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列宁论“国家不应当跟宗教发生关系”

红叶

列宁论“国家不应当跟宗教发生关系”
——重读《社会主义与宗教》笔记
·红叶·

三联书店195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宗教》一书，包括列宁论述宗教的三篇文章：《社会主义与宗教》、《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各阶级和各政党对于宗教和教会的态度》。这三篇文章是列宁论述宗教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写于一百年前的1905——1909年间，一直被世界共产党人奉为制定宗教政策的理论根据。
列宁的基本宗教理论可以归纳为两点：一、“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一、“宗教为私人事情”。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这一论断，最早还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权哲学批判导言》提出的。不过，列宁对此作了极为充分的发挥。他说：“宗教是各种精神压迫中的一种”，“是一种精神上的浊酒”，它“愚弄人类”，是“数千年以来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因此，“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一切宗教”，“以期使宗教渐渐消亡下去”。
在激进革命的年代，人们强调与此观点有关的论述，用以同宗教战斗，尽可能地削弱宗教在群众中的影响。其实，这个被列宁看作“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宇宙观的基石”之马克思的名言，是根本站不住的。
历史事实是：宗教与人类自身,同步成长。自人类出现之日起，广义的宗教（即“灵”的信仰）就同时出现了。“灵”的观念和“肉”的观念，是同时产生的。正是由于有了“灵”的观念，人类才相对地产生出了自我意识，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宗教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产物，又推动着人类智力的发展，使人类越来越远离动物界，而终于成为“万物之灵”。其他动物没有“灵”的观念的存在，所以始终只是动物。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在是否有语言。动物各有其语言，这是无庸置疑的。否则，它们无法交流；而不能交流，它们就无法生存下来。野外观察，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也不在是否会使用工具。科学实验表明：有的动物在谋生时，会使用石块敲碎干果，或以木棍吊得虫子。这石块或木棍当然就是它们的简单的工具。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也不在有没有思维。喜鹊在树枝上搭窝，地区、树木、枝桠的选择都是有讲究的：地区比较偏僻；树木比较高大；枝桠适合，既不能太低（以免鸟窝被破坏），又不能太高（否则，枝条过细，经不住风吹）。蜜蜂、蚂蚁的“建设”，无不如此。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在于：人的思维能够超越有限，达到无限。这种思维带领着人类走向不可知的未来。人类前途无量，完全有赖于人类的理性思维，或称抽象思维。而宗教就是这种思维产生的基地。

爱因斯坦说：“所有的宗教、科学和艺术都是同一棵树上的枝条，人类对这三方面的追求都是为了从单纯的物质世界里提升，而达到自由。”在这三方面的追求中，作为基础的，既不是科学，也并非艺术，而是宗教。科学、艺术是后起的，是由宗教派生、后来逐步独立发展而为巨大的精神活动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一个民族文化的宗教乃是构成该民族文化的最根本的基础。这是说得很对的。

过去，人类的精神世界依靠“灵”的观念而发展，今后仍将依靠它而前进。宗教既不是人类“低水平”时的幼稚的产物，也不会随著人类未来的进步而消亡。宗教不仅没有、也不会随著人类的成长而日趋衰微，反而会随著人类智力的不断发展而越来越发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宗教或既有宗教的不同解释，来满足各地民众的不同精神成长的需要。宗教将伴随人类始终。人类存在一天，宗教也将存在一天。宗教在同人类一起成长，是无可否认的。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不但要有物质产品的充分供应，以满足生理的需要，而且需要精神食品的充分供应，以满足心理的需要。如是，人类才能健康地健全地成长。宗教信仰和最初由它所滋生的各项文化思维生活，是促进人类成长所必不可少的。宗教将与人类同在，伴随人类始终。企图“消灭宗教”，不仅注定失败，而且有害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梁漱溟说得好：“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至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我们知道，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之统一，却每都有赖一个大宗教。”并指出：“为了维持社会，发展文化，尤其少不了宗教。”（《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９７—９９页）
是的，宗教难免有其局限性,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在外人看起来是“荒谬”的东西存在。但是，人类的哪一种思维活动没有其局限性？人类本身不就生活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因而不能不有局限性吗？当前备受尊重的现代科学中，错误的、被事实不断纠正的东西，难道还少吗？至于宗教之被利用，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并不能说明宗教之过，就像如果有人企图用核弹毁灭人类，并不能证明科学是错的一样。
如果不是把人类的历史片面地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荒谬地提出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幻想从根本上“推翻旧世界”，为此而要求人类必须废除博爱，必须不断互斗下去，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终至闹得天无宁日、地无宁时，主张“和平”、“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宗教，何至于会被视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
至于说“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被人们长期忽视的观点，反
倒确实是列宁思想的精华，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坚决“主张完全地和无条件地宣布宗教为私人事情。”对此，他在理论上同样作过充分地发挥。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几段：

