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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藏於台北故宮的稀世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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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29 06: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商代早期/獸面紋觚
通高14.9cm 重0.4kg


近年來銅禮器的時代,已被考古學者向上推前至夏代晚期,約當公元前十七世紀前後,也就是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以來,歷年在黃河中游地區所出「二里頭文化」形拙、紋簡、器薄、工粗的銅器。商代早期的銅器,則以河南鄭州二里頭崗出土的銅器屬「二里崗期」者為代表。

觚屬禮器中的酒器,盛酒用。本器正是「二里崗期」粗腰觚的型態。

本 觚的腹部,飾有帶狀而前後相同的獸形紋,其形中央作獸面,軀幹左右平張,如一頭雙身狀,上下作二分法,其上是背脊及上卷尾,其下是腹部與足,整體平雕式圖 案化的簡單形動物紋飾,可能是牛的變形。在三五○○年前的藝術家,能將動物的形態,經過寫實的描繪,再予變形簡化成圖案紋飾,其創作求美的心路歷程,誠非 一蹴可幾。



殷墟中期/蟠龍紋盤
高16.3cm 口徑43cm


圓 腹圈足,足下有外凸圈足座。盤面飾龍紋蟠繞於中心,蟠龍外圍有魚紋、夔龍紋及鳥紋圍繞。盤外面上層飾夔紋,上有如稜脊的平面紋飾;圈足上飾俯首夔紋,下有 如稜脊的平面紋飾。紋飾在盤面的佈局與母題基本上與婦好盤(M5:777)近。盤外有一小環及二小環,各對準盤面大龍首的上下鼻樑,共形成一中軸線。與之 相交的另一中軸線,左右上下有獸首。考古資料顯示,商代墓葬出土有水器盤者並不普遍,在殷墟中期時它似局限在稍大型且銅容器較多的墓葬。



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亞丑方簋
器高18.4cm


在青銅禮器中,簋是用來盛食黍稷的容器。一般的簋形器為圓腹、圈足,而本器為罕見的方形。

器表的花紋,由上而下:口沿為窄身夔紋,腹飾獸面紋,高圈足上飾寬身夔紋,皆以雷紋襯底。器兩側有環耳,以獸吞食鳥身造形。

獸含鳥環耳的裝飾意義至今不明。此對具立體感的環耳與伸出口沿界外的稜脊互相呼應,這種塑形的外張性是商末周初青銅器裝飾風格上的一項特徵。

銘文鑄在腹內底面,亞字形框內似有戴冠者舀酒,蓋表示掌酒供祭祀之職司,亞形或為一種特殊身份的標記。今暫隸定為亞丑,或為一氏族徽識。



西周晚期/毛公鼎

(Ca.9th~8th centuries B.C.)

毛 公鼎是中國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廟祭器。它的內壁鑄有五百個字的長銘,是現存商周兩代七千多件有銘文的銅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銘文的內容可分成七段, 大意是說: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興朝政,乃請叔父毛公為其治理國家內外的大小政務,並飭勤公無私,又令毛公族人擔任禁衛軍,保護王室,最後頒贈厚賜,毛 公因而鑄鼎傳示子孫永寶。由內容推測,毛公鼎應鑄於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時,其銘文是可凌駕於〔尚書〕的一篇西周真實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貴的 文獻,也因此毛公鼎可稱是舉世的瑰寶重器。

毛公鼎繫於清代末葉道光28年(公元1814年)前後,在陝西省岐山縣出土。毛公鼎出土 後,經多次轉手秘藏,抗戰期間,險為日本軍方所奪,抗戰勝利,民間獻鼎歸公,現由本院典藏並展示。銘文中有陽文網格線,是西周中晚期制銘的習慣,因此除了 史料的價值外,毛公鼎在中國古文字學與書法藝術上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西周晚期/宗周鍾

Ca.9th~8th centuries B.C.

