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国人的政治义务感

曹宪锋

　　罗马共和制的精神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最核心之处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处理政体的道德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经过建国领袖们的创建和50多年的运行变革，逐渐形成当下的模式。建国初期我们在结合理性主义政治理想和政治革命经验的苏联国家体制（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131页。）和对人类文明 作出卓越贡献的西方渊源久远的政治智识与经验传统之间选择了前者，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强力推行了从上到下的集中化的官僚体制。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和强力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模型。

　　半个多世纪过去后，在社会实践的不断碰撞下，由于政治体制赖以存续的政治技术的缺乏和客观存在的地域性的特殊要求的被忽略使得这种政治体制内在的不足渐渐显露了出来刘圣中：《国家治理的时空坐标与范式选择》，《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第2 期 。）。现实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在于：超越具象来集中共同体的思想与理念的符号被具体而霸道的政治权力取代了；共同体内部的个体享受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被从上到下的决策模式压缩了；大国政治生命赖以维系的政治杰出人物的生产模式被从上到下、高度一 体化的组织工程替换了；政治过程本质性的抗衡与妥协被意识形态化后的极端和激进主义左右的二元化政治行动遮蔽了。这些不足之处严重地阻碍了国家观念的整合性与团结性，阻碍了政治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阻碍了优秀政治人才的再生产，阻碍了多元利益的协调和开发，乃至影响了国家总体效能的提高。因此，如何能够实现政体道德和个人自由的统一，如何实现西塞罗所说的“官员们拥有足够的权力、杰出的人们的意见具有足够的权威，人民享有足够的自由” （注：西塞罗：《论共和国》，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187页。）就成为国家政治改革的关键。

　　一个大地理区域的国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整合整个共同体，使得它像一个和谐的团队一样，从而让生活在其中的个体都感受到被整体吸纳的自由和幸福。然而，建立在高度集权体制上的国家并没有很好的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因为集权体制习惯使用的手段是权力。政治权力被集中在等级政府的上层和中央，然后通过层层指挥的命令链来控制全部机构，并通过这些机构来实施国家的政策。这种整合方式可以称之为“权力政策式的整合”，它是硬梆梆、策略式的，也是容易变化的。它并不能解决如何深入人心的、从精神层面来吸纳公民服从的问题。所以，必须改变这种传统家长制时代留下来的威权手段，换之以更加切近人性、以一种抽象的政治符号来提升公民认同和支持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罗马共和式的。在罗马共和时代，罗马人不喜欢使用强力征服、大量殖民或者有如后来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的种族灭绝手段来建立罗马国家的地位（注：马基雅维利：《论李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版，第220页。）。它总是恩威并施，将罗马人引以为荣的抽象的身份赐予给 征服民族，从而在精神上实现其一统天下的梦想。“罗马人为荣誉而战，非为土地而战”。罗马的公民身份总是可以赢得许多部族的自愿臣服。公民身份仅仅是一个符号，它包含了罗马人的法律思想，罗马人的正义价值和自由权利。所以，真正让这些人自愿臣服的是这种普世的 精神价值。
　　
　　对当代中国来说，改变直接具体的权力整合方式，用更高的精神符号和精神价值来统合民族意志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们重塑公民身份，建立一种包含普世价值的、激发民族认同和政治责任感的新身份，那么一种新的政治热情可以被焕发出来。新身份应该是以一种普世的宪政爱国主义为内核的公民资格。它首先是一种对正义和自由价值的理想与切身体会，公民拥有这种身份，就感受到了国家正义的力量和自由的快乐。它从作为国家血脉的法律体系内接受无上的权威，然后公平地赋予所有人自我认同和自我实存（注：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页。）的普遍权利。因为得到国家力量和国家价值的关怀，新公民身份让每个人都会感到一种身为共和国国民的荣誉感。荣誉感反过来会促使公民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自己的国家。在共和国里，品德就是爱共和国（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 41 页。）。共和国“之所以成为国家，是由于种种精神行为的成功作用，这些精神行为由于自己的自由而知道自己是同现存的现实相联系的”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正义 和自由价值可以扫除阻碍民族认同、造成利益冲突的根源，促生一种超越民族和地域障碍的 共同理想。

