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我们生产队大饥荒记实

jianrenz

我家住在县城边（现在已经是城中）一个叫官田坝的村子里，在“大跃进”实行军事化管理时叫城关营同心连第四排，59年时叫城关公社同心管理区第四生产队，现在叫严道镇同心村四社。

57年“反右”之后，全国 “大跃进”，农村进入人民公社，上边要求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时人们完全没有了正常的生活和种田的规矩，一个个的小家庭变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家庭。所有的家具都集中到公共食堂，用得着的就用，用不着的就做烧火柴；所有的金属用具除了镰刀、锄头而外，连门上的扣子、箱子上的饰件都拿去大炼钢铁。房屋除了用作睡觉而外，没有其他用处。甚至于住房都属于集体的，经常叫你住哪里就住哪里，有些单调户的房屋被拆除了，把人赶到人口集中的大院子里，行动军事化，下地干活除了带上农具外，还要在腰杆上别上碗筷，打破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作业界限，哪里干活哪里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

最害人的是搞“稀株密植”，高产田、卫星田，名目繁多；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就象吹气球那样不断膨胀，到处都在出高产、放卫星、万斤田、万斤坝，明明是减产硬说是增产。大丰收当然紧接着高征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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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的粮食便捉襟见肘了，每天只能以少量的粮食维持度日，拼凑些五谷杂粮，磨成面粉加糠做成馍，全劳力每日八两（十六进位），次劳六两、半劳及小娃娃四两。全队男女老少280多人，一天到晚就咽着口水等吃。有时连糠馍馍都断顿，找些喂猪的红苕根根、洋芋坨坨煮熟，每人一汤瓢。无论大人娃儿都饿的绿眉绿眼的，一双双饥渴眼睛四处搜索，巴不得有点什么东西塞进嘴里。捱了一段时间，连糠馍馍都维持不下去了，就在一大锅水里搅上两三斤杂粮面粉，就靠这种“面糊茶”来填充肚子。每天在食堂里尽听到小娃儿熬熬哭叫，扭着大人要吃的，大人们除了无可奈何的哀声叹气外，别无他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准说一个“饿”字，否则马上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社员们忍受着饥饿去出工，指望着秋收后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幸好是在春天，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满山遍野的野菜树木都萌发了，开花了。大家都有常识：凡是猪牛牲口能吃的野草，人就能吃。鹅香草、侧耳根、水芹菜、鱼鳅串、车前草、苦马菜、野苕子、米麻花叶、槐花、脱皮籽花、野棉花等等。割回来淘干净，加上食堂里打回的二两谷面搅和在一起充饥。

那年真还托大自然的福，除了野菜野果可充饥外，有能力的还可去捕捉老鼠、摸鱼、逮蛇或泥鳅、黄鳝，逐渐又扩大到捉癞格宝、蝌蚪、枇杷虫、蜗牛、田螺甚至蚂蚱、蚯蚓、蚂蚁等。

好不容易熬到麦子灌浆待熟，一群饿得黄皮寡瘦的小伙伴约上我，偷偷去割田里的麦穗。躲在河坝头捡些水打柴生上火，把麦穗放在火苗上烤熟，双手一搓，吹去芒壳，一把塞进嘴里，那香喷喷的滋味，我敢说只有我们经历过粮食关的人才享过这种清福！吃饱了，个个脸、嘴、手都黑黢黢的，真像个活鬼，互相戏谑着，庆幸这下饿不死了。

小春终于收成，大家以为可以把命逃出来了，这时，上面宣布：“先国家，后集体”——征购粮交完后又没有粮食了，仍然喝面糊茶汤汤，于是伸长脖颈望大春。

在玉米地里垒埂子栽红苕藤时，刚打蔫头，起“麻索子路路”的玉麦苞苞掰来就下连核核（hū）啃，红苕藤的尖尖也往口里塞，大家都学会吃生的，不管生瓜瓜、生豆豆、生茄子各种蔬菜都能吃，就象牲口一样见啥吃啥。收拾庄稼时，大家还是掰玉米吃玉米、挖红苕啃红茹、割谷子嚼谷子，当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一是在家做吃的不方便，因为根本没有炊具；二是监管很严，根本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而且一旦被发觉，还要挨打受辱。曾经有个叫兰潘氏的老娘子揣了些谷子回去，在深夜里用砂锅炒干，用手磨子磨去外壳，还没吃进口就被干部发现，收缴了手磨砂锅，砸了炉灶，还弄去跪打。

