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亲历记：1945年---1949年在中国东北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HangMing

记者亲历记：1945年---1949年在中国东北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新闻记者亲历记

作者：于衡

【大纪元6月23日讯】1945年---1949年间，在中国东北那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直接影响了中国正常的历史，最终导致中国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成为世界强国的愿望破灭。中共窃据中国大陆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太多太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知道损失的巨大，那 是无法估量的。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位新闻记者于 衡写的回忆录，原文见《传记文学》杂志第20卷与第21卷连载《采访二十五年》中有关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的全部内容，其电子版登载于<<博迅>>。这里的题目是新加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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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二十五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纪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接收长春时开始，写到现在为止。

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有的尚在台湾，有的自政治生活中隐退，有的已经变节，有的已经谢世。为了保持人与事的真实性，我只纪录当时的情形，不加评论。以维持写作立场的超然性。并忠于现代历史。

这廿五年，我看得太多，也经历了许多艰险，有些突出的事物，到现在犹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这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用狄庚斯双城记的话说：“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没有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就是处于这个时代之中。虽然我自己仅是恒河中的一粒细沙。但却正遇到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时期。

采访廿五年写作的原则是：写我自己所亲眼看到的或者经历的事物，以政治为经，以我的记者生活为纬，织成这一本书。当然我所没有遭遇的，则会漏掉，关于某年某月某日，所发生的事情。我尽量翻阅旧报，并配合我的记忆，以及日记。我确实希望写到“语语有来历，笔笔有根据”的程度，不煊染和夸大。以保持它的真实性。

采访廿五年的内容，采取重点式的写作方式，这里面自然包括一些漏网新闻，内幕性的新闻，以及在当时不能发表的东西。

廿五年，就一个人的生命言，不能算短，但在人类历史上却是一个极短的时期，我希望以两年的时间，把这廿五年的记者生活，写得很完整，为时代留一个纪录。一个真实的纪录。


这里是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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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个落雪的冬天，我自北平搭军机飞到了长春。那时的长春，完全在苏俄军队控制之下，机场的地勤人员，也全是苏俄兵，土地虽然是我们的，但却如同到了外国。特别是镰刀斧头的红旗，显得十分刺眼。

从机场进城的途中，看到了许多服装不整的俄国部队，其间有一些女兵，他和她们走在路上，没有队形。极像一些“散兵游勇”。

那时中长铁路不通，惟一的交通工具，依赖空运。中国空军飞机降落长春，要事先得到俄军的许可。我们接收东北的行政中心东北行辕，设在日本的一个“重工业会社”，满炭大楼内，展不开工作。

当时苏俄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部，设在前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苏军头目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帅旗，则飘扬在南岭的一栋别墅中。长春的防卫是，则由城防司令卡尔洛夫少将负责。社会的秩序很坏，苏俄士兵，会在白昼洗劫行人。

长春的一个最大的广场，大同广场，竖立了一个苏俄红军的战胜纪念碑。以纪念他们进行了“六天战争”而占领东北全境的“胜利”。那座高耸云霄的纪念碑上，塑了一辆苏俄的坦克车，炮口指向南方。

长春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城市，是日本占据东北十四年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所有的建筑采幅射式，宽阔的马路，高大的建筑物内。都有暖气装置，甚至比当时的日本东京，更现代化。

那一年冬天的长春。几乎天天飘着清雪，打开收音机所听到的是：“格瓦雷长春，格瓦雷长春”。那是苏俄空军导航的呼号。意思是这里是长春。因为当时苏俄的军用飞机，正大批大批的把东北物资，运回苏俄。飞机一架接看一架起落。

在长春市内，到处是苏俄的军队，一入黄昏，枪声四起，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市民的东西，年经的女人，把头剃得光光的，穿上男人的服装，以防备俄军的强奸。

在长春的日本侨民，畏畏缩缩的像一些老鼠，在小马路的摊贩市场中摆地摊，出售衣物和零用东西。每一个人，都面有菜色，在摊贩市场中，俄国军队拿了东西就走，不付钞票，是常有的事。在那里可以充份的看到一个战败国国民的惨象。


奸淫、掠夺的苏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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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同胞，天天盼望中央政府军队能够及时开到，因为单是行政人员的到达，接收工作无法展开。东北的年轻的一代。在收听重庆播出的纪录新闻后常用油印机印好送到朋友家中，他们含着眼泪。讨论着国家未来的命运。

那时候长春仅有一家在苏俄军队卵翼下的报纸“光明日报”，登载苏俄军部所供应的消息，副刊上刚开始对我们的接收人员，讽刺和攻击。那家报纸是接收了日据时代的一个报社。编排也和我们的报纸，不大相同。

从后方来的新闻记者，没有几个人，那时的中央社长春分社虽然已开始发稿，光明日报并不采用。他们似乎以苏俄的华文军报自居。目的是为苏俄占领军宣传政令。

当时最早到长春的记者除了中央社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外则是大刚报的张胆，张胆是随陈家珍少将的第二总队，穿了士兵的服装，空运到长春。这个伪装士兵的记者，在长春发不出电报，因为他的电报，要经过东北行辕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嘉璈签字，利用行辕的电台发出。所以苏俄军队初期的奸淫掠夺新闻，一字不能拍发，当时张嘉璈的主张是：不发足以影响“中苏友好”的新闻。有一天张胆到吉林省政府办事处，找教育厅长胡体干诉苦，我在旁边听着，深深的替他不平。因为我到长春的第三天下午，到一个亲戚家的途中，就被苏俄的一个士兵，用轮盘枪指向胸膛，抢去了一支手表和一支钢笔以及一些零用钱。对于苏俄部队，已恨之入骨。极其希望新闻记者们，能把苏俄军队在东北的残暴事实，向世界作公正报导。

那时我不是新闻记者，而是随吉林省政府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到省府工作的一名职员。后来被聘为国立长春大学讲师。但长春大学的校舍被苏俄军队用作军营，一时不能开学。当时人们所注意的是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上将和苏俄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但会谈卸一直没有进展。因为苏俄军队，正在扶植共匪，那时在东北的共匪头目是高岗、吕正操等。而实际负责共匪与苏俄军队联系的则是穿苏俄军装的周保中。周保中是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政治部的副主任，他化名姓黄，人们称之为黄中校。那个国际共产党员，处心积虑的向苏俄主子献计，如何阻止国民政府接收，如何把关东军的武器，交给共匪。不过当时，人们仅知道，他是俄军中的中校军官。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四月十四日苏俄军队撤出长春，周保中率领匪军四万之众使用苏军的坦克车，围攻长春，他的真正狰狞面目，才显露出来。


联欢晚会中的俄酋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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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政府所采取的对俄政策是维持中苏友好关系，希望苏俄协助我们顺利接收。而苏俄的政策则是表面敷衍国民政府，暗中扶植共匪，使它壮大，在战后的中国，制造内乱。

我深深的记得，东北行辕进驻长春后，熊式辉上将，董彦平中将，曾和苏俄占领军的高级人员，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罗曾科中将、巴佛洛夫斯基中将等，举行过一次联欢性的晚会，我们的接收人员也参加了那次晚会，那天晚上，带了金线肩章，青蓝色裤子镶着红条子的苏俄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显得特别突出，在乐声悠扬中，他首先拥着一个长春的交际花顾某，翩翩起舞。不过步子是生硬的，没有一些柔和的气氛。在场的人员，都有看一场沙皇时代的“宫庭舞会”电影的感觉，因为那天出场的苏俄将军，在服饰上都极讲究，金光闪闪的宽肩章，和我们在街头所看到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苏俄士兵，形成强烈的对比。

一座长春城，就在寒冷而肃杀的气氛中，度过了一个冬天。人们盼望着春天，早些到来，苏俄红军，早日撤退。东北的年老的一代，对于当时情势的解释是，日本垮了，一个强盗倒下去了，但另一个强盗苏俄，却比日本更为凶狠。

那时的东北行辕，一下子撤回山海关，一下子又派出各省的接收大员。一直留在长春的是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中将，和苏军总部不断的举行会谈。接收人员大部份集中住在满炭大楼，小部份有亲友的可以住在外边。熊式辉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他的职务由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代行。和苏军的接触和交涉，全由董彦平中将出面。那时的董彦平是新闻记者追踪的人物，但他为人稳健，很少透露什么新闻。他的处境是身在虎穴之中，陪伴一群吃人的苏俄老虎。但他却能不惧不惑，充份的表现出中国军人的军魂，不卑不亢的从事交涉。使得那群老虎，也对他敬畏三分。


董彦平、特罗曾科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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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时苏俄方面，一再延展撤退军队的日期，第一个目的是在要求获得东北的工业资源，但我们对这一问题，却一直采取强硬态度，不做些许让步，那应该是董彦平和特罗曾科等一直谈不拢的原因。苏俄的第二个目的是不愿看见中国和美国缔为盟友，他们很露骨的表示：国民政府要和苏俄作朋友，就不能和美国作朋友，他们一贯的论据美国是“中苏友好”的绊脚石。所以当五个美国记者到长春采访搭机返回沈阳时，苏军的两架飞机，曾在长春上空作攻击状，迫使那架飞机降落，五名美国记者，终于改搭火车返回沈阳。第三个目的，则是扶植共匪，在东北作乱。制造一个亲俄的傀儡政权。


蒋夫人莅临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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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冬，对东北人民而言，是一段苦难的岁月。许多矿场破坏了，冬天没有煤烧，日本人在远东建设的最大发电厂，小丰满发电厂的机器被苏俄拆去了大半，电灯半明半暗，一切工业停顿了，交通系统也停顿了！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因之失群的苏俄士兵，常常被人民打死，埋在地下灭迹，而他们的部队，少了人也不追究。而他们的士兵。也常会用一匹马和农民换一块花布，也从没有人追查。因为他们的部队，没有纪律，是一群乌合之众。

东北光复了几个月，大城市中，家家户户做了青天白日旗，但却不敢挂出。在长春除了东北行辕的屋顶上飘扬一面国旗，连市政府也仅能悬挂镰刀斧头的苏俄旗帜，一直到赵君迈市长到任后，市府才改挂国旗。第二年春天，蒋夫人莅临长春，中国旗帜，才在大街小巷上出现。

蒋夫人抵达长春时，是我开始做新闻记者后不久，那时长春已有了三家报纸，第一家是苏俄红军所支持的左倾的光明日报，第二家是赵君迈市长所支持的长春日报，第三家报纸是中央日报的前身，大华日报。我因为长春大学不能开课；吉林省政府接收无期，和一位大学时代的同学，到大华日报工作。当时的大华日报工作同仁，青一色是国民党的党员，但却不能以党报姿态出现，东北行辕也不敢正式出面支持。怕露出马脚给苏俄军队口实，所以资本也是国民党一些同志，东借西借，拼凑起来的。那是当时国民党人，基于良知所办的一张报纸，敢于多刊载一些对政府有利的消息。当时的社长是张明初，他每天东跑西奔，去张罗财源。

蒋夫人莅长春时，大华日报刊登的消息，也较另外两家报纸为多，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特写，题为：“热情的长春市民，将蒋夫人团团围住”，是描写蒋夫人莅临长春时，数度下车步行，和市民握手，被市民包围的热烈情形。


大华日报被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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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日报是接收了一家印刷厂开办的。设备很差，编辑人员大约有十几个人，采访人员七八人，用平版机印刷，当时的东北行辕和党部虽然没有给这张报纸一些实质的支持，但却希望这张报纸，不要开罪苏俄红军，而吉林省的教育厅长胡体干，却常给这张报纸，提供意见，有时还偷偷的写一篇社论。胡体干做过广东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是位文质彬彬的学者，他的老家是吉林，当年他已快六十岁，但他的爱国心，却和青年人同样热烈。因而大华日报，受到他的精神鼓励很多。

不过大华日报，在苏俄军队眼中，是一家有问题的报纸，某一天下午，突然有一队苏俄士兵，包围了编辑部，因为不是编报时间，编辑部没有几个人，当俄国兵刚进门时，社长张明初和我，从后门溜走，跳墙而逃。他们带走了几名工人，第二天也就放回来了！后来据说他们是奉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之令，搜查这家他们视为“反动”的报纸，但没有搜到什么。报纸停了两天，经过疏通后，又继续出版。那一天我跑到城区的经理部，把我的名字，改成于蘅，因为我年轻时，爱看红楼梦，对蘅芜君薛宝钗的印象深刻，因此把名字改得很像女人。

我是学法律的，做新闻记者不是我的本行，但我却在无意中，做了新闻票友，没想到一票竟票了廿五年，将来还要继续票下去。不过经过苏军搜查报社后，再加上遇到几次抢劫，后来常常做些恶梦，梦到被俄军抓去。拉出枪毙，惊醒时常常出一身冷汗。不过胡体干先生一直鼓励我从事这一工作，他说：做新闻记者可能比教书对国家会有积极的贡献。假如说：在我的半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一个是我的小学老师仲义三先生，另一个则是我以师礼事之的胡体干先生。体干先生在吉林沦陷时未及撤出，他是吉林省政府最初的一任教育厅长。也是最后的一任教育厅长。听说他已被匪杀害。如果他还在的话，今年也已八十开外了！


自危城中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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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的大华日报，一直支持到三十五年春四月十四日的围城之战。不过在三月下旬。我随吉林省政府的接收人员撤退。未能和那张报纸全始全终。记得撤退那天，还是体干先生来了电话：说要我和他一道乘军机飞锦州。转往北平。三月的长春，仍是冰天雪地，我们的飞机起飞后。体干先生说：长春的攻防战将在苏军撤走的那一天展开，他很担心守军的弹药不够充足。不过他深信陈家珍少将和刘德溥少将，可以支持到国军北上接收的时间。那一天我们的飞机，飞行得很稳，在锦州降落时，见到一片黄土地，地上没有雪，天气也暖和得多。

在锦州我们住了一天，便搭车进山海关，在“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下，体干先生和我徘徊很久，那一天我们住在山海关招待所，花架上的紫藤，已经发芽，第二天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感到无限宁静闲适。在长春的那段日子，在苏军枪杆下度过的那段日子，想起来像似做了一场恐怖的梦。体干先生说：我们在北平避过这次战乱后，将马上回去，那时我们将在自己军队的保护下，展开工作。

在北平，体干先生常约我吃广东小馆，每餐都两菜一汤，他也常和我提起吉林的北山，静静的松花江，还有荷花池，八百陇的吉林大学。我和他谈话，总像如坐春风之中。

在那一段闲适的日子中，我游了中南海，在北海的五龙亭上品茶，游故宫，登西山的颐和园，看排云殿，访慈禧太后吃窝窝头的草庐，在太庙看桃花盛开，仰卧在天坛的旁边，听布谷鸟的叫声，在王府井大街的大酒缸旁，用大碗喝酒。那段日子，真是美极了！就仿佛像大学生考完了期考以后的闲适。因为过去我经过北平，都是匆匆而过。


沈阳的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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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大约停留了二十几天，体干先生替我到军事调处执行部接洽飞机，要我先回沈阳，因为那时杜聿明将军所指挥的大军，出沈阳，正向长春推进中。军调部的美军飞机空位很多。一个清朗的春天早晨，我赶到西郊机场，那架飞机仅有三名乘客，包括吉林省的民政厅长尚传道，当飞机降落在沈阳北陵机场时，军调部的一位中校军官来接，用一辆军用吉普车，把我们一直送到中苏联谊社。一个八楼的房间，已经贴上我的名字。

那时由中美和共匪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重心已移到沈阳。我方的代表郑介民将军，和匪方的代表饶漱石，常常坐在餐厅内，一道吃饭，那时匪酋饶漱石，也穿着国军将领的服装，并挂了一颗星。不过看上去总有些邪魔怪道之气。还有匪酋李立三，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阴险的人。他们不大和外人接触，在进入餐厅时，坐下以前，总是向前后左右，特别是后面，仔细看看后才坐下。他们也从不和中国记者接触。

当时的中苏联谊社，在东北长官部管辖之下，凡是住进去的人，一律由长官部招待，在餐厅中，可以随意点菜、喝酒、然后在帐单上签字，并可以约请朋友共同进餐。单是国内外记者就有三十多人，被招待在那里。

入晚后乐声起处，楼下的夜总会，有大批大批的人员翩翩起舞，舞女大部是日本人，打扫房间的也是日本少女。那真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小世界。而进出这个小世界的人，大都是美式装备的年轻军官。后来有很多军官在沈阳娶了日籍夫人，多半是在那一时期，孕育了爱情。


重见汉家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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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春夏之交，出关的国军以新一军和新六军为主，全是美式装备，新一军军长是孙立人将军，新六军军长是廖耀湘将军，此外有石觉的十三军，赵公武的五十二军，陈明仁的七十一军。这些军队出关后，真像似猛虎下山，所向披靡。那时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也进驻沈阳，接收人员，陆陆续续的出关。

东北同胞用眼泪来迎接这批部队，因为他们在沦陷十四年之后，又重见汉家旌旗。军队所到之处，农民拿出鸡蛋，煮了白饭，毫无保留的欢迎。有些年轻的女学生以嫁给国军为荣，特别是英俊萧洒的空军，更是女学生追求的对象。那时人们所看到的是吉普车上载的尽是漂亮的年轻女孩。

但在歌舞升平的同时，东北的人民，对于接收人员很失望，因为那时的酒饭茶肆，尽是接收人员，他们的官架子很大，饭前饭后，一定要打热手巾，于是人们开始对接收大员们憎恶了，因为每接收一个地区，甚至是小县，也把官僚习气，带了过去。做假报销单，开假收据向公家报销，成为官场中的通病，关于这一些，东北的商人，过去没有做过，所以他们开始卑视那一批文职的接收官员。但对国军，仍充满了敬爱。虽然一批骄兵駻将，已逐渐形成，但因为他们能赶走共匪，所以仍极受人欢迎。

那时候，孙立人将军的黄马靴，廖耀湘将军的灰白头发，刘玉章将军的咬咬牙齿，都成为新闻记者写特写的素材，成为青年一代的偶像。


具有朝气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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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虽然看到了歌舞升平的景象，但也看到了一片朝气。那时候的东北行辕用了一批重庆干部学校的年经人，他们穿着灰布中山装，在办公室工作，东北同胞是喜欢像那样的青年官员。

刻在台湾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焕，当时主持沈阳日报，他也是穿着一件深灰色布料的中山装。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为沈阳日报带来一片朝气。

当时沈阳的社会秩序，已经完全恢复，北宁路已照常通车，东北大学也已复校，秦皇岛和葫芦岛都在国军控制中，北宁路上军运频繁。国军收复各地的工作，作扇形展开。沈阳的浑河机场，北陵机场，东陵机场，国军的飞机，不断起落。沈阳市的电车恢复了，公共汽车也恢复了。留给市民的谈话资料是苏俄军队，占领期间，如何奸淫掠夺，什么地方被百姓打死多少“毛子兵”。沈阳城郊区的老农，又有开始闲话桑麻的兴致。老农夫们会把多少年前日俄战争时，当年所看到的俄国兵和不久前他们所看到的俄国兵，做一个比较，结论是这次占据东北的俄国兵，多了坦克车，而军纪之坏，比中俄战争时更糟。

在沈阳的日俘和日本侨民，已经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可以宁静的住在目己的家中，等候遣送返国。租界地一带虽然有些日人摆地摊，出卖衣物，但买卖是公平的，那些日本人被苏俄军队吓得似惊弓之鸟，看到中国士兵，远远的就鞠躬致敬。日本侨民的窗上，大都贴有欢迎国军的标语。虽然他们穿的衣服，已经打了补丁，但却极为清洁。很明显的在沈阳日侨所受的待遇，远较在长春我所看到的日侨有天地之别。因为国军并没有以战利品来看他们，把人当人看待。而苏俄部队，却把人看成东西。


接收改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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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沈阳为中心，所展开的各地接收工作，也改变了方式，那是当国军推进到某一地区，行政人员，即随军前进，建立政权，并且立展开抚辑流亡工作。凡是没有军队的地方，行政人员也暂不接收。以避免张莘夫事件的重演。

张莘夫事件是在苏俄军队占领抚顺期间，他率领工作人员八名，赴抚顺接收煤矿，但在一月十六日目抚顺返回沈阳的途中，在李石寨车站，被共匪杀死。那件事很明显的是苏俄军队串通共匪所制造。当时的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中将，一再向苏俄占领军司令部特罗曾科中将交涉，苏俄军方，则称那是地方土匪所为，后来俄军仅将张莘夫的遗体运回沈阳，其他七名人员，连尸体也没有找到。那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张莘夫惨案。

张莘夫事件的后果是使许多行政接收人员，不敢再冒险到国军没有收复地区工作，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反俄情绪。


六月七日的停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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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春天，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声望最高的时候，因为他统帅的大军，于一月十六日进驻沈阳，五月廿三日克复长春。那时住在中苏联谊社的共匪代表饶漱石的精神极为沮丧，因为共匪的军队节节失利。沈阳城曾经为国军克服长春，举行了庆祝大会。杜聿明将军在克服长春当天，曾发出豪语，一周以内，收复吉林，驻马松花江彼岸。依照当时的情形，确实可以一举克复哈尔滨和佳木斯两地。但不幸的是来目南京的重要决策，指令杜聿明将军，停止军事活动。

六月七日杜聿明将军在他的司令部内，招待三十多名中外记者；他起立宣布国军已经渡过松花江，并在对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由于中央命令，自即日起停战，他已把停战令送到前方。

杜将军那次的记者会，表情凝重，我清楚记得杜将军步入记者招待会会场时，脸上没有笑容，但他很礼貌的和每一位同业握手，他的政治部主任馀纪忠中将并掏出打火机为坐在他身旁的两位记者，燃点香菸。

那次记者会，虽然准备了丰盛的茶点，但没有一个记者取食，与会的记者，在听到杜聿明的宣布时，也都心情沉重。因为那次停战，对国军而言，等于自己束苛耸肿悖沂垢甙旱氖繗猓艿搅艺乐氐拇煺邸ｋm然在会中，有几名同业发问，如果共匪向国军进攻，国军是否还击？这样的停战令，是否等于马歇尔将军偏袒共匪？杜将军都避免正面作答，他仅说他所指挥的部队，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事实上那次停战令，给与了共匪一个喘息机会，能够从容的在后方整编部队，在三十六年春天，他们首先破坏了停战令。开始进攻长春北部的德惠。

马占山将军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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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战命令下达后，最抱不平的是东北的老将马占山将军。记得我在停战令下以后。到马占山的公馆，去看他时，他右手端着一碗蛤蟆油，很激动的说：我反对停战命令，我反对马歇尔的这项决定，其他你所要问的问题，你随便写好了！我相信你写的会比我说的更好。那一天他表情十分激动，托着碗的手，微微发抖。然后他一会从一个沙发上站起，坐到另一个沙发上，一会再回原座。他的短髯，已经竖了起来，他说东北人民，已经苦了十四年，他们不能再受共匪的蹂躏，我们该拯救他们，因为那些住在松北平原的人民，也是黄帝的子孙。

马占山那天穿的是便服，头带瓜皮小帽，他的两眼，炯炯有神。那一年他大约已超过六十岁，但是他说：如果国军能把他空投在哈尔滨以北地区，他仍愿号召家乡子弟，编组游击队。在东北和共匪一决雌雄。

