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小的是美好的”/张在元

瞿振江

　　中国有着沿袭数千年农业大国的历史背景，在中国实现城市化，是否城市数量增长越快越好？城市规模越大越好？现在确实到了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好大”、“贪大”、“求大”、“做大”、 “夸大”已经成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决策意识的“共识与通病”。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大上海”、“大武汉”、“大北京”、“大重庆”、 “大广州”的提法或口号，地方城市报的头版头条常常是“城市范围扩张”一类的新闻：北京“五环开通六环在建”、广州“将在南沙建设第二个新广州”、武汉“城市新环线即将连接仙桃咸宁孝感”、上海“崇明岛东滩开发”……大城市已经让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特大城市时代的终结”

　　2006年1月，我在马德里与一批来自荷兰、德国、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日本、法国、西班牙、印度的城市规划学者成立了“城市思想飓风小组”，研讨主题为：“特大城市时代的终结”。其中一项观点非常鲜明，在当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发达国家的城市越来越小，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越来越大。

　　城市越来越大，难道仅仅是人口问题吗？城市越来越大，难道是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原因吗？城市越来越大，难道就此可以界定城市现代化程度吗？城市越来越大，难道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律吗？城市越来越大，是否由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现“公害转嫁”所致？……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城市思想飓风小组”引起系列辩论，尽管意见分歧十分明显，但是大家在一项观点上很快达成共识：城市并非越大越好。

　　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工厂需要大量劳工，首先在欧洲引起史无前例的“移民潮”，大批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告别家园进城，从纺织女工到机械工，从建筑工到搬运工，伦敦、利物浦、巴黎、布鲁塞尔、汉堡的城区在逐年快速扩张，成排成排的“长屋”（后来影响到中国，并形成上海的里弄）为来自农村的“工人”提供简易住居。于是，新城市在涌现，老城市在不断扩大。世界大城市排名榜纪录在不断刷新。

　　在工业时代至后工业时代，城市的规模往往体现出一个国家发展和发达的水平。纽约、巴黎、伦敦、东京、香港在20世纪曾经以发达的特大城市炫耀闻名于世。人类几乎对于自己在工业与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充满完全自信，甚至毫不怀疑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二次大战后，随着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文化价值观出现的系列倾斜直至各种“城市病”，“城市危机”的黄色讯号首先在西方社会媒体出现：“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巴黎进入解体时代”、“伦敦的边界在哪里”、“东京灰色的天空”等等。当“城市病”开始作为侵蚀吞噬人类健康与安全的威胁蔓延之际，人们终于开始怀疑“现代城市文明的价值”：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与城市成长同步吗？国家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越发展，城市就会越来越大吗？

　　结论并非如此。

　　20世纪70年代，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在《未来100页》报告中指出：世界大城市所暴露出来的危机已经开始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城市问题不只是一个国家或区域性问题，而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

　　20世纪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趋势》中指出：“美国大城市的包袱越来越沉重”；“美国的许多新思想并非在大城市出现，而是来自那些小城市和小镇”。

　　为解决城市“大”所带来的系列“大问题”，发达国家依据霍华德“花园城市”及卫星城的理论，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建立“卫星城”，法国、美国、日本、英国走在最前面，从“卧城”、“科学城”、“大学城”、“创意产业城”到各类新城，卓有成效地分解分担了大城市居住及就业等方面的压力。

　　发达国家建立卫星城的有效方法是“卫星城与连接母城的公共交通网络体系同步”。以轻轨、公共客车、高速及各种自助人行道路系统将卫星城与母城编织进入一个全方位的捷运体系。

　　重蹈西方城市覆辙不可避免？

　　历史重复历史。因为世界许多国家总是不可避免重蹈覆辙或亦步亦趋，在崇拜西方城市文明、向往发达国家发达城市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却不知不觉地在复制、变相复制或变本加厉复制那些所谓现代的西方“大城市文明”。