高征购下的秋收最后也没能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接着又是反右倾，反瞒产私分运动。上头到处都在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社员们每天都把收起来的谷子运到县仓库堆放，在县仓库晒坝头翻晒，晒干后立即收入县仓库。有时阴雨天收起来的谷子晒不干，就在食堂用大锅炒、炕，连夜赶交公粮。当时的最高指示具体明确：“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代以瓜菜……”所以就在收割庄稼那半个多月吃过干的，而且都是按劳力等级定量供给。等到“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之后，就只剩下些间种的五谷杂粮和风桶尖上的二仓秕谷作社员的提留粮了。

天，是风调雨顺的天，地，是肥得流油的官田坝，可上边说我们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灾害！灌了半年的面茶汤汤，人的营养严重缺乏，体力严重透支，水肿病终于挡也挡不住地来了。先是走不动路，接着是起不了床，一个个由皮包骨头变成了黄肿烂熟的大头和尚，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缝，双腿象木头棒棒，小腿上一按一个深窝。山上坝头的土地几乎都丢荒了，全县各公社普遍出现了饿死人现象，公社终于办起了临时肿病医院。城关公社的临时医院就设在我们官田坝的大四合院里。处方很简单：麦麸子、细米糠、玉米和黄豆面粉再加点儿红糖蒸成糕，切成一两重的小方块，取名叫
“红发丸”，一经服用，简直是奇效！连服几天水肿便消退了。可是水肿病人太多，而医院太小，整个四合大院全部用晒垫摆满了地铺，最关键是“药”少，供求矛盾尖锐，只好减“药”减人。水肿稍轻的还住不进医院，住进去的稍有好转便强令出院，出来两三天又复肿，当时有“三肿三消，四肿翻撬”的谚语，进出连番四复，最后还是拄着杖进去，横起抬出来——变成了尸体。

那年冬天，公共食堂里也在到处找寻些能代替吃的东西，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级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应求，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抠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茸，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一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无论怎样变着花样吃，也总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别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我们食堂则把能走动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鸡根、粉葛根、牛马藤、岩板花根来滤粉、和着糠吃。

最残酷的时刻终于来临，59年冬天，公共食堂无法维持，断炊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多是壮劳力。那时死了人都没有哭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个个都站在死亡边沿，不知何时便轮到自己。许多人嘴上都叨念着一个最高理想：能吃一顿干饭死了也值得！

那年冬天，我在县城“二完小”上六年级，虽然饿得足粑手软、皮包骨头，但还在坚持上学，老师们一个个不是面黄肌瘦就是浮泡肿脸的，尽管他们每月有18斤口粮供应，也还是不够身体的需求。缺课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多，全班50个同学，除了有1/3属居民户口的在坚持上学外，农村的几乎都饿得不能上学了。就在那年冬天，我们班也饿死了五位同学，一个叫兰术生，是个高大结实的胖娃，他与我同一个生产队，在他爸、妈、叔、婶都先后饿死没几天，他也饿死了。还有同队的兰琼芸同学。家在五队的郑登琼同学，在到五里山挖蕨鸡根的路上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另外两位一个叫王文珍，一个叫谢少全也是在那个冬天饿死的，他们都才十一、二岁，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却走完了不该走完的人生路！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山上坝头凡是能吃的野菜、野果、昆虫都吃光了，连最贱的鹅香草都长不赢人们对它的需求。到处都是一片赤地，稍有点草芽刚出土，即被饥饿的人群争着拈光了。我们队里有个五六岁的娃娃叫徐元康，他爸、妈、哥都在那个冬天饿死后，他饿的走不动了，就倒在田坝上歪着脑袋去啃那一点点的草芽儿，一直啃到断气后才被人发现。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人们饥不择食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又发现了些能“吃”的东西——树皮，桤木树、桦树、枇杷树的皮，观音土，还有用作肥料的菜籽油枯，皮口袋、皮箱、皮撮箕、皮带、皮鞋等。