在那次谈话中，我了解了马占山何以被称为民族英雄，何以在九一八以后，他能在东北北部地区，和日军一拼，并轰轰烈烈的打了几次大仗。当时我的感觉是他的宝刀未老，豪气犹存。

现在让我把问题再回到五月二十三日，国军克服长春的当天的情形，那一天杜聿明将军的参谋长赵家骧，在他的办公室中，接见了五名往访的记者，他当时就预言，国军收复东北全境，有绝对把握，但他所怕的不是松花江以北匪军部队的抵抗，而是怕调人马歇尔将军，压迫国军，不得继续前进。不幸的是那些话在半个月后。被他言中。

我更能清楚的记起，五月廿三日当天下午我在长春第十四地区空军司令金恩心沈阳的家里，访问金氏时，他对当时的局面，也表示忧虑，他说：他急须飞往长春，因为长春以北地区的战斗，须空军侦察支援。我们需要速战速决，否则军调部的停战令一下，便给予共匪一个喘息机会。同时他告诉我，四一四的那次长春防卫战，刘德溥将军指挥的东北子弟兵七千多人，能够和四万多匪军打了四天，足以显示东北子弟，保卫国家的战斗能力。他也想到他的参谋长曹志瑚在那次战役中被俘，他十分怀念。

金恩心司令，在四一四战斗以前，曾指挥空军运输机把刘德溥的部队，自北平运到长春，他在长春时，就曾坦率的告诉过我，我们运到多少部队，苏俄红军，都纪录的清清楚楚，有多少弹药，他们也纪录的清清楚楚。

金恩心是东北人，他在东北行辕进驻长春后不久，即在长春成立了第十四地区空军司令部，苏军自长春撤退时，他奉命飞沈阳述职，留下了他的参谋长曹志瑚代理他的职务，后来因为长春战起，飞机无法降落，他只好停留沈阳待命。


国军接收后的长春
有家归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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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夏天，我离开沈阳，搭中长路火车赴长春。那时所有到东北工作的新闻记者，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都发给一套美式装备的军装，仅是上衣上，不挂阶级，其他的一切和校级军官，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坐火车，也不必买票。而且受到相当的礼遇。那是国军出“山海关”后的黄金时代。当火车停在每一个小站时，穿军装的人，购买食物，小贩都自动减价。──是出自内心的对军人尊敬──不过当时车行得很慢，沿路都有“交警总队”的士兵荷枪站岗──当时的交警总队，是一个特殊兵团，都着军队服装。

六月的东北农村，高梁还没有达到“青纱帐起”的程度，从火车上眺望铁路两旁的人家，烟囱上冒着缕缕青烟，在田里工作的农民们吸着旱烟袋，看着火车来了，直直腰露出一些笑容。予人以一种宁静闲适之感。那是一种经过“兵荒马乱”以后，迈向“太平岁月”的景象。

我自六岁时，从山东的蓬莱大水坡“下关东”，由孩童时代起，就在辽南平原长大，对于那里的黄土地带、高粱地和大豆田，王瓜架，石头砌成的庭园、特别熟习。我的母亲，也就葬在辽南的一个小村庄中，我家后园的白杨树下。所以在搭车赴长春途中，感慨也特别多，回忆童年时代的往事，不禁热泪盈眶。但在当时，我却不能回家，看看我的老父和二哥，以及童年时的游伴，因为我家的村庄，在一个偏僻地区并没有国军驻守，共匪的正式武装部队，时常出没。不过在车厢中，我的脑中，一直出现我住的村庄南边的桃花林，当春天到来时，开得漫山遍野的花海。在春雪溶化时，青草从地层上长出来，一片绿意，还有毛茸茸的毛菇杜花，秋天的山梨红，野生的欧粒儿，牛群和羊群，还有秋天的雁阵，山神庙的钟声。那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外面流浪久了，就是想吃自己家井水煮的高粱米饭和山东煎饼。就是想嗅一下那里大地的土香。追回童年的那一段日子。

一个怀乡病患者，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长大了，但所遇到的　是一个离乱的岁月。一路上想了很多，在火车到达长春时，巳是黄昏时候，巿内一片灯火。


不欢而散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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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随吉林省政府撤退，离开长春，仅三个多月，但这回所看到的情形不同了，在那里巳经没有一个俄国兵，我们三月间撤退时，长春正是冰天雪地，回来后正万木葱笼。一切充满了希望和青春的生命力。

这一次我住在“军民联谊社”，也是军方的一个招待所。那里边住了许多军官和二三十名新闻记者。过去俄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司令部，已改为孙立人将军的第四绥靖区司令部，长官部在长春有一前进指挥所，由郑洞国将军负责。郑洞国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副长官，另一位副长官是梁华盛将军。当时梁华盛巳被中央发表为吉林省政府主席，但仍兼副司令长官，那年他才四十岁左右挂着中将官阶，真是威风凛凛，英年得志。这位少壮派将军和郑洞国将军，孙立人将军，廖耀湘将军，是当时长春的“风云人物”。梁将军主持吉林省政后，长春驻军曾为他举行一次庆祝晚会，那一晚，长春的名媛仕女，都参加了那个规模很大的晚会。晚会开始后，梁将军应邀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给与我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是“华盛是来做事的，不是来做官的”。在演说之后，接着是舞会开始，一时衣香嫔影，交换舞伴，在玄黄的灯光下，在乐声悠扬中，使每个人都陶醉在年轻女孩的柔情蜜意中，当乐队高奏“香槟酒气满场飞”，舞伴们并行向前迈步时，突然在一个角落上，掌声大作，一个青年人站到舞池中央，激动的发表演说。他首先说：“今晚看到这样盛大的舞会，衷心至感激动，他的良知告诉他，他必须在这个时候，说几句扫兴的话。

接着他痛哭流涕的说：东北同胞沦陷于日本军阀的铁蹄之下，已经整整十有四年，受苏俄红军蹂躝也已九个多月，在悠长的岁月中，同胞们天天盼望中央政府来接收。现在我们来了，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抚揖流亡，慰问父老，但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跳舞，享受醇酒美人之乐，这样我们能对得起苦难的东北同胞吗？松花江北岸，现在犹在共匪盘踞之下，他们正在厉兵秣马，待机反扑，而我们却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请问这是个什么时代？大家该不该这样的狂欢曼舞？......

讲话的年轻人，是吉林省教育厅的主任秘书魏际昌。在场中最感到尴尬的是吉林省主席梁华盛将军，他没有答辩，也没有向别人讲什么，会场沉寂得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一次舞会，自然是在“不欢而散”的情形下落幕。那时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还留在沈阳接洽公务。不过梁华盛将军事后似未向体干先生提过那件事。体干先生也一直继续担任吉林省的教育厅长。

HangMing

赵君迈换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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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必须向读者们做一个交代，当东北行辕初到长春接收时期，中央发表的吉林省主席是郑道儒，郑道儒是政学系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时，他是秘书长。郑抵达长春后，在第一批人员撤回关内时，便回到北平，因健康不佳留在北平养病。他的主席职务，由财政厅长王宁华兼代，我们第二次撤回山海关时，王宁华和长春市长赵君迈，继续留在长春，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苏军撤出时，共匪立即围城，长春的保卫战，随即展开，在四天四夜的战争中，文职人员全部被俘，其中包括吉林省代主席王宁华和长春巿长赵君迈。王宁华被俘后，誓死不肯屈服，破口骂贼，死于共匪的俘虏营中。在那次战役中，长春防守司令陈家珍少将，也负伤被俘，突围而出的仅有保安第二纵队司令刘德溥少将和督察处长崔志光少将。以及中央社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先生。

刘德溥少将突围后，抵达沈阳时，行辕主任态式辉将军，曾经和他握手达两分钟之久，让新闻记者拍照。国军收复长春后，刘德溥出任五十六师师长，仍统帅整编后的第二纵队官兵。那支部队后来棣属四十九军。四十九军的老军长是王铁汉将军，王铁汉出任辽宁省主席后，由他的副军长郑廷笈升任军长。三十七年秋四十九军在锦州作战失败，郑廷笈被俘，但五十六师则一直驻防长春。

在四一四战役被俘的赵君迈，被共匪解往哈尔滨，当时共匪对俘虏的政策是怀柔，除了他们认为“反动的死硬派”像王宁华代主席那样的人，倍加虐待，对一般官员，则加以优待。因而赵君迈巿长在被俘期间，共匪除了相机加以“洗脑”以外，没有受到什么折磨，但那不是共匪的“仁慈”，而是要利用俘虏，作他们的宣传样本。

果然那年秋天，他们透过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人小组，提出交换俘虏，他们要换的人是以赵君迈换回共党著名作家金人。金人曾翻译过苏俄作家萧洛霍夫所写的“静静的顿河”。但是我方遍找俘虏名簿查不出金人这个人。而共匪俘虏也不透露谁是金人。一直到他们确知金人要被释放回哈尔滨时，金人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赵君迈换金人”故事。

“赵君迈换金人”，对共匪而言，是他们的胜利，它的影响是使左倾的作家们，死心塌地的跟着共产党走。给与知识界的错觉是“共匪尊重知识份子，而不重视官员”。和他们建立伪政权以后，杀萧军、萧红、清算胡风，整吴唅、郑拓等的情形，大不相同。


接收、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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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引回长春。长春自国军在五月廿三日收复后，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但那时的军队的权力，也迅速膨胀。他们在所有的机关，乱贴封条，并派军驻守，新六军先到的地方，贴上新六军的封条，新一军先到的地方，则贴上新一军的封条。许多漂亮的洋房都成为军官们的住宅。甚至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想接收日本人办的官方报纸“日日新闻”的厂房，改为长春的中央日报，也要费很大的交涉。

那时将领们对于办报，极感兴趣，新六军首先在长春接收了俄军占领期间的“光明日报”，改为“前进报”，新一军则办了一份“华声报”。梁华盛将军则接收了一座银行分行的建筑物和一家印刷厂，创辨“中正日报”。我回到长春不到两周，胡体干先生也回来了，当时他要我参加中正日报工作，同时也在长春大学教书。中正日报的筹办工作极为顺利，梁华盛将军从广州中正日报调来总编辑张知挺，张先生那年巳五十岁，为人和善，他是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则是梁华盛吉林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王候翔将军。王候翔在吉林办公，不问报社的事，一切由张知挺全权处理。我当时被聘为中正日报的采访主任，由军方拨来三辆吉普车，作为采访记者之用。在当时吉普车是车子中的“权威”，比轿车更受人重视。那时梁华盛将军和廖耀湘将军，都喜欢自己开吉普车，让司机坐在后边，前座右边，则常坐着将军的贵宾或朋友及家人。

第一做记者，就养成坐车采访的习惯，应该是受害于中正日报的车子太多。因此到现在，我还未养成记路的习惯，我脑子里可以记住上百个电话号码，不必翻电话簿，但现在要我找台北巿的谷正纲的公馆，我还是找不到。虽然我到过谷先生家，不止二十次。这个不记路的习惯，现在巳经无法改正。


“记者”不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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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正日报做采访主任那一年，仅廿六岁，每天可以连续工作十六小时，不知疲倦，那时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看稿、写稿，仿佛混身是劲。那时各报所重视的是军事新闻，吉普车开到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和各地的师部，因为穿的是军官的服装，车子一开进大门，卫兵便喊“敬礼”。采访上十分方便。

不久长春大学开学了，我是专任讲师，开的课程是国际公法、刑法和社会学，而不是新闻。那时我写的新闻稿文艺气息很重，常受到张知挺先生的警告，他说：“记者不是作家”，把一件事情写清楚就够了，不必用文学笔法去描绘，更不可像写小说般来写等写。这些毛病，以后逐渐改正过来。与我受大学教育无关，因为我在大学时读的是法律。而对国际公法，特感兴趣。

教书时讲法学方面的课程，虽是我的本行，但我真正的兴趣仍是文学，我在高中时代，是一个文学迷，一心想成为作家，这倒和我的家世有些关连。因为我的伯父是个秀才，他下关东，比我父亲早了几年，是个私塾先生，他的书桌上摆　红楼梦、西游记、三个演义、水浒传等闲书，但他不许我们看，他要我们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和易经以及全本古文观止。甚至连大学的注解“此章言天道也，此章言人道也”也要背。而我在背书之馀，却常偷看他的红楼梦，于是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没想到后来作家没有作成，却做了半生拿笔杆的新闻记者.


长春的中正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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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春中正日报工作得很愉快，报社除供应三餐之外，还分配给我一间九坪大小的寝室，一具军用电话，一个办公桌，一个大牀，四张沙发，于是报社就成为我食于斯、寝于斯、工作于斯的“家”。特别是那具军用电话，给我工作上的帮助更大，它可以接到驻军前方的司令部，给予采访上很大方便。报社真正的老板梁华盛，每次从吉林到长春来，必定偕同他的主任秘书施白，到报社来“巡视”，也常用毛笔下条子，指示社务。有一次他兴致来了：写了八个大字“节省公帑涓滴归公”，压在张知挺的玻璃板下，第二天张先生就告诉锅炉房的人，午夜三时以后，停止开放暖气四小时，因为那时各办公室和宿舍，都设有“暖气包”，二十四小时输送暖气。

当时编辑部大约有十几个人，采访记者九人。总编辑仅管编务，不管采访组，因此采访主任的权力很大，不像今天台北各报的“权力集中”。那时采访主任如果发现记者的程度不够，或者工作不力，只讲一句“明天你不必来了”，或者是“明天你到经理部结清薪水”。那位记者，就要卷铺盖走路。

当时那时的采访主任也够辛苦，不但自己要采访，要指挥同仁采访，而要要看稿改稿。一个人几乎要做三个人的事。最苦的是晚间的应酬，特别是军方举行的舞会。因为在舞会中，可以从高级将领的口中，得到一些新闻。当时的将领中，除了孙立人外，多喜欢发表谈话，而且希望见报，那情形仿佛今日的官员们，愿意出现电视，愿意接受电视记者的访问一样。

孙立人将军，对于记者，采取“被动的友善”态度，不拒绝接见记者，但他和记者见面时，是谈生活情趣，谈他所看到的日本人在东北的建设，谈苏俄军队的掠夺，一问到他所主管的军事方面的事，则肯定的回答：“军事无预言”。或者：“无可奉告”。这大约是与他受的美国教育有关。


“主席”召见“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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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正日报工作的初期，有两件我自己认为满意的事。其中之一，是我访问了溥仪在长春做“执政”及“康德皇帝”时的宫殿。

那是一所房顶上镶着黄琉璃瓦的建筑，分内苑与外苑，那座“皇宫”，虽经苏俄军队洗劫，里面仍残留在许多东西。其中包括“皇帝”的菜单，宫女们的绣鞋，网球拍，郑孝胥写给溥仪的书信，罗振玉的奏章，以及挂在正殿的“勤政楼”匾额。

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溥仪仓惶逃往通化，被俄军俘虏后，一直没有新闻记者，想到这座宫廷以及宫廷中的故事。

在“宫中”我也检到了溥仪之妹二格格三格格给他哥哥的信，还有粉红色的浴缸中，残留的脂粉盒。虽然都是些“一麟半爪”的东西，写起来也具有高度的趣味性。

我的“溥仪故宫访问记”，在中正日报发表后，王候翔社长，还特地自吉林打来长途电话，向我致意。不久后他到长春开会，和我拥抱着，拍拍我的背，对那篇文章，多所称道。王候翔讲起话来，很像黄少谷先生，慢条斯理的温文典雅。

我的第二件得意的事，是有一天梁华盛将军，约总编辑张知挺到吉林去谈话，发表他治理吉林的大政方针。他的谈话指定由中正日报和在吉林出版的省府机关报吉林日报发表。

知挺先生回来自己写稿，他文中有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将军，“召见”本报总编辑张知挺发表谈话称：“吉林省将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他稿子写完后，交给我看，我把召见两子改为接见。知挺先生怕梁华盛不悦，仍主张用“召见”字样，我坚持如果写召见，只能写召见张知挺，而不能召见一家报社的总编辑。我请张先生两者选择其一，因为那是件关系“新闻记者职业尊严”的事，一旦发表，会成为报坛笑柄。知挺先生最后让步了，没有写“召见本报总编辑”而改为梁主席接见本报记者。

那时我对于新闻学上的若干问题，是一张白纸，但总觉得新闻记者面对达官贵人们，不能失格，不能卑躬折节。在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我想到这件事时，觉得我确是做对了！


政策上的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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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沈阳是东北的行政中心，长春则是东北的军事重心。孙立人将军的第四绥靖区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是自长春起到松花江畔。不过在当时新一军和新六军两支劲旅，常做战争胜利的竞赛，因为这两个军是全美式装备。甚至作战的方式，也是美国方式，先使用强大火力，作地毯式的攻击前进。

这两个新军，在收复长春以前，都作了急行军，希望先到达长春，不过新一军在沈阳长春间的四平一带，和共匪打了很猛烈的一仗。被阻碍了一些时间。后来两支劲旅，又在长春会师。孙立人第四绥靖区的副司令是贾幼慧将军，参谋长是史说将军，贾幼慧将军是孙立人的老搭挡，他有一个特征是清瘦得出奇，头上也是灰发比黑发多。史说是个矮胖子，带着深度的近视镜。参谋处的作战科长邓超和情报科长李明璁，是和长春中外记者接触较多的两个人，他们常和记者作友谊式的聊天，有时也作背景式的说明。

在停战令下达到各军之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匪我双方没有战斗，但松花江岸的共匪则大事扩军，当时共匪的重要军事据点是佳木斯、牡丹江，他们的地区行政中心，则在哈尔滨，那时军调部的美国联络机常常飞往哈尔滨与长春之间。

三十六秋天在双方达成换俘以后，吉林小丰满的发电厂也恢复对哈尔滨输电，供给敌人动力，当然是一件失策的事，但当时军方却无法阻止政治上的决定。

此外政府在决策方面，另一项重大错误是：对于日据时代编组的东北军队，一律解散，不予收编。那些部队在日据时代，是专门用作剿共之用，平日灌输的也是反共意识，政府不要他们，而共匪却十分重视那些武力，因而林彪的部队中，中下层干部几乎全部是东北的地方武力。而我们的士兵，却大多来自南方。把生长在江南一带的士兵，派往寒冷的东北作战，也不适宜。但这些都未为当时的参谋本部所注意。


“小工头”伍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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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人小组，也把重心放在长春。当时在长春的匪方代表是伍修权，伍匪修权在长春的安全，受到国军的特别保护，有一次美方代表和国军代表，匪方代表，举行联欢晚会，中外记者也被邀请参加，伍匪修权，就坐在一个角落上，记得当时他穿的是中山装，个子矮小而瘦弱，长春的中央社记者王万钧指指他告诉同业们说：那个像小工头的人，就是伍修权。没想到这个小工头，在毛伪的“秧歌魔朝”成立后，竟然跑到美国去大骂美国一通，和我们的蒋廷黻博士，唱了一场对台戏。伍修权现在巳不知下落，大约已被毛匪整肃。

当年在长春，最痛恨共匪的一位军人是邹壁将军，邹壁当时的职务，是长春军运办公处主任，记者们常到军运处去找他聊天。因为他在西安事变时，在蒋委员长身边作事，所以他也被困在华清池。因为早年受过共匪的迫害，所以一提到共匪，他就咬牙切齿。

他主管的军运办公处，交通方面的消息，极为灵通，所以他也常供给匪军调动的消息。他被长春的新闻同业，称为“记者之友”。有时记者要到长春北部一带采访，他也会给大家调动一辆专车。凡是到过长春的记者，直到现在还很怀念他。


青年学生投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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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下半年，长春地区的人民，过的是太平日子，那时每天都从松花江北岸，涌来大批逃亡的学生，那些青年，因为要奔向自由，投向祖国的怀抱，都抱着满腔热血，南下参加反共的行列。于是政府成立了教育部青年辅导处，辅导处下，并成立了青年训导班，训导班似乎像大学的先修班，处主任由姚彭龄担任，他的主任秘书是刻在内政部担任科长的刘胜超。有一段时期，我也被姚先生去教了几个钟点书。讲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我很喜欢那一批大孩子，既懂事而又热情。

也就在三十五年那一年，教育部并在长春成立了松北五省联中，由现在的立法委员王寒生担任校长。姚彭龄先生和王寒生先生也常跑到军方，去借些军装大衣，为那批大孩子们作冬天御寒之用。那些孩子后来继续随政府南迁，大部份到了台湾。这一批在烽火中长大的人，现在也都巳四十多岁了！

三十五年冬，我在长春一位亲戚家里，度过一个快乐的旧历年，也是胜利以后，长春巿民，开始燃放爆竹过年的第一个年。因为三十四年冬天，仍在苏俄军队占领之下，人们对于未来的日子，不敢预料。甚至对苏军是否要长久占据东北，也不敢预料。三十五年冬天，总算是真的看到了汉家旌旗，从异族的统治下，被解救出来，所以那一年的过年，居民们着实的大鱼大肉的吃了几天，有些商家并把国军的军官们请到家中吃年夜饭。

“派系之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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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三十五年冬天开始，接收人员内部的派系之争，也越演越烈。那时长春有三个派系，一个是陈果夫、陈立夫先生的系统，一个是朱家骅先生的系统，另一个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其中以陈系和朱系之间的争执较为剧烈，剧烈的程度，甚至到双方互在墙壁上贴标语对骂，在餐馆中吃饭遇到一起时，双方会怒目而视。

长春大学是由朱家骅系的人黄如今校长主持，吉林省议会议长毕泽宇先生，受到朱家骅系人马的支持。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中央日报的社长是李锡恩，属于陈系。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和省议会议长毕泽宇，过从较密。因此长春的中正日报也倾向朱系。

那些政治上的争执，政学系的人，似乎没有介入，因为东北行辕行主任态式辉将军，是东北政务的实际负责人。政学系的人，都位居要津，从事作官，对陈朱双方都不得罪。

那些派系之争，阵线十分分明，而且双方互相搜集对方的情报，这些内部之争，使得一些知识份子很失望，因为双方都忽略了共同的敌人共匪。至于军方人士，也未介入派系之争。但中级军官，则忙于和女学生谈恋爱，参加舞会，带女友坐在吉普车上逛街。


共匪破坏停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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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宁静的日子，过了大约半年，但不幸的日子，终于到来，在三十六年的初春，共匪军队首先破坏了停战令，开始进攻长春北部的德惠县城。德惠是长春以北的重要城巿，由孙立人所属的新一军五十师驻守，师长是湖南籍的潘裕昆将军，他率领所部，孤军奋战一周，击溃了十倍于守军的共匪，那次战役中央曾调动了陈明仁将军的七十一军驰援。记得某一个晚上，陈明仁将军自长春乘车东北上时，那辆车子挂满了霜雪，陈明仁的小胡子也结了霜，孙立人将军到长春车站送行，和陈明仁紧紧握手。陈明仁告诉记者们等候他的好消息。不过在陈的七十一军抵达以前，德惠之围巳解。

在德惠解围之后，孙立人将军和中外记者团，先后抵达德惠。笔者是随记者团赴德惠采访的记者之一。那次赴德惠采访的记者，包括北平益世报特员高庆琛，上海申报特派员赵展。我们坐了一火车之后，改乘军用吉普。在出发之前，每一位记者从第四绥靖区司令部领了一幅毡靴，一支手枪，一个手电筒，一套新的军用厚大衣。