“国家不应当跟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和政权联系起来。”
“这些团体应当成为一种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同道者的公民联盟。”
“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出的要求。”

但是，高举列宁旗帜的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只要夺得政权，没
有不违反列宁的上述论述，把政权同宗教紧紧捆绑在一起，没有不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来多方面限制宗教，以求最终消灭宗教的。但是，一百年来，较量的结果，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没有被消灭，反倒是这些企图打垮宗教的“革命力量”有许多自己被打垮了，退出了历史舞台。曾经令人十分神往的“共产主义革命”，干过许多蠢事，企图限制和最终消灭宗教，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中国也不例外。名义上，我们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哪一种宗教不被政府死死管着。不经过批准，你能成立宗教团体吗？自发产生的宗教团体，即使像被称为“家庭教会”这样微不足道的、不成其为团体的“团体”，能够合法存在吗？宗教领袖没有政府的支持，能够算数、能够正常行使职权吗？无论境内境外的宗教领袖，信徒能够自由地去参拜吗？没有统一管理，例如穆斯林，能够自由到麦加去朝拜吗？……我们哪里有什么“宗教信仰自由”？
老实说，政府越是要管宗教，教徒们内心的反抗情绪就越大。他
们自觉不自觉地会想：信不信教、信什么教，完全是我个人的私事，关你什么事，用得着你政府来指手画脚吗？你管得也未免太宽了吧！连我信教这种纯粹私事，你也要管，哪我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而教徒越是不满，政府就越要管；政府越管，信教群众就越反感。于是，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藏族、维吾尔族群众为什么不断闹事？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他们不满意政府对他们宗教信仰的限制与干涉。他们要求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要半自由或被阉割了精髓、徒有其表、徒具形式的“信教自由”。藏区维区的问题，和其他尚在潜伏、今后有可能爆发的宗教信仰问题，解决之道，就是政府根本停止对宗教的所谓“管理”，撤销有关机构，把信教自由完全地还给民众，真正实现列宁说的“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国家不应当跟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和政权联系起来。”使宗教团体确实“成为一种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同道者的公民联盟。”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主张“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根本改造社会”。为达到这一目的，当政后就不能不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抓到手。所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消灭了社会的存在，形成“政民二元”的体制结构，“民”个个直接归“政”管，“政”直接对个个“民”负责。这种没有中间环节的社会构成，没有丝毫弹性，完全违反了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破坏了社会固有的发展进程，社会因而无法自由发展，早已被事实证明其为错误。逻辑的必然是：这种体制，或者垮台，或者被改造。所谓“改造”，就是把原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不能舍不得。老是贪权，把持着权，垄断着权，是不行的。只有把原本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社会才能恢复生机，蓬蓬勃勃地重新发展起来。而把宗教重新放回民间，是恢复社会之为社会、焕发社会固有活力的重要方面之一。宗教本来是社会里自然产生的，又在社会里自然发展着，政府有什么必要去管？管了，到底能落个什么好处？放手，让它在民间“自生自灭”岂不更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还不值得记取、加以改正吗？
列宁不仅要求政权和宗教的完全分离，而且进一步把这种分离“视之为政治自由的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十分正确的。曾经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完全失败的实验。正是在它退却了的地方，例如在原苏联、东欧，现在“政治自由”逐步得以恢复。在我国，毛泽东设想在人民内部实行自由，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并且将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他把当年革命战争中必须区别敌我的作法，机械地搬到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现实社会里，实践的结果，理论完全破产，一批又一批无辜的普通民众，被当做专政对象消灭,几千万人死于非命，或打死或饿死，人数远远超过中国有史以来历代非正常死亡之总和。事实说明：民主和专政、自由和独裁的结合与并存，只是一种幻想。现在，这种思想流毒还依然存在于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侵犯人权、限制自由、漠视民主的现象，比比皆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徒有其表，不过是诸多错政之一。要使我们国家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只是其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其他方面还都有待努力。
（20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