发是反贪的重要手段，没有揭参就没有惩处，正所谓“民不举官不纠”，尽管所揭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清朝揭发和参奏官员贪污腐败有许多渠道或方式，有主渠道也有非主渠道。

　　其中御史的“专业”揭参和上级对下级的揭参是主渠道；继任对前任的、同谋“先下手”的、皇帝亲自发现的和意外事件暴露的，等等，是非主渠道，这其中尤以“皇帝亲自发现的”可嘉；也有多人同参一人的，对那些明目张胆、为所欲为、贻害深远的，可能会有许多人忍无可忍、同声说“不”。渠道可能不是问题，问题是渠道能否畅通。保证渠道畅通很难，腐败现象越严重越难。对揭参人的保护鼓励和对被揭参人的打击处理，是保证渠道畅通的主要方式。

　　待到晚清官员们集体腐败，所有官员都掉了贪污的窟窿，揭发和参奏腐败的渠道就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