一次危险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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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换乘军用吉普车时，巳经天黑，天空并飘着清雪，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天的气候是零下十七度，坐在吉普车的前座上，脚冻得很痛。虽然脚上的毡靴很厚，仍不足以御寒。那次采访确是一次冒险的采访，因为败退的匪军，仍留在我们经过的公路不远的村庄中，虽然我们的车队，有一队士兵保护，但战斗随时可以发生。而且车队前后的距离很远，不能相互照顾。

车行在前不着村，后不把店的东北大草原上，远处看不见灯火，近处也看不见灯火，大地寂寂，风雪凄凄。在午夜时分，才到达潘裕昆的师部。我们到达德惠后的第一件事，是用温水洗脸，吃饭，听取潘裕昆的简报以后，就钻进带拉链的羊绒被中睡觉。第二天一早，出城去看战争的现场。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堆积起来像座小山似的人的尸体。那些匪军的尸体，冻得僵硬像似鱼巿场上的冻鱼。匪军大多穿的是兀拉鞋，其中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扎着红布条，女兵和男兵的尸体堆在一起，因为是冻的僵尸，看上去都没有血迹。有些胆小的同业，用手挡上了眼睛，战场的四周，用一句“尸积遍野”来形容，实在不能算过份。

记得那一天早晨，是个晴天，但寒风凛烈。德惠城内，有些房屋被炮火打得倒塌，有些地方，还在冒着一缕一缕的青烟。电线也被打得七零八落。玻璃窗的碎片，也散落到街上。但我们的士兵，却满有精的荷枪站岗。

据潘裕昆将军告诉记者团说：共匪在围城之战中，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一波倒下去，一波又冲上来，但他们的人海，最后还是抵不住火海。因此他的结论说：德惠之战，是人海对火海之战。

自然守军也有相当伤亡，但国军的尸体，巳被掩埋。清扫战场的工作，巳初步完成。军用电话线正在修复中。


孙陈计划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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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们也在战地碰到孙立人将军和陈明仁将军，他们两人一致主张，乘机向松花江北岸进攻，直取哈尔滨。但他们的计划，受到南方方面的阻止。

那一天记者们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敌人最大的伤亡，也看到共匪部队少年兵、老兵和民兵混合进攻的实际情形，因为尸积如山是最好的证明。同业们回到师部后，便开始和报社通长途电话，大家抢着报告新闻。京沪和北平一带报纸的记者也把电报发到长春，再托人转发到总社。

那一晚我们又住在师部中，但我一闭起眼睛，就想到那个十五六岁头发上扎红布的女兵的尸体，那情景到现在想来，还恍似昨日。那晚很久很久不能入睡，想到共匪的疯狂攻城，进行残忍的战争……听到外边士兵在换岗时的脚步声。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长春，连夜赶写了一篇“吊今战场记”。动笔时，似乎毫不吃力。

在那次战役过后不久，潘裕昆将军升任了新一军军长，五十师师长则由他的副师长杨温将军升入任。

那次战争，打过以后，五个月内，共匪的部队未敢蠢动。长春和沈阳两地，继续沉醉于歌舞升平中。

不过民心和士气，却逐渐低落，东北各地的人民，对于接收人员的印象，越来越坏。报纸上也开始对若干接收人员，开始攻击。不论是政治和军事，都开始走向下坡。

当时最大的毛病是军事和政治，不能配合，高级将领和中级干部脱节，中级干部和士兵脱节。军事会议，虽然不断的在沈阳和长春举行，但大家都互相埋怨，互相推卸责任。地方向中央推，第一线部队，指责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则指责第一线部队已成为骄兵悍将。

也就在那一时期，东北的流通券逐渐贬值，通货开始膨胀，东北的人民在谈话时会说：“钱毛了！”东西贵了，于是囤积居奇的情况，开始发生。人民对政治的向心力，日渐衰退。历史该向谁追究责任？于是熊式辉军成了“众矢之的”。

HangMing

陈诚、熊式辉走马换将
四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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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五月廿一日，共匪攻陷公主岭，长春和吉林外围，突然呈现紧张。五月廿四日，共匪又大举向四平进攻。到六月三日被守军击退。十天后再度向四平猛攻，根据当时军方发布的新闻是：共匪进攻四平时，曾经驱使日俘三万多人参加战斗，共匪的指挥部中，并有一个十五人组成的苏俄代表团在内，协助共匪作战。

四平之战，打到六月二十七日，共匪把铁西区的工事碉堡，全部摧毁，并且占据了那个地区。也就在四平之战的紧张期中，最高检察署在六月廿八日下令，通缉毛泽东。

四平之战的守军是陈明仁将军所属的七十一军，在血战的半个月中，七十一军连火夫都走上火线，把民间的黄豆，用作防卫的“沙包”。

在四平之战中，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和防守司令陈明仁之间，相处得十分不好，甚至是在战火最烈，守军撤守铁西区时，没有通知刘翰东。后来在四平解围之后，刘翰东曾经向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告了一状，说陈明仁的部队在四平之战中扰民。刘翰东是陈诚将军保定军校八期的同学，因此陈诚对于刘翰东的话，深信不疑。当时的陈明仁则认为他受了刘翰东的害，私下表示不满。

四平解围，是六月三十日，当天自长春和沈阳两地驰援的国军，在四平会师。七月二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四平守军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及其部队，并优恤死伤军民。又过了两天，国民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四平之战结束后，长春和沈阳两地的记者，分别由军方派飞机送往四平采访。笔者随长春记者团飞抵四平时，飞机降落后，所看到的是一缕一缕的浓烟，从大豆包中冒出；所嗅到的是人的尸体臭气。那是陈明仁从地窖中走出后的数小时。因为他的指挥部就设在一个地窖中。那时他尚没有时间，剃剃长出很长的胡须，所以新闻记者就以他的胡须作为拍照的对象。


断井颓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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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仁为长、沈两地的记者团举行了简报之后，并陪同记者们到铁西区视察，整个铁西区，几乎全部毁于炮火，陈明仁当时曾经表示：这座孤城，得以保存，守军是以寡击众，完全是如兵法上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那一天陈明仁留记者们晚餐，仅有一道菜，是猪肉炖黄豆。陈明仁不断的用筷子把菜中的猪肉，向坐在他身边的记者们的饭碗中挑。他并且说：大家来的快了一点，没有什么蔬菜来招待宾客但却可以看到若干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陈明仁的司令部。由于大部份通讯设备被毁，仅有一条电话线通长春和沈阳，大家约定当天晚上，不发电报和电话，但结果还是有两位同业，偷偷的和通讯连的一位连长联络好，在午夜十二时过后溜出去和自己的报社通了电话。

第二天长春的记者团，又在缕缕的浓烟，和人的尸体的臭气中，飞离四平，当飞机在四平上空绕飞一周时，从机窗向下望去，真是一片断瓦颓垣，景象十分凄惨。

当然这次我们又看到一堆一堆的共匪军队的尸体，也看到了受伤的俘虏，以及我们自己的伤兵。不过辽北省府主席刘翰东，没有和记者们见面，因为当时军政双方，依然在斗气。

四平之战，较诸同年春天德惠之战，打得更为激烈因为德惠之战，仅历时一周，即告解围，而四平之战，则打了半个多月。军方在当时为这两次重要战役所下的评语是：德惠之战，是共匪试探性的反扑，四平之役则是反扑的正式展开。四平之役后，东北国军，便处于被动的状态。


陈诚接替熊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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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四平之战后，中央才真的感到局势严重，因而打出一张王牌，那是三十六年八月廿九日任命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兼东北行辕主任，来接替熊式辉将军。在陈诚的新职发表以前的半个月，中央先宣布：东北的军政统一，将东北保司令长官并入行辕，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执行辕副主任，陈诚将军也兼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陈诚将军到任以后，特别注意整饬军队风纪，他不重视地方武力及游杂部队的观念仍然未变。在当时他对于新闻记者，也不具有好感。他在未就任行辕主任以前，以参谋总长身份飞沈阳视察时，便下了一个条子，把军闻社沈阳分社的一名记者，押解回南京法办。原因是那名记者发错了一条军事新闻。陈诚将军兼任行辕主任以后，看到了一批着军装而不戴阶级的记者，常追随在他的前后，采访新闻，他对于这批服装不整的记者，颇为恼火，于是又下了一个条子：新闻记者不得穿着军装，而且这道命令，十分有效。长沈两地记者的军装，都被军方收回，。一直到卫立煌将军接替陈诚将军之后，记者们才又重新穿上了军装。

陈诚将军那一年刚刚五十岁，他在沈阳停留了整整半年，但终于未能扭转危局。在他的任期中，共匪曾经连续发动了四次攻势，一度且曾向沈阳作试探性攻击，但都被击退。

当时陈诚将军在政治上，做了几件重要的事，其中包括裁并骈枝机关，限制东北的资金流向关内，调节物资和稳定物价。三十六年十二月，他的胃疾发作，仍在病榻上指挥军政事宜。一直到三十七年二月，中央派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陈诚才返回南京转赴上海，割治胃疾。

东北人民给与陈诚将军的评语是：他居官清廉，敢做敢为，肩膀有担当。他很爱让人民，但对文武官员，约束得很严，可惜的是对于扭转局势，似乎也无能为力，颇有大厦将倾，一木难扶的模样。当然陈诚将军那时正在壮年，刚愎自用的性格，也特别强，不过他忠党爱国，没有私心，一心一意想把事情做好，也是人们所公认的事实。


孤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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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夏秋之交，长春市长赵君迈，回到南方，那年八月，孙桂籍接任长春市长，那时孙桂籍还不到四十岁，他常和新一军的师长文小山以及警察局长乐干，到长春郊区视察工事。大事局虽然不好，他工作得倒是满有劲的。他和中央社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也有私交，在公馀之暇，也常常跑到中央社去聊天。长春市民，觉得他的最大长处，是没有官僚习气，真正想做点事情。

当时的长春市，是一个省辖市，受吉林省主席的指挥监督，但她的重要性却行政院的院辖市。

那时长春的内部，虽然很平静，但除了吉林长春间的交通，尚能维持以外，事实上全城正陷于孤立中。那一年夏天，梁华盛将军，曾经邀请长春各报记者和京沪平一带驻东北特派员到吉林的省会永吉参观。梁将军除了为记者举行简报外，并陪同记者们游吉林北山，看大地荷花池，访问八百陇的长白师范学院。

那时候军人出任省主席，尚无“外职停役”的规定，所以梁华盛总是穿着他的两星中将军装。当时他成立了吉林省工矿联营处，省府的行政效率也很高。他也常倡导“府会一家”。那就是说省政府和省议会，该合作无间。

三十六一整年，对长春而言，虽然外围紧张，但内部的情形尚稳定。当时孙立人将军，己调往沈阳的长官部任副长官，不久他就到台湾凤山，训练新军。长春的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则由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兼任，同时把李鸿的一个师，扩编为新七军，成为防守长春的主力。


宋寿椿和“皇宫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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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长春地区另一位军方重要人士，是空军上校宋寿椿，因为当时他是空军长春站的站长。空军总部，于三十四年冬在长春地区，成立第十四地区司令部，到三十五年七月间结束，由钱国勋上校任留守处主任，实际业务，则交由长春站处理。长春空军站所主管的业务，以空运为主，长春地区本来有两个机杨，一个是大房身机场，另一个是宽城午机杨，已经不能用，于是宋寿椿在日据时代溥仪做“皇帝”时的“皇宫”，另修了一个小机杨，他为它取个名字，叫“皇帝机场”，专作L5小型机起落之用。L5机仅能乘坐三人，是小型联络机。“皇宫机场”在后来大房身机场也被共匪占据时，是当地最后唯一的一个小型机场。

宋寿椿当年刚刚三十出头，他爱和新闻记者做朋友，一有工夫，他就自己开吉普车到中正日报来接我一道打网球。他有时甚至强迫式的要笔者放弃其他工作，拉着骼臂坐上吉普车，开往网球场。

但在他做站长的那段期间，我也送走了许多朋友，自长春飞往沈阳。现在在内政部民政司担任科长的刘胜超，就是宋寿椿在一张纸条上批上“特准”两字，自长春飞往沈阳的。

三十六年底宋寿椿被调回第一军区司令部担任飞行科长，钱国勋也被调回第一军区任第四处处长。长春站的业务由副站长王丕绩中校代理，那时的军事情况，已愈来愈坏。有许多人准备离开那座危城。那一年冬天，长春的燃料缺乏，各机关多以豆饼，作为火炉的燃料—豆饼系榨豆油所馀之豆粕，成饼状，大如卡车之车轮，地方人民，用为牲畜之饲料—用以取暖。但城内的粮食，尚不缺乏。


吉林被围十八天

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起，共匪开始向吉林进攻，并完成了包围态势。吉林的守军，正是不久前刚刚被云南省主席卢汉宣慰过的云南部队六十一军。那支队伍，当时的士气很高，防守严厉密，而且不大虚发子弹。

共匪在东北地区，所采用的战术，一直是围“点”打“援”，所谓围点，就是围住一座城池。所谓打援，就是埋伏下兵力，截击援军。同时他们善用“口袋战术”，等国军孤军深入袋形阵地中，他们就包围上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吉林省会永吉被围困时，自长春、四平两地驰援的国军，在试探中前进驰援，到了吉林被围的第十八天，长春四平两地的国军，才在吉林会师。

在吉林被围的一段时期中，长春的中正日报，常有极其确实的独家新闻发表，而那些新闻，多是梁华盛将军在长途电话中，自己讲给总编辑张知挺的。

不过在当时，战况愈紧张，报纸的销路愈好，吉林围城时，中正日报的销路，直线而上。但张知挺却说：他宁愿报纸垮台，也希望吉林之围，早日解除。

吉林解围之后，梁华盛来过一次长春，也到中正日报的董事长办公室坐了一下，对中正日报的表现，也多所鼓励。那时中正日报比省府的机关报吉林日报办得确实高明得多。惟一差劲的就是报纸的标题常有广东句法出现：例如称“抵达”为“抵步”……因为编辑部的班子，百分之九十是广东籍的总编。

当然吉林省政府中，也有许多广东人，那些追随梁华盛将军的广东人，在吉林和长春一带，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冬天，怕下雪，怕吃高梁米饭，也怕吃面食。所以后来一有机会，中正日报中的广东编辑，便想请假，回广东的中正日报工作。


沈阳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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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话题再回到长春。三十六冬天的长春，是在宁静而肃杀中度过。那年冬天，共匪林彪的第四野战军部队，自松花江南下，绕过春长，直扑沈阳。当时共匪的行军方法是昼伏夜行，以避开国军飞机的空中侦查。共匪的部队，也不结营，他们专住民房，对新窃据的农村，既不清算，也不斗争，而且呼农民为老伯。部队开走时，替农民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用虚伪的手段来骗农民纯洁的感情。但等他们一站稳脚步，清算斗争，立即展开，等人民觉悟到共匪的作法是“嘴甜心狠”，“先甜后苦”的那一套时，已经为时太迟了。

三十六年冬天，共匪就是用嘴甜心狠的手法，骗过长春以南的农民，昼伏夜行的接近沈阳。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沈阳外围，突然发生激烈战，十二月廿五日，共匪猛攻沈阳以南的新民和彰武等地，陈诚将军曾调华北剿匪总部傅作义的部队空运沈阳增援。北宁路上，也兵车辘辘，军运频繁。

那时也就是陈诚将军，在病榻上指挥军事调动的时期。在当时中央政府也下定决心，保卫东北。但毫无疑问的是国军所占领的地区是城市，是点，而共匪所盘据的地区是乡村，是面。正符合了共匪所推行的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他们的部队使用的是轻装备，而我们的部队在行军时，要挑着大锅、餐具，以及粮草。


市政府的应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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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政府所作的应变能力，不是准备如何武装民众和共匪进行一次巷战，而是替各级官员，填写假的身份证，盖上真的市政府印章，每位新闻记者，也发给一张假的身份证。市政府在发假身份证时并郑重说明：是给大家作为逃难之用，使共匪在进城后，无法根据身份证逮捕公教人员。同时把市政府保留的户籍册，也先行烧毁。这些作法，都是一些失败主义的作法。但在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

人们的脑海中所想的是怎么逃难，如何能搭上飞机，当地居民，把“接收大员”，称为“劫收大员”，以发泄胸中的愤怒。事实上那些人民都是爱国而且反共的。甚至有人翻出旧帐说：九一八时候，官员们把人民丢下跑了，让他们受了十四年的异族迫害，现在共匪还没攻城，而大官们却已作逃走的计划，又把他们丢下，任由共匪宰割。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感情显得特别激动，我每次到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上课时，学生们都要求，替他们分析时局的发展。他们并且表示：在抗战时期，他们没能为苦难的国家尽点力，这次在剿匪之战中，他们倒想替国家流一些血。但是他们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国家的事，似乎没有人管。

面对那些纯洁的灵魂，我实在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他们。但却觉得这批大孩子，十分可爱.

军事调处执行部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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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马歇尔特使返回美国，就任国务卿。一月十六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图继马歇尔之后，续作调人。但他刚把恢复和谈的方案向王炳南提出时，立即遭到共匪的拒绝。一月廿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政府恢复和平商谈的愿望与经过，一月廿四日共匪声明拒绝和谈，终于在一月卅日，政府郑重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这是“马歇尔八上庐山，晋见蒋主席”四个月以后的事—马歇尔最后一次上庐山，是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很明显得，当时的共匪，已经由劣势转为优势。他们当时的策略是：军事上失败，即态度软化，高唱和谈，等元气恢复后，即藉词破坏和谈，开始进攻。近廿五年来，不仅中共匪帮的策略如此，全世界的共党所使用的策略，也大都如此。

美国的马歇尔元帅返回华盛顿后，多少清楚了中共的一些作法，但司徒雷登在当时仍误认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并相信中共也具有“人性”，那是他受了北平燕京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徒的包围—一项有计划的包围—直到若干年后，他返回美国之后，才发觉他受了中共之骗，上了中共的当。

在长春和沈阳、东北的各重要城市中，对于政府和共匪间的停止和谈，解散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当时人们的心理，仍然未把共匪放在眼中，并对于国军具有充份的信心。

然而在军中，由于过去一年多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士气十分低落，而高级带兵官们，包括军长、师长、团长，很多人都找机会发财，除了极少数部队，像青年军的二○七师等尚未腐化外，一般部队，已逐渐丧失了战斗意志。

当时的知识界，虽然有很多人，对东北的前途焦虑，但却没想到后果演变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严重。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切在向下坡走，不论是在政治上以及军事上，都在走下坡路。


卢汉飞东北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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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派云南省主席卢汉飞往东北，慰劳云南远征军。

卢汉抵达长持春后，住在市政府的宾馆，他也在宾馆中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明蒋主席对远征东北的云南部队，十分关切，特派他前来慰问。那时驻在东北的有两支云南部队，一支军队驻锦州一带，另一支则驻吉林，那是曾泽生将军所统率的六十一军。

卢汉在长春时，长春市参议会和地方各界，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那时的市议长霍战一在致欢迎词时，曾引用东北的“谚语”说：过去的北方人发配到云南时，人们则称之为去遭“云南大罪”，现在的云南部队，到东北剿匪，则是到东北受“东北大罪”。因为比喻不大得体，卢汉听了颇不愉快。市府的官员特别跑到记者席上关照采访的同业们，不要引用这句话。以免登在报纸上，反而刺激了六十一军的官兵。

卢汉那次到长春和吉林一带劳军，曾到达云南部队所驻的防区，和高级军官及士兵见面，完成中央所赋与他的任务。那次陪同他一道赴吉林和长春的正是曾经和苏俄红军办过交涉的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将军。

董将军陪同卢汉，前后约十天左右，他们在吉林省城，也接受省主席梁华盛的盛大欢迎。梁将军并以吉林名产“锅铁”，来招待嘉宾。—锅铁系以打破之锅的一大块铁，上置肉烤之—卢汉一路上，看到东北资源的丰富，曾向董彦平将军，赞扬不已。他对于吉林的风景，也十分激赏。当他飞回云南时，专机上还带了两只梁华盛送给他的来亨鸡，那时来亨鸡在大陆上，还是很珍贵的东西。


吉林国军撤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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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春一月十七日，政府明令设置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任命卫立煌将军为剿匪总司令，行辕主任陈诚将军则飞往上海养病。行辕撤销。

那一年的三月十三日发生了几件重要大事，第一是国军撤离占据领将近一年的延安。共匪攻陷四平，吉林守军和省政府，撤离永吉，退守长春。当那批满脸倦容的国军，撤抵长春时，笔者曾到营区采访，曾泽生将军且曾表示：我们终将有重返吉林的一天。但实际的情形是士气大为低落，和国军最初克复长春时，像似猛虎下山的情形，已经不见了。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局势的变化，真是太快了！

记得撤退那一天，吉林省府的官员，更显得疲倦，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撤到长春，就卧病了一个时期。省主席梁华盛飞往沈阳述职，不久就担任沈阳地区防守司令。沈阳防守司令，第一任司令是楚溪春将军，第二任是王铁汉将军，王铁汉是在三十七年二月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仍兼沈阳防守司令，到四月间他才把防守司令职务移交给梁华盛。

自吉林的国军撤守后，整编的新七军军长李鸿与六十一军军长曾泽生之间，便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摩擦，那些摩擦中，包括部队的武器不同，弹药不同，甚至在伙食方面，也相不同，驻防地区，也有争执，那些都是一些衰败的迹象。也就在那一时期，匪谍在军中，也作了一些挑拨离间工作，同时在长春市内，也发现了共匪的传单，他们用邮局寄信给各学校的教员，要他们保护校产，将功折罪。那些当然是他们所作的心战工作。因此长春市民，开始人心惶惶。


这是最后一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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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的宽城子机场，被匪占领了，大房身机场也渐渐不保险了！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长春空军代站长王丕绩告诉我说：明天有一架飞机载运国民大会代表到沈阳，那是最后一架从长春起飞的军机，如果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写了两封信，一封留给长大我教过的那班同学，一封留给青年训导班的同学；大意是说：我走了！我坐最后一架飞机走了！大局比我们想像中要坏得多，希望同学们能寻找机会，到南方去。

那时中正日报的总编辑张知挺，已奉梁华盛的电召飞往沈阳，由一位姓陈的编辑主管任代理总编辑。我告诉他，明天一早，我要坐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长春，那位陈先生，听了我的话，默不作声，但是也没有提出异议。就这样我告别了我工作将近两年的报社和学校。


魏德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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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卢汉访问东北的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将军，向华盛顿提出他的建设议：由五强监护东北，或由联合国托管。这项建议，自然遭到我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人民，在异族的迫害之下，过了十四年失去祖国庇护的生活，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所以当那个消息在报纸上以传闻的方式发表时，长春市议会，首先反对，市议会在反对那个建议时，也主张把香港九龙收回。记得当时，我写这一条消息时，中正日报曾以它作为一版的头条新闻。同时我也把长春市议会反对魏德迈的托管东北建议及主张收回香港、九龙等新闻，用电话发往沈阳的东北前锋报。

