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木三分，引人深思：论传染病和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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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8 02:41 发表
入木三分，引人深思：论传染病和近代中国
我们对这场传染病的最新了解起自于……当香港遭袭，从而接受细密的观察。……香港的传染源在广东是几乎不必怀疑的，广东早在几个月前就爆发过猛烈的疫情……而广东又是被最早据信是起自于云南的一波传染高峰所波及。……（感染案例的）报告很少……中国人对疫情采取隐瞒政策……隐瞒感染案例比隐瞒死亡案例来得容易很多。……接下来……台湾也遭到传染，疫情十分严重……

　　以上这段文字，并不是2003年有关SARS疫情的什么新闻报导或分析，而是1911年版《大英百科全书》，就1894年爆发于香港，起自于中国大陆的一波鼠疫的纪录。和《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相呼应，中国人自己也有纪录：「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鼠疫曾发现于香港，后即酿成疫疠。流行于世界。」(《中国医学史》。陈邦贤)
1894年这场瘟疫并不是独立的，如《大英百科全书》所言，是更早「起自于云南的一波传染高峰所波及」，时间大约在清朝咸丰之末、同治之初。那段时间正是清朝忙于平定太平天国而疲于奔命之际，战乱死人无算，民间瘟疫之事，难以成为重点，因此正史里所言不多。《清史稿》的〈本纪〉里，固然看不到什么纪录，在〈灾异志〉之下，咸丰年间前后11年，也只能看到以下的文字：「五年（公元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接下来同治年间，也只记到「十一年（公元1872年）夏，新城大疫，武昌县大疫。」整个清朝的瘟疫纪录就到此为止，之后就付诸厥如。何况，各年之下光靠「疫」、「大疫」的文字记载，实在看不出端倪。不过，清末俞樾的《曲园笔记》，则有一段叙述，把起自于云南的这场瘟疫的情况说得很清楚：

　　「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后来，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则在《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一书里续言：「1855年（咸丰五年），云南发生军事叛变。于是中国军队越过萨尔温江，去平息叛变，由于不明白鼠疫的风险，途中染上这种病，并把它带回江河对岸，进入中国境内其地地区。……直到1894年，这种病传到广州和香港，引起当地欧洲居民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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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疫（plague），也就是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波跨洲际的传染高峰：第一波在公元第六世纪，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 542-543），严重时候，君士坦丁堡地区每天就要死一万人；第二波在公元第十四世纪，1346年，蒙古军队围攻克里米亚地区的卡法，爆发了一场疫病，然后传进了欧洲。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欧洲死了二千四百万人，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然后第三波高峰，就是上述那一段文字所描绘的，始自于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持续到二十世纪初。

　　进入二十世纪，鼠疫这种传染病，在1910到1911年间，又在中国爆发了一遍。只不过这次的爆发点在东北。

　　「这种病……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拨鼠为生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居住，静候顾主之光临。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传染整个客栈，再延至他处。」（《伍连德自传》）而后来居民开始向东南方逃避，沿着满州的铁路纷纷在各站下车，因此把疫病散播开来。结果，这次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有六万余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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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惨烈的传染病，有时会产生些意想不到的影响。正如1850年代另一场传染病霍乱之肆虐，引发以伦敦为首的西方世界开始现代的都市卫生系统建设，这两场发生于中国的鼠疫，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西方因鼠疫而受害千年以上的时间，一直苦无解答。1894年鼠疫在香港一开始为人注意，「国际研究小组纷纷前往事发地点，并且在他们抵达香港数周内，一名日本细菌学家和一名法国细菌学家，分别独自发现鼠疫杆菌。接下来的十年，一系列国际任务小组的研究，……终于确定了鼠疫杆菌如何藉由跳蚤由啮齿动物传给人类的大部份细节。」最后，「现代医学达成了新的行事规则，并且动用全球性的政治架构──国际检疫规则，来迫使大家顺从新规定。」（《瘟疫与人》，麦克尼尔）