商 代,鍾形樂器大多數是口部朝上,鍾體用長柄支起後再敲奏;西周開始,漸漸改為鍾口朝下,鍾柄加環懸掛而奏,成為慣見的「甬鍾」形式。宗周鍾便是甬鐘的代 表。宗周鍾外形上最大的特徵,是鍾身兩面共裝飾36枚高突的長形乳丁紋,極盡華麗醒目。此鐘音質渾厚宏亮,有宗廟莊嚴氣概。

宗周鐘的 銘文自鍾身正中起讀,接著左下角,再轉至背面右下角,全篇約123字,是商、周單件鐘銘最長者。銘中因為有一個人名「」,可與周厲王的名字「胡」音相通, 故得定為周厲王之器;銘文大意為:厲王時有南方的濮國,大膽來犯周土,厲王便傚法他的祖先文王、武王,努力鞏固疆土,揮軍攻敵,直追到濮國都城,濮君只好 派使者來迎,表示臣服。同時,南方及東方的26個邦國代表,也隨同朝見。厲王感激天帝及百神保佑,特作此「宗周寶鍾」,並祈求先王們降賜子孫福壽,安保四 方太平。



西周晚期/散氏盤

(Ca.9th~8th centuries B.C.)

散 氏盤的造形、紋飾均呈現西周晚期青銅器簡約端正的風格,而它最吸引人注意的還是銘文。散氏盤的銘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記載西周時,散、(ㄘㄜˋ)兩國土 地糾紛的事。大意是說:國侵略散國,後來議和。和議之時,國派出官員十五人來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國則派官員十人來接收,於是雙方聚集一堂,協議訂約,並由 國官員對散人起誓,守約不爽。人將交於散人的田地繪製成圖,在周王派來的史正仲農監交下,成為散兩國的正式券約。青銅盤原為盛水的器皿,但散氏盤在鐫鑄契 約長銘後,已然成為家國宗邦的重器。

散氏盤流傳有緒,根據張廷濟的〔清儀閣題跋〕等數據,散氏盤在康熙間出土於陝西鳳翔,嘉慶十一年 由鹺使額勒布以重價購得,十四年進貢內府。根據考證,十四年乃嘉慶皇帝五十壽辰,當時曾申命臣子不准進獻珠玉等物,但書冊字畫等文物卻是准許呈進的。由此 可知,額勒布進貢散氏盤,是為嘉慶皇帝的生日賀禮。

散氏盤腹部飾夔紋,間以三浮雕獸首,高圈足上飾獸面紋。銘文的字與字間隱約可見陽文直線界欄,是典型西周晚期銘文的風格。



西周晚期/頌壺

(Ca.9th~8th centuries B.C.)

壺為盛酒之器。青銅禮器中的壺自商至春秋、戰國,一脈沿續,製作未曾中斷過。

頌壺因作器者為「頌」而得名。形制莊重、紋飾瑰麗,腹呈橢方形,頸部兩側有獸首啣環,此類形制碩大的方壺流行於西周晚期。器身上的花紋以環帶紋、蛟龍紋為飾,圈足與壺蓋則飾垂鱗紋及竊曲紋。西周晚期青銅器上的花紋一反主軸中線、兩兩對稱的鋪排,而喜用連續環接的紋飾。

頌壺口沿內環壁上及蓋口外壁四周鑄銘151字,兩處銘文的內容相同,記錄著「頌」接受周王冊命掌管成周洛陽倉庫此一職務的過程。而這件壺則是典禮完成後,「頌」為頌揚天子的美意,及榮耀先父母龔叔、龔姒,表達未盡的孝思,並祈求家國康樂大福、周王萬年長命而作。

頌壺銘文對西周的冊命典禮記載詳備,可以和〔左傳〕僖公28年傳等文獻上所敘,互相印證;「頌」紀念父母,這種慎終追遠、父母同祀的情況,亦可以和〔禮記祭義〕所言互相印證,所以頌壺為研究西周禮制的重要史料。



