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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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建，则由杨拙夫选择了一个年青干练的雷浩清，设法徵得黄炎培的同意，调往北京总会工作，针对蔡廷锴则也调了一位曾任十九路军高级参谋，失败后仍追随老蔡多年，现在也列身于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陈昶和，设法赴京。陈年已五十多，他的侄子是社会部干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很快便通过他侄子的关系与华东社会部建立了秘密的工作关系。而黄绍□的妹夫王加岳原在上海市政府当技正，解放后不久也参加了民革。我参加情委会工作后才跟他建立起工作关系，他虽然是一个技术人才，可是，他对马列主义理论，却是向来颇感兴趣的，关系建立后，他便很热烈的参加了工作，当我向他提出新任务时，他很高兴，而且，他说刚刚中央交通部有电调他赴京工作，于是他便迅速成行了。其馀对张澜、马叙伦、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等都选择了适当人员次第调进了北京，转移给北京的特工机构领导。毫无疑问，北京这一大批「敬如在」新贵，在重重监视，封锁下，又加多了一层内线监视网，他们的一言一动，更难逃避毛泽东反动派的掌握了。

「………第二工作组第五小组的工作，从建立关系工作，到领导工作，都曾扩大和加强了。所收集的情报和根据某些情报中所发现的问题而加以处理，都表现得有相当的收获。可是，从各位同志处理业务的立场和作风上，却到处暴露着可怕的温情主义的偏向。这种温情主义的根源，是因为某些同志在思想上还没有搞通，他们以为对敌人可以残酷些，对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却可以客气些，可以不必那么认真，这是应该受严厉批评的。同志们！在今天的工作总结会议中，我不得不强调向大家指出，就是：谁能够本质上以对待敌人的立场和原则来对待同盟者，谁就是最正确的！谁就最值得嘉奖的！为了完成任务的便利，虽然技术上，形式上对待敌人和友人稍有差别，可是，如果谁把技术上的运用侵犯到原则，形式上的冲淡影响到本质和内容，谁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同志们！你们了解了吗？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我们政治保卫工作者的任务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用对待敌人一样高的政治警觉性，来控制、监视任何的同盟者，防止──不，不容许他们再变成敌人。如果发现有一丝一毫形迹，他们会变成敌人的可能，便要立刻处理，绝不允许犹疑！如果在同盟者队伍里，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敌人，那么，便立刻去歼灭他……。

「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必须肃清观念中的温情主义偏向，站稳立场，正确作风，提高技巧，掌握政策，百分百地去完成任务………。

这就是特务头子杨帆，在一九五○年，对于二工组第五小组夏季工作总结会报时的指示。像这样的说话，在对中共内部的干部会议中发表，是无所谓的，即使听者有的感到警讶，有的感到骇惧，还是不会激起多大的风浪的。可是，像这样露骨的谈话，如果公布在解放日报上恐怕马上有许多同盟者，尾巴党分子，无耻的靠拢者给吓坏了。在中共特务头子的辩证看法里，原来同盟者是跟敌人一样的。我们对「友人」那么残酷了，可是杨帆还批评我们犯着温情主义的偏向，难道，还要迫我们对同盟者走上滥捉滥打滥杀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吗。

在情委会期间，我除了对本身专任的第五小组业务全神贯注外，对第二工作组的其他部门，因副组长的关系，也不得不有时注意的。如今回忆起来，有些也值得在这里记一记的。

第二工作组每天综合各小组的情报，编辑油印成一小册，必须放下午四时前发出，一份留本组，一份送胡主委，一份分送三室，另五份分送杨帆、王范、李士英、陈毅、饶漱石。后来又增送一份给刘晓，一份报中央社会部。但特别珍贵机密的情报，必须以密电方式，密封呈报上级，而不列入油印册内，以免□漏。核定情报编印列报与否，主权全操在张浩手上，胡主委不能兼顾，别的副组长无权过问。我对张浩的专横，开始是不服，是质询，是批评，后来便是争执，最后只好置之不理，其他二位副组长也是差不多。从对中统系，CC党干系，工特系，所谓反动社团，会门团体中各种内线报来的情报中所发现须要处理的问题──决定作监视或逮捕等处理办法的决断者，只是张浩，有时，不大重要的对象，他决定执行后，连对胡主委和杨部长也用不着签请批准，便去执行了，这种专横作风，常使胡静波为之瞠目结舌，但杨帆却是善于事后追认他的所作所为的，如果干得出成绩来，还传令嘉奖。但老胡和我们呢，如果不「事先请示，事后报告」，那么，即使你干出天大的成绩，也难免遭受处分的，原因无他，完全是由于他是老杨的心腹干部，是老杨的嫡系，他才敢「无组织，无纪律」到这样的程度。