　　麦克尼尔提到的那个日本人是北里柴三郎，法国人则是耶尔赞（Alexandre Yersin），后来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就是以耶尔赞为名。不过麦克尼尔没有提到一个中国人物，伍连德。当1910-1911年那场鼠疫在满州爆发时，留学欧洲，刚回中国不久的南洋华侨伍连德担负起抗疫重任。他不但执法如山地隔离病人，凡是传染地区的火车一律不许通行，并且在中国首开风气，将感染者的尸首予以火葬，杜绝细菌的可能扩散，结果不到四个月工夫就把这场瘟疫消弭于无形。更重要的是，伍连德在这次防疫中提出了注意飞沫传染的重要。（1894年的香港案例研究，只确认了鼠疫藉由跳蚤传染的途径。）也因为伍连德的成绩，清朝政府在1911年4月在奉天举行了一次国际性的防疫会议，共有十二个国家的专家参加，包括日本的北里柴三郎在内。这次会议达成几件大事：确定呼吸传染的可能；强调口罩以及护目镜的重要。而鼠疫后来会有「腺鼠疫」（bubonic plague，由跳蚤传染而导致淋巴腺的问题）和「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由飞沫传染而导致肺的问题）之分，应该也是从此而有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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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这篇文章从1894年由广东而传染进香港，进而再散播到台湾和世界各地的鼠疫开始写起，是整理两点想法。

　　首先，人类对细菌和病毒这些传染病的认识与知识，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不要说欧洲人受害一千五百年以上的鼠疫，仅仅是一百二十年前才搞清楚其原由，即使是其它的传染病，主要也都是在这接下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找到根由，以及对治之方的。口罩的重要固然是1911年那场国际会议上才提出来的，洗手的重要，不也是1850年代之后才被医学界所发现的吗？

　　就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固然如此，中国文化的世界，就更有些特别的状况。这个状况就是，即使在今天，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其实我们不只对传染病的认识与知识不足，还从根本上欠缺面对传染病的文化。这种欠缺，又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上的长期原因，一个是近代时空背景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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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清史里的记录只有「疫」、「大疫」之分，「疫」在中文里的意思是「疫，民皆疾也」（《说文解字》）。近代的白话文加上我们对西方医学的认识，虽然有了「传染病」一词，但是和英文里面随着传染广泛程度不同而有sporadic, epidemic, pandemic, endemic之分相比，「传染病」的说法仍然只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

　　更别说对于「隔离」的认知了。以我们这阵子耳熟能详的自己在家里的「隔离」，和在医院里的「隔离」，中文一律以「隔离」笼统地表达，但是西方社会里，光以英语世界而言，不但有quarantine（对于有可能受到感染而采取的措施）和isolation之分（对于受到感染而做的措施），并且其定义和方法，也和我们往往自己就「隔离」字面所有的认识，可能有所不同。

　　西方在长期遭受鼠疫肆虐的传统下，quarantine最早实行于14世纪的地中海港口，来自疫区的船舶一律要先在港外隔离40天。quarantine来自拉丁文quaresma,「40」的意思；至于为什么是40天，则出自于基督信仰的传统，《圣经》里，耶稣在旷野里斋戒就是40天。不但quarantine这种隔离的概念，和西方文化有着密切的结合；对于isolation这种隔离，西方文化也有其一定的传统。中世纪欧洲因鼠疫而产生的死亡太过惨重，为了防止蔓延，对家里有人遭到感染的房子采取隔离的时候，是要把这家人全部关在房子里（包括受到感染和没受到感染的），门窗钉紧，然后一把火把房子烧掉。西方对「隔离」的本质的认知，以及执行的传统，已经有长达七百年的历史和文化，相对于20世纪初伍连德在东北要烧掉疫尸唯恐激起民愤，还得惊动皇帝以圣旨相挺，或是21世纪初台湾以及其它中文地区的还有许多人视「隔离」为儿戏，其间差异不可以道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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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之外，我们近代当然还有一个特别的时空背景。

　　不论发生的是「疫」还是「大疫」，不论死的是六万人还是多少万人，不论1911年之后又发生了多少次「鼠疫」还是其它疫，传染病的问题始终不是近代中国的首要焦点。政治与战争才是。从二十世纪初的帝国与民国的交替，到民国初年的军阀内战，接下来的对日抗战，国共内战，一路下来，不过是影响匹夫匹妇生死的疫情问题，始终无法和关系民族存亡的大局相提并论。195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各有各的发展，各有各的重要课题，于是到了2003年，突然一场新的传染病又从广东进入香港、台湾，再把疫情扩散到全世界，和百年前的历史对照起来，固然有其相似之处，但也有绝不相同之点。

　　这个绝不相同之点就是，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大陆和台湾第一次共同在一个承平的时期里；第一次共同参予一个开放的全球社会之中；第一次在彼此都没有更优先课题，必须以平民百姓的生死当作社会首要课题来处理的时空背景下，面对一种人类所没有面对过的新型态的传染病。

　　这是首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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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应该知道，不论过去面对SARS，还是未来面对其它的传染病，我们所需要的准备，和西方有一点不同。这一点与其说是在我们缺乏某些科学与医学的准备或发展，不如说是我们欠缺传染病历史与文化的经历与认知。