春秋中期/晉國/子犯龢鍾 八件

(公元前六三二年)

通高71.6至28.1cm

總重213.15kg

銘文132字

「子犯龢鍾」之稱「龢鍾」,是直用鍾上原鑄銘文所稱,意為調和組合成套的鐘,「龢」字可通「和」。

「子犯龢鍾」全套有大小八件,最大者通高七一.二公分,重四四?五公斤,鑄銘二二字;最小者通高二八.一公分,重五.四公斤,鑄銘一二字。

「子 犯龢鍾」之寶貴,是在八件鐘的「鉦」部,經剔銹而得一三二字,其中主要一個關鍵詞經余識出是「」字,實即「范」的本字,可讀與「犯」字同,因此鐘銘所稱 「子犯」,原來就是﹝春秋左傳﹞及﹝史記晉世家﹞中所述晉文公的舅父「子犯」其人。又據第一鐘的銘首:「惟王五月初吉丁未」,惟知這套龢鍾記事的重要年 代,是屬春秋中期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六三二年〉,晉文公五年的紀時,而全銘意述晉文公一直蒙受舅父的佑助,在外流亡十九年後返晉匡復其邦國,後又與楚有 「城濮之戰」,大敗楚軍,從而有「踐土會盟」之稱霸,是春秋亂世繼齊桓公而起的新霸主,使得周王賴以鞏固王位;除了周王對子犯的厚賜,諸侯也送給子犯大量 美銅,因而子犯鑄制這套龢鐘,並銘記勳績傳頌子孫,永寶用樂。



新莽/嘉量
高25cm


王 莽篡漢後,改國號為「新」,為了統一全國的度量衡,特別在始建國元年(公元九年),命人依照當時的大學者劉歆的考訂,鑄造了這件量器,目的是以它作為全國 各地稱量五穀等容器的標準,因此以青銅鑄造,以示傳之久遠,永垂典範,並且定名為「嘉量」。而鑄於器表上二百一十六字的銘文,則詳細的記述了鑄器的緣由, 以及各部位的容量及尺寸等等,全器一共分作五個量體,中央之圓形主體,上部為「斛」,下部較淺者為「斗」,右耳為「升」,左耳上部為「合」,下部為 「龠」;二龠的容量等於一合,十合等於一升,十升等於一鬥,十斗等於一觔斗與斛及合與龠,在度量時要反轉過來才能使用。

由是可知,在當時合、升、斗、斛之間,已是以十進制來計算的。根據實測,斛之容積為二○一八?六六立方公分。另外,由器表銘文與實物的比對,得知當時一尺的長度等於今日的二三?○八八七公分,其它可由此類推。因此在作為一件標準量器之外,它還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數據。



北魏太和元年/釋迦牟尼佛坐像/青銅鍍金
全高 40.3 cm 重 3954 g


尊像和台座合鑄而成,背光另鑄。青銅胎質緻密,鍍金厚且與胎連接緊密,金色黃帶赤,作工精良。

發 作大渦紋,臉形長圓,若袒右肩僧祇支,外披大衣、右肩露出衣角,和炳靈寺一六九窟建弘元年(420)阿彌陀佛主尊類似,但是本尊大衣衣緣在胸前曲折翻轉, 和右肩大衣連接成弧,衣褶似火焰開叉揚起,氣勢雄壯,表現太和時期的特殊風格,體積雖小,和雲岡第二十窟的主尊(460年左右)風格幾近。單尊造像中,籐 井有鄰館藏太安元年(445)石造佛坐像已表現類似風格,且不乏其例,如太安三年(457)釋迦坐像及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天安元年(466)佛坐像。因此石 雕較金銅佛早出現太和風格。