据说，破获中统系上海潜伏组唐煌案，是张浩不经请准，擅予迅速执行的结果。因为能够大胆地从发现线索，到破获伪造人民币的印刷所，到捉到唐煌，才报告杨帆，是功在迅速。若等待辗转请准，怕唐煌早就溜走了，所以，老杨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大加嘉诩。尔后，这种作风，便越来越发展得利害了。

大约由上海解放，到我离开上海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属二工组工作范围的特务或嫌疑分子，遭受非法逮捕的不下千馀人，遭受决定秘密监视或公开管制的不下万馀人。大约初被监视管制者，除一部分交由情委会的直属侦察干部或地方情报单位继续给予跟踪、打梢、侦查等秘密监视外，馀则将案移交二室分发各地方管制单位给予公开管制。公开管制是与地方公安派出所与民政机关相配合的，所以，很多国特嫌疑比较轻的CC党发干部，在不知不觉中给予监视或管制时，偶然受到管制者对他怀疑加重而加逮捕，则多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或分局出面，而非由情委会直接出面，他就是这个原因。像过去曾当过潘公展秘书，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科长的皮松年，虽非存心靠拢，但却目击国民党大势已去，亡在旦夕，更因误信共党的虚伪宣传，以为在宽大政策之下，作个顺民，苟全性命于乱世，总是可以的。那晓得上海解放后不久，皮便立刻给张浩批交地方单位管制着，不但连职业找不列，离开上海市到国内别处去也不许可。失业经年，典当拍卖殆尽，最后，只好决定，打算偷偷溜到国外的香港。但这计画和准备，却给地方管制单位侦察到了，正在他动身前夕，虹口公安分局就把他关进牢里，饱嗜铁窗风味后，再放出给予公开管制，每天到住所附近的公安派出所报到一次。这样同时由里弄小组日夜监视，就连远程偷跑的可能也剥夺了。到了今年五月大逮捕时，闻又被公安分局关进牢里，迄今下落不明。这就是情委会地方单位与地方公安，民政机构配合监视、管制的一例。每个公安分局一个情报单位与一个管制单位，都是属于社会部的，前者属情委会，后者属二室，而后来上海市公安部名义上撒销，便成立了一个公安总局下的社会处，而处下组织，编制与公安部一样，人事上全由社会部分拨下来，分担地方工作。

情委会的业务会报，是每星期召开一次的，情委是当然的出席者，各工作组副组长而非情委的，在特许下也可以列席。像我们这样缺乏发言权利的历史「不清白」者，还是以少说话为妙的，除非事实上被催迫不过，不得不提出业务上的问题，付诸讨论时，才勉强简单地说几句话。但是，老杨那些亲信们，就好像不多说话，就不足以表现他（她）们的说话天才一样，动辄滔滔不绝，使我们厌烦疲倦，恨不得借故遁开。尤其是当老杨也抽空参加会报时，他的徒子徒孙们，便各自尽情表演，希博得他们的老板的赏识了。

在一九五○年初春，华东社会部接到由台湾的地下电台发来的电报，报告因自沪、宁、杭解放后，半年来地下潜伏组织被破坏殆尽，迫得决定在一九五○年，再派遣大批干部，取道舟山，潜进沪、宁、杭地区继续潜伏活动。跟着那些早就渗进国民党各种特务机关的内线，均分别由各内线系统所掌握的地下电台，发来了一连串详确的电报，军统系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厅，与蒋经国系的国防部政治部等机构内呐内线，前后由台北地下台，凤山地下台，与龟山岛的地下台发来了报告，有的报告了派出的特务底名单，有的连特务们的简历，及派离台北的日期也详报了。而从中统系内政部调查局的内线，由台北及新竹等地的地下电台发来的电报，也报告了内调局亦派遣出一批干部离台，一部亦取道舟山，一部则取道香港潜入广州再转入各地，名单简历也一列列报告来了。同时，中央社会部也有指令急电下来，同样是指出了这事件的严重性。大约，中央派台的直属内线，也有同样报告去了。