东北前锋报的发行人是马愚忱，社长是现在担任立法委员的侯庭督。我已记不清楚是什么人介绍我兼任东北前锋报驻长春的记者，但我却几乎每天都借用铁路电话，给前锋报发新闻。不过那时前锋的经济情形很坏，我兼做了很久的记者，仅领过两个月的薪水。当然借用铁路电话发新闻，是不用前锋报付费的。不过我很喜欢前锋报的办报精神，因为社长侯亭督在沈阳时，他自己接过我的新闻电话，加以纪录。副社长吴廷贤也接过我的新闻电话，不过我一直没见过马遇忱先生，但听别人说：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天下有很多事，就是那么凑巧。那一年社长侯庭督要到长春看他的堂弟。他打了个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在第二天的某一时间抵达长春。因为平日仅在电话中交谈，素未谋面。所以我特别写了一个大木牌：“欢迎侯庭督先生”，竖在车站的贵宾室前。结果是圆满的。没想到三十八年，我逃难到广州，一下黄沙车站，身上的带的财物，全被扒手扒光，身无长物。在爱群酒店的门口，遇到了侯庭督，那时他已是立法委员，他看到我一身狼狈之相，立即掏出二百五十圆的港币，送我作为零用。那两百五十元港币折合今日的台币相当两千元左右。那些港币的价值，却相当于实际币值的好几倍。


被卫兵软禁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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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自从陈诚将军出任东北行辕主任以后，所有的新闻记者，都不能再穿军装，因此在采访上也十分不方便。三十六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到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去采访，因为穿的是便衣，吉普车刚开到门口，便被卫兵阻止：而且大喊一声“老百姓怎么可以坐军车”，当我下车拿一张名片给那位卫兵时，他更为恼火，连连说了两遍，“新闻记者有什么了不起，不要用名片唬我”。我告诉他要见司令官潘裕昆将军，请他代递名片，他就更为恼火。大喊一声，你用司令官唬我，我先把你关起来。不由分说，就往卫兵室里拉。在这个时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而且要真的僵持下去，会有更坏的后果。因为前些日子，北平世界日报的记者樊放，在一个师部里，就被卫兵打了一个嘴巴！一时新闻界引为奇谈。所以我决定忍耐，因而在卫兵室中，被软禁了十五分钟。好不容易，看到一位中校军官，自里面走出，于是我大叫：你们的卫兵太不讲理，既不让我进去，也不准我出去，是什么道理？那位军官问过我的身份之后，摇了个电话给潘裕昆的主任秘书陈鑫，陈带了卫兵连长，把我接出卫兵室，并告诉卫兵连长，要处分那个士兵。

不过陈鑫在陪我去看潘裕昆的路上，告诉我，见到军长时，不必提起方才的事，因为最近各地的战况不好，军长很不耐烦。不要再以这些小事，使他烦心。我当然依照陈鑫的话去办，和潘裕昆谈话时，没有提到被卫兵软禁的事。

不过那时是我做记者以后，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因而难过了好多天，但在以后的二十五年中，因为采访受人侮辱、挨骂、驱逐，到报社告状的事，层出不穷，又觉得当年在新一军被禁足十五分钟的事，到是很平常的事了！

近年来我常和我所教的新闻系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如何建立新闻记者的职业尊严，使人们能够衷心尊敬新闻记者，而不敷衍新闻记者；能够使采访对象对新闻记者采取友善态度而不敌视记者。能够不利用新闻记者，而愿意和新闻记者合作。讨论的结果是得不到具体的结论。但大多数新闻系学生认为：那是整个社会的结构问题。新闻记者的职业尊严，怕要等到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不过有一点该向读者说明的事：这二十五年来，国家的一切，都有显著的进步，但多数官员，防记者像防贼似的作风，并没有多大改善。官员们对待记者的手法，依然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作法。而一般没有常识的官员们，把报社的负责人看成机关的首长，把记者看成报社负责人的部属，更使人涕笑皆非，因此有很多政府官首长和新闻记者见面时，常开头便说些幼稚和浅薄的话：其实中最常见的话是：“你们的社长或者总编辑，是我的朋友”，“昨天还和你们的发行人一道打牌”。

对于这些不学无术的官员，会使人从心里产生厌恶之感，因为他们从不了解记者到底是做什么的。


沈阳的繁华梦
别矣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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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长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机场四周，白茫茫一片，远处隐隐有炮声。

在雪地上，约有四十几个人，在等候着飞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当选不久的国民大会代表，三分之二是经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员，新闻记者，仅有笔者一人，当时的大房身机场，已在共匪军队的大炮射程之内。军用连输机落地后，需要立即起飞。我们这批候机的人，每个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虑不安。生怕就在我们等候飞机的这段期间，飞来炮弹，或者匪军突然向机场进攻。因为空军方面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是最后飞来长春的专机，而且机场的安全不能保险。

一架C46军用机，终于落地，大家候机的时间，已经超过两小时。飞机停留不到十几分钟，即凌空起飞，在长春城的屋脊上，绕飞一周，可以看到“溥仪皇宫”的黄琉璃瓦，在阳光照射之下，正闪耀着光华。

在飞机上，默默的告别这座饱经忧患的名城，心中有着无限感慨，在两年多的日子里，在兵荒马乱中，日子显得特别长。但在当时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像第一次撤退时一样。没想到离开长春后，一转眼间二十四年过去了，而且“遥遥无归期”。

我很怀念，大同公园湖边的细柳，还有落雪的日子，把车子开到南岭的大学区。在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授课时的情形。那些年轻人的苹果脸，脸上充满青春的希望与笑容。以及中正日报的那座白楼，冬天坐在暖气包上，看窗外大雪纷飞。还有更美的是坐在马车上，听马车夫用脚踏车铃的声音。车轮带走一片薄雪，在马车的旁边飞舞，像一层薄纱。

在长春两年多，像似在“政治舞台”上，看了几幕戏剧，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辉将军，董彦平将军，苏俄的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参谋长特洛曾科将军，还有孙立人将军，粱华盛将军……那里的“晚会”，“迎官号”，心地纯朴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倾轧而互不相容的党务工作人员……那是一场悲剧，一件历史上的悲剧。不过我在最后一幕“落幕”以前，先离开那里。

近年来常常作梦，梦见苏俄红军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梦见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树枝上，结满了霜雪的公园，以及一群年轻人在玄黄的电灯下，讨论国家前途的影子。许多背景，都是长春城。那些梦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园寥落干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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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长春飞回沈阳后的第三天，我自军方借了一辆吉普车，回到我六岁到十二岁那段日子所生长的家园。探视父亲和二哥，以及为母亲上坟。因为那时国军已收复了我的故乡，防守那个地区的正是罗友伦将军所部的二○七师。

十多年了，背井离乡，在外面流浪，当吉普车开进村庄的山神庙前，第一次懂得了，并且感受到“近乡情怯”这四个字的意义。

依照我们山东老家的规矩，游子归来，进入村庄，必须下车步行，看见村庄的父老，都要行礼。所以在车子进入村口后，我就徐徐步行。辽南地区的三月，春雪初溶，刚刚解冻，农村里的人，正开始用大车“送粪”—把天然肥料，自家中的粪堆，送到田里。

我家的村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家，来自山东，村东有个山东坟—山东人客死在外的公墓。到春天青草发芽的季节，山东坟上的毛姑杜花首先开放，接着出土的是小根菜。吉普车停在我家的石头墙外，父亲和二哥，觉得我回来得太突然，尤其责备我不该着军装和坐车回来。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我童年时从未看见他落泪，但我这次回来，他流泪了，二哥则表现出既惊且喜。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了纸钱，拿了壶酒，到后园的白杨树下，母亲的坟前，焚化纸钱，并且痛哭了一场。然后二哥陪我看了母亲墓旁的几株老树，刚刚搭起来的葡萄架，那口老井，石头围墙，后园中的柴草堆。西厢房中的粮仓。一切都没有多大改变，只是正房中的陈设比从前简单了，祖先龛前的锡器蜡台，也收藏起来了！我的几个侄儿侄女，像看见陌生人似的看我。但不久他和她们，都高兴极了！

父亲从米仓下面，取出收藏很久的高粱酒，杀了只鸡，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一次晚餐。第一次全家团聚。父亲说：十几年来，每年过年时，就只少我，特别是在动乱中，不知道我是否还活在人间。然后哥哥告诉我一些共匪军队，占据我们村庄以后，我家被斗争的情形，以及国军收复后，邻居再把分去的东西，送还我家的故事。我家的长工老沙仍旧在继续工作，在共匪斗争我家时，他“阳奉阴违”，替我们通风报信。

村庄中，有很多人家毁于炮火，很多人家的男孩子，在共匪撤退时，被裹胁而去，过去一个小康的村庄，已经破落不堪，那真是“田园寥落干戈后”的景象。二哥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要告诉我，譬如张家的大叔死了已经两年，李铁匠上午还好好的，下午突然过世。……第一天晚上，躺在火烧的“坑上”，几乎“聊天”到天亮。


父亲反对做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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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的第二天，父亲提出警告：“三百六十行，样样都可做，就是不可以做新闻记者”。他的理论是，新闻记者不是我们这种“半耕半读”准“书香门第”的人家所应做的职业。在父亲的脑海中，新闻记者都是一些“造谣生事”的人，和不务正业的人所做的职业。有人得罪了他，就会用报纸揭人隐私。他对新闻记者这一行业，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父亲同意我在大学教书，他认为那是最正当的行业。可惜廿多年来，我仅听了父亲一半的话，而且做记者成为我的本行，教书则变成了副业。他老人家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将仍会保存着在报馆里做事的人，离不开设赌抽头、吸鸦片烟、敲竹杠、养成一身坏习惯……那些“集罪恶于一身”的观念。

我在家里住了两天两夜，看了我家亲戚，也会晤了童年时代的游伴。虽然时间很短，但却是十分快乐。我和童年的游伴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寻找儿时的旧事。我们重游南山、和西山，在日俄战争时的战壕中，找我们过去走过的脚印。闲话在那一道战壕中，扒得铅弹子最多—日俄战争时之大炮中，满装铅弹，炮弹开花后，铅弹子即散开伤人。战后数十年，农人仍在山中捡铅弹子出售—我和游伴们，敲着山神庙前的古钟，也回忆童年放暑假时，赶看牛群，打着响鞭，在夕阳西下时，所做的“牧童鞭影乱斜阳”的旧事。

我们穿过还没有长叶子的柳树林、桃花林、踏着白杨树的叶子，闲话农村生活。我们经过刚刚解冻的小溪流，去看山梨红树！那恐怕是我过去的半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HangMing

被清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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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在我家居的两天中，详细讲了我家被清算以及村人摔死一个共匪“团级干部”的故事。那就是几个月以前的故事。因为我家是那个村庄中的“小地主”，虽然仅有房屋九间，却也整洁，所以共匪的“团部”就设在我家中，共匪的一个“团指战员”也住在我家中。最初一个月，他们叔叔伯伯的叫个满甜，士兵们也打扫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但一个半月以后。开始打锣，“扭秧歌”和清算斗争。于是那匪干告诉我二哥：因为我家有读过大学的学生，而且有田地在百亩以上，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阶级”，他劝我二哥：要自己打锣，自己带上纸帽子，在门前大呼：“我是开明的地主，自愿把东西分给邻人”二哥当然照着他的话去做，鸣锣高喊。邻居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戚，群来我家把东西分得一干二净。不过一个曲姓邻居。看到我们家的一些玉器，包括大伯父的玛瑙鼻烟壶等，偷偷的交给二哥收藏。一场瓜分，在一个下午就办理完毕，当然粮仓也被打开，粮食被人用麻袋和布袋装走。不过在半个月后，国军的二○七师收复我们的村庄时，被分去的东西，一样不少，全由邻人送回。彼此间也没有什么误会。二哥说：住在我家的那个共匪“团指战员”，在撤退时，被国军的炮弹炸伤了一条腿，许多匪兵也负伤，村人被征去做担架。有两人抬的就是那个“团长”。抬“团长”的人，虽然口喊着，大家要轻抬轻放，不要伤了“团长”，但当四顾无人时，却狠狠的巅了几巅，摔死了那个团长。用以报复他的嘴甜心苦、清算斗争的仇恨。


当夏天到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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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在第二天夜里，又和我长谈到午夜，闲话十多年来家中的遭遇。依照他的判断，共匪不可能在农村生根，但他也知道，政府的接收人员，很不争气。

那一晚，二哥谈得疲倦后睡着了！而我却难于入梦，我又想到童年时代，当夏天到来时，我家点着艾蒿薰蚊子，我和二哥睡在庭院中的大车上，点数着天上的星星，让夏天的露水浸湿短衣裤。到秋天，在明月当空之夜，老牛套上石头滚子，压着大豆的壳，用“连紧”—打谷壳之物，中有一轴—拍打拍打的击着豆壳，间以山歌唱和，那种农家的乐趣，以后将会少见了！

那次回家，使我感到父亲确是老了！他一生中辛勤所得，省吃俭用的积蓄，怕是保不住了！因为国军防守的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当我离开家时。我建议他便宜些卖掉土地，搬进城里去住，他却表示了，他自下关东后，用自己的血汗，所创造的家业，至死不离寸步。

当然，在第三天，父亲和哥哥又用眼泪送我离开家园，那情形现在想来，犹似昨日。谁又会想到，一转眼间，又已二十四年？


繁华的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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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沈阳后，现任立法委员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东北公报”，邀我做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东北公报的财务情况不好，工作人员也意兴阑珊，我住在报社，每天吃窝头、豆腐、高粱米饭，晚间有时还要帮助总编辑看大样，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当时沈阳销路最好的报纸是“东北民报”和由“中苏日报”改名的“中央日报”，其次是“新报”和“和平日报”，记者阵容，也以“东北民报”最坚强。“东北公报”的记者，外出采访，不大受人重视。在那里我仅作了三周，便悄然退却，到“新报”作采访副主任，当时的采访主任是刘兴武，一个月后，刘兴武调任经理，我则接充采访主任。

“新报”的社长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轻干练，作事颇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经理部处理业务，晚间则又坐到编辑部办公。他常常比较新闻，并在报纸上打红圈。

“新报”是青年军二○七师经营的报纸，但是军方却不加干预。“新报”有一个特色，是重视读者投书，对于贪官污吏的抨击，不遗馀力。每天大约有四栏地位的横栏，刊载读者意见。我在这个报社工作得很愉快，当时每天下午必到剿匪总部的记者接待室和同业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东北民报”的采访主任朱澍，“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陈骥彤，剿匪总部的发言人是雷锡祺参谋。雷参谋每天下午三时，一定坐在记者接待室等候记者，有军事情况时，就发布新闻，没有“战报”，就和同业聊天。那时候，军事新闻没有什么竞争，仅是大家写稿时的写法不同。因为没有较多的新闻竞争，所以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尽管那时的辽南军情很紧张，但沈阳城内依然是歌舞升平的世界，是一个繁华世界。连我们这批记者也没有“大风暴”将要到来的感觉。但政治上的腐化，越来越深，物价一天天在高涨，军队也常有扰民的行为，东北大学的学生，常闹学潮，那里面自然有匪谍渗透，鼓动学生的情绪。

我在“新报”工作时，卫立煌将军已经接任剿匪总司令两个多月。卫立煌个子不高，他喜欢穿长筒黄色马靴，并带上刺马钉，但他不大接见新闻记者。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要他应付东北的非常局面，自然远不及他的前任陈辞修将军。

卫立煌坐镇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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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后不久，共匪就报以颜色，来围攻沈阳，旧历年除夕。他下令枪决了一个擅自撤离阵地的师长，才稳住了局面。

卫立煌有一个类似新闻记者的习惯，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总部办公，夜里十二时左右，在官邸接见客人。卫立煌到任后的第九天，辽阳失守，第廿一天国军撤离鞍山，但他很能沉得住气，新闻界人士称之为“福将”，因为他过去剿匪期间，曾打过几次胜仗。

三十七年二月间，中央发表了王铁汉将军担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董彦平将军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徐良接替刘翰东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个时期，中央开始考虑到组织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国民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了由中央拨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为时已嫌迟缓。因为那个案子，主要的对象，是在东北组织地方武力，而东北的地方青壮，已为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裹胁而去。同时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打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旗号，在辽南各地蠢动，所谓“民主联军”，实际就是共匪的部队。共匪是利用东北年老一代，对张作霖的怀念，委派张学思作“民主联军”的司令员，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统战的一部份。张学思的部队似乎和国军没打过硬仗，他们只是在乡村贴布告，给东北人民一个错觉，认为东北军在张学思的率领下回来了！，也就在同一时期，杜聿明向中央建议，应起用东北宿将，返回东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发表张作相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占山将军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

张作相和马占山在当时虽然都想有一番作为，但对整个东北腐烂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同时由于卫立煌要自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张作相实际上并未到差。至于组织地方武力、游击部队，也没有什么成效。

坐镇沈阳的卫立煌将军，所接到的报告，大都是请求援军，以及各大据点的相继失守。那时我们剿匪总部所发布的新闻，依然是抗战时期的老套，称“撤退”为“转进”。而且常向中央虚报军倩，伪造捷音。


王铁汉主席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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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情势，日趋糜烂的情形下，在沈阳最有作为的，则是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王铁汉任省主席那一年，仅四十三岁，他是一位学养都好的军事家，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担任第六二○团团长防守北大营与日本军队作战。以后并应邀在国联的李顿调查团作证。这位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军，在出任辽宁省主席之前，做过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三十六年九月他率领四十九军自江南返回东北，参加锦西战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调充沈阳防守区司令官，指挥第六军和四十九军，以及暂编五十五、五十七两师。他一向不赞同军人办报纸，设学校，所以他做了辽宁省府主席以后，省府也没有办一份机关报。他就任主席时，立志要把辽宁省从破坏散乱中整理起来，期能对东北大局，有些补救。所以他尽量整饬政治风气，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许多新人，推行新政，并制定“以工代赈”条例，解决难民的生活，并且主张“剿匪工作，应军民合作”，那时候河北省的新城县，有一套新的剿匪办法，他就派了民政厅长张式纶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卫立煌因循敷衍，王铁汉的许多构想，都未能实现。

王铁汉在辽宁省主席任内，奉行“公廉”两字，他要求同僚们四件事，第一是诚实，第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视舆论，第四是争取民心。

他和新闻记者们聊天时，常常提出：军政领导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并且要能用学问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认为军事、政治的领导人物，最忌讳的事，是胸襟狭窄，气度小和眼光短，喜欢用能力不超过自己的人，深恐怕所用的人，不好驾驭。

在沈阳那个动乱的地力，在那个可以混水摸鱼的时代，王铁汉将军，确实做到了不要钱，也不为自己打算的守则。同时他肯用心思索问题和研究问题，对省政事务，也不大“下条子”表示他的权威。更难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点时间读书，补充他的精神营养。


不在混水中摸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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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斯闻记者，是被动的友善，尊重记者，而不利用记者。他家里没有官僚习气，而且自己接听电话，有记者去看他时，随时接见。答复问题，简洁中肯，从不使用官场中所常用的打“太极拳”方式。

他是生长在忧患中的人，在大时代的洪炉中经过陶冶，多少年来，从不自原则上撤退。我在沈阳做记者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和他有着接触。我看见过，他在家中吃高粱米稀饭，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对国事的焦虑。以及有胆识和抱负，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是我的采访对象中，极少数的清廉和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之一。

当时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东北的接收大员，人人能像王铁汉，局面也许不会坏到后来不可收十的地步。

此外我也极欣赏辽中县县长陆登的操守，因为他在辽中撤守时，把整整两麻袋东北流通券，交还给省府。那是当时省府拨给他就地买粮的钱，在辽中撤守时，他不交回那笔钱，不会有人知道，更何况在战乱中，他可以用任何一个理由，吞没那笔款子。

我特别要提出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陆登在缴回两麻袋现款那天，我正在省府采访，刚好给我碰到了，并且替他发了一条“花边新闻”。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闻记者。在过去这段悠长的岁月中，就是愿意和清廉的官员接触，例如我在台北看到田炯锦的衬衣打补丁，馀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纲家中孩子睡的上下铺，王任远把有人送给他的礼物退还，沈之岳的儿子结婚时，不发一张请帖，连省主席陈大庆送的一件衣料，做为他儿子结婚的贺礼，也原封不动的退回去，宁肯在第二天亲去陈府致歉。李焕领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饭馆吃饭，全家仅吃了八十几元钱。凡是这些清廉的官员，我都从内心中，对他们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渐渐领悟到，东北之失，甚至大陆之失，原因之一是失败在“文官要钱，武官怕死”这八个字上。当然在政策上的错误，和匪谍的渗透，也是大陆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报”工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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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沈阳“新报”工作，一直很受社长徐露放的重视，他认为我的表现不差，只是脾气大些。因此他常劝我在修养上，多下些工夫。由于他的重视，因而上海“大公报”的驻东北特派员张高峰撤回关内后，该报的负责人胡政之写信给徐露放，要他在现地物色一位驻沈阳的记者时，徐露放就推荐我为上海“大公报”发电报和写通讯。当时的上海“大公报”和天津“大公报”，重庆“大公报”，都是属于国民党政学系的系统。是支持政府的报纸。后来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给王芸生抓到手里，带着报纸向共匪投降。共匪窃据大陆后，上海“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关闭，仅剩下天津的“大公报”和香港的“大公报”，十足的成为“匪报”。不过在共匪文化大革命时，迁到北平出版的天津“大公报”，也被共匪封闭了！因此人们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张季鸾先生还在的话，各地的大公报，都不致变节投匪，而且也必然是一张支持政府反共的报纸。

我兼任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后，就搬到“大公报”和上海“申报”合用的办事处去住。那是军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给两家上海报纸的办事处。是一栋高级洋房，在旧“日本租界地”内。内部的设备也很讲究。在办事处中，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合用了一个送稿的工友，一个厨子，有新闻时，我们交换消息，仅写法不同。不过在不久，上海“大公报”的责备来了，他的责备方法是，由地方组编辑张蓬舟先生写信，称道我的电报发得得体，通讯写得也好，仅是不希望和“申报”雷同。从那以后，张蓬舟天天寄一份“申报”和“大公报”有关沈阳专电部份的剪报，供我参考。我因为在“新报”做采访主任，发电报时，自然有很多方便，但“申报”的韩清涛是报界前辈，我必须礼让，而不能由于我的力求表现，使韩清涛先生难过。更何况我们每天同桌吃饭，相处得十分友善？因此我们想出个法子，今天我发几条重要电报，明天则要韩清涛发几条重要电报，表示两报仍有竞争。此外上海“大公报”有一个好制度，尊重记者的独立精神。例如我发的电报使用“匪军”，他们决不把它改成“共军”；报社不愿用的特写稿，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动记者署名文章的文字，并说明不用的理由。

那时侯我所担任的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地位实在很低。用今天台北各报的地位来说：似乎相当于“联合报”的驻桃园记者，但当时的报社负责人胡政之先生，却常常来信鼓励，也常有电报来称：“吾弟所发电报极佳”，在最后沈阳被围时，政之先生又有电报发来：“盼吾弟坚守至最后一分钟”。我兼做了上海“大公报”半年多的驻沈阳记者，不认识胡政之和张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报”的门朝那边开。但却觉得他们对于记者，颇为礼遇。对读书人很尊敬，这也就是在沈阳失陷当天，我尚替那家报纸，发了最后一条电报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报”对于记者发电报的字数，不加限制，而且要求发加急新闻电报。在那段日子，张蓬舟和我通讯较多，一直到后来我逃到重庆，张蓬舟还写信给我，他不相信共匪会席卷大陆，更不相信中国五千年的儒家精神，会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说。因而他认为报人应为保卫自由，多尽一分力量。