台座兩層,上層為須彌座,仰覆蓮瓣,台側飾以唐草文,座前兩立雕獅子,回首轉身,姿態威武。下層方形座,開波浪狀門,兩側均雕供養人,上排唐草文連環成排,台座雕刻精緻。

背光外圈U形火焰紋熊熊圍繞,和主尊氣勢相映,益增雄渾氣勢,是太和新樣式,內圈四佛和頭光中的二佛一起共同形成七佛。

背 光後面亦雕刻精巧,分為三層,上層中央塔形內釋迦和多寶佛並坐。塔外左右兩側文殊持如意和拿麈尾的維摩相對而談,表現維摩詰經文殊問疾品的場面,中層中央 釋迦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兩側各兩比丘跪坐、菩薩脅侍,下層中央誕生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左側摩耶夫人攀樹而立,太子自右脅誕生,右側龍王浴佛,帝釋天和梵 天兩旁跪坐,下層最外側兩長方形榜題,現字跡已不清。背光不僅內容豐富且構圖安排秩序井然,場景緊湊,無疑是五世紀太和期的精品。



宋/汝窯/蓮花式溫碗
(A.D.960~1279)


汝窯,為冠絕古今之中國磁器名窯。

器作十瓣蓮花形。以蓮花或蓮瓣作為器物之紋飾及造型,隨佛教之傳入而盛行,爾後更取其出泥不染之習性,寓意廉潔,廣為各類器所採用。本器狀似未盛開蓮花,線條溫柔婉約,高雅清麗。原器應與一執壺配套,為一溫酒用器,晚唐至宋所常見。

汝 窯曾為宮中用器,因采覆燒的方式,故口有缺陷,因而有「宮中命汝州燒造青瓷」之舉,汝窯之入選,支燒滿釉應是原因之一。支燒另一用處為防止器底塌陷,汝窯 所用支釘細小,所留釘痕狀似芝麻,器底五支釘痕即是,也就是俗稱的「芝麻釘」。釉面細碎紋路,更有「蟹爪痕」之美名。

蓮花溫碗,以其典雅造型,溫柔不透明釉色,在傳世不多之汝窯器中,更顯珍貴。



宋/定窯/嬰兒枕
(A.D.960~1279)


宋、 金時小瓷枕廣為流行,有最簡單的長方形,亦有動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狀似如意雲狀,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本件嬰兒枕為其中造型較為繁複者。宋代嬰兒紋樣 極為流行,傳世宋瓷中,北方青瓷系、景德鎮影青瓷、技法繁雜的磁州窯系以及本件所屬的定窯系,均可見以嬰兒或孩童嬉戲為紋樣的作品。

定窯,在今河北曲陽縣,古名定州,故名定窯。白釉色泛黃呈牙色,裝飾技法有淺劃、深刻、模印等,題材亦豐,尤以劃法技法靈巧熟練,線條流暢,作品生動活潑。

瓷 枕造形采嬰兒側臥於榻上,頭微揚、寬額、身碩、雙手交叉為枕,兩腳彎曲交迭,狀極悠閒。左手執一狀似綵球童玩,絲帶貫穿,上下以蝴蝶結飾固定。嬰兒臉部交 待清晰寫實,模樣雅稚可人,衣飾以今日用語應是:身著長袍,外加背心,長褲,布鞋。背心前襟飾錢形紋,後背劃牡丹,長袍下裳印圓形團花,衣袖長褲無紋飾, 顯示以不同布料縫製而成。榻周開光,印有龍紋,底平無釉,刻乾隆御制詩。

院藏同型嬰兒枕兩件,北京故宮亦有一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在細部紋飾技法、紋樣、部位及尺寸略有差異外,在面貌、衣飾皺褶幾乎一致,想當時應有一共同樣本,提供模制。



