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花桥乡土改运动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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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底，土改运动开始了。　我作为忠县新政府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被派到本县花桥乡（今花桥镇）参加土改。我们的土改大队长是县长李镜海，小组长是财粮科长史曰凯，全组共有20余人。经过集中学习一周后，我们离开县城步行前往花桥。那时还没有公路，一路全是崎岖的山道，大约150里的山路，我们背着背包一路走去，经过巴营、百石、永丰等乡后抵达花桥。　花桥是后乡比较大的一个乡场，著名的举人沈韶九沈修五兄弟和实业家沈芷人就是这里的人。沈修五先生和家父是同时代的文友，解放前过从甚密，他们曾经一度合作撰写《忠县志》（沈后来因事退出），当时沈修五来城就下榻我家。在科举取仕的时代，沈氏一家两兄弟都考起举人，是很了不起的。沈芷人是沈韶九的儿子，留学法兰西和比利时八年，获两个博士一个硕士学位，回国后成为著名的实业家，解放前去了马来西亚。　我和莫少瑞、刘光中一起被分到7村双河口搞土改，那里正是沈氏家园，我就住在沈家院子，但此时沈家已经被评为地主逐出本宅，全院作为胜利果实分给了农民。　疯狂烧书，提前15年搞文革　沈家世代书香，祖祖辈辈的藏书和沈芷人从海外购回的各种书籍不可胜数，堆满了几大间楼房，抵得过不大不小的一个图书馆。新搬进沈家院子的农民们不知是得到了什么指示还是迁怒于那些书籍，竟全体总动员焚烧沈氏藏书，比起后来的文革大焚书提前了15年。　这个院子里住着二三十户农民，他们全部出动，用大背篼将书背回堆在灶屋里当柴烧，烧完了又去背，那段时间他们像完成任务一样的烧书，其他燃料都不用了，就烧书。一日三餐，加上煮猪食，完全靠书做燃料。农民的锅一般都是担水或者三水锅（能盛一担水或者三桶水的锅），要把那么大一锅水烧沸，把饭和猪食煮熟，是需要很多燃料的。一家每天要烧去多少书？一个大院每天要烧去多少书？　我在沈家院子住了两月时间，在整整两月里，农民们一天也不停的烧书，才终于将沈氏世代藏书烧完了。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主动到一户农民家里去帮忙烧火煮饭，也就是这样我才知道他们完全是用书在做燃料，我不禁大吃一惊。　我在灶屋凌乱的书堆里随手翻了翻，发现有《万有文库》《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重要典籍。又随手抽出一本，竟是《广益丛报》，我不禁喜出望外，因为我小时侯常听父亲说起，《广益丛报》是清末惟一的报刊，立排版每月一期，传世不多，极有收藏价值。想不到我第一次见到《广益丛刊》，竟是在它即将被焚烧的时刻！　我一时非常激动，趁主人不在，又接着翻下去，竟找到了四本《广益丛刊》，记得其中一本上记有温宗尧出使西藏到达拉萨的新闻。我也顾不得什么了，将四本《广益丛书》暗暗藏在了一边。正在这时，主人来了，我赶紧装着没有事的样子往灶里加书添火。主人很客气的接过火钳让我休息，他自己来往灶里添火。他边烧书边笑着说：“这些书烧了好，地主就是把书读多了才害人，我们要烧掉这些害人的家伙。只是，唉，这些书不亮火，烟子大，还是没有烧柴好”。后来在文革中，我听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不禁想起了这个农民“书读多了才害人”的话，他还真算有远见。　我也是读书人家出身，看到天天这样烧书，心里很难受却又不敢说。有一次我试着很淡然的和村长谈了一下，我说，烧书煮饭烟子太大容易熏坏眼睛，怎么不烧柴呀？村长呆呆的望着我一言不发，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什么法子呢，他是个石匠，目不识丁。　那四本《广益丛刊》我后来悄悄带回了忠县家中，父亲见了非常高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可惜到了文革，那四本《广益丛刊》依然难逃劫难，和我家的大量藏书一起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李善厚母女的传奇故事　村里有一个我认识的40左右的女人，叫李善厚，解放前在忠县女子中学任音乐教师，其人姿色秀丽，富艺术气质，妖媚作态，巧言善辩。李善厚的丈夫叫沈仲元，女儿叫沈学朴是花桥小学教师。李善厚由于对农民的罚款明从暗抗，群众说她不老实，天天把她拉出跪在地坝里斗争。群众对付她的绝招就是扒下她的衣服，让她赤着身子跪在寒风中挨斗。她的衣服经过反复撕扯，已经破烂不堪。后来她索性就只穿着一件单衣来接受斗争。　这一天，她又被拉出来跪在地坝里，农民们涌上去一下把那件破烂的单衣扒了下来，李善厚一身白皙的皮肤和两个乳房便呈现在众人面前，她也早已顾不得羞了。