此外我过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经打到沈阳城的周边，“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即，大多数报纸，已改称“匪军”为“共军”，“新报”是否也该跟随大家改变，我告诉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后，我们即使管他叫“祖宗”，他也要捉拿我们去杀头。我们继续称之为“匪军”，他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很有骨气，即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杀头，也会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见，“新报”出到最后一天，第一版的头条标题，仍是“我军与匪军在东陵有激战”，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事。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军在长春所办的“前进报”的总编辑，他逃出长春在我之后，他本预备携眷经沈阳返回关内，但我却建议徐露放，把他留在“新报”做总编辑，于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来。等到沈阳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还有“中央日报”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单中，被指为地方性的第五级的“文化战犯”。因为当时我们曾为“新报”招考了六名记者，考试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们所录取的六名记者中，平日表现很好，文笔也流畅，新闻跑的也勤快，而且平日言行，也拥护政府，没想到沈阳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记者中，竟有两名是匪谍，一个是“城市工作部”的，一个是“教育委员会”的。我们之被列入“五级文化战犯”，就是这两个匪谍，所开的黑名单。沈阳城破后，这两名匪谍，到处寻觅我和汪河清。由于当时急于逃命，我逃亡时，没有和汪河清联络，也不敢联络，后来在我逃抵北平后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于是在北平见面时，给汪先生大骂了一顿。因为那时他的夫人，正在怀孕。汪河清在化装逃难中很吃了一些苦头。他责骂我“重命轻友”，自然是应该的。


一件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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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报”担任采访主任和作“大公报”驻沈阳记者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段在我的印象中，不能磨灭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蒋总统莅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并预备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飞到沈阳视察，十月一日晚间，国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先到达沈阳，当晚他就到上海“大公报”的办事处找我，要我给“大公报”发一条“国军收复辽西重要据点大虎山”的新闻电报。他并且告诉我，实际上大虎山并没有收复，发这条电报的目的，是要总统看了高兴。我告诉他何以不请“中央通讯社”沈阳分社发电，全国各报，都可采用，他说：“大公报”是政学系所支持的民营报纸，领袖很相信“大公报”的消息，中央社的消息，很可能被忽视。我说：时间已晚，而且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现在也找不到，电报不易发出。他则表示：由他本人在新闻电报上签字，就可以发出，勿须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过目。同时他说：他的车子就等在门外，写好稿后，立即可以发出。我说消息是不确实的，报社会不高兴。他答：胡政之那边如果有什么问题，由他负责。总之让领袖高兴一下子，比什么事都重要。这也就是新闻记者报效国家的作为，我最后告诉他那岂不成为我们在欺骗领袖。于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于这类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陆剿匪时期，将会有许多事，经由少数的高级官员，蒙蔽了上级，当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为，却极可能招致不良的后果。


昭陵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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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的那段岁月，我的工作虽然很忙，却也有一些悠闲的日子。夏天在东关的万泉河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红叶”，走在古老的树林中，欣赏一片一片的落叶。

沈阳的国立东北大学，就设在北陵。若是太平岁月，看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古老的树下，发出朗朗的书声。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

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游北陵当时的情趣。记得当时两人曾爬上一颗老树，合唱“长城谣”，采些不知名的红叶，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树皮刻上自己的名字，在华表的前面野餐，然后在太阳将落的时候，坐三轮车走在平坦的马路上，享受着晚风的吹拂。

没想到那次昭陵之游，也竟是我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次。也是记忆中，最美丽的诗篇。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满青春与活力的金色年代。


被围困的长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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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八月，距离沈阳六百公里的长春，被共匪包围得越来越紧，虽然从新闻电报中，读不到长春市民被围城后的生活情形，但从中央社长春分社的“参考消息”中，已经知道当时的新七军和六十军，不断发生严重的摩擦，市民们连“豆饼”也吃不到时，已经开始吃树叶了！当我从剿匪总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对外发布，单供军政首长阅读的“参考消息”时，心中像压了一块重重的铅，因为在那个孤城中，有我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学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军第一军司令部的飞行科长宋寿椿上校，在聊天时，他告诉我长春的存粮，维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经派飞机向长春空投粮食，作为军糈民食。有时派出C46运输机空投，有时派出B25轰炸机空投。由于我们在长春时，相处得极为融洽，他已经不把我看成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随空投的飞机到长春的上空去采访一次。写一篇文章。

宋寿椿上校，当时的答复是：他要向上级请示一下，看看能不能获准。那时沈阳的第一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副司令是易国瑞将军。在当时有两位将军，常常亲自驾着飞机，飞往四平及长春一带侦察，一位是空军总部的副总司令王叔铭将军，另一位则是张廷孟将军。张廷孟和新闻记者接触不多，对记者也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但我计划随机采访，他并没有反对。因此过了几天，宋寿椿上校告诉我说：上面已经原则同意我随机飞往长春，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告诉其他新闻同业，第二不能发布任何随机采访的新闻，第三不负安全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允许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其他记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军区司令部无法应付。因此随机采访也不能发布新闻。如果我同意三个条件，宋寿椿将替我安排时间。宋寿椿并说：如果我要不遵守诺言，就是出卖朋友，那时第一个受处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当时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愿意随机到长春上空去看看，回来后不写一个字的新闻报导。也绝对不会伤害朋友。当时的断然决定，只是基于一种好奇心，现在想来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为新闻记者冒着危险随机去看空投，回来后又不能写一个字，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机。轰炸机上仿佛有七八个人，其中包括正驾驶和副驾驶、领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击手，还有几名士兵。机舱中堆了一些粮包，上面绑了降落伞。

我们的飞行大约在两万公尺左右，飞机经过四平，到了长春上空，绕了几周，士兵们开始打开舱门，把粮包推下。在长春上空，我什么也没看到，看到的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烟，一位士兵告诉我说：那是郊区匪军发射的高射炮弹，因为我们飞得高，炮弹对我们却毫无威胁。飞去飞回，B25轰炸机，飞得十分平稳，也没有开枪向地面射击。在回程中，飞机的副驾驶，并且走出驾驶舱和我们聊天。

当晚宋寿椿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告诉他，这是一次“交白卷的采访”，因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烟外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并请他安心睡觉，明天的报上，不会有一个字的空投报导。

尽管我那次的采访，毫无所获，但是我仍然感谢宋寿椿上校，对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于违背诺言。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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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被共匪紧紧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后，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连小型的联络机，也无法在城区内的“皇宫机场”起落，名符其实的成了一个孤岛。因为守军的兵力薄弱，也无力出击，当时它的处境，真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因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昆所部的新一军三十师和五十师以及暂编五十三师，都被调往沈阳，长春仅留下了李鸿的三十八师，以及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和由吉林撤到长春的云南部队第六十军。后来李鸿的第三十八师改编为新七军，李鸿也升任了军长，那就是防守长春的主力。

第六十军的军风纪，自吉林撤退后，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时，且有掠夺事件发生，而由新一军三十八师扩编的新七军，在心理上就轻视六十军，因此这两个友军，一直就发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军和六十军，在郑洞国将军指导下，自长春出击，出击的目的，则是扩张粮源，“抢粮”图存。当出击的行动开始后，新七军的卅八师和五十六师占领了距长春五十华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师则攻下了长春以南三十华里的大镇范家屯，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则占领长春东方廿五华里的兴隆山。但结果是“抢粮”的目的，丝毫没有达成。因为共匪在撤退时，已把粮食运走，出击的部队，仅在小合隆收购了几千斤粮食。

那次出击，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对军队的信心。于是郑洞国又及早下达命令，要卅八师撤回长春。因为那次出击，长春唱的是“空城计”，怕共匪乘虚而入。

郑洞国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师防守长春城区，六十一师第二团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师一二两团防守大房身机场。五月廿三日晚间，郑在他的指辉部内，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就在开会时，匪军发动了一次攻势，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军被围，经过一夜的战斗，共匪“以大吃小”的战术成功了。在战斗结束时，六十一师的第二团溃败，副团长被俘，五十六师的两个团，也全部瓦解，副师长王正国和两个副团长被俘。


洪熙街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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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长春有人口六十万，部队五万馀，五月以后，军方由于粮食问题严重，开始鼓励市民出城，并开放卡哨，但共匪却把放出的人，又赶回来。不过有一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带出一支步枪或者机枪的予以放行。很明显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长春的粮食，减少长春的防卫能力。

进了七月，长春吃的问题，愈来愈为严重，守城部队，也以黄豆和豆饼作为主食，市内也有人因饥饿而死。于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不准随意搬动，由市府统一分配，而当时可以用作为食物的主要东西，则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饼。虽然酒曲并不好吃，但市民们仍然排队领取配给。

八月间，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十万市民，形成了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从市区出来，带着少许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不过也有少数人，爬出洪熙街的铁丝网。突破共匪的封锁线，逃得一命。另外则是匪军谍报人员，向持有黄金的人，售卖“窝窝头”，难民们用一个金戒子，可以向匪特买两个窝窝头，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个窝窝头。但当囊中金尽时，也就临近死期。

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极少数的人，从大劫数中，保住一条性命，当时从洪熙街爬出的文艺作家王光逖，便写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长春”，给北平“益世报”，读来一字一泪。王光逖也由于那篇文章，而被“益世报”聘为记者。

据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饥饿中，在生死的边缘上，人为了求生，什么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后，甚至连求死的勇气和愤怒的情绪，也完全消失。当时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话中的酆都城。


吃酒曲和树叶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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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们，也许没有人相信，民国三十七年秋天，长春的食米，每市斤会卖到一亿二千万元，在数学上是九位数字。更不会有人相信，在那个时候，还会有人用抬高物价的方式发财。但当时，确实有人囤积居奇，而且军需人员和粮商间，还在互通消息。

我的朋友韩道诚教授，当年他在新七军政工处任科长——后来告诉我说：“那年的中秋节，军方把储备过冬的食粮中，抽出了一部份，发了一天实物，算是犒赏，那是长春笼城中，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事。”韩道诚特别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长春的市民，吃完酒曲和豆饼之后，都面部浮肿，当人们，连树叶都吃光时，共匪却在更深人静时，故意杀猪，把猪的叫声，用扩音器，向驻军地区播放。那种心战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飞机，每天空投粮食十八万斤，但粮食投下后，落入六十军的防区，就由六十军没收，落入新七军的防区，就由新七军收藏。落入民家，就被十获者隐藏。更有些因风向不对，飘落匪军地区。那些粮食，依照政府的计划，是给驻军过冬用的，但局面却没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辽南调来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由潘朔瑞率领，先向六十军进攻，然后再向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劝降，并在六十军司令部的地下室内，设了一个联络电台，作为匪军和六十军的通讯工具。那个秘密，很快的就被长春情报单位负责人安震东获悉，并且报请郑洞国处理，但郑却不敢动手。

十月初旬，政府决定放弃长春，并派了一架P51机空投突围命令。当时的撤退计划是：新七军和六十军，向梅河口方面突围，然后由廖耀湘兵团接应，撤至沈阳。但这个命令，马上被六十军泄漏给匪方，于是共匪就预备了两个纵队截击，另派十一个独立师追踪，企图一举消灭新七军。

HangMing

长春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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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撤退命令，预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时，开始突围，但十七日清晨，六十军却开始叛变。而且是一个计划十分周密的叛变。曾泽生首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先扣押了反对叛变的徐参谋长和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和李的两个团长。

在叛乱的当时，曾泽生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郑洞国，说明叛乱的理由，等郑洞国向他摇电话时，电话已经切断了！郑派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杨友梅访曾时，曾则闭门不见。

六十军叛变后，新七军和六十军，划大经路为界，六十军在大经路以东地区，新七军在大经路以西地区，互相警戒。中间则布满铁丝网和拒马。六十军的炮口，则对准新七军的司令部。

当时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正在患伤寒病，由副军长史说代行职务，史说是原先新一军的参谋长，他平时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所以新七军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郑洞国召集新七军的团长，举行紧急会议，说明匪军情况和六十军叛变的情形，然后征询“打不打”的意见。但在夜里他仍下达突围命令。然而那个命令，却没有发生效力。原因是新七军所属的六十一师第一团团长李卓彧和第二团团长姚凤翔，已经和匪方谈判“枪缴械，人回家”的条件，不想再突围了！

十月十八日拂晓时分，叛变的六十军和共匪部队换防，共匪开始入城。这时李卓彧和姚凤翔的投降计划，也为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所接受。于是新七军也派了五个代表，由政工处长杨天挺率领，打着白旗，向匪军请降。


郑洞国自杀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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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国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银行，陪伴他的仅是三百人的特务营。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准备自杀，当时他向中央拍了一通电报说：“曾部叛变，李部覆灭，洞国何为，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

据郑洞国的侧近后来告诉笔者说：郑国洞在十九日曾计划自杀，同时并与国防部派去的李萧两位视察官一道自杀。他们在办公室中，并每人写好一封遗书，各持左轮手枪一支。郑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烟，一脚踢开，然后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几分钟后，他又把香烟拾起，恢复镇静。在邻室的李萧两视察官，见郑未履行协议，也就继续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团的参谋处长郭修甲举着，从地下室爬出来，向共匪请降。但这时却有一位无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郑洞国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冲锋枪，爬到中央银行的楼顶，向包围央行的匪军扫射，最后是他自己中弹殉职。从那时开始，长春沦陷了。

长春沦陷后，在沈阳所得到的消息，是郑洞国将军殉职，李鸿将军被俘，长春的守军没有像四平街一样，发生巷战。事后证实，部分是确实的，部分却是以讹传讹。不过郑洞国发给中央的电报，“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一语，却成为当时各报的大字标题。

随军进入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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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失守前三个月，国军五十二军刘玉章的部队，曾经收复辽阳。那是在当时一切情势逆转下，国军的一次胜利，但也是在东北回光返照的一次胜利。不过在当时我们却没有回光返照的感觉，对战局仍然充满信心。

国军收复辽阳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军队收复辽阳的廿四小时后，笔者随同记者团和国军的后续部队，进入辽阳。第二天就坐军车，回到沈阳。回来后并写了一篇特写“再看辽阳”，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报”上。

我自沈阳逃难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出，仅逃出一条性命。到台湾后，却有一位过去在长春青年训导班读书的学生，把我写的“再看辽阳”的剪报寄给我。那是我手边仅存的过去写的一篇稿子。每当我读它时，都不禁热泪盈眶。回忆过去的年华，过去的遭遇，像似一场梦和一缕青烟。下面便是我当年所写“再看辽阳”的原文。


辽阳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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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收复的二十四小时后，记者团的车子，便开进县城，第一个接受记者访问的市民，讲的第一句话是：“昨天和今天，便换了两个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场梦。”接着他呆呆的望着我，不再讲下去，眼睛里像似有泪，但流不出来。

辽阳的市民，确是变了，他们像作梦似的，就换了一个天下。因为昨天和今天，他们完全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变了，事情变了，连人们的脸，也都变了！

在这一变又一变中，记者感到无限沉痛。因为记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辽阳时，看到的笑脸与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齐的街道，和完整的楼房，现在也都变得凹凸不平，弹痕累累，如今辽阳的人民，在彷徨、在迷惘，像是新从牢狱里放出来的囚徒。在打算着未来的生活。

这个方圆十里的小城，虽然已经收复了二十多个小时，然而仍然死气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迹象。街上的几辆三轮车、空着车子，兜来兜去，商店虽然已经开了门，但没有买主，街上走着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没精打采，若不是有几辆吉普车，风驰电掣的跑过去，我们真会感到这是一所没落了的大院落。

辽阳的晚上，一入黄昏，便宣布戒严，一轮明月，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这寂静在古城上，远处再传来几声炮响，使人感到这是一座荒凉的战场。

今日的辽阳，像似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旧的放风筝人撒了手，新的放风筝人，还没有牵着引线，只有任着它在半空中，飘摇不定。讲经济，匪币已经失去效用，我们的流通券还没有运来，交易已经失去媒介。论行政，县府刚刚贴上一张白纸条，正为开会忙。一切显得杂乱无章。


浩劫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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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从三十六年的旧历腊月廿七日，攻入辽阳，已经占据这个小城五个多月，人们在恐怖中没有平安的过一个旧历年，共匪带给辽阳的是恐怖与饥饿，因为他们入城后，就开始搜括粮食，然后再施行配给，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学生说：他的爸爸，在腊月廿七日那天，辽阳防守战中，中流弹死去，于是他失去念书的权利，他眼睁睁的看着共匪一车一车的拉走城里的粮食，他和他的母亲也就从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榖糠的生活。在作梦中他常常梦到他父亲告诉他死得很屈。他又说：他的同学，进了共党学校念书的，近半年来，除了唱共党编的歌曲外，也没唸到书。唸到的仅是：“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只爱毛泽东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吴的老先生也告诉记者，辽阳被共党祸害完了，在这里没有了往日的文化气息，也找不到过往的繁荣，共匪留给辽阳的是富人穷了，穷人更穷了。一位中学教师告诉我说：共匪统治辽阳五个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怀柔，因为辽阳城外，已经清算斗争，而城内则仍然没有开始动作。

在辽阳城，记者团曾参观了魁星楼，高丽门，车站，水泥厂，麻袋工厂，魁星楼的顶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厂的房屋内，看到了许多枪孔和弹痕，那些都是两次防攻战，所遗留的痕迹。在城墙下面，我们在一片瓦砾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残酷的“人海战术”。

一般说来，辽阳的市民，对共匪都无好感，他们痛恨共匪的极权统治，但对我们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欢迎。这件事由于记者团想找一家饭馆进餐时，在身后便听到有人说：“他们又来接收了，又来吃饭馆来了”，这种淡淡的讽刺，值得我们的接收人员深思与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极权统治和恐怖，而痛恶的则是我们自己的腐化与贪污。再加上无能。但老百姓对恐怖的统治者共匪，要满脸陪笑，对腐化的官员们，也要满脸陪笑。谁来了便请谁升堂入室。一个市民说：共匪虽然充满罪恶，但他们有统治力量，政府虽然自由，却表现出不办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担心辽阳会不会保得住，和辽阳会不会再遭共匪蹂躏。因此他们在说话时，也只能说到适可而止，甚至在骂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边的人。这些受难的青服民族，极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这个城市，永不再沦入共匪手中。


李运成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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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光复辽阳，首先进入县城的是五十二军李运成师长，这位讲话一口湖南腔的将军，在他的师部里，向记者团讲述收复县城的经过，他说：辽阳失守时，共匪从高丽门打入，这次他部队也先从高丽门攻了进去。他说，五十二军的部队，接到进攻辽阳的命令后，即澈夜准备，乘着暗夜，衔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过了太子河，向城东南角的麻袋，洋灰两工厂猛攻。不久就占领了上述的据点。同时更派出部队，由东城向城内伸展。另派一部份部队绕道南门堵击。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使城内共匪，走投无路，乃缴械头诚。然后他再派兵扫荡西郊和车站一带的匪军残部。他说：五十二军从攻击到占领，总计不过三小时，实在是历次战役中所少见的。

当时在辽阳指挥作战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还有刘玉章将军和龙天武将军，当记者团访问驻军高级司令部时，他们三人正在围看一张军用地图，研究今后的战略。廖耀湘将军表示：国军克服辽阳后，有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要由辽阳剿匪总部来决定。

当然，辽阳收复之后，地方上的问题，马上便要接踵而来，譬如县城的粮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问题，如何解决。已经由共匪分了的四乡土地，如何处理。共匪在时，高粱米每斤售匪币三千元，我们收复后便卖到流通券十五万元。普通日用品的售价，也比匪币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解决。

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比记者团早八小时，抵达辽阳，他指示县长，今年的田禾，归耕种的人收割，但当王志仁县长，召集地方人士开会时，地方绅士，极力反对，这一群土豪劣绅，实在是剿匪战中的一个阻力，有事时他们先逃，太平时回来捣乱。他们的脑子里，除了充满自私外，那里有什么国家，民族意识。这些人和贪官污吏勾结起来，刚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们没有大刀阔斧的作风，说做就做的勇气，辽阳的残局就更难收拾。今日之战，已经到了组织对组织，干部对干部的时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样的腐化与低能，军队虽然打下辽阳，依然是一个累赘。


静静的太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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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车子经过太子河，河水静静的流，一只木船在摆渡行人，河北岸已猬集了一批赶着骡车，拉着家具，携着妻儿，等候回家的人，他们皱纹的脸中，露出一些笑容。

伫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见石的流水和即将搭好的两座浮桥，我仿佛看到了辽阳的新生。车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随风飘来了麦香，远处有一望无际的高粱地。

车子经过长辛店时，看到了绕着这个大镇的老柳树，土围墙，一群农民，在那里替国军修路。农家的烟囱中，正冒着缕缕的炊烟。

七月的辽南，正是青纱帐起的时候，在吉普车上，我默默的祷告，愿上苍保佑这些良善的农民，永远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时，也从未想到三个半月以后，沈阳会沦陷。不仅我没有料到，就是当时的东北军政首要，也不会料到东北会沦陷得那么快。


卫立煌和范汉杰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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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辽阳战场回到沈阳以后，辽西地区的大战，正在酝酿，锦州守将范汉杰将军，曾到了沈阳和卫立煌商量应付辽西地区未来的战局。

范汉杰是一个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时，他直率的说：假如卫立煌将军，对辽西的局势，表示关切，他将在沈阳多留几天，并且要到本溪和抚顺两个工业区看看，要是为卫立对他冷淡，他将马上返防。范汉杰也向我表示：锦州地区，存粮很多，只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挥的部队，士气很高，当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队坚守城池，吸住匪军主力，然后以大兵团包围住匪军的主力，内外夹攻，在辽西地区，可以一举歼灭匪军。不知道卫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见。

但在第二天，范汉杰却悄然返防，很明显的，卫立煌和范汉杰的会谈，并不融洽。后来从剿匪总部传出的消息说：卫范之间的会谈，不仅不融洽，而且卫立煌还拍了桌子。

后来锦州之战发生了，参谋本部给卫立煌的作战命令是：加速增援辽西战场，但卫却从容不迫的慢慢作着军事部署，对锦州的救援，比参谋本部的计划，晚了十天。而导致辽西会战的失败。使锦州终于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锦州之战，发生于九月十九日，战事连续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场惨烈的战争，而且打了巷战。

事实上，锦州丢得十分可惜，笔者在沈阳弃守后，化装逃难时，途经锦州，那时战事已结束一个多月，但看到的锦州城内城外，仍残破不堪，共匪军队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边一个洞连着一个洞，那是共匪躲避空军袭击时，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击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当时战况的惨烈。


营口之行，中途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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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国军节节失利声中，表现得最好的，仍是刘玉章所属的五十二军。他的部队在收复辽阳之后不久，又收复了营口，在营口收复后，沈阳的记者们又临时组团，前往采访，但走到长辛店后，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军破坏，车辆无法前进。于是陪同我们的军方人员，和保护我们的两卡车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沈阳。

但在归途中，发觉情况，越来越不对了！于是走在前面的两辆车子，开始架起机关枪，并告诉我们，听到枪声响时，便伏身在大卡车中。同时把急救药箱，也递到我们的车上，告诉我们，如果同业中有人负伤，先用沙布包扎起来。在天黑下来以后，几辆卡车，全将灯光息灭。车队也缓缓而行，由于车上没有食物和饮水，真是又饥又渴。但却没有一个人畏缩。不过当夜风吹动高粱叶子的声音响时，我们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军，会从青纱帐中，冲了出来。

