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回归土改的历史真实

HangMing

回归土改的历史真实

作者：寒山 2007-03-01 来源：自由亚洲

(上)

在中共自己书写的革命史上，土改可以说是最光辉灿烂的一章。共产党振臂一呼打土豪分天地，受苦受难的农民群起响应，中国农村改天换地，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可以说有一多半就来自于土改。纵然共产党后来千错万错，土改一直白纸黑字留在了共产党的历史功劳薄上，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诬蔑共产党在农村煽动阶级斗争，乱斗乱打乱杀，把中国的传统社会彻底破坏，建立起一个被它完全控制的政治结构。

但近年来随著一些历史研究、文学作品和回忆文字的问世，人们越来越发现共产党功劳薄上的土改和历史真相之间的出入，越来越觉得所谓的诬蔑其实非常接近历史的真实。北美的学术季刊《当代中国研究》最近一期集中发表了三篇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论文，从原始材料和文献对比的角度出发对40年代末50年代初那场席卷中国农村的政治风暴作了细致的叙述和分析，为在中共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读者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和视角。

这三篇论文中有两篇是建立在具体的历史调查基础上。其中第一篇的作者是山东一个政法学院的教师，他的文章的题目是“‘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来自山东省临沭县的历史回声”。文章一开始就同意西方学者的观点，说“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里其实不存在所谓‘阶级意识’。因为‘中国农村的居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如宗族成员、邻居和村落)，而不是按被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不存在‘阶级意识’也就无所谓‘阶级话语’。‘阶级话语’是在中共改造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是从外部嵌入到乡村社会中的，这一过程始于中共在广大乡村社会推行的‘土改’”。

这一段学术色彩浓厚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一个被掩盖了半个世纪的历史真相：中国农村本来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一个宗族和地域社会，纯朴的中国农民本来没有阶级意识，也就不会有阶级仇恨，所谓农村的阶级斗争完全是共产党利用一套“阶级话语”煽动起来的。

那么，什么是“阶级话语”呢？说白了，这就是中共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中共夺取政权的法宝。作者用山东临沭地区的土改历史为例，说中共利用中国农民的普遍贫穷，把贫穷和相对的富余对立起来，把农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心理引导到政治斗争上，矛头对准身边的富户，在原来和谐的乡村社会中生生划出阶级的鸿沟。作者认为，在很多地方，所谓“诉苦”是阶级话语渗入农村社会的第一步。这种诉苦利用农村中租佃关系中的矛盾，利用贫富之间的一些恩怨，把农民日常生活的艰难和不满引导到政治斗争上。那些虽然和农民有矛盾和不满，但无论在思想和感情上都从来没有被农民看成是你死我活的富户一下子成了中共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挑出来丑化和邪恶化，谓为农民的“苦”承担责任。

作者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很形像的所谓“诉苦”的过程。在共产党官方记载中，诉苦是由党发起、群众踊跃参加和积极投入的。然而，实际上很多诉苦会从头到尾都是党一手安排和精心策划的，由谁诉苦，诉什么苦，怎样才能把苦诉得让人流泪从而痛恨地主，这些甚至都要经过排练。那些忠厚老实的农民如果不敢或者不愿胡编乱造和推波助澜，在排练中就会被淘汰。

那么，土改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发展的，又是怎样会被暴力和血腥所渗透的呢？我们下一次节目接著介绍。

(中)

我们在上次节目中介绍了一些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共政权建立初期土改真相的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在中国传统农村是不存在的，农民也不会有什么阶级意识，更不会有阶级仇恨。共产党要控制农村，只有利用贫富差别，人为地在农村发动阶级斗争。

当时农民对贫富差距的解释是非常简单非常实际的：富是因为人家会过，会节省，祖上有积蓄，有了钱就买地置产业；穷是不会过，有点余钱就吃了喝了，有的还赌钱，抽大烟，有的还说是分家分穷了，嫁闺女嫁穷了，让土匪抢穷了，等等。但共产党把这些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贫富差别用阶级剥削来解释，让农民认识到自己之所以穷是因为地主富，是让地主剥削穷的。

当时所谓的“诉苦”就是向农民灌输“阶级仇恨”的手段，诉苦大会都是经过共产党基层组织精心安排和导演的。通过诉苦不但让农民知道“冤有头债有主”，把原来的乡里乡亲当作敌人来斗，而且把共产党当作为自己翻身的“大救星”。这样，一个新的农村秩序就建立起来了。

后来的历史证明，在这样一个土改中，农村的富裕阶层固然是牺牲者，但穷人也未必是获利者，因为没过几年，土改中被分得的土地又在合作化中落到了政府手里，独立的小农阶层在地主和富农被消灭后也从农村消失了。