这时已经是数九寒冬，农民们大多提起了取暖的“烘笼”，李善厚本是很娇气的音乐教师，如何受得了严寒！人们却惟恐她冷得不够，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人转身提来事先准备好的从水田里捞起的冰冷的稀泥，几个人一起动手抹到李善厚赤裸的身上。这还不够，另外的人又抬过来一架风车对准李善厚，然后将风车手柄一阵狂摇，呜呜的风便猛地扑向身上糊满了稀泥的李善厚。这还不够，另几个人又手执大斗笠前来助战，他们将李善厚团团围住，一起舞动大斗笠向李善厚扇风，总之，尽量让李善厚冻得更厉害一些。这时口号声也响起来了，整个院子里的人们都一起狂呼“打倒顽固地主李善厚！”村长上前怒喝：“快把金银交出来，不交是过不了关的！”说也奇怪，这样反复斗争了很多天，李善厚虽然每次都冻得脸青面黑全身哆嗦却竟然没有病倒。　土改积极分子们见李善厚一直不交金银，又心生一计，把她在花桥小学当老师的女儿沈学朴通知回来，由沈学朴打通她的思想。那时的地主子女都必须和父母划清界限，否则就会遭殃，估计沈学朴为了站稳立场，保住自己不被开除，是会和农民们合作的。沈学朴带上一口箱子——她惟一的财产回来了，此时院坝里已经坐满了群众，斗争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代表工作组和沈学朴谈话，问她母亲究竟有没有金银。意想不到的是她竟很爽快的一口回答：“有金银！”我们便要她动员李善厚交出金银。我这里正在慢慢给她谈话，外边的群众却大声怒吼起来：“把李善厚拖出来！不听沈学朴的花言巧语！”随即李善厚就被拖出去跪在地坝里。这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沈学朴怒目圆睁走出去，指着跪在地下的母亲大声说：“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是农民养大的！”李善厚大惊，仰起头来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自己年轻的女儿。趁母亲抬起头来，沈学朴挥手居高临下啪啪啪的连甩了母亲几个耳光，然后用脚一阵猛踢。李善厚发出声声惨叫，泪水滚滚而下。沈学朴态度非常坚决的质问母亲说：“你的金子为什么还舍不得拿出来？”　李善厚哭着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我哪来的金子啊？我以前也是教书的。儿啊，要有良心啊，不要只图你自己梭得脱就乱说！”说着瘫倒在地大哭起来。沈学朴看见母亲在地上哭得滚来滚去，扭头就走了。一会儿，几个积极分子把李善厚从地上拉起来，扒去衣服，又开始了抹稀泥扇风车的斗争，李善厚呜呜直哭。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开罢大会，积极分子们留下来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到了凌晨二三点，忽然有人来报告“李善厚跑了”。这下积极分子们急了，李善厚的金银还没有挖出来，让她跑了，岂不是重大损失。于是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全村民兵和积极分子火速出动，开展大搜捕。　四野一片漆黑，李善厚能往哪里跑呢？人们有的打起灯笼火把，有的拿着电筒油灯，铺天盖地的搜索，山洞里摸，河沟里捞，到处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忽然有人在李善厚的后妈“魏到”(“到”，川东对女性的俗称)门前高叫：“找到李善厚的衣服了！”大家闻讯便一起跑过去。　在“魏到”门前发现了李善厚那件被撕扯了无数次的破衣服。不用说，肯定是“魏到”给李善厚换了衣服掩护她跑了。当即不由分说，将“魏到”押到办公室进行拷问。谁知“魏到”什么也不说。由于她是贫农，也不能把他怎么样。约一小时后，她说家里蒸有一笼米包子，准备明天赶场去花桥卖，时间长了怕锅里水烧干，要回去看看。经同意后，她回家去了。　约半小时后，又有人大喊：“魏到”吊死了！”大家赶去看，果然“魏到”已经悬梁自尽。这时天快亮了，随后叫几个地主来把“魏到”草草埋葬。在“魏到”的锅里，果然蒸着一笼米包子，还是热的，数一数，有33个，就分给抬尸的几个地主吃了。我赶到花桥场上去向李镜海回报了“魏到”自杀的情况，李镜海听完后冷冷的说了一句：“死了就算了吧。”此事就此了结。李善厚到底是怎么跑的，两年后才真相大白。　原来，李善厚见形势严峻气氛恐怖，总有一天要被凌辱致死，与其如此，不如铤而走险，便和女儿沈学朴暗中策化好了逃往重庆的计划，沈学朴的弟弟那时在重庆公安局工作，就到那里去躲一躲。女儿那有不心痛母亲的，沈学朴暗地里早为母亲流干了眼泪。为了成功出逃，沈学朴早已为母亲准备了衣服和路费，又偷偷仿刻了村长的私章，伪造了一张路条。“魏到”冒着极大的风险一口答应帮助她们。