那一晚时间过得特别长，举头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仿佛改了方向。终于我们看到了远处城市的灯光，知道快回到沈阳了，当我们经过卡哨，经过守军盘查后，已经接近午夜十二时。在我返抵报社时，新报的社长徐露放、正在焦虑的等待，因为他已接到军方的电话说，辽阳到沈阳的这段路中，临时发生情况，记者团可能在中途被拦击，他看到我回来时，高兴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连说：“能回来就好了，能回来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惊无险”的采访，也是我们撤出大陆之前，最后一次的战地采访。不过那次如果能抵达营口，可能在以后少了很多次逃难的机会，因为刘玉章将军后来表示：如果我们到达营口后，想回沈阳，也无法回去，原因是后路已被切断，必然要随同他的部队撤退。

我回到沈阳以后，托人带了封信回家，不久父亲的谴责信也来了！他老人家，仍责备我不该在乱世中，做什么新闻记者，他再重申，教书也好，做个小公务员也好，就是不能做这种既冒险而又为邻里所不齿的职业。

那是我近廿多年来，接到父亲最后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话。我仍然热爱我这个职业，甚至到着迷的程度。直到现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乐，似乎就建筑在新闻采访上。这多年来，每当我获得一条独家消息，或者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我仍然会“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连吃饭也觉得香甜。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驱使我这样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许永远没有答案。当然在采访中，我也受过许多闲气，包括被采访对象辱骂，自然我也还击过。但更多的气，我还是忍受了！


辽西会战的失败
失去制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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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刘玉章将军所部的五十二军，收复辽阳后，依照刘玉章和廖耀湘当时的建议，国军应该立即前进，直下海城，收复营口。打开沈阳、营口间的通路。粮食和军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补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动用五十几架飞机，自北平向沈阳空运粮食。但当时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对于那一作战方案，犹豫不决，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胜机会。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弥将军第八军所属的一六七师，自山东的烟台，调往辽西，进驻锦州。当时沈阳和锦州两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锦州、沈阳间的铁路，使北（平）宁（辽宁）路通车。但剿匪总部，又没有能够利用那个时机出击。而失去了第二个制胜的机会。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军开始大规模调动，九月十二日，进攻义县，打了十二天后，义县失陷，廿四日开始攻锦县。就在那一天蒋总统电召卫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总统给卫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军空运锦州，其余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即时向新立屯出击。当时为了加强那个命令的执行，中央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在九月廿六日与卫立煌同机飞到沈阳，共策进行。但卫立煌却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军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对于驰援锦州，仍在考虑中。在那次军事会议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张，沈阳地区的部队向营口出击，然后用船只运兵，以海路驰援锦州。但参谋总长顾祝同则以总统的命令，不能变更，所以进攻营口案，也未能实现。

时间就在卫立煌的迟疑与考虑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还不能决定。十月一日蒋总统临北平，电召顾祝同、卫立煌两人到北平会商，卫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于是才下达命令给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挥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四十九军、七十一军，合计十二个师，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开始攻彰武，这一行动，已经较总统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实上是变更了总统的命令。因之在战果上也没有达到原先所预期的。但这个增援部队，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赶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锦州。然而国军的行动，仍然很缓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后，距离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为了争取这个时间，终于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锦州。

锦州陷落后，蒋总统于十月十五日又飞抵沈阳，并在自北平飞往沈阳途中的专机内举行军事会议。十六日再转往葫芦岛布置军事。在葫芦岛，总统又发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挥的十二个师继续西进，收复锦州。总统回到北平以后，二十日再电召卫立煌、杜聿明两人飞平，面授机宜。但卫立煌又没有依照总统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总部，进驻黑山县东二十华里的胡家窝棚，匪军自十九日开始，自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军，并在二十五日夜，突袭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与其他各部失掉联系，然后再分别截击各军的军部和师部，使十二个师全部溃散。从辽西兵败归来的新一军参谋长叶锟将军，在沈阳碰到笔者时，痛哭流涕，他说：怎会想到，十二万大军，在一夕之间瓦解，情况会变得那样惨。叶锟并说：那次战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卫立煌不依照总统的命令作军事布置，一拖再拖，致损兵折将。叶锟在担任新一军参谋长时，就会作画，我们常以儒将视之，但没想到他来到台湾后，竟成为画马的名家。


在东北的记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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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会战结束后，有一部份溃败下来的士兵和军官，陆续返回沈阳，等待整编，但廖耀湘本人却失踪了！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没有找到他。据后来逃出匪区的廖耀湘侧近告诉笔者说：廖在兵败以后，得到当地农民的帮助，化装成一东北老农，乘一辆大车，在兵荒马乱中，向关内逃亡，但经过匪军检查哨时，他不会说北方官话，致露出马脚，终于被俘。

辽西会战，国军大败的消息，传到沈阳后，我们这一批新闻记者，仍没有感到，不幸的日子会即将到来。我们对于政府几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们从不曾想到沈阳会很快的易手，所以我们和平常一样的执行采访工作。每天下午，准时到剿匪总部找雷袭琪参谋，等候他发布新闻。每天衹听到雷参谋说：“辽西兵团，败得很惨，沈阳防务，固若金汤”。因为雷的表情和平时一样自然，所以新闻同业，也和他一样，一些也没有对局势悲观。

现在再想起当年的旧事，我们这批记者，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骄兵悍将们，同样处于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觉。最后在陶醉中清醒过来时，几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当时自关内派往东北各地的记者，大约可分为三派，一派是坚决支持政府的记者，也是最反共的记者，一派是中间派，对政府和共匪都无好感，另一派则是亲匪派记者，或者是共匪渗透到新闻界的匪谍。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中，在一片乱糟糟的政治环境中，每一个人都不隐讳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我的记忆中，反共的记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沈阳分社主任律鸿起，“中央日报”的特派员徐佳士和马志铄，中央社吉林特派员张冰子，“申报”特派员韩清涛，“新闻报”特派员潘世征，“大刚报”的特派员张胆，“益世报”的特派员高庆琛，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张高峰，北平“世界日报”特派员樊放，沈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和平日报”采访主任陈骥彤，“新报”的刘兴武和笔者本人，还有东北“民报”的余敢。这些人不论是在长春或在沈阳工作，都表现出反共反极权的风骨。

中间派的则是江西“正气日报”的特派员杨卓之，“大公报”的特派员吕德润，“申报”特派员赵展。亲匪的记者则有上海“文汇报”的特派员雷特，长春“前进报”的郭而清等。后来中间派的记者在大陆变色时，多已投匪，但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反共的记者，大都到了台湾，自然也有几个人在大陆沦后，向自由区逃亡时，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踪后永远没有了消息。

想当年，那是一个敌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记者和亲共的记者堡垒分明的年代。当时同情共匪的记者，则指责我们这批反共记者是“国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进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记者在当时的气焰很嚣张，而且明目张胆的写文章，同情共匪，当他们张牙舞爪，为匪张目时，却从未料到在匪伪窃据整个大陆后，连他们也一道清算，被洗脑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运和萧军、胡风等共党作家们的命运，几乎完全相同。

“新闻天地”千字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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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前面所说的敌我堡垒分明中，也碰到过少数例外，譬如沈阳“新报”中，有一位刘姓主笔，每天我们都听到他在办公室中，大骂政府，他写的文章也很锋利，爱走偏锋，在当时我非常怀疑他是个匪谍，但在沈阳陷匪之后，他逃得比谁都快，而且在逃难的途中，又大骂共匪。

在北平沦陷以前，我常找“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方乃和聊天。他也常破口大骂政府的贪污、腐化。但在城破之后，碰到他时，他却劝告笔者，快些逃走，那时他又说：中共匪帮，比起国民党来要要坏上千百倍，那时他却又赞扬国民政府虽然低能一些，但行的却是仁政。而共匪所行的则是暴政。

不过在沈阳时代，所有的记者中，我仍极喜欢“申报”的特派员韩清涛。那时韩清涛除了担任“申报”的职务外，并在“和平日报”任经理，也是上海“新闻天地”的驻东北区代表。

当时的“新闻天地”周刊，是全国知识界所最爱读的一本新闻性杂志，全国各地的记者，多以文章能在“新闻天地”发表，是件荣誉。同时“新闻天地”的稿费也高，它首先提倡“千字斗米”。所以也能选用些好文章。同时由于“新闻天地”刊载的内幕新闻较多，所以它也成为各地军政首长必读的刊物。

由于韩清涛兼任“新闻天地”驻东北的代表，所以我们住的地方，钉了三块牌子，一块是上海“申报”特派员办事处，一块是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办事处，另一块则是上海“新闻天地”驻东北代表办事处。

韩清涛是一位很朴质的人，他的外型和谈吐，很像长白师范学院院长方永蒸先生，他平常和人谈话时就极其谦虚，面带笑容，遇到每星期六“新闻天地”空运到沈阳办事处时，报贩用现金抢购，韩清涛怕报贩因抢购打斗，特限定每人仅能批发二十本，但后来的人，仍买不到书，常常吵吵闹闹而去。但清涛却决不发脾气，相反的他的笑容更大。

韩清涛在沈阳的那段时期，把他的老父从乡间接来奉养，韩老伯是典型的北方庄稼人，他老先生看着我们每天吃饭时，总是大米，白面，似乎从内心感到不安。他觉得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太会浪费。


钞票像一块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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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薪水不差，沈阳“新报”，每次发薪，都领到像砖头似的，厚厚一大堆钞票，但我从那时起就不会理财，也没想到理财。每次发薪水，除了接济我的一位念高中时的一个卢姓同学的母亲外，剩下的自己化不完，连数都不数，就放在皮箱中。当然第二天的币值，远不如前一天，但自己却从来没有想过把现钞买成袁大头──银币，或者黄金。每天想的衹是怎样采访新闻，怎样写一篇够水准的通讯稿或者特写稿。

说来也奇怪，我自六岁随父亲下关东，是来自田庄的孩子，我读大学时，虽然环境好些，但在童年时代确确实实过了一段苦日子，也看见别人过的苦日子。但我却从来不重视金钱。儿时读论语时，特别喜欢子路所说的“愿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现在我仍觉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岁的人，仍有着昔日的豪情。

我不会理财，不重视财帛，可能和我读过一年私塾的教育有关，那时我的启蒙老师姜孝友师，常常告诫我，大丈夫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凡“寻田问产”者，终非大器。我的半生，虽然没有成什么大器，但却也不屑于寻田问产。当然这一观念，在今日工业社会中，已显得落伍。

在沈阳的那一段日子中，特别值得我记忆的是我有一个军方的好友杨温将军，他是新一军五十师的师长，他每自防地归来，必然到办事处来看我，并在我们的办事处吃饭，他每次来时，吉普车的后面，也必然载着几包白米和几袋白面，我和韩清涛吃不完时，就一袋一袋的送给卢家，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高中读书时，同学的母亲家里。因为他们家的情况不好。所以一直住在东关的贫民区。

后来共匪入城，指名要抓我这个小的“文化战犯”时，我就躲在卢家，卢伯母并且告诉我说：如果匪干真的搜查到他家时，就称我是她的儿子。这些都是以后的事。


梁华盛与活动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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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失守的前三个月，卫立煌决定把沈阳防守区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于是沈阳防守区司令官梁华盛将军，便被调回广州绥靖公署担任副主任。新任警备司令则由胡家骥将军充任。职权仅为防守沈阳城区，较过去沈阳区防守区司令的范围为小。

梁华盛将军，在沈阳做了五个多月防守区司令官，他交接时，东北的形势，正在走向下坡，那时和他一道离开沈阳的还有马占山将军，马占山之离开沈阳返回北平的原因，是感到事情已无可为，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悄然离去。

梁华盛将军，自吉林撤守后，他到沈阳确实想做些事情，但客观的形势，也使他没能发挥什么力量。不过在他的任期中，曾经想出了在沈阳周边，设立活动碉堡，所谓活动碉堡，就是用厚钢板制作的堡垒，下面有轮，可以在轨道上推动，人在碉堡中可以自碉堡的枪孔向外射击。也可以推动堡碉在轨道上运行。像似活动的装甲车。梁华盛将军的活动碉堡设计成功后，曾约邀记者们到现场参观。但约定不发表新闻。免得敌人知道我们有了这种设计。此外梁华盛也鼓励城防驻军和军医院，利用空地种菜和养猪，以备局势恶化，城区被共匪封锁时之用。那些措施，可能是鉴于长春被围时，城内缺粮缺菜，所作的未雨绸缪之策，遗憾的是沈阳最后的结局，竟是不战而退。

所以梁华盛将军到了东北末期，他返回广州担任余汉谋的副主任前，也没有了他初到东北接收时的豪气，和在卅六年冬天，他做吉林省主席时，当共匪围攻吉林最紧张时期，他忽然自沈阳坐了一架L5小型飞机，冒着大风雪，迫降在哈达湾机场时的精神。


石觉的十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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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沈阳失守的几个月以前，沈阳的记者团，也曾经计划去一趟承德，看看石觉兵团，但由于剿罪总部没有交通工具供应，致没能成行。

石觉将军所率领的十三军和赵公武将军所率的五十二军，是首先出关的国军部队。五十二军后来由刘玉章将军继任军长，十三军则一直由石觉统率。十三军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攻克山海关，经绥中、兴城，然后下锦州、义县、阜新、彰武转往北票。过朝阳、叶柏寿、凌源、平泉，最后驻守承德。

承德是热河的省会，在满清王朝是皇帝的避暑以及狩猎的地区，政府接收后，派出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刘多荃，后来由范汉杰兼任省主席，石觉部队进驻承德地区后，中央在承德设置了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石觉则担任绥靖区的司令官。

这支部队，是最先出关的国军，也是最后很完整的撤回关内的部队，这支部队是在沈阳失守以后的半个多月，才有秩序的从承德撤到张家口。算是剿匪战史中的一个奇迹。当然十三军的军纪很好，在驻在地区，从来没有听说有过扰民的事件发生。也是这支部队，能全师而退的原因之一。而当年在东北的将领中，下场最好的也要算是石觉和刘玉章两位将军了！石觉目前的职务是考试院的铨叙部长，刘玉章也累官至陆军上将。而且是守金门的名将之一。

早年在东北叱吒风云的将军多已风流云散，熊式辉在经商失败后，隐居于台中地区，垂垂老矣！梁华盛来台后，没有再担任军职，人们偶而看见他在西门一带的电影街看一场电影。住在台中的孙立人，也深居简出。

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范汉杰等兵败被俘后，陷身匪区。卫立煌后来自动投匪，已在几年以前死亡。据说卫立煌在香港时，常自己用熨斗，去熨美钞。以防止钞票发霉。那些钱，当然是当年在东北搜刮所得。到头来却也两手空空。他死在匪区，就如同死掉一条小狗那样，无声无息。


赴抚顺煤矿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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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秋，我也去了一抚顺煤矿采访。那是由于煤矿中一个留用的日籍员工，投书“新报”，说抚顺煤矿经国人接收后，已经把矿场糟塌得不成样子，用杀鸡取蛋的方式，进行开采煤矿。那位日籍员工，觉得他过去半生心血都化在矿场上，不忍见到一个矿场就那样被毁掉。同时早期派往抚顺接收矿场的张莘夫被俄军主使共匪杀死，他的血迹未干，中国人何以竟不珍惜这个事业。

“新报”社长徐露放，接到那封投书，颇为激动，他要我悄悄的到抚顺煤矿去看一下，访问几个下层员工，特别是政府派往接收人员以外的人。我到抚顺后，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便赴矿场采访。但一接触中下层员工，上层人士马上赶到。现在我已记不起场长的姓名。能够记得的是他们在当天中午，就预备了一桌酒席，招待记者。但却被我以“胃痛”不能吃大鱼大肉而谢绝。于是他们又要派专车和专人，在我采访后，陪我回去。他们提供了好多资料，都是属于好的一方面的，但他们也没有拒绝我访问员工，和由我选择的地区采访。

自然我回去时，也以坐火车较为安全的理由，拒绝了他们派专车相送。以便我能放手写一篇报导煤矿的黑幕的文章。我记得我回去后连写了三篇有关抚顺煤矿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就叫做“杀鸡取蛋”。

抚顺煤矿当局，提供我的资料，大约仅用了十分之一，其中十分之九，是用我自己耳闻目睹，实地采访所得。那三篇文章写的很火爆，后来接到了矿场要求更正的信，但也收到更多的员工，称道那篇文章写得很公正的信。

在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在几个月后，就会撤退，所以亟希望那个矿场能够好好的开采，好好的经营，如果真的预料到东北的变色，会那样快，也就不必写那几篇文章了！


连琐式的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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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都在闹学潮，自六月初发生的学潮，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沈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来自各地的流亡学生，都在摇旗呐喊。掀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并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当那些学潮初起时，大部份的学生是纯洁的，热情的和爱国的。但真正操纵那些学潮的人，则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制造学潮和工潮，他们则称之为学运和工运。

凡是一遇到机会，共匪的渗透份子，便在各学校中煽动并鼓吹学生闹事。制造社会问题，在学校中，如果有教授从事疏导，共匪的学生，立即会指他是“政治学教授”。同学们对于学潮持有异议的，则被指为“职业学生”。当时的共匪对学运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学校中支持共匪闹事的教授，共匪则发动学生捧那些教授的场，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则想尽种种方法，使他无法在学校立足。

正因为如此，各地学校所闹的风潮，是同一类型。在六月初各地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闹了两个礼拜以后，在重庆又发生抢米风潮，那些风潮，据后来共匪自己招认，都是他们所导演的，而且有些人成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间的学潮，由于沈阳是战区，施行戒严令，没有像关内那样扩大。但贴标语，骂美国人，学生们小规模的游行，则不断发生。在沈阳学潮的两个中心地区，一个是国立东北大学，另一个则是国立沈阳医学院。

有一次他们已经在沈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台子，称做“民主讲台”，预备在第二天，大举闹事。但消息为沈阳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长姚彭龄获悉，他连夜和负责保安业务的督察处处长崔志光少将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学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驻守，并告诉正要往市府广场集结的学生们说：大会已经延期。一场大规模的学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学潮像似传染病似的，一个都市发生了，另一个都市马上响应。而学潮一旦发生，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没有办法能够控制。


麦克阿瑟的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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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间的那次学潮，所掀起的反美运动，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反应，但在东京却激怒了一位职业军人。那就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他在中国各地的学潮发生三周以后，在东京发表了一项严正的声明。他说盟军总部没有扶植日本，也没有使其军国主义复活的意图。

麦克阿瑟元帅并说：在中国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日运动，是中共、日共、韩共，离间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识之士，应认把共党的阴谋揭穿。

我深深的记得，“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把麦帅的声明，标题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个大标题后，又来找我商量，这种标题，会不会刺激学生明天来打报馆。我替他壮了一下胆子说：如果学生打了报馆，就替我们做了一次大广告，我们一定要有面对暴力的勇气。于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把稿子发了下去。

因为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开罪学生，开罪学生，就如同捅了马蜂子窝一样。对于学生的事，衹有顺着他们说，那才算是当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则他们便会给别人戴上一项违反时代潮流的帽子，称之为反动的知识份子。他们所称的反动，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进一步解释，则是顽固份子。

当然，在广大的学生群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为匪张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惯政府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而责难政府，不过他们却忘了共匪正等待着机会，制造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使社会产生混乱，他们好在混水中摸鱼。


使人失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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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几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乱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国民大会在南京开会时，竟有四个人竞选副总统，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孙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潜。而这四个人全是执政的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大会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时起，中枢的要员们，开始勾心斗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时，才选出一个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当选。在五月一日，国大闭幕时，整整开了三十四天。当人们正在南京吵吵闹闹的，开国民大会时，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却正在励兵秣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则是政府一下子发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发行了银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布暂准银币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买卖银币。

王云五是行宪后的首任财政部长。他在八月十九日宣布发行金元券。并规定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同时限期收购法币、金、银和外币。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发行，连陈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积蓄的一点金子，拿去换了金圆券。而上海商人却开始囤藏物品不售。当时上海“申报”曾刊出的一则“花边新闻”标题是：“金元券发行后，王云五长衣饮龙门”。因为改革币制以后，财政部长王云五，曾穿了一件长衫，在“龙门饭店”独酌。

当然金圆券不久，就步了法币的后尘，而且膨胀的速度，不比法币缓慢。在当时真正有价值的货币，仍然是黄金和银元。虽然袁大头是民国初年发行的货币，但因为每一银圆中，有秤平七钱二的纹银成份，所以任何纸币的价值改变，银圆的价值，却依然不变。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一块银圆，可以买一袋四十斤装的面粉。


好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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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天，东北的中心沈阳，物价一天天的高涨，自关外向关内套汇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高级官员们，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并且把家眷送进关内，金银细软，自然也陆续的转往关内。若干武职人员也有临时的小公馆。小公馆中，自然也藏有年轻貌美的女人。

沈阳自三十七年夏天起，虽然形势日非，但她和长春不同，因为沈阳城内并不缺粮，同时沈阳到本溪之间和沈阳到抚顺之间的一段铁路，也还畅通，因为两地大量产煤所以准备过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辽西会战，一次败挫竟使卫立煌的司令部张惶失措，急于逃亡。加速了东北的沦陷。也使华北提前变色。

笔者自三十四年冬，抵达苏俄军队占领的长春到三十七年初冬，沈阳沦陷时止，前后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过得好长好长，脑子里记的事情，也显得特别多。但当重新回忆到每一件旧事时，都不禁要凄然泪下。

近年来，一些旧事，常常入梦，有时梦到背了一支步枪，随军出击，重作战地记者。有时梦到故乡的桃花林，古寺钟声，乡下的老牛车，大院落，还有小溪边的细柳。醒来后，虽然泪水会湿了枕布，但心情会仍然舒适而宁静。

但也有时梦到回到故乡后，匪兵像潮水般的围拢上来，被他们捉去时，五花大绑，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烧死，大叫一声惊醒，心跳得也特别快。

这些正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个怀乡病患者的悲哀。

现在，又是仲夏之夜，每当我一个人静坐在庭园中的草地上，对着天上的星星发呆时，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战末期，我们不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俄军队不进入东北时，中国的现代史会怎样写？假如当年政府派往东北接收的人员不是熊式辉、卫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胆有识而且清廉的人，中国的现代史又将怎样写？在接收东北以后，没有美国出面干涉，压迫政府和中共匪帮和谈，中国的近代史，又将怎样写？………


“沈阳末日”记
宣布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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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增援锦州的西进兵团，从辽西战场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带，败退下来的时候，沈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并没有和平时有什么两样，天上的飞机，照样飞来飞去，运来粮食，载走重要人员的金银细软。

当时留在沈阳的防守兵团，仍有二○七师、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以及五十三军，和当地的四个守备队，再加上收容溃退下来的部队约四个团，合起来，仍有八万多人，可以背城一战。但谁都没有想到，沈阳竟会没有经过战斗;，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与失陷之“惨”，是战史上所少见的。甚至连共匪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也未想到沈阳会“得”的那样容易。

沈阳的失守像似一个梦，一缕烟，因为它既不是主动撤守，也不是战斗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没有人指挥下，部队被敌人缴械了！

沈阳的易手，应该从十月廿七日写起，因为在廿七日那天，辽西战场上的残兵败卒，陆续进入沈阳市区。笔者和其他各报同业照例到剿匪总部采访，总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样，卫立煌的车子，照例停在总部的台阶上，驾驶兵经心的用毛帚，拂着车子上面的灰尘。