　　这个国家共同体还不能缺少共和国家必须的政治义务感。政治义务感是罗马共和国保持严密的纪律和热切的政治参与的基础。罗马公民把参加战争当作自己的天职，无论是对抗外来侵略还是出国征战，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带来自己的马匹和武器加入出征队伍。这种勇武的精神是罗马共和国立国的保证。罗马公民也会积极参加政治选举和其他公共事务，在选举的时候，他们最先是公开唱票，有人甚至趴在房顶上投票④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 126、119页。）。罗马人民很少一连几个星期不集会的，而且甚至要集会多次。罗马人民不仅行使主权的权利，而且还行使一部分政府的权利④。正是因为 公民的强烈责任感促使了国家政治生活的热烈而充满生命力。没有公民们的积极参与，共和国的政治就会出现衰竭。这也是将政治和个人结合起来的重要条件。政治赋予了权利也要求个人承担义务，政治不仅仅是贵族的和国家官僚机构的事情，也是所有公民的事情。个人只有在政治行动中才能展现自我的天性和价值。共和的本质就是“公共的事务”，唯有公众的参与、协商，或者说构建 阿伦特所言的“议会体系”（council system）汉娜•鄂兰（阿伦特） ：《共和危机》，（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6年版，第178页。），才有政 治的繁荣和高尚。当代中国存在明显的政治冷漠问题，这和大众的政治义务感有关系，政治事务和政治前途的事业被很多人当作他人之事而排斥在外，政治因此总是一个少数人组成的特权阶层的专有事务。如何激发公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政治的透明度和切入度，扩大政治知情的范围，都需要一种义务感的政治文化。政治不是赐予的，而是公民们自我争取的。正如雅斯贝丝所言：“政治是根据自我的内心声音所施展的本质的行动，是一条由那意识到自身责任的自我所自由、自觉地选择的道路”⑦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226页。）。当然，政治义务感也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和引导。法律至上的观念在共和国不仅可以创造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还可以确保国家生活的完整性和责任性。在法的规范下，公民们非常清楚地了 解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明白个体在国家中的地位和行动。

　　具有公民身份和政治义务感是作为共和国普通一分子的基本要求，如果要衡量一个共和政制是否优良，还要看它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它是否能生产出杰出的政治人物。道德、选举与监查是罗马共和国杰出人物不断生产的关键要素。当下中国的官僚体制虽然不能说像“彼德原理”所说的那样都是不称职的人占据了关键职位。但是也不能否定，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并没有将最优秀的人才创造出来。层出不穷的腐败大案要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关键还是最开篇的问题，即政治设计和人的自由如何统一。最佳的政治体制应该是让优秀的人才最大化生产的体制，这些人是“自觉地、以充分贯彻的自觉意志 加入到时代的生命状况中去的人”⑦。那么怎么生产这样的人呢？首先是道德的标准，当然这种道德不是传统说教的道德，而是活生生的道德；不是未来的道德，而是过去和现在的道德。也就是说，这种道德是在生活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展现出来的道德。而这种将自我意志和时代状况结合的道德主体的挑选必须要有选举的机制才能成功。所以，政治是一种选择和被选择的游戏。公民们在选择和被选择中完成了一次次道德价值的认定和温习，道德主体也在这种公开的、挑战性的、让自我展露在公众面前的政治本质活动中得到升华。所以说选举是政治的生命，杰出人物的生产靠的就是这种诉诸公众的互相照面和评定的机制。杰出人物生产的第二道工序是监察机制。孟德斯鸠说，共和国需要监察 官，因为共和国的原则是品德⑤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1、130页。） 。个人的道德水准不是永恒不变的，在特殊的条件下，道德会转变为不道德。而监察机制就是这种变化的防火墙。监察机制的事后约束让杰出人物保持着警醒和自觉，提醒个人与时代的同步，与共同体政治目标的合拍。这种“看门狗”式的策略从反面促进了政治高贵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的生成。
　　共和制精神对大地理区域国家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启发在于政治技术层面，即个人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聚合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恰当途径？罗马共和国的启发是共同体内不同主体的互相妥协与对话。当前中国的政治缺乏妥协，但充满了变通。妥协是公开的、知情的让步，而变通是私下的、隐秘的规避。妥协往往以双赢为结果，而变通的后果常常是双输。变通用政治手腕的私下运作来替代政策的刚性执行，政治权威、价值和资源都在变通中掉价，都变成某种权术的牺牲品。妥协的政治技术能够发挥稳固政治集体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公民政治交往与合作水平的提升。而要建立一种良性的妥协机制就要求赋予共同体内不同政治阶层自我表达的权利和成熟的渠道。妥协起源于政治竞争，但是结束于合作，它以政治关系不破裂为限度。妥协给政治意见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途径，否则政治意见的多样化和歧见的产生将阻碍政治交往的可能性。妥协的重要途径是对话。政治对话以对立双方意见充分表达为基础，在共同的语言系统和话语单元的平台上进行原则和细节的交流。对话可能是打破话语规则的，每个交流主体都能够主动运用零散的、多角度的、细节化的甚至肢体语言来进行沟通，在这种充分畅快的沟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实现意见的相互了解，要么增加了对差异、分歧、不可通约性的同情和宽容（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要么达成利益和意见一致的共同协议。而如果我们能够将通常理解的对话和协商结合起来，将共同体生活和对话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则可以创造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对话（注：玛莎•麦科伊，帕特里克•斯卡利：《协商对话扩张公民参与：民主需要何种对话？》，陈家刚《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 2004年版，第120页。）。这种新型对话方式能够将个人和集体有效结合起来，赋予个 人想象 的权利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