她是个贫农，不受任何人监督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　出逃之夜，李善厚母女二人在“魏到”家换了衣服，立即抄小路赶往附近的精华乡。夜幕沉沉，没有人发现她们的行踪。她们惟一的疏忽是仓促之际将破衣服掉在了“魏到”门前，但是人们发现破衣服时她们已经跑出很远了。如同惊弓之鸟的母女二人相依为命，一路扶携，在夜色中穿越崇山峻岭，天亮时已经走出几十里路。那时还没有公路，一路完全是崎岖坎坷的羊肠小道，她们就这样历尽艰险徒步走到了600里之外的重庆。至于沈学朴在会上当众痛骂踢打李善厚，只不过是母女二人为了掩人耳目上演的一场苦肉计而已，亦可谓用心良苦也。　老中医大学生和道士　沈芷人先生是重庆著名实业家，在忠县老家购置田产甚多，他不能回家理财，就委托花桥人陈月轩当他的管事。陈月轩是有名的老中医，精于歧黄之术。土改中，陈月轩也是斗争对象，每天晚上照例被拉出来扒光了衣服跪在地坝里泼冷水抹稀泥扇风车。天寒地冻之时，谁受得了如此折磨？　陈月轩本是精通药性之人，挨了几天斗争后便心生一计。他知道红砒可以防御冷水浸袭，关键时刻可以解危。于是在挨斗之前他便在身上暗暗抹上红砒，待药性发作时差不多正好是泼冷水的时候。这样，他被泼水时总是从容不迫，应对自如。积极分子们看到陈月轩不论怎么泼冷水都无所谓，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这一天，陈月轩照例抹了红砒上场挨斗，到了该泼冷水的时候，药性发作了，全身如火烧一般，谁知积极分子们这天却不泼水了，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中间有什么奥妙，要看个究竟。陈月轩热不可当，等了很久也无人泼水，心急如焚，大叫：“拿水来呀！”这一来积极分子们反而决定不泼水了，看陈月轩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会儿，药性大发，陈月轩皮肉发裂，烧得满地打滚，苦苦哀求泼水。落得积极分子们看了好一阵热闹。　村里有个地主的儿子叫沈联航，刚在重庆大学毕业，民兵去擦捉拿逃亡地主，莫名其妙地把他也一起押回来了，并罚他交出黄谷300石。沈连航从小就离开家乡去重庆读书，一直没有回过忠县，对家乡的事情一无所知，要他交出300石黄谷，他看见形势很严峻，没有怎么考虑就一口答应了。晚上斗争地主，他由民兵带到会场后，看到其他地主跪成一排，他就自己主动跪下去和地主们一起挨斗。他去哪里找300石黄谷呢？民兵追急了，他害怕，就谎称县城有熟人可以借钱。听说能找到钱，马上由民兵陈以洪押着他进城。从花桥到忠县的漫漫崎岖路，走了两天才到了。他们在城里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哪里找得到熟人借钱，两个人的肚子饿疼了，钱却一分没有找到，只好卖掉衣服换饭吃。沈联航的好衣服已经当成果实没收了，身上穿的衣服破烂不堪，没有人要，陈以洪不得已把自己稍好一点的棉衣卖了才填饱了肚子。沈联航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民兵呢，原来他是想借机逃避斗争，得暂时的解脱，当然，最后他因为欺骗贫下中农受到了更严厉的打击。　为了壮声势，过一段时间要把所谓罪大恶极的地主枪毙一批。这一天，花桥场上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审会，当把几个死刑犯的罪恶宣布后，行刑的民兵即上前将死刑犯的帽子或者头巾摘掉，准备推出去执行枪决。死刑犯中有一个姓沈的地主，是刚从拔山场回枪的，此时已无话可说，只等一死了。忽然人群中挤出一人，径直走上台去对审判长说，刚才宣布的事实与沈某不符合，请求枪下留人。大家认得此人姓肖，解放前是个道士，成分贫农，为人比较正直。会场一时鸦雀无声，全场人都把眼光投向审判长。审判长马上进行复查，果然查出沈某的案子有误，原来民兵去拔山解押时搞错了，被判死刑的是另一个姓沈的地主，关在拔山没有押回，这一个沈姓地主是判的五年徒刑，却被押回来执行枪决。由于肖道士挺身而出，在生死关头将沈姓地主救了出来。不久，上级宣布停止镇压，所有死刑犯一律免死，那个被判死刑的沈姓地主也因此躲过一劫。两个姓沈的地主，一个该死的没有死，一个不改死的差一点死了，双双后来都是幸运者。生死之际，命悬一线，亦属传奇。　今天，看过上述亲历土改者故事的一切正直人士，难道不感到震憾和愤怒？你有30万的存款，本来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换来的血汗财富，现在一群人过来要你把钱都分给他们，你不给，他们就说你的钱是脏钱，打你，杀你，你作何感想？这公平吗？合法吗？人道吗？分明是恶匪行径!这就是中共标榜的“伟大土改运动”，用它制定的法律保护了作孽者，美其名曰“民主专政”。而且中共在现行的政治教材共产主义的理论中，从来就没有过人权的概念。可悲的当年“贫下中农”，泯灭良知，放任野性，被中共利用愚弄，酿成今日的农民命运，真是造化之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