　　所以，如果我们的政府看不到应变的机制与作业程序，我们的社会出现各种荒诞的行动，我们的邻人有一些不合理的反应，都是难以避免的事。我们要正视自己对历史与文化的这些匮乏，才会发现其实正处于一个补课的过程。因为是在补课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该乐观地以为这是一个可以马上清醒过来的恶梦，或是一场不久就可事过境迁的风暴。既然是补课，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正因为是补课，所以不必悲观。只要谦虚地学习，就可以学到别人的教训与经验，总有充实起来的一天。

　　急不来。但是要开始。

　　后记：

　　就海峡两岸而言，台湾相对于大陆还有一点特别之处。大陆近三四十年来，经历过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言，政治和疾病可做比拟，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传染病。在那场传染病中，起初有人以为罹病者可能只是不幸的其它一些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但最终每个人都发现，人人都有被传上的一天。大陆在面对传染病的时候，比台湾至少多了一次经验。


　　附录1: 伍连德 (1879-1960)

　　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父亲是来自广东的移民。17岁的时候，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其后历经英国、德国及法国几所重要医院、研究所实习、研究。1903年，伍连德学成返回马来西亚，先在吉隆坡从事热带病研究，后来在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1907年，应清政府袁世凯之邀，回中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

　　1910年12月，东北爆发鼠疫，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到哈尔滨进行调查、防治。次年4月，出席在奉天（今天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任会议主席。

　　民国初创之后，历任北洋政府防疫、公共卫生及医学研究之重要职位，并在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创建东北陆军医院，再于1926年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

　　伍连德除曾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名誉医学博士学位，并担任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及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之外，1927年还受聘为国际联盟卫生处中国委员，并被授予「鼠疫专家」称号。

　　1930年，伍连德到上海担任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技监，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次年并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出席国际联盟卫生会议。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伍连德举家重返马来西亚，定居怡保市，开设私人诊所。1960年，病逝于老家槟榔屿。

　　伍连德的医学论文甚多，并有一本以英文写作的自传：Plague Figh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这本自传有节译的中文版本，南洋公会出版。

　　附录2: 英文术语里各个传染字的意义区分

　　1. 如果感染的人散布在许多互相远离的地区，或者偶发，并不连续，是sporadic。

　　2. 如果在某个地区，或一群体里面形成普遍（但不见得稳定）的感染，是endemic。
　　3. 如果某种疾病在一个地区大规模发生，超出该区人口正常比例以上，是epidemic。
　　4. 当某种epidemic超过某个广大的区域（通常以一个洲为单位），并且成为一个远为扩散的问题时，那就是pandemic。


　　附录3: 一场由文化认知不足而起的传染病

　　如我们在伍连德书中所见，1911年爆发于东北的那场鼠疫，起自于山东移民到东北之后，大量捕杀土拨鼠而起。而照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所说，这又和满清的覆亡与民国的建立有关。

　　麦克尼尔的说法是：「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早有一套神秘的诠释，能证实他们对付土拨鼠传染鼠疫的作法，符合流行病学的原理。」这套原理就是他们不用陷阱捕捉，只用射杀的。因此，「遇到行动迟缓的动物，切不可沾惹，而且，如果整窝土拨鼠看起来都是病恹恹的，……人类社群必须立刻收起帐蓬，转到他处去躲避噩运。这类习俗可能将人类传染鼠疫的可能性降到极低。

　　「但是在1911年，由于满清终于垮台，禁止中国人移居东北的长期禁令也随之瓦解。结果，成群缺乏经验的中国移民竞相追逐土拨鼠的毛皮。在完全不了解当地风俗的情况下，这些中国人利用陷阱不分青红皂白地捕捉生病的或健康的动物──造成的后果是，鼠疫在猎户之间传开来，并由顷刻间成为鼠疫焦点的哈尔滨市，迅速沿着新筑起的满州铁路向外传播。」

　　麦克尼尔说「1911年，由于满清终于垮台，禁止中国人移居东北的长期禁令也随之瓦解」，因而导致这场鼠疫，是有语病的。因为虽然之前满清的确有禁令，因此有「闯关东」之说，「闯」字的本身就说明那是犯禁的行为。但事实上，早在民国建立很久之前，从咸丰十年（1860）后，关内的人前往关东谋生就是合法的了。然而，他说因为移民的汉人不明满州人对待土拨鼠的文化，而导致这场瘟疫，还是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