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不要说私有土地，连传统的家庭制度都被破坏，农民男女分开按照军事化原则被编入不同劳动单位接受统一调度，全村在一个集体食堂吃饭。大跃进失败后，这些过分荒唐的政策固然被取消，但个体农民的私有经济一直被当作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受到压制。

毛泽东死后，中国农村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农民在合作化中丧失的土地权私有权始终没有被恢复。因此，自1949年以来，农村的富人和穷人都受尽了折腾，都最终不是获利者，唯一得到好处的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它是通过破坏农村的传统秩序来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1978年以后它又通过部分恢复农村的传统秩序——即允许农民发展私有经济——来为自己统治寻找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一直不忘要农民感恩戴德：1949年它教育农民说是党让他们翻身解放；1978年它又告诉农民说是党的政策让他们脱贫致富。人类历史上象中共这样翻来复去都是自己正确、甚至把否定自己都当作是自己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政治集团还真是十分少见。

在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中，土改中的暴力是另一个受到强调的问题。土改中的暴力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地主富农使用暴力进一步煽动和发泄仇恨，在农村中制造恐怖，用公幵和集体暴力彻底孤立受打击的对象，甚至把地主非人化；二是按照一定的指标，在农村杀一部分所谓地主，这就不是什么使用暴力，而是肉体消灭。这些学者在对山东临沭县和江苏南部很多县的土改研究中，普遍发现了在斗地主中使用了原始野蛮的暴力和酷刑的证据，受害者中有大量妇女和老人，很多人因为害怕受到野蛮批斗和酷刑折磨而自杀。这些证据不但说明土改就是通过暴力来完成的，而且为后来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的暴力作了铺垫。

关于土改中使用暴力的情况，我们下一期再作介绍。

（下）

我们在前两次节目中介绍了中国大陆学者最近对于土改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历史上一直被隐瞒的真相，这就是中国农村所谓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如果不是完全无中生有，至少在很多地方是共产党利用农村贫富差距人为地煽动起来的。

土改运动不但把和谐的农村社会用阶级划分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而且在“阶级仇恨”、“报仇”等口号下鼓励甚至迫使农民在“斗地主”中用暴力对待被划分成地主的乡亲，各地都产生了大量的打人杀人现象。

山东一位大学教师在对临沭县的调查中用发现，当时在斗地主过程中下放了杀人权，出现了“乱捕、乱打、乱杀”现象有些中农也被错杀。当地农民回忆说 “那时候斗地主很吓人的，经常出人命。了不得！打死很多，几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风气。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没有，不代表落后吗？革命不坚决！”。“那时候地主富农可惨了，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老百姓要出气呀。那可砸死不少。”“滨海区杀死人有一万多，冤死多少还不了解。”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在对在苏南土改的调查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暴力和杀人情况。苏南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富裕地区，人文蕴粹，出过无数文人学士，民风温和。但就是这片土地上也沾上了土改的血腥。当时苏南2742个乡中游200多个乡发生了乱斗乱打，主要形式有“吊、跪、绑、坐老虎凳、蹲水缸、剥衣服、浇冷水、爬、变狗叫、在头上压石头”等等，还有各种语言难以形容的刑法和人身侮辱。在今天附属上海的奉贤县，根据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人被打、被吊、被下跪或是剥光衣服。

太仓县浮北乡斗争时也按照跪、剥衣服、浇冷水、顿水缸、上老虎凳的套路，连个60岁左右的老太太也被迫顶水缸。在斗人和打人中，很多干部身先士卒，用自己打人来带动和推动群众打人。尤其是地方和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也为了表示自己革命坚决，常常赤膊上阵，说“我们打就是农民打”。打人在很多地方发展成斗争比赛，各地竞争，看谁打得多，打得凶。基层干部甚至说：“要去掉打、剥、爬、跪，发动群众是困难的。”“发动群众就是开斗争会，而斗争会就是打，只有打过，才是斗争过。斗得很就是狠狠地打一顿。群众发动就是轰轰烈烈的热闹。”

当时虽然政策规定不许打死人，但为了煽动阶级仇恨的气氛，各地干部都默许甚至纵容把人往死里打，在死人的事发生后不但不追究，有时反而赞扬。上海县闵行区打死两个人后，区委书记打报告要求处分，县委说“打得好”，于是更助长了暴力。实际上，所谓中央政策规定不许打死人的规定起的作用是暗示可以打人。

很多农民虽然参加了土改，但并不想打人，尤其是当被打倒对象都是街坊邻居时。这时干部往往出面和已经动手打人的农民或乡村痞子一起施加压力。江阴县一个区的区长手拿棍子在万人大会上动员群众打，要求每个上台诉苦的人都动手打被斗争的对象。一些干部在斗争会上指名道姓要农民上台诉苦打人，不服从就是不革命。

这些对土改的研究充分说明，土改不但是一场对勤劳致富的农民土地和财产的掠夺，也是对农村社会道德和良知的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