这些密电是由华东社会部的几个呼号不同的电台分别收到，先送到部的秘书处，呈杨帆审阅过，才批给情委会有关各工作组签办的。各工作组经过清查各种国特系统，过去被中共所收集编制的用名及简历卡片──这些卡片是按姓氏笔划多寡顺序编成的，多数附上简历及社会关系，有些还附上照片。所以，对着电报清查起来，很容易便了解了一部分，不能了解的，就只有一些新进特务──分别抄录附注电报后。跟着，舟山的地下电台也有急电来了，而且，几通名单，算起来有六十多人，打算于夜间乘帆船分三处登陆，一处在浦东川沙、南汇一带，一处在钱塘江口金山卫、乍浦附近，一处在宁波附近。三伙人都有各该地的本地人带路及准备登陆后作社会环境掩护，而且，各伙都配备了短枪，手榴弹，计时炸弹，每人身怀值黄金二两之川资。这就表明了必要时就打游击，而计时炸弹，据情报指出，是计画进入上海后，不惜任何牺牲，要暗杀杨帆、李士英、陈毅、饶漱石的。这些来自台湾舟山的情报，都曾使华东社会部震动起来。

于是，在一个午夜里，杨帆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情委会的紧急会议，讨论调派与各种国特系统有关的情委，尤其是那些在军统，中统，团统，工特系统内生活了十年八年以上的干部，都要一齐出动，配合公安部队，到上述三个地点去迎接。开会时，杨帆首先宣布：这个会结束后，三队人马立刻出发。因为刚才接得舟山潜伏在军统系与中统糸的内线分别拍来的急电，说国特们就在今明两天的夜间，由海军登陆艇护送帆船靠岸登陆，除已密电各地严密准备外，部里的人马必须及时赶到。因而，杨帆要求这个会议，应尽快结束。

可是，恰如上面所述及，那些自命「清白」而嫡系的人们，却也一如过去，在老板面前企图大加表演，渴望抓着这个重要机会，来大大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干，好邀老板的赏识。

当杨帆循例这样一问：「同志们！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意见没有？」声犹未了，这边站起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他底补充计画，那边又站起一个人，同样他滔滔不绝地提供了他底补充计画，两个、三个、五六七……个，一部分人的结论这样说：「我的计画不但可使登陆的国特被一网打尽，半个逃不了，而且，还可使他们永远不敢作这样的冒险。」一部分人的结论这样说：「假如照着我的计画，把宁波、金山卫的两路逮捕起来，单独放开浦东一路，给他们在我方监视下入市，待他们与市内国特地下机构取得联络后，再给予全面破获。这样不但把他们一网打尽，而且，还扩大了战果，使他们残存的一点未被发现的地下组织，再受到澈底的破坏，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样子，你说一顿，我驳一顿，几乎闹到天亮了，还没有结果。我们这些会说话的「哑巴」，固然不耐烦，而杨帆也忍耐下住了，沉不住气，突然用拳头捶着桌子大声说：「天亮了！天亮了！现在要马上出发，时间不容许我们再乱纷纷的讨论了。现在大家用举手来表决吧，现在统计起来，意见不过有三种，赞同我的处理办法的举手！」

这么一来，谁都可以料到，举手赞同老杨的办法的当然占了大多数。老杨看见举手解决了问题，还怒犹未息地说：「尔后讨论问题，大家不能再这样乱发言了，这算得什么会议呢？」

后来的结果，却是并不如杨帆的希望，仅是两路被截到，一路却给逃脱了。

而情委会内，就为了追踪这逃脱的一路人马而乱糟糟地吵闹了几个月。根据名单，被抓到的并不多，却害了与这些名单有点社会关系的人们，饱受监视、管制，甚至被一度逮捕的痛苦。

情委会的工作表现，多是得力于内线的，杨帆曾一再郑重指出：「没有内线，就没有正确的情报！」因而，根据我的了解，华东社会部三室和情委会，现在不但继续在台湾大陆的游击队内培养内线，而且，对国特机关在解放区的潜伏组织，他们是采取一定程度的「保留主义」的──这就是他们对某一国特系统留沪组织虽然已可以掌握，但如果估计它的破坏力不大，而自己已有内线在内活动的话，常常是有计画的保留它的。等待这一系统国特由别地派来沪时，与它接上关系的增多了，才放弃了对它的「保留主义」，而予以一网打尽。这是最毒辣的斗争技术之一。

往事萦徊，伤心倍甚！当我执笔写这篇文章时，正杨帆、胡静波、马福和、周立（高方中前妻）均曾先后抵港。有的正在布署对台湾的渗进工作，有的在港从事破坏国特驻港机构的活动，和破坏「第三势力」运动。而有一二人，更曾狭路相逢过。可是，大家都黯然无言地避开了。我特借此寄语这些得意的与失意的共特老朋友们：「早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虽然淡伯，却也精神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