廿八日一切情况如常，夜里我摇电话给省主席王铁汉将军，他说：李弥的第八军可能空运沈阳。廿九日市内的情形，也极安定，但廿九日下午，沈阳警备总部，突然宣布自晚间五时起戒严，街上禁止行人。韩清涛先生要发给上海“申报”的新闻电报和笔者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报，都无法发出。于是我接电话给警备总部的胡家骥司令，因为当时的“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而且很受地方党政当局重视，所以胡家骥司令，马上派政工处长张一清少将，亲自来取电报，并就地作了新闻检查。夜里接到上海“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先生的来电说：“吾弟所发电报极佳，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我在前文中说过，当时我在上海“大公报”的地位，仅相当于今日“联合报”驻外县市记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视，自然内心里有些颇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层研究，“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一语，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们所知道的为坏。沈阳颇有“朝不保夕”的模样。于是我拿了电报到邻室去找韩清涛。清涛把胡先生的电报看了再看，最后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断：沈阳已到了“危急阶段”。我们也应有“应变”的准备，所谓“应变”，自然不是与沈阳共存亡，而是要设法逃命。

HangMing

“匪军”？“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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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十二时半“新报”派吉普车来接，驾驶兵并且拿到了当晚的“口令”。（口令系戒严时，卫兵向通行人员所要求之答话，该项答话，如“剿匪”，“南京”、“胜利”等，由警备总部临时规定。）

我到编辑部后，总编辑汪河清便和我商量，明日“新报”的标题，是否仍使用“匪军”字样，因为有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和他通过电话说：情况很糟，是不是把“匪军”改为“共军”。我当时立即向河清建议：我们是二○七师所办的报纸，明天在报上即使我们管共党叫祖宗，在城破之时，他该捉我们，仍然要捉，如果我们不惧不惑，共匪反而可能看我们有几分骨气。于是河清下定决心：自己做了一版的头条标题，“我军与匪军在东陵一带有激战。”这是我过去半生中，自己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午夜一时，沈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打电话给我，他说情况已经好转，夜里将有两个师空运沈阳，我为了要证实那个说法，打了几个电话到几位要人的公馆，有的根本没人接听，有的是传令兵来接电话说：主人今晚不在家住。

十月三十日，是我过去这多年来，生命更上，烙印最深的一章，因为那一天，我曾跑了四次飞机场，准备逃命，而四次都没有成功。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点多钟，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一道到剿匪总部政务委员会去，看见各处室的大小官员，都在耳语，秩序非常混乱，气氛完全不对。于是我和清涛，便急忙返回办事处，收拾行囊，直奔沈阳城南的浑河机场，守机场的警备总部警卫团，正在布防，跑道上停着四架运输机，马达开动着，机旁边有一百来个人在蠕动。下午两点钟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吴礼将军，驾车抵达机场。当时在东北很有地位的名女人朱纶，和剿匪总部副总司令陈铁夫人，立即包围了吴礼，朱纶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她在沈阳的上流社会中，锋头很健，那一天她却显出了女人的弱点，她拉住吴礼将军说：“你要救救我呀！”接着她又补充说：“无论如何，也要把郑洞国的孩子带回去。”吴礼的回答很简单，“情况已经好转，不要焦急”。朱纶说：“但是你们都要走了”，……

不久那四架飞机，都空着起飞，没有一个人登上飞机，朱纶和陈副总司令夫人，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看着天上的飞机跺脚。


金条落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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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韩清涛的车子，紧紧的跟住吴礼的车子，他的车子折回城区后，转向东塔机场。三点多，东塔机场也挤满了一批人，比方才的浑河机场的人数少，但情况也很乱，大家似乎谁也顾不了谁，但卫立煌，赵家骧、高惜水、王铁汉、董文琦、王家桢和吴礼，都挤上了飞机，嫩江省主席彭济群，爬到机门，却被人挤了下来，在秩序混乱中，只见到飞机的旁边，落了一地黄金的金条，但没有人去捡它。

这时我和韩清涛，也在向前挤，勿宁说是向前冲。一个卫兵举着冲锋枪，向着混乱的人群说，你们再冲，我就开枪了！于是载着卫立煌的飞机起飞了！

我呆呆的望着丢在地上的金条，望着混乱的人群。看看守卫机场的卫兵，一脸愤怒之色。………

韩清涛和我再折返城区时，士兵正在布置拒马，情形比第一次出城时紧张多了！于是清涛和我商量，我们再跑一次浑河机场，碰碰运气，我们再度进入浑河机场时，朱纶她们仍旧等在那里，但机场里，没有飞机，于是我们第四次再跑东塔机场，这时卫兵们已经架了机枪，制止我们前进。于是我们无精打采的向后转。跑来跑去，最后回到城里时，已是黄昏时分，城内开始戒严了！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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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次赴机场抢搭飞机的逃亡过程中，第一次携带的东西最多，第二次在东塔机场看见满地金条后，把行囊里的东西，在回程中，丢了一半，那时候才了解到，除了逃命最重要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第三次再到浑河机场时，东西又丢了一半，等第四次再赴东塔机场时，一切的东西，都丢掉了，仅带了一本贴报簿，里面贴的全是我在东北工作的那段期间，所写的文章。

当时一再抛弃东西的原因，第一是怕东西太多，卫兵不准搭机逃命，第二是在抢搭或在人丛中挤时，没有东西，比较轻便灵活。

当我和清涛，抢搭飞机没有成功时，回到城区后，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注定，大概是没有逃走的希望了！于是我们一道赴电报局拍发电报，因为拍发电报，是由收报人付费，所以我们发起电报来，可以不带钱，那一天我发出的电报是：“卫立煌总司令，偕其司令部高级人员，今日下午离此飞往一未经宣布之地区，沈阳未来之命运，似已注定……”晚间再收到胡政之先生来电勉励，“沈阳失守后，请即化装逃出，社中同仁对吾弟工作精神，至表敬佩。”

三十日夜，我没有到“新报”上班，和清涛在办事处计划，如何逃难，当时清涛有个侄儿就在旁边听，在十一月一日下午，当共匪的军队进城时，清涛的这个侄儿，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说：他叔父和笔者，平常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他已经监视我们很久了，原来清涛的侄儿，竟是一个小匪谍，他是以“申报”的送报生来掩护他的身份。

那一晚“中央日报”的袁笑星，又接电话给我，他的嗓子已经沙哑，他抖颤的说：“一切都完了，没想到政府的首长，如此怕死，也许明天早上，一觉醒来，这城市已经换了主人，现在真是欲哭无泪”。

我接完电话，跑到院里去看天，天空没有云，星光灿烂。侧耳听。远处有隐约的枪炮声。那真是最长最长的一夜。我的心情，像是我读初中二年级那年，母亲逝世时，一样的沉重、凄凉，并且绝望。人在对一切都绝望时，有时反会有一张“白纸式”的一段时间的宁静。一种空虚感。感到心灵的深处，一阵凉森森的，什么都没有了！

十月卅一日晨，“中央日报”、“新报”、“东北民报”，都照常出版，其中“东北民报”，已经把“匪军”改为“共军”，称“国军”为“国民党军”。我推开房门，先看看街头的情形，一切岗兵如故，山河依旧，只是街头已无多少行人。


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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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声响了，来电话的仍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他说：“属于我们的时间，大概不多了，准备逃命吧”！然后他讲他三十日下午的情形，比我和韩清涛抢飞机更惨，因为三十日下午他和几位同业，仍到剿匪总部去采访，当时总部里，只有几个兵在里面找东西，他们还以为剿匪总部在应变，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一位电台上的勤务兵说：“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卫立煌这时候，已飞到北平了！”因为卫走时曾令台长发一电报到北平，但是台长在卫走后，气得马上拆了电台。

袁笑星在那样的紧张关头，仍然有闲情和笔者“闲话”，我以为他是为了排遣时间，但 后来我们逃到北平后他解释说：当时，他的感觉只像似人在水中，在要溺毙的一刻前，抓到一支草似的……

三十一日中午，市民们纷纷搬家。三轮车被人抢雇一空，洋面、皮箱、军毯，都纷纷由车站拖向旧城。下午突然地方性的“和谈”空气，传了出来，匪方派出代表为谁，无法获悉；地方及政府方面出面的人，则是商会会长卢乃赓，国防部第二区军法执行部主任赵毅中将，剿匪总部总参议苏炳文中将，还有地方闻人王化一和另外驻沈阳的部队，各推将级代表人员一名，这个和谈的酝酿，是起因于卫立煌逃走以后的三十日当晚，地点是赵毅的公馆，据说卫立煌逃走时，未通知赵毅，赵激愤异常。当时曾指挥过宪兵，到卫立煌住的第二招待所和机场去扣留卫立煌，赵并公开表示：捉回卫立煌后，“死守沈阳”。

但卫立煌给中央的报告则说：三十日清晨七时，沈阳东面匪军，已经进抵金家屯和沈海车站，沈阳北面的匪军，已经窜过大坝，西北则到了离皇姑屯约七里的地方，他在十时要召见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到处找不到人，接着有情报说：有很多人通匪，卫立煌就更慌张。因而他向正驻节北平的蒋总统报告说：沈阳的五十三军已经哗变，并拟扣留中央人员，情形非常严重，中央相信了卫立煌的话，电覆卫立煌，准他于下午一时半，携高级官员撤离沈阳。


与虎谋皮的“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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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在抵达北平后，怕中央处罚，当然强调五十三军哗变之说，而事实上，五十三军一个师的投降。是在卫立煌逃走的两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这段历史是笔者亲眼看到的。十月卅一日中午，商会会长卢乃赓，正式与匪方人员在沈阳郊外接触。那种接触，当然是变相的投降，然而那时沈阳周边的国军部队，仍然与共匪有着战斗。共匪向商会会长卢乃赓提出的要求是：市内弹药仓库，不得破坏，卢乃赓的条件则是保障各级人员的安全，遣送南方籍的官兵回乡，共匪部队和平进驻市区，免致人民涂炭。到了卅一日晚间，协商的条件，原则上成立，然而有问题的到是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他仍主张“死守沈阳”，他并对主张“谈和”的人们表示：他只有战死和被俘两条路，除此以外，没有什么选择。那个消息传出以后，主张和谈的人，责骂周福成不识时务。就在这时候，周福成的一三○师正式向共匪投降，周福成也被迫下台了！

十一月卅一日的中午，“和谈”没有得到结论，共匪的代表，见一三○师已经投降，乃讬辞向哈尔滨总部请示，就在他们的“请示”还没有结果时，共匪的李红光支队，已经从铁西区突入市区，那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一时。从那个时候起，东北地区，除了十三军驻防的承德以外，全部变色。东北人民又被关进铁幕之中。在共匪李红光支队，进入沈阳以前的两小时，向共匪投降约五十三军一三○师，开始在市区站岗放哨，他们的记号是在左臂上绑了一个红布条子。

一日下午一时，笔者和韩清涛同赴电信局发电报，我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文是：“沈阳现正逐渐沉入红潮中，记者发此电时，着草绿色军服的共匪部队，正自铁西地区入城，此间今日天气晴朗，山河仍旧，惟人事已非……”韩清涛发给申报的电报，大意也是如此，没想到我们真的坚持到最后的一分钟。


夕阳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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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正在发电报时，北平的电信局用长途电话告诉沈阳的电信局说：他们就要切断和沈阳的联络，要说“再见”了！沈阳电信局的人则说：现在有上海“大公报”和“申报”的两位记者，正在发新闻电报，等最后一则新闻电报发完时，就请切断线路。

沈阳变色了，它在三小时内完全改变了，我和韩清涛返回办事处，在小院落中，看着将落的夕阳，相对无言，默默流泪，因为我们已失去一切，我们空虚得一无所有。对于未来是死是活，也全然不知。

这时申报的送报生韩清涛的那个侄儿，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训他的叔父和我，平日养尊处优，骑在人民头上，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的“文特”，现在这所大楼，由他接管，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包括私人的衣物，也是属于人民的，不得移动。韩清涛和我没有和他争辩，我们离开办事处，真的什么东西也没拿，他大概以为我们已无路可走，绝对逃不出共匪的魔掌，所以也没有跟踪我们。于是我和清涛决定，分别躲到朋友家中，并且互相留了地址，俟机逃亡。


看到朋友，不敢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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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日，沈阳已经很冷，我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仓惶跑到我前文中提过的一位卢姓同学家中，因为他们家住的是东关的贫民区，预料共匪在一两天内，不会搜查。

我一进卢家的屋子，卢伯母便要我脱掉皮大衣，换上短袄，我问他老人家，敢不敢收留我，她说：“为什么不敢，你就是俺的儿子。”一日的晚间，我就躲在卢家，睡在火坑上，但怎么也睡不着。

夜里国军的飞机，来轰炸铁西区的弹药库，爆炸的声音很大，大约每隔四五分钟，就有一次巨响，我们住在东关，距铁西区很远，所以不怕有被炸的危险。

十一月二日，卢伯母要他家的大儿子，到外面听听消息，我也把我的皮大衣和平日存放在卢家的一些衣物，拿到露天市场上去卖，以便换些钱，做为逃难之用。

在露天市场中，我一眼就看见了沈阳市政府教育局的主任秘书刘胜超，他打扮成一个乡下人模样，也在那里卖东西，我们见面了，但谁都不敢和谁打招呼，怕对于对方不利。然后互相背转身，悄悄擦眼泪，因为天气冷，擦擦眼睛，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

晚间在卢家听收音机，知道“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和笔者，都被共匪列为第五级的地方性“文化战犯”。卢家大哥回来也说：“新报”中有些人是匪谍，其中有两个人，是经我考试进入“新报”的，其中一个是匪城市工作部的，一个是匪教育委员会的。那两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忘记，那是总编辑汪河清和我共同主持考试，招考进来约六名记者之一。城陷后那两个匪谍，到处找我，所谓“文化战犯”也者，也是他们弄的。不过那两个匪谍，平日的表现很好，也没有“不满现实”的倾向。据说：他们对报社中人的言行，都有记录。接收“新报”财产的也是那两个人。


“四野”人马统治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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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城陷后，我感到真是如同“丧家之犬”，当时也体会到政治可以改变一切，一切都是在政治支配之下。但偶尔也发呆想，国军或者会反攻回来，否则又何必轰炸弹药库，并且炸死那么多人？

在卢家，一闭上眼睛，那幕大批国军，像被赶绵羊似的，赶到剿总军法处去的惨象，就在脑中出现。那真是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十一月二日驻守浑河一带的青年军二○七师官兵，誓死不肯投降，他们从市郊西南，继续向城内猛攻，枪炮声整整打了一昼一夜，那是孤军奋战。据说二○七师是由一位旅长率领，可惜的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后来听说。他们退到长白山中，然而共匪则宣传“顽固的二○七师，已悉被消灭”。

十一月四日，共匪接收了沈阳的“中央日报”，改出“沈阳时报”，那是他们入城后第四天的事。那一天街上已有了稀稀落落的行人，但所有的人，都把西装脱掉，换上了破棉袄，街上走的，尽是穷人，沈阳立即变成了“穷人的城市”。

国军的伤兵，没有人收容，没有人理会，扶着拐杖，走在街上，向行人伸出乞怜的手，但却没有人敢对这群“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发点慈悲心，于是共匪教他们抢大户，抢商家仓库，然后共匪的“沈阳时报”趁机发出警告，要市民注意防范他们──指国军伤兵──的“奸淫掠夺”。接着共匪宣布与人民“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在墙上写煽动性的标语。“解放”变成了时髦的名词，金圆券被一纸布告，害得失了灵验，“八路票”成了市场上的宠儿。

共匪在沈阳成立的第一个机关，是“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一机构是共匪的最高军政机构，另外还有一个卫戍司令部，军管会由陈云为“主委”，王首道、张学思副之，卫戍司令则由伍修权担任，伪辽宁省主席是张学思，伪沈阳市长是朱其文。而张学思和朱其文，都是后来，才从哈尔滨赶到。突然接收沈阳那样大的城市，在当时的共匪而言，确也是手忙脚乱。

上面提到的这些名字，在当时都是林彪手下，第四野战军的当权派，谁会想到，这些人在二十四年以后，和他们的主子林彪一样，全被整肃。那也就是干共产党的下场。是必然的下场。因为共党在斗争之中，当“政治生命”结束时，“人身的生命”，也同时结束。这也就是真正读通了书的知识份子，必然不做共产党的原因。

沈阳城自一日下午沦陷，到四日下午的三天中，最刺眼的是他们到处挂红布条，满街都是红布，形成了“红色的恐怖”，直到现在，这多年来，我一看到一片红色，就有着恐怖的感觉。

在沈阳陷匪的三天中，我托卢家大哥，不断的和韩清涛联络，约定逃亡的日期，并作逃亡的准备。我则像小老鼠似的，躲在卢家，不敢出门。卢伯母给我弄了件破棉袍，棉袍子的面有好几处露出旧棉花，我自己则用黄粘糕涂牙齿，也不再刷牙。不再洗脸。让自己变成一脸风尘之色，卢伯母又把过去我送给他们的面粉，拿到露天市场去卖，大约凑足了二十几个银元，有几枚缝在破棉袍中，有几枚放在破皮鞋的后跟里，有几枚则带在身边。


烈士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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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下午我骑了卢家大哥的脚踏车，绕市区一周，看看沈阳市的情形，同时也看看我自己像不像一个商人，一个小商人。因为我和韩清涛约定五日一早就上路，向关内逃亡。

在火车站前，看见了许多伤兵在讨饭，在最热闹的一条街道太原街上，我看到了盖着草席的一具尸体，尸体旁边写着一片粉笔字，大意是说：他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败，他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他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他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好多人悄悄的看过地上的遗书，再悄悄的走过去。

那是一个离乱时代的悲惨而动人的故事。那里面蕴藏着国魂和军魂。那一晚我自己找到了韩清涛，他躲在黑暗的一间小屋子中，他问我明天能不能走得成，我说：再不能停留下去了，听说共匪入城一周以后，要进行一次大搜查。

然后我再告诉清涛，我在太原街看见地上遗书的故事。清涛开始流泪，我则说：我到底在沈阳城中，国军身上，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失去已久的“国魂”和“军魂”。只要有了它，我们一定会再度回来的。

清涛也告诉我，他的那个做匪谍的侄儿，到处在找他，要向共匪邀功，所以他真是十分焦虑，而且度日如年。那时清涛的夫人子女，已在北平，他所担心的是怕走路不行。因为我们的预定是从沈阳徒步走到山海关。而且决定无论在路上，遇到什么事情，无论共匪如何留难，一定要坚持我们是一个商人，清涛的身份是“货郎”，他必须知道，针线、扣子、化装品，包括香皂，毛巾的价钱，我自己的身份则是在车站旁边买杂粮的行商。我要知道，高梁米、玉米粉，小米面的价钱。以便在路上应付共匪的盘查。

我过去自长春撤退时，领了一个准备避难的身份证，职业栏内，填的是商，这次可以派上用场，韩清涛在沈阳紧急时，也弄了一张身份证，职业栏内也是商。我们相信，大约可以冲出囚笼。


逃离那座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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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晚我回到卢家，卢伯母给我包了三十个酸菜馅水饺，里面没有多少肉，他们全家则吃粗粮做的煎饼和稀饭，卢家嫂子，则用旧毛线替我织了一件毛衣，留着在路上穿。

卢伯母家，一直过的是苦日子，但是他们不欢迎共产党来，因为山东老家的来人，在过去已经把共匪的清算斗争和不人道的作法，包括带纸帽子，打锣，游街的故事，告诉了这些下关东的乡亲。所以卢伯母那晚上，特别嘱咐我路上要小心，像我这样念过大学的人，共匪是不会放过的，而一旦被他们抓去，一定凶多吉少。

那一晚，我仍然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铁西地区，仍有飞机声和爆炸声，同时我怕共匪在半夜进门搜查，连累了卢家，我极其希望，在这最后一晚中，不要出事。

我看到纸窗一点一点的发白，在黎明时分，我走到室外去看天。天上剩了一颗大毛星。那一晚我想了很多事，我想我如果不做记者，不写骂共匪的文章，今晚的心情也许会宁静些。现在和共匪已经结下了深仇大恨，能逃掉算捡一条命，逃不掉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在天将亮时，卢家大嫂起来烧饭，我实在希望能再睡一会儿，但是睡不着，我也想到这一次走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去。也不知道，路上会不会被共匪看出破绽。

五日清晨，是沈阳沦陷的第四天，我终于离开那座古城，在大南门外的两百米的地方，我和韩清涛会合，开始我们以后十五天的逃亡行程。


静静的松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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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年，时间过得仿佛很长，沈阳的落幕，又是那末仓促，从东塔机场抢登飞机未成，到躲进卢家，作逃亡的准备，那几天的日子，显得更长。东北从接收，到落幕，连头带尾，一共四年，真正的时间，仅有三整年，东北的三年，变幻太大，东北之失，失得过惨。

东北在惨痛的情形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接收，接收过后，又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沦陷，而最后一个据点沈阳，也那样的轻轻的被葬送了！

东北三年，在后代史家写来，也许用四五行小字，便可结束，然而在一个身历目睹，在战火边缘上工作了整整三年的新闻记者，执笔为文时，却有着无限辛酸与沉痛。

我深深的记得。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冬，我飞抵长春时的心情，虽然那时长春插的也是一片红旗，是在苏俄军队占领下，但心情是苍凉悲壮的，民国三十七年冬（一九四八年）我逃离沈阳时，城内也是一片红旗，却是在林彪军队占领下，而心情则是恐惧而衰微的。

三年虽然仅有一千多个日子，从大摇大摆的出关接收，到化装逃出塞外，飞去爬回，恍如一场噩梦。

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在沈阳失守一周年那天，我为“新闻天地”周刊为了一篇：“哀东北”的文章。那篇文章的开头是“一九四八年秋，十月十五日，锦州城陷，范汉杰将军被俘，是年十月二十日，郑洞国被迫投降，长春易手，十月卅日，卫立煌弃城飞逃，沈阳不守。仅仅半月时间，东北连陷三城，逾两月，林彪驱兵入关，平津又告急……回头看，一九四五年秋，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率军攻克山海关，翌年春，大军过锦州，进驻沈阳。五月廿三日占领长春。数日后，驻马松花江畔。”

下午三时左右，共匪的后续部队，陆继进城，国军所使用的吉普车，马上换了红旗，车上的驾驶兵仍是旧人，但坐在车上的人却换了主人，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

那是一个多雄壮的局面，又是一个多悲惨的局面。屈指算，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时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经二十七岁了。能逃出匪区的，只是少数，大部份东北青年，却看不见祖国的旗帜。松花江的水，静静的流，长白山的雪，终年不溶，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那里有几千年用不完的煤矿和铁矿，还有三千多万朴质而善良的黄帝子孙。翘首北望，又岂仅呜咽而已！

奔向山海关
逃难的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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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到山海关，约八百华里的行程，我和韩清涛先生，过去没有徒步走过这一条路，我们的计划是沿着铁路线走，但一出沈阳的大南门，就看见了逃难者群，于是我们很自然的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

在逃难者群中，大部份是伤兵和由匪方发给“路条”——〝共匪的通行证〝——的国军俘虏。一路上的行人，像一条长龙，其中包括推独轮车的，赶北方大车的，人群走得极为散乱。那一大批逃亡的行列，每个人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伤兵中照样穿着国军的制服，另外的一大批人，都是逃难的公教人员。不过每个人都经过改装，和老百姓一样。

