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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以水乡著称,在上海与苏州之间,太湖东南岸水网连片,那里水乡小镇星罗棋布。江苏水乡最有名的古镇,要数甪直、周庄、同里、木渎,浙江水乡的古镇则有乌镇、南浔、西塘。
今夏游水乡,我们先去的是甪直(“甪”读作“陆”)。出苏州城,往上海方向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进得小镇,有数条狭长的小巷,弯曲转折,绕过无数老屋,有玉兰花在屋旁盛开。这些老屋都是水乡风情画中常见的那种白墙黑瓦的老式民居,墙壁斑驳陆离,似画中笔触的抑扬顿挫。我用照相机拍下了这样的老屋老墙,其中一幅,墙上挂着几双草鞋,互衬出古旧的意味,也透出挥毫作画之轻重缓急的笔墨韵律。
甪直的古老,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传说中远古的独角兽甪端,在巡视大地时到了这里,认为这是块风水宝地,便落地足于此。到了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也到此隐居,其名号“浦里”成为这里的地名,直到明代才更名为甪直。
甪直的水巷很窄,水边的小街两旁全是小店,一律出售旅游工艺品和当地土特产。水中时有游船划过,街上游人往返,旅游和商业气息颇浓。大半个世纪前,这里也很有商业气息,只是没有游客。二十世纪早期的著名作家叶圣陶于二十年代任教于甪直的一所小学,并在甪直从事小说创作,写下了名篇《多少了三五斗》。小说一开头,叶圣陶就描述了甪直的商业味和古旧乡气: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船舷的莱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
我们沿着水边的小巷,踩着路面的青石往前慢行。六月是江南的黄梅天,这时天上落下雨来,我便想象着江南诗人戴望舒的《雨巷》意境,想象着诗人“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静的雨巷”。可是,二十一世纪的古镇早已不再寂静,游人的喧嚷使雨巷的安宁成为过去。
走到一座石拱桥旁,见墙上写有白底黑墨的大大的“米”字。好几个旅游团聚集在大米前,听旅游团的导游们争先恐后地大叫大嚷“这就是万盛米行”,让我又记起《多收了三五斗》。据说,叶圣陶写的就是甪直的这家米店。当年上大学,有位来自江南的老师主讲现代文学,还记得他讲叶圣陶时,在讲台上一边着急地踱步跺脚,一边充满激情地对我们说:“每亩地多收了三五斗米,真是谷贱伤农啊,就因为多收了三五斗”,仿佛讲的是他父母的遭遇。叶圣陶的小说,写农民丰收、谷米掉价的故事,暗示西洋经济对中国小农经济的冲击,与同为水乡作家的茅盾之小说《春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写丰收成灾的不幸。
与戴望舒的诗歌相比,叶圣陶的小说现实得过于沉重,一点也不浪漫。到如今,甪直往日的浪漫不再,连宁静也一去不返。据说,现在要想找个安静的水乡古镇度周末,唯有同里尚可。但是,同里就在上海西面,开车才一小时,我怀疑那里能否真的安静。
其实,浪漫一语对今日的作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评价。时下的作家和艺术家们,讲究观念,若以浪漫评价其作品,无异于讥讽。现在几乎无人再写戴望舒那种浪漫中带着感伤的诗了,往日的诗神早已离去,留下的只是观念的喧哗与浮躁的骚动。
二 伊人远去
既然得不到戴望舒的寂静,何不就去凑热闹。于是,我们前往的第二个水乡古镇,便是已经十分商业化了的周庄,号称中国第一水乡,离甪直也就一小时车程。
一入周庄,首先看见的是两块石碑,左边的刻着“中国文联文艺家生活创作基地”,右边的刻着“中国作家协会江南水乡周庄文学创作生活基地”,刻写的日期是一九九九年。当年叶圣陶将甪直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那里谋生并写作;十九世纪的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也在自己的乡下农场里生活写作,将农场作为自己的基地。曾何几时,列宁说文学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于是作家们便有了指定的创作和生活基地。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末,位于工厂和农村的基地摇身一变,易为旅游胜地,于是商业化了的周庄,便成为作家们操作机器的作坊。
此前我从未到过水乡,仅在鲁迅和叶圣陶的小说散文中读到过水乡的乌篷船。八十年代初,在杂志上看到吴冠中的彩墨画和油画,多为水乡风景,讲究色、线、形的视觉效果,即所谓“形式美”,这才知道江南水乡竟有这般美丽。
不过,吴冠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主义画家。这位画家是太湖边上的水乡人,早就开始描绘水乡风景。据说,他在八十年代来到周庄,见老屋拆去、新房林立,不禁悲从中来,遂著文呼吁保护古镇,这才使周庄幸免于难。如此说来,在吴冠中的色、线、形之下,有着看不见的文化思考,惟其如此,他的形式主义,才不至于单薄肤浅。
水乡的点睛之笔,是石拱桥,周庄的石拱桥之最,非双桥莫属。双桥位于两条水巷的交汇处,建于明代万历年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上海画家陈逸飞到周庄采风,画了不少水巷,多以石拱桥为主体,其中最动人的一幅,名为《故乡的回忆》。那时我得到一册印制精美的陈逸飞画集,看他笔下那些古桥老屋,看那些我们熟视无睹的石壁青苔,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化腐朽为神奇”。陈逸飞笔下构筑双桥的老石头,象是一部史书,无言地述说着水乡古镇的历史,也像见证者一样目睹着桥下的缓缓流水。