　　一些地方实现“城市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扩大“城市数量”及其规模。具体途径为大范围增加县级市与地级市，本来是县城或专区（地区）所在地的集镇一跃而为市。显然，县级市与地级市的行政级别及待遇大幅提高，而镇的地位仍在原地徘徊甚至下降。由于县级市与地级市上得很快，真正懂得治理城市的专业干部队伍跟不上，许多曾经是学农业、主管农业的县长一夜之间成为县级市或地级市的市长，这批干部往往是愿望好、热情高、干劲足，但是，从城市规划到实施建设有不少败笔。由于缺乏对这些县级市与地级市的市长真正在专业上的监督机制，所导致的误区甚至工程腐败性“业绩”给国家造成不小的损失。

　　中国城市发展普遍出现城区范围扩大，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现象及过程。在一个人口众多而又急切渴望实现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以拓展新城区扩大城市规模、进而提高城市综合素质的途径确实必要。但是，仅仅是土地变性及城区延伸的“途径”能够从实质上提高城市素质吗？事实恰恰相反：城市范围越大造成包袱越来越重！

　　现在各类新区的土地开发，大多都是在追求经济效益及政绩效果，而新区与原市区在城市体系上由于缺乏网络便捷交通支撑，导致一些新区成为城市边缘的增殖型“孤岛”。城市力图以一圈圈“环线”将各个“孤岛式新区”连起来，事实上，“环线”由于多考虑汽车交通及其道路出入口的规范设置，却在交通的人性尺度及人本动线方面失去了人的基本需求，导致一些大城市的“环线”只是拥挤与堵塞的车道，却并未在普及层面上为人的自主交通提供切实的方便。

　　各类楼盘成为城市扩张的标志。楼盘多为成片土地的连接型开发，楼盘之间多为围墙之类的边界，城市的公共空间只是萎缩在楼盘之间尚未被蚕食地带。楼盘代表各房地产开发集团的利益与商业目标，甚至以牺牲城市公共功能为代价而成全楼盘之间的商业平衡。城市之“大”似乎首先落脚于楼盘之大，结果我们的城市正在演变为“楼盘城市”，富于人情味的传统街巷正在逐步消失。于是，发生在各楼盘与城市之间的“交通战争故事”正在倾诉这个时代的汽车游戏方程式。

　　大城市在追求城市的“大气派”，大广场、大喷泉、大立交、大楼盘、大会展在城市地平线上接二连三争相显示大城市门面。可是，在城市生活的细部层面，往返于大街小巷的有轨电车悄悄地消失了，自行车被逼到街角，步行道被临时停车挤压得狭窄扭曲，孩子们的儿童游戏场被工地重重包围，往日洒满阳光的小院却被淹没在邻近高层建筑的阴影中……

　　中国回归集镇的时代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一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专著《小的是美好的》影响了全世界“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好大”思维模式，人类需要重新回到“ 小的天平”，重新衡量“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带给我们城市生活的质量！经历了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城市膨胀”的超级城市热洗礼之后，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城市“小的是美好的”。

　　近年来，在海外生活与旅行期间，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开始从理念上和实施细节上回到“小城市时代”。大城市的“小城市时代”意味着重新追寻邻里之间的温馨氛围，回归步行者的尊严及其动线人性尺度，让自行车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自由自在地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所有的公共空间都配置人本服务的细部设施及小品，残疾人可以安全顺利地到达城里的任何目的地……

　　中国的城市发展之路留下一些一时难以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大城市覆辙的痕迹，1/4世纪的城市化过程留下了时代辉煌的历史业绩，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教训。对此，切实的科学态度及方法是结合国情从反思到优化：适当抑制以“楼盘城市”一味扩张城市圈的规划及开发模式，规划建设好各具功能、各具特色、各具风格的“卫星城”，形成基于完善交通体系的“卫星城市圈”；重新倡导并以城市法制法规保障自行车的权益，以自行车的运行尺度（而不是汽车的尺度）规划与开发城市新区；控制城市数量及其规模，注重保护、适当开发并增加集镇，未来绝大多数中国人并非生活在大城市，而是居住在集镇；在城镇全面普及无障碍系统规划设计与设施；给高龄者与儿童保留足够的活动场地……

　　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国将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城市化之路。提供中国城市化程度的主体要素并非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而是遍及中国各个角落的小城市与集镇。中国回归集镇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