南宋/龍泉窯/翠青五管瓶

高12.4cm
面徑13cm
足徑7.2cm


寬 矮式小口瓶,口圓,蕈狀唇緣外翻,直頸,寬斜肩,腹下微斂,圈足。肩上立有五個細直圓管,管內中空,與腹相通。腹壁削刻重瓣上仰的蓮瓣紋。翠青色厚釉,下 半身滿佈紋片,蓮瓣中稜突起處成淺白色的「出筋」現象。胎色灰,足緣露胎,成橘紅色。造形優美,相似的作品也見於四川遂寧南宋中期的窖藏和韓國新安海底的 元代沉船中。

龍泉窯的釉色,以帶翠綠的粉青色調最廣受好評。南宋時期,一方面因供應南方官民的需用,一方面因政府鼓勵海外市舶貿易, 因此產量遽增,在今龍泉縣、麗水縣附近形成跨越八個縣的大窯系,而福建沿海各窯場也爭相襲仿,產品遍及韓、日、琉球、東南亞乃至非洲東岸。其細膩的作品, 胎色灰白堅致,釉質滋潤肥厚,靜謐溫和,宛如上乘的美玉。

此種肩上豎立數個圓管的唇口瓶,有以為是燭台,有稱為花插的,其用途尚難斷定;但龍泉地區自北宋起便常在墓中出現多管造型的器皿,似為墓葬中做為「穀倉」意涵的用器。本件五管瓶或受此種多管瓶造型習慣啟發,然其既見於窖藏和沉船中,則顯然應為生活用品。



元/鈞窯/天藍紫斑如意枕

高13.4cm
面最長30.8cm 底最長28cm
面最長19.7cm 底最寬19cm


瓷枕作如意型,器內中空,胎骨厚重。通體罩施天藍色釉,天藍釉層中則浮現似變形蟲的紫色斑紋。

陶瓷枕的燒造隋代已出現,瓷枕有作為寢具及喪葬的用途。宋朝留傳的詩文也透露觸之冰涼的瓷枕適用於夏季,文人常互相饋贈以傳遞友誼。

此 件「天藍紫斑如意枕」,如意頭的塑形已略為簡化,加上天藍釉層夾雜月白流汁的特徵,比較接近墓葬出土的元鈞釉色,故據以推測其窯燒年代應為元朝。鈞窯經多 次施釉,釉層渾厚,飽含不同化學成分的釉,於燒造過程極易形成溶融交匯的情致,無論藍或紫,皆千變萬化,瑰麗多采,無跡可尋,一般以窯變釉相稱。觀察此 枕,藍色釉面局部泛現的紫紅色斑塊,實系經由人工塗繪銅料所致。



明/永樂/青花蟠龍天球瓶

(A.D.1403~1425)

青花在中國元代中期,也就是十四世紀左右,已達精美地步。但元末明初一度衰退,色彩變的灰暗。直到十五世紀的永樂、宣德,青花瓷藝又再度回復鮮艷的色澤,廣受好評。因此,永、宣的青花磁遂成後世仿製對象。

永 樂青花依文獻所說,采外來青料,俗稱蘇泥勃青。此種青料有「滲青」、「散渾」之特性,燒後青色濃艷,偶因滲青而有濃暗斑點,因散渾而有水墨畫之風韻,加以 運筆瀟灑,氣勢凌然,為明代之青花奠下根基。又因政治、經濟因素,此時瓷品成為賞賜及貿易商品,而其交易主要對像為中亞之阿拉伯人,為適應回教人民所求, 此期製品,在紋飾與造形上,處處可見伊斯蘭文化之身影。

器腹碩狀如圓球,故名天球瓶,乃仿照敘利亞瓶式樣燒製而成。口沿一周轉枝花葉 紋,全器主飾為一蟠龍,隙地飾以番蓮花,龍紋姿態矯健有力。同形器在故宮博物院共藏四件,其中一件隙地為朵雲紋,而土耳其TopkapiSaray Museum亦有類似藏品,不同之處在其龍紋留白而背景為青色的波濤紋。TopkapiSaray藏品上那種主紋留白的作法,俗稱反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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