我和清涛约定，一路上装作互不相识，如果有一个人被捕，另一个人，也不必等候，以免被匪兵对质。我们第一天，大约走了六十华里，那时候，还年轻力壮，走起路来，并不感到怎样吃力，只是担心被匪军发现我们不是商人。我穿着露出棉花的破棉袍，系了腰带，另外背了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破棉被。第一晚我们住在新民县的一个乡间小店，八九个人，睡在火坑上，韩清涛就睡在我的旁边。

半夜匪军的干部，提了马灯前来查店，我把在长春时领到的假身份证拿出给他们看，我的名字填的是于春财，兄弟栏内是春发、春福、春生一我排行第四，合乎“发福生财”四个俗气的名字，职业栏内写的是商。匪干问我到什么地方，我答以锦州。到锦州做什么去？我答去看姨妈。接着问清涛，他也很土气的答是到锦州去探亲，第一晚没有什么麻烦，但夜里被清涛推醒两次，因为我在睡梦中呓语。

说来也奇怪，在平常时候，我躺在牀上有看书的习惯。如果睡前不看书。就会闹失眠。逃难的第一个晚上，竟然能倒头便睡，不过我很担心我的那双破鞋，因为鞋后跟中，藏了几个银元。


磨老茧、睡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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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们背起行囊上路，路上的逃难者群，比第一天更多，走了不远，共匪开始检查，他们仅看看行人的面孔。就发出“命令”，要逃亡者站成两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左边的一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右边的一排、第一次韩清涛就被分配到左边的一排，我则被分配站到右边的一排，我们不知道究竟那排要被扣留，那排被放行。

经过初步的盘查，站在右边这一排的大部份没有问题，站在左边的要被扣留。清涛在他的行列中向我以目示意，暗示他可能被扣留了！我们这排每人被盘问三两句，个个放行，但轮到我时，一个三十几岁的匪干则说：“我看你不像是个卖粮的商人，然后他要我伸手，检查手指上，没有老茧，于是他更唬吓着说：他认定我是个“国特”，不然就是“情报官”，但我告诉他：我在沈阳两孔桥下卖杂粮，根本不要费力，我只看守我的摊子，自然没有老茧。他似乎被我说服了，摆摆手放行。我眼巴巴的看了清涛一眼，不能说一声再见。一个人，无精打采的上路。同时默默的为清涛祝福。不过从这一次检查后，我学得乖巧了，一路上用小石头在手指上和掌心中摩擦。因为说梦话，晚间也不敢再住小店。由于失去清涛，我真是少了依靠，只有一个人提心吊胆的随着人群走，一路上没有卖东西的，便随着伤兵们讨饭。所谓讨饭，也就是作乞丐。

十一月的东北，已经飘雪，讨来的剩饭是冷的，喝的水也是冷的，但吃下去竟是十分香甜，而且肠胃也能消化掉。晚间打开包袱，取出棉被，就睡在山腰里，听呼呼的风声，但也居然能够入睡，这时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餐风宿露”这句话的意义。人到了仅需要保住一条性命，而且不存什么欲望时，凡事到可处之泰然。所以在山腰中睡了一晚，竟然毫无腰酸、背痛现象。第二天照常跑路，照常讨饭充饥。

那时候共匪干部们，正在各处搜查第九兵团的司令官廖耀湘将军，有的大乡镇的土墙上贴着“捉拿廖耀湘”的告白，为的要项是：廖耀湘，五十多岁，花白头发，操湖南口音，中等身材，是个胖子。那正像旧小说中描绘的“画影涂形”。


讨饭吃雪、长夜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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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仅仅二十几岁，而且自六岁由山东蓬莱下关东后，能说一口纯正的东北话，而且手上磨出了老茧，所以前四天到也未遭遇到较多的麻烦，于是胆子也就壮了起来，但自己却没有把握一定能顺利过关。

随着伤兵讨饭，看见匪兵就喊声“队长”，再加上一脸风尘之色，真像是一个北方老粗。我觉得在逃亡最初的四天中，我学了很多，但每天都要找一个背风的山腰，披被坐着睡觉，醒来后看看天上的星辰，渴了时，就在附近抓一把雪吞下去，然而却一直没有生病。

随着逃亡的行列，“晓行夜住”，除了怕被捕以外，心如止水，所以一路上脑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应付匪干，如何至死也不暴露我是“新闻记者”这个身份外，一切都是空洞的。从沈阳到新民，经黑山、北镇，度过大凌河，那时河水已经结冰，从冰上步行渡过大凌河时，心中生出无限感慨，回想过去两度出关，一次撤回，坐的是飞机，大凌河在机翼下，只是一条白带。而今逃亡了，却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现在没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来庇护，一条小生命，真像一只蚂蚁。再看大凌河竟是那样宽，水也结得那么厚，自然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而个人却是无家可归，真的体会到“国破家亡”的这份感情，不禁悲从中来，但竟不能放声大哭一场，也不敢放声大哭一场，那该是人生的最大痛苦。

前路迢迢，自己走了多少路程，没有计算，也不便向人问路，走呀走的，渐渐的走得两腿发酸，再加上一路上讨饭过活，缺乏营养，渐感体力不支。不过自大凌河到锦州间，已经有北方大车，可以乘坐，但要每人化七块银元，并且讲好，如果在路上被匪兵留难，缴付的银元，不能退回，而且晚上车老板要住在什么地方，车上的人，也要住什么地方，但短程行旅，一天的日程，则要一块银元，我决定做短途乘客，因为晚上我不能和别人共同住店，怕说梦话，露出马脚。就这样我开始坐上大车。


凶狠的共匪儿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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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难进入第五天的行程中，在黄昏时候抵达了一个小村庄，这次来检查的不是匪干，而是共匪的儿童团，他们把红缨矛—像似戏剧中张飞使用的矛——一举，拦住了大车，对每一个行人，包括伤兵，检查得十分细密，他们也许并不识字，但都要看每一个人的路条或身份证。

这些儿童团，虽然小小年纪，却都具有共匪的一付凶狠像，据说这批小东西，都是经过匪干训练不久，由匪干在后面撑腰，于是这批本来性善的第二代，却变成性恶的小匪干。我看到这些孩子，心中十分难过，因为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是农村的好孩子，而经过共匪短期训练，竟然走火入魔，装模作样的要管教起大人来。

在冬天的黄昏，在太阳将落的时候，看见那群孩子，唱看共匪的“军歌”，扛着红缨矛，耀武扬威的样子，心中有着一种极其沉重的感觉。

渡过大凌河后，沿途看到的防空洞很多，那些防空洞，仅能容纳一个人，而且小洞就挖在公路两旁的土崖上，共匪挖掘的防空洞，有些地方，一洞接着一洞，以防国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并投掷炸弹。

第五天晚上，也就是被儿童团检查的那个晚上，我就睡在“一人防空洞”中，以后的行程，每晚都如比，因为路的两旁，都有防空洞，所以可以寻找背风的洞中睡觉。

逃亡的第六天，没有再化钱坐车，但走累了就休息，逢到村庄就讨些剩饭吃，东北的民风朴厚，对乞丐向来乐予施舍，所以讨饭并不是件困难的事。而且有些人对于伤兵特别同情。除了给些高梁米饭，还加给咸菜。有些村庄，也住了匪兵，有些匪兵，并且和逃难的人聊天，但在路上，我们没有遇到匪军的大部队。偶尔有国军的战斗机飞临上空时，他们就进入民家。

在逃亡的第七天，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庄中，忽然又遇到了韩清涛，原来他被匪干拘留了一天，经过盘查后，认为没有什么嫌疑而放行，坐了大车赶来。过了那个村庄，我们又走在一起，两人这次相遇，不禁热泪盈眶，恍如隔世。清涛说：因为他的年龄正是四十多岁，匪干曾怀疑他是什么“接收大员”，后来见他讲些粗话，甚至连“坦白”两字，都装做不懂，所以拘留了一天，也就把他放了！


一只手表，过了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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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清涛在路上告诉我，对付共匪，就是要装得“傻里傻气”，尽量讲东北土话，至死也不要“坦白”，我也告诉他，我一路上在手掌上磨老茧的故事，清涛也开始用石头磨他的手指和手掌，同时我们再度重申，无论何人被捕，另一个人，要表现得毫不在乎，自己赶路。第七天的晚上，清涛也陪我住防空洞。我们两个防空洞相距有十步远近，不过第二天清晨，清涛告诉我说：他仍然听到我说了梦话，并且在梦中喊叫，但我本人竟然毫无所知。

第八天我们又各化了一块银元，坐上大军，黄昏时候，别人住进小店，只有我们两个新闻记者，继续前进。找郊外的防空洞休息，清涛并预料，前途大概“吉多凶少”，可以一道入关了，但第九天的中午，在一个大检查哨，列队搜查时，清涛被放行，我却被留住了！被留难的逃亡者，大约有七千多人，被拘留在一个大院落中，从中午到黄昏，没有匪干来审询，不过晚间却吃到了一顿热的高梁米饭白菜汤，那是九天来第一次吃到新出锅的饭，但由于心理的不安，吃饭时并不觉得香甜。入晚有匪干七八名，分别来审询，审问的内容，仍就是既然是商人，为什么忽忽忙忙的赶着去锦州，这次我的答覆是姨妈病重，必须及时赶到锦州去探望，他问住在那一条街，我告诉他是大南门外。那一晚大家都坐在大院落中的火坑上。大家坐着打瞌睡，但没有人互相交谈。

第十天的清晨，一个匪干拿出一支毛笔，要每个人写出自己的名字，那是他要试验被拘留的人的教育程度，轮到我时，我用舌头先舐舐毛笔，然后歪着头，用四支手指，紧握毛笔，姆指向上，用手写下“于春财”三字，写的歪歪扭扭，那匪干接着问我念过几年书，我说：私塾一年，然后注意到我的手表，问我小商人怎能带手表，我说做生意人，人人都有手表，然后他带我到一间耳房，似乎要单独审问，我想这下子真的是要被留下了，但结果却大出意外，他问我这只手表他想买，要多少钱，我说：队长喜欢，我奉送就是了！他说：“人民的军队，怎可拿老百姓的东西”？我说：没有关系，是我“心甘情愿”，于是我从腕上取下手表，交给他，他就放在他的衣袋中，然后告诉我，可以走了！我走了不久，又有十多个人，被放出来。另一些人的下落如何？似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互相探询，大家都默默的走路，每个人都在设法保护自己，而且似乎都十分警觉。


菸斗带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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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逃难的第十天行程中，中午时分，又在一个共匪的检查哨被留下来，这次的被扣，是因为检查时，匪干注意到我的菸斗，我在逃亡时，买了半斤高丽菸叶，放在卢伯母给我做的一只菸荷包中，高丽菸叶，是东北俗称的旱菸，用旱菸袋吸食，当时我的烟瘾很大，所以荷包中装满了旱菸叶，一路上使用菸斗吸菸。

那个匪干要扣留我的主要原因，是使用菸斗，一定是国民党的高级份子，问我在那买的，我告诉他路上抽旱菸袋不够方便，我在沈阳做小生意时就使用菸斗，他翻了我的菸荷包，看看抽的并非菸丝，而是旱菸：对于我的话，似乎是将信将疑。

然后我就装满了菸，当着他点着火柴，大口大口吸菸，表现得一副老粗的模样，这下子他又开始看我的手掌，一路上摩的老茧，这回可有用了。他说。看样子到是个劳动阶级，我再问他什么叫劳动阶级，这时那个匪干笑了：“劳动阶级，就是做苦工的”！

然后他继续讯问许多人，却没有说放我通过那个卡哨，于是我就坐在地上等。直到日落时分，那个讯问过我的人说：你可以走了，前边就有村庄。我走了大约半里路远，怕那支菸斗，继续给我带来灾祸，就把它抛得远远的，同时在路上检了一张共匪的废报纸，把它放在菸荷包中，以后菸瘾发做时，就用报纸卷着菸叶猛吸。有时也分给伤兵们一支。

那天夜里，自然也和平常一样，住在防空洞中，越往西行，天气越暖和，也觉得逃出匪区的希望越大。

果然以后的五天行程中，没有再受到留难，而且在第十一天的逃亡行列中，又遇到了清涛，原来他也又被匪干留难过一次。自然我又将两次被拘留的情形，告诉了他，他也把他再被留难的情形告诉了我。他说：但愿上天保佑，以后再没有被留难的情形发生。我们能携手入关。


大车上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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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行程中，我和清涛坐大车的机会越多，但却是每天化一块银元，坐短途大车，而且我们分坐两辆不同的车。

在大车上因为我打扮得过于土气，而且有一副傻像，所以同车的人，都欺负我这个“老粗”，一辆大车要坐上十几个人，但是车上的人，全是逃亡者，我估计几乎全是化装逃亡的公教人员，他们坐车时，常常因为我伸了脚或者由于车身动摇，碰到别人，于是有人打我一拳，我不还手，忍耐下去，因为怕在争吵时，暴露了身份，由于第一个打我一拳的人，我未抵抗，也没有怒目而视，表示心里上的反抗，所以接二连三的连吃老拳，你一拳他一拳的，这个说我坐的位置太多，那个说我一副蠢像，于是我变成了大家的出气筒。

我终于忍耐不住了，那是在一个人又打了我一拳的时候，我开腔了，而且声音很大，我几乎是怒吼了：我说：“大家都在逃难，那个是真正的老百姓，为什么在逃难中，还有人欺负人，一旦拆穿了，一个人也跑不了，大家一道作俘虏，同归于尽”。这几句话，立即产生了效果，其中一个人出来打圆场说：“老弟说得对”，于是我身边的人，每人收缩了身子和腿，给我让出的地方，足可以躺下睡觉，但我却十分后悔。

从那以后，车上的人，对我十分客气，因为我的估计没有错误，全车的人全和我一样，都是要被共匪追捕的人。直到后来逃到“三不管”地带——没有国军，也没有匪军的真空地区——前所，大家表明身份时，才发现用拳打我的人，有的是县长，有的是警察分局长，有的是中学校长，那时候，我和清涛，也都表明身份，我们是新闻记者。

那是大动乱中的一项小插曲，当然我的怒吼，可能遭来横祸，被共匪拘留，但当时年轻气盛，而且化装得太土气，而致遭人欺负，事隔二十多年，现在回忆起来，车中怒吼的事和一天跑了四次机场，抢登飞机未成的事，在脑里的烙印最深。


国军飞机的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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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过了义县，沿途看到的共匪所挖的一人防空洞越多，几乎像似蜂巢，公路两旁的土崖，不到五步远，就有一个防空洞，过了义县，就是锦州，是范汉杰将军司令部的所在地。

屈指算，已经走了十二天，心里想，过了锦州，还有锦西、兴城、绥中、前卫几个大地方，共匪的检查，可能更严，但却也有了一种希望，那是逃出匪区的可能性很大。

当我和清涛抵达锦州时，战火已经过了一个月，但城内外却依然残破不堪，共匪围攻锦州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断壁颓垣，使人惨不忍睹，那座古城，完全给共匪的炮火毁了，毁得面目全非。

前文说过，在俄军占领长春期间，我曾随吉林省府的接收人员搭军机自长春撤退到锦州，然后搭车到北平，那是三十五年春间的事，所以我对这个城市，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三年后我再重临旧地，几乎认不出那就是山海关外的重镇锦州。

当时我也想到在锦州攻防战时，没有一个记者留在锦州，写一篇现地报导，所以范汉杰将军，打的那次硬仗，在报上的新闻也不多，但从全城房屋毁了三分之二的情形看，可以想见当时战事的惨烈，范汉杰将军和他的官兵，总算替国家、民族，尽了最大的努力。较诸那些“不战而降”的将军，在风格上，要高得多了！

过了锦州，在女儿河附近，有两架国军飞机低空扫射，当飞机扫射时，距离我和清涛，仅有两千米左右，我们迅速伏在地面上，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步行。当飞机扫射时，清涛低声在说：如果不死于敌人的追捕之下，而死在自己飞机的弹下，那才惨哩！不过那两架飞机，仅扫一次，即行飞走，有一辆大车被击毁，两名逃难者受伤，我们急于赶路，不敢多管闲事，对那两名伤者，如何处理，也就未再加理会。


前所之夜、百官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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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逃难，进入第十四天行程，经过兴城、绥中，在黄昏时到了前所，再一站就是国军驻守的山海关。

前所是共匪和国军的缓冲区，敌我双方都没有军队驻守，也没有行政机构，在前所的前一站前卫，是共匪的防线，当时我们预料，那一定是很难过的“关口”，但出乎意料之外，匪军竟没有查验，即全部放行。到达前所后，清涛和我手牵着手，高兴得流出眼泪。互庆“死里逃生”。那种心境，是难以形容的，也是半个月来，最快乐的一天。

前所是一个山海关外的小镇，由于我方与匪力均无兵驻守，所以当地人称为“三不管”地区。不过敌我双方都有便衣谍报人员在活动。市面反而较其他地方繁荣，因为那地方可以使用三种货币，第一是银元，第二是政府的金圆券，第三是匪军的纸币，当然那些货币，都有一个兑换率，是以纸币所能购买的东西，作为兑换率的标准。

在前所的那一晚上，我和清涛，住在一家小店中，我们买了高梁酒、猪蹄，吃了逃亡以来，最丰盛的一次晚餐，那一晚我们也逛了前所的夜市，由于前所没有电灯，夜市中摆着马灯，各种东西都有。

那一晚我们也睡了火坑，而且有了羊毛毡铺在坑上，入晚之后，许多逃难的人，都兴奋 得睡不着，大家相互微笑着打招呼。

那些化装逃难者，百分之百是政府的公务员以及军官，文官最高的是县长，武官中官阶最高的是军长。

其中有人“纵酒”高歌，有人痛哭流涕，有人长吁短叹，有人大骂共匪，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大家都得庆更生，能逃出匪区。前所之夜，像是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等级的官，在那里开了一个自然的晚会。

在烛影摇摇中，有人唱起“红烛将残，瓶酒已干……”抗战时期的老歌，有人高吟：“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畔、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九一八、九一八……”，我和清涛、静静的听、静静的感受，清涛忽然说：“我们路上所遭受的罪，都是日本人带给我们的，因为没有九一八事变，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没有西安事变，共匪老早就被消灭掉，没有共匪，中国在战后，将是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清涛祖籍河北，他的祖先已迁东北七代，是不折不扣的东北人，他说：这些血债，总有一天，要追回来的。


山海关外、黄昏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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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难行程的第十五天中，我们抵达山海关外，那是黄昏时候。山海关内，灯光通明，关外则一片漆黑，关门之外，有一大批黑鸦鸦的人群，大家高呼，我们是来投奔祖国的，我们是冒者生命危险，向关内逃亡的，但城楼上，却没有反应。城门也不开放，大家席地而坐，我突然想起童年时看小说中：“罗成叫关”的故事。

我们一边望着城内的灯火，一旁听着远处的炮声，惟一的希望是有人出面开关，放我们进城，进了山海关，那才是我们自己的地区，那里有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那里的一切，才真是属于我们的。当时我们并深深的体会到。惟有失去政治保障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政府，更为可爱。惟有失去自由的人，才会感到自由的可贵。惟有失去国家庇护的人，才知道国家的重要。

大约是晚间九点多钟，关上的城门开了，走出的是督察处的巡逻队，他告诉那些等候巡城的人，写下自己的名字，职业，来自何处，山海关城内，有没有认识的人。那时我一个熟人也没有，韩清涛到想起他的一个朋友高澜波，现职是十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可能在山海关内。

十点钟，清涛带进去的纸条，发生了效用，城门开了，十一行政区的督察专员高澜波亲自出迎，高专员一手拉着清涛，一手拉着我，缓步入关，关门又关上了，那一晚仿佛就允准我们两人入关。

进了山海关后，我们立即乘了专员公署的车子到了高澜波办公的地力，高先生要勤务兵替我们打水洗脸，并要我们更衣，是两套棉军装。然后他陪我们一道吃绿豆稀饭，细问路上情形，原来他和清涛是十几年的老友，在胜利之后并和清涛同乘一架飞机，自重庆返沪。那一晚我们才算真正的重获自由，下榻在专员公署的宿舍中。清涛躺下不久，就鼾声大作。


榆关一夜、今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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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日清晨我们一觉醒来，高澜波先生，己在外面的房中等候，陪我们吃了早餐，然后拿了两张招商局的船票送给我们，他并且说：在离乱的岁月中，在军旅中，他末能善尽地主之谊，山海关能守多久，他也不知道，那两张船票，是他送给我们的。我们除了感激得流出眼泪以外，连声谢谢，也没有说，现在清涛己身陷匪区，他是在自北平再度逃亡时，逃到山东德州，又被匪干截回去，不知道高澜波先生是否已来到台湾？廿多年来，我一直感念高先生的情谊，到处打听，总是没有他的消息。

高澜波专员在廿日早餐后，又陪我们看了一下城防，山海关驻满了军队，秩序也十分良好，在我们看城防时，我想到第一次自关外撤回北平时，我陪吉林省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住在杜聿明将军的招待所内，第二天一早，看到了阳光照进房内，紫藤花刚刚发芽，那是多么闲适的意境，第二次在山海关内过夜，却是一个刁斗森严的晚上。抚今追昔，徒增无限感慨。

二十日上午十点多钟，高澜波先生亲自送我们到秦皇岛，登上海宇轮，不久船开了我们驶向塘沽。船在大海中，航行得很稳，当天我们就抵达塘沽，换乘火车，转赴天津。在黄昏时分，抵达天津车站时，清涛的夫人，已经在车站上等侯我们，原来高澜波在送我们上船之后，发了一封电报给韩清涛夫人，在兵荒马乱中，难得他想得那样周到。

天津车站，兵车辚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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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车站上，我们看到大批军队在调动，兵车辚辚，天津似乎已进入战争状态中。因为整个车站，都堆满了军用物资，货运火车上装运的大炮，都穿着炮衣，车站上有着武装的宪兵在巡逻。十足是一副战时景象。那时我又发奇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度随军出关，收复锦州。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又是二十四年，虽然这二十四年，生活得很宁静，但我却永远忘不了那段忧患的岁月，甘四年前我只有二十七岁，现在已经五十出头，当年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北望中原，遥想当年山海关的灯火黄昏，天津的大铁桥，还有我逃亡时的伙伴韩清涛先生，他今年如果仍然健在的话，也已七十岁了！

人过中年，常常会回忆起往事，包括甜蜜的日子和苦难的日子，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五十岁左右的一代，一直生活在炮火的边缘中，在炮火中成长，在离乱中奔驰，我们所遭遇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艰巨的时代，也是最促人奋发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近年来，每当更深人静，仰望天空的星辰时，我常常低吟放翁的诗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虽然我个人的青春，在岛上的宁静岁月中消逝，但愿在最近的几年中，能再度随大军北伐中原，立马山海关外，以雪二十四年前，仓惶夜奔，微服逃难的耻辱。

让我在眼未花，耳未聋之前，再看看松花江的流水；大凌河的坚冰塞外的雪爬犁，还有一望无际的高梁田，六月三伏天的青纱帐。让我的脚印，重踏一遍当年讨饭逃亡所经过的地方，寻回我的青春，以及逝去的那些日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