周庄的北面有澄湖,湖底有座陷落的古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发掘打捞出新石器时代至宋代的文物。显然,周庄的历史与吴越古国的历史一样久远,只是到一千年前的宋代才被湖水淹没了。在周庄的一座古宅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来自湖底的陶器,向我们宣示了这个水乡古镇的历史和人文情怀。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电视里播过一条新闻,报道美国石油大亨哈默拜见邓小平,他送给邓小平的见面礼是陈逸飞的油画《故乡的回忆》,描绘周庄的水巷双桥,隐约有一点伊人远去的伤感。吴冠中的画比较简约抽象,偏重于视觉印象,陈逸飞的画则写实而且精细,朦胧中偏重气氛的渲染。我猜想,这思旧怀乡的离愁别绪,该是水乡的迷人之处。也许,吴冠中笔下的色、线、形,以及陈逸飞渲染的情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英国形式主义艺术理论家克里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
历史的变迁在表面上是一种形式,但在表面之下却是一种心态和思维方式。今人失去的,不仅是老屋古桥,而且更是一份自然和纯朴。从双桥往前行,我们来到一处码头,随即登船巡游。摇橹的船娘穿一身江南农服,蓝底碎花,红色镶边,让人联想到六朝时代的采莲女。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引过梁元帝关于江南的《采莲赋》诗句:“妖童媛女,荡舟心许;……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于是我们问船娘可否唱一支采莲曲,船娘笑允,并说小费无定价,随便给。船娘先唱了一首江南小调,然后又唱茉莉花,唱得我们心荡神摇。学生们虽然听不懂中文歌曲,但显然很受感染,竟入了角色。小船沿窄窄的水巷前行,轻轻地左右摇晃。午后的斜阳缓缓地照过来,落在船头,让人想起威尼斯的小船gondola。随着船身的晃动,有学生用法语和英语唱起歌来,象是呼应船娘。未几,一个女生动了感情,说想在这船上结婚了。于是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建议她闭上眼,然后再睁开,就嫁给她第一眼看见的那个人。
离船登岸时,我递给船娘十元小费,船娘说,两首曲子应给二十元。
三 湖心隐逸
甪直和周庄,都是太湖东岸的水乡古镇,而在太湖的湖心,也有一个著名古镇,那就是位于湖心岛西山的古镇明月湾。与水乡的喧嚷比较,明月湾相对安静,透出隐逸的意味。
西山在太湖湖心,与东岸的苏州之间,有一串岛屿相连。现在这些岛屿间建了三座大桥,诸岛联成一线,从苏州可以驱车直达湖心。可是在古代,西山却因交通不便而远离尘世,成为人们的避难所。古籍记述这里“山深水阔,兵火所不及,力耕其中以免其患”。两宋时期战乱频仍,北宋皇室南渡,南宋官员隐居,其中多有选西山者。现在的西山村民说,他们的先人,有些就是南宋皇戚。古代江南的文人士大夫,有仕途不畅者,也多选西山隐居。唐代诗人皮日休有名句写这里的幽静:“试问最幽处,号为明月湾”,“野人波涛上,白屋幽深间”。王昌龄、白居易、刘长卿、贾岛、陆龟蒙等唐代诗人,也都在西山留有足迹墨宝。
明月湾在西山尽头,三面背山,一面朝水,水天一色,烟波浩淼,尽得风水之利。明月湾的民居,除了近年修复和新建的白墙黑瓦,便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建筑。据史料所记,西山的民居建筑,可以追溯到唐代,但考古的发现却更早,在明月湾曾掘出过汉魏六朝时期的地砖。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就曾带着美女西施进西山避暑,并修建行宫。这对神仙眷侣在湖湾赏月,将下榻处命名为明月湾,此湾就此成为退隐佳处。
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喜爱艺术成癖,当金人兵临城下,他仍然作画赏石,乐此不疲。宋徽宗所赏之石,是中国园林中的名石太湖石,产自西山明月湾一带。在中国的园林艺术中,无论是北派皇家园林的大气,还是南派私家园林的精巧,都有太湖石点缀其间。由于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传统的中国艺术总是暗含着隐逸情绪。太湖石有的出自湖底,有的是西山溶岩,有青、白、黑三色,质地轻巧空洞,以皱、漏、瘦、透为四大特征。太湖石的怪异,暗合了中国文人不随世俗的精神,所以常见于古代绘画中,成为高蹈精神的象征。
太湖的隐逸和高蹈精神,也见诸桌上盘中。我去明月湾时,就餐于太湖边上的农家菜馆,品尝到当地著名的“太湖三白”,即白虾、白鱼和银鱼。那天桌上的水产,还有田螺和湖蚌,让我想起苏东坡游赤壁时写下的“侣鱼虾而友麋鹿”。我猜测,这可能就是古代渔父樵夫的生活方式了。
这渔父樵夫的生活方式,让我回想到北美的尘世喧嚣,一如甪直和周庄的喧嚷。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馆内,有一处仿苏州园林,园中无水,唯有江南文人的私宅书房,芭蕉树下放置一大块太湖石。这块怪石,在纽约这样喧嚣的都市里,有大隐于市的意味。在波士顿的艺术博物馆内,也有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隐逸处。在蒙特利尔,十多年前建了一个山水皆具的梦湖园,是北美最大的仿苏州园林,园中的太湖石,也有隐逸的蕴涵。
去西山那天,适逢苏州桃花坞年画博物馆在明月湾落成开馆。如果我们将个人的隐逸,推演至一个民族,那么桃花坞年画的重新得宠,便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从隐逸向入世所走出的一步。为何有此说?自清代以来,院体画和文人画渐趋衰落,西洋画来势汹汹,民间年画更被边缘化了,不得已变成艺苑隐士,至今才得以重见天日。
作为个人,选择道家的出世是一种生存态度,但是,如果一个民族以隐逸为追求,而体现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以隐逸为价值取向,那么,这个民族离衰落便不会太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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