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建国“成就”的内在逻辑矛盾 何清涟

读报人

60年建国“成就”的内在逻辑矛盾         中国正在举国投入地欢庆60周年大庆，各种论证伟大成就的华章典乐充斥媒体。但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一点，中国境内所有的文章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方面，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后30年的改革所要否定的；而改革所要取得的成就，比如经济的市场化、所有制的多元化，这都是中国1949年以前存在，只是被革命刻意摧毁的。也就是说，这60年当中，中国无非是颠而倒之，倒而颠之地被折腾了一番，完成了一道历史轮回而已。 “革命”消灭了有产阶级，“改革”培育了暴富阶层 从1949年开始，中共执政的6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城市数千万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中共以暴力革命消灭了有产阶级，并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数千万人在这30年内失去生命与财产，数百万个家庭遭遇覆巢之痛。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面临艰难困境。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才有了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由于中国政府掌握国家资源的分配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又不受任何社会监督，这场“改革”最后演变成一场以权力市场化为手段，官僚集团大肆掠夺各种公共财（包括民财）的过程。财富集中程度可以用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加以说明，这个报告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 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可以说，中共执政60年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以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始，以权力制造暴富阶级终。 中国境内为60年大庆发表的各种宏文，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的认知：前30年用暴力革命消灭有产阶级是“革命成果”，后30年改革中重现的阶级差别则是“改革成果”，二者均为合理。 “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改革”迎来了外国资本 用革命摧毁，又通过改革复活的不止是有产阶级，还有外资进入中国。当年毛革命的一大成就就是将中国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沦落中解救出来，中国人老少皆会唱颂的那首“社会主义好”，其中就有“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文化层次高点的更是看过毛那篇以胜利者姿态调侃“美帝国主义”的“别了，斯徒雷登先生”。将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大地上彻底驱赶出去，既是毛的丰功伟绩，也是“革命”的伟大成就。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即吸引外资就成为中国改革的傲人成就，比如中国连续16年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大的引进外资国，外资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与新技术；中国加入WTO，成为国际社会当中的一员；……那支被董文华深情款款地首唱并传遍中国的“春天的故事”里，那句“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就是指邓小平批准设立中国首个经济特区――深圳特区。这些，当然也是国庆60年需要展示的重大成就。 于是人们看到这样的荒诞解说：以1949年为界，清朝及民国时期让外资在中国扎根，那是丧权辱国；毛将他们赶跑，因此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1979年，邓小平将外资重新引回中国，则成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创举。总之，无论是当年的闭关锁国，还是现在的对外开放，颠来倒去，反正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兼“创举”。 60年伟大成就展示中的逻辑矛盾 凡事皆应有逻辑。在同一套价值观里，一件同样的事情，别人做了就是罪该万死，应该被打倒、被推翻；自己做了就是功德无量的伟大成就，就应该被人民感恩。这种通过封锁舆论造就出来的“成就”解说，在两个30年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无论如何不能让人信服。 比如持改良主义的胡适曾提出“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长期反贫困策略”一致），但这一理论却遭到亲共的梁漱溟及中共文化人的猛批。梁漱溟等人认为胡适是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因为这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三者――毛泽东后来将这三者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推翻这“三座大山”为己任，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一切便会解决。至今为止，中共官史还是如此书写：“毛泽东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最能说明毛泽东一生丰功伟绩的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如今“五鬼”依旧。但1949年以前的“五鬼”是封、帝、资三座大山（即社会制度）所造成；今天这“五鬼“身影虽然庞大，但社会制度却是好的并应该被坚持。 中国历来有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但60年大庆的各种华章典乐所展示出来的内在逻辑矛盾，不仅让人看到中国的宣传文化那种无法克服的认知分裂，还切实地证明着官智低下这一让国人脸上无光的事实。 转自清涟居 http://www.danke4china.net/szpl/180.htm

读报人

在网上看到博友龙邦2010年1月30日在河南林县拍的三幅标语照片（如图）。
标语内容如下：
“非法上访，一次训诫，二次拘留，三次劳教。”
“严厉打击缠访、闹访、无理上访，违法上访，必受惩罚。”
“非法上访后悔终生。”
看了这三幅照片，我怀疑是不是在中国拍的。如果是，我想到了上访百姓为什么成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打击的对象。我又大体翻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看了三幅照片下面链接的国务院《信访条例》。上访是公民向国家机关表达自己的诉求，没有什么“缠访、闹访、无理上访”和“非法”“违法上访”的说法。如果真是干了犯法的事儿，那不叫上访，何来什么“违法上访”？
再一想，不奇怪。这些年，百姓上访增多，面对“零上访”、“一票否决”等考核压力，层层“劝访”“息访”，千方百计控制上访人员以求“稳定”，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这三幅标语当属用极端的语言劝解百姓别上访——你如果上访，没有好果子吃。我认为你是“非法上访”、“违法上访”，我就有权拘留你、劳教你，让你“后悔终生”。活脱脱反映了部分地方官员把上访人看作刁民的心态，反映了这些官员动用国家机器对付百姓的随意性。制造这种标语的人，还是什么人民的公仆吗？
我手头有一本书：《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里面说：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严重。一份报告灾情的电报中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死（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毛泽东批阅这份电报时，落了眼泪，并在“被毒蛇咬死者”，“统计489人”两处字下，划下横线，表示应予重视。 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转发中央办公厅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时写道：“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邓小平也说过：“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
2008年10月，胡锦涛在陕西省安塞县说：“县一级信访部门处在做好信访工作、服务信访群众的第一线。部门虽小，但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通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信访工作能力，热情帮助信访群众排忧解难，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贡献。”
2007年3月29日，温家宝在全国第六次信访工作会议上说：“信访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代表党和政府直接做群众工作，为群众排忧解难，为社会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信访工作者是人民的公仆，通过处理来信来访了解社会的情况、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向党和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做好信访工作，就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

关于信访工作的性质，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叫“国资委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机构可能是说的最到位的了：“ 信访工作作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是检试社会焦点问题的‘温度计’，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是反映群众情绪的‘寒暑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既然信访这么重要，是“连心桥”，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眼里成了不安定因素呢？我记得，2008年5月，河南灵宝市政府违法“租”用了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约3万余农民将失去土地。身在上海的青年王帅多次“举报无果”后，于2009年2月12日网上发帖，因言获罪，3月6日灵宝市网警跨省来到上海将其抓捕。
我不知道，生活在标语所在地的百姓，有没有因为“非法上访”而“被拘留”的？










[ 本帖最后由 读报人 于 2010-2-5 09: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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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Diang ，就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