各种树皮当中，最好吃的要数枇杷树皮了，它的苦涩味淡些，又有糍性，颜色呈高梁色，把它舂磨和糠面做成馍，大家打精神牙祭称之为高梁馍馍，叫观音土做的是粉子馍馍。说起那个观音土，白里带点黄，吃进口象糯米样糍粘粘的，不含沙不踮牙，不苦不甜的白味，手感细腻，可就是绝对没有营养，饿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大口往肚里吞，结果消化不了，坠胀难受，又拉不出来，好些人就这样让泥巴砣砣给胀死了。那树皮和糠做的馍馍，吃时要克服它苦涩麻辣及说不出的怪味，拉的时候蹲几天几夜都拉不出来。用手去抠，用竹片去掏，整得鲜血直淌。饥饿又加上这样折腾，哪有不死的！还有的人真的不想活，实在饿的受不了，就把润肤的凡士林冲开水喝，把蜡烛、肥皂啃来吃，把蓖麻籽炒熟吃，吃了以后，上吐下泻，死得更快。

还有好些人是没被饿死前而被打死的。那时村里都豢养着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着枪到处巡查，发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了，便冲上门去砸锅砸灶。上院子的几个社员因为扯了点油菜来充饥便遭到吊、跪、打，受过毒打的也较普遍。有去偷菜的，偷吃庄稼的，偷猪牛的，偷刚播在地里浸过农药、大粪的种子的，去撬保管室门的，偷食堂馍馍的，总之都围绕一个“吃”字而受尽凌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树德堂的院子里，有几个社员冒死去宰杀耕牛，被发觉后，把他们四个人押在四合院天井中站起，打手石开泰手握一丈多长、茶杯子粗的铁头子金竹竿（院里原来做过粉条，有许多晾粉竿），气势汹汹的站在廊檐下，挥动竹竿，风声呜呜响，猛朝天井中的人劈去，两人立即倒地，张着嘴，半天叫不出声来。接着又选好角度劈向还没倒的另两个人，全都倒后又喝令站起来，再打，直到把竹竿抽成光刷刷又另外换一根，一直把四人打得再也站不起来爬在地上奄奄一息才罢休。那当场喊“石爷饶命”的求饶声、凄厉的惨叫声，围观群众的叹惜声，小娃娃的吓哭声，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另一种刑法是吊“鸭儿子浮水”，一个当时才
15岁的小伙子王富清，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后，还在背上加一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有个妇女吊起后，还被脱下裤子，用荨麻抽下身，用极其下流的手段凌辱人，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的。同心五队的孤儿艾云华（现在县福利院）的母亲周国勋，当时才30岁，就是被打手丁××用锄把捅进阴道戳死的。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偷牛的人代替牛来耖田，大冬天，脱光了身子拉上犁头耖田，走不动就打。我们队被打死的人有徐明忠、宋金选、杨升安、王华剑。全县饥饿又挨打死的就不知多少了。死后还背上“偷贼”的罪名，说被打死的是坏人，来标榜其打人的合法性。其实被打死的都是一贫如洗的好社员，当时称为贫下中农，阶级兄弟。成分不好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就整怕了，宁饿死也不敢去偷。但我敢断言在农村凡是活下来的下层人没有一个没去偷吃过庄稼的。死去的人蒙冤含垢，活下来的人何尝不是蒙冤含垢呢？那时的情况就是全民皆“偷”啊！

三年的大饥荒中，我们这里从59年冬到60年春是死亡的高峰期，一条大路从我们生产队通过，这段时期每天都看见乡下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几个，又没人及时收尸。在北门口那条小街上，住着五、六、七三个生产队（当时叫大三队、小三队），每天一辆架架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刘万寿家一家五口就死去三口，他父亲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

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里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说，他60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一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枋，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屁股肉的。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另一个亲戚叫杨仕芸，当时才一岁多点，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现在已四十多岁了。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她存活下来后，一直带着内疚沉重的心情郁郁生活直到去世。在太平公社还发生偷吃别家活娃娃的事。

如果说57年的反右运动改变了人的大脑思维功能而三年的饥荒则改变了人的胃肠生理功能，在62年省检查团来这里检查时，看见到处都是马屎而又无一匹马，后才搞清楚那是人屎不是马屎，因为长期啃树皮草根，人的胃肠生理功能都蜕变到马的生理功能了。

在我国历史上虽也有“易子而食”的记载，但那现象是偶然的，局部的，时间是短暂的。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灾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我所经历的发生在当代的这场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国，时间长达三年，饿死人数空前。据载，全国死亡4000多万人中，四川就占1000多万。我们荥经县因死亡比例最大而震惊中外名垂青史！据县里有关统计，全县58年加上外来人口近12万人，62年后统计只剩5.7万人，死了一半。我们队还算好的，才死1/3。遗憾的是至今都还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