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夕：毛泽东差点被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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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动五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那年五月，蒋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默认日本人占领华北大片土地，他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这时蒋已在苏区外围修了公路，集结大军，调运粮草。他的军队围住苏区，逐步推进，一次推进几公里，然后停下来修筑碉堡，筑成后再推进。碉堡与碉堡之间机关枪构成封锁火力网。如彭德怀所说：蒋’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

红军人数大大少于蒋，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蒋介石聘请了德国顾问团训练军队，特别采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整德军的冯，赛克特将军(Hansy。nSeeckt)的建议。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和莫斯科都决心保卫瑞金。既然蒋有德国人帮助，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共的德国顾问力量。派驻上海的是军事专家斯坦恩(ManfredStern)，此人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以克虏伯将军(GeneralKleber)的名字著称世界。李德这时被派往瑞金，作中共的现场指挥。

中共在一大块稻田中给李德修了一所独立的房子，要他没事别出房门。他是个“洋鬼子”，招人注意，当时国民党正在宣传中共受苏联的指挥。中共领导人给李德提供了一位太太。女方条件是“身体健壮”，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应付外国人的性欲。朱德夫人康克清说：“当时女同志都不愿意嫁给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后来找到个“大个子，长得不错，的前童养媳。“当组织上动员她给李德做老婆时，她起先表示坚决不干。过了几天，通知她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给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已决定你同他结婚。”她勉强服从了这个“组织决定”。婚后，两人关系一直不好。

在这第二次包办婚姻中，前童养媳生了个男孩。孩子的肤色黑黑的，更接近中国人而不像白种人。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跟李德最要好的是中共第一号人物博古。他们曾在上海一块儿工作，现在一块儿讲俄文，放松时跟翻译打牌、骑马。管军事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也跟他来往频繁。毛不会说俄文，很少见李德，见面时，李德注意到，他总是“保持著庄严的矜持”。莫斯科使者跟博古、周恩来要好，对毛显然不利。

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进逼已经六个月。无论莫斯科的顾问还是中共领导都没有办法对付蒋的碉堡政策和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大家心里部明白，根据地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三月二十五日，莫斯科来电说瑞金的前景很不妙，要中共准备撤离。一接到这个电报，博古首先想到的是“扔掉，毛泽东。二十七日，上海电告莫斯科：“瑞金来电说毛长期生病，要求将他送往莫斯科。”毛并没有生病，只是博古等人怕毛在危难之时捣乱，眼下最需要的是团结。

莫斯科四月九日回电“反对毛来”，理由是旅途须经过白区，不安全，“他一定得在苏区治病，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行。只是在当地实在没办法治而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毛也无意被打发掉，“我的身体很好，哪儿也不去，”他说。但博古又想出个万无一失的法子：把毛留下来扛中央苏区这面大旗。毛身为政府主席，留在苏区等于向外界宣布红色政权依然存在，这是莫斯科无法反对的。

中共高层谁也不愿意留下。留下很可能是死路一条，不是战死就是被国民党抓去枪毙。毛的么弟泽覃、毛带艺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以及中共前头号人物瞿秋白，都这样死去。留下而又活下来的人不少充满怨气，陈毅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留下守摊子的第二号人物，原因是大腿上受了伤没法走。他曾躺在担架上去见朱德，请求被带上，但没有用。二十多年后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当时“大家都认为靠著军队不危险，不愿留下”，“而对我则说得漂亮，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十几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代。””说漂亮话的是周恩来，陈毅显然对这套冠冕堂皇的话嗤之以鼻。

毛泽东知道，留下来即使不丢性命，政治上也等于宣判死刑，因为他将远离中央与红军。随后半年时间里，毛全力以赴不让博古等人把他丢下。毛的主要办法是守候在撤离的出口。当时首先考虑的突破口是苏区南线。毛立刻来到南线司令部会昌。南线领导人都看出突然光临的毛在他们那里没什么公干，他满清闲的，早上去爬山，还写了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他爱拐到当地部队办公室兼住房去，躺在床上跟人聊天，甚至亲自给下面部队修改文件，“有时修改一个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

到了七月，来也突然的毛去也突然，回到瑞金。突破点改变了，不再是南线，而是西边。一支八干人的队伍由那个方向离开红区去探路。毛带上二十多个随从(秘书、医护、厨师、马弁，一班警卫)去了瑞金西边的鄂都。毛的落脚点是当地指挥部，距撤离起点鄂都河渡口一箭之遥，只需过街穿越一个末代的城洞。毛在这个渡河口住了下去，一直住到跟大队人马走。

离开瑞金来邮都前，毛要大弟泽民把他的宝藏，那批两年前从漳州运回来藏在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全部交给博古。私藏缴获品，直到最后一分钟，是不小的过失。这不仅完全违背他自己制定的“三大纪律”之一的，一切缴获要归公”还表现出毛头脑里曾经转过跟党跟莫斯科分手的念头。但毛别无选择。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金银财宝埋在山洞里没用了，还不女口拿出来“买”张“离境票”。此时的中共非常缺钱，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送上一大批财富，可算是雪中送炭。毛又向博古许诺说，带上他走他一定不会捣乱。博古终于同意了。当然博古不同意也不行，毛就“赖在离境口。”

被认为“政治上动摇，在党内老是犯错误，的中央苏区副主席项英被指定留守。项是中共领导中唯一出身工人阶级的人，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个谁也不愿干的事。但他对中央带著毛走非常担忧。项英了解毛。他一九三一年到苏区时正碰上毛大杀AB团，当时就说毛这样做是为了私人权力，他尽力刀下救人。毛因此痛恨项英，曾指使受刑人咬项英是AB团。据周恩来后来对共产国际说：“被捕的人口供说项英属于AB。”苏联当时的驻华大使潘友新(AleksandrPanyushk”n)记载道：毛“想搞掉项英，因此指他是AB。只是由于政治局的千预毛才没能干掉项英”。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时，项英是最坚决要把毛赶出红军指挥部的人之一。毛对项英的仇恨最终导致项英十年后的死亡。

项英向博古强烈建议不要带毛走。李德写道：项厂明显地提及毛泽东在一九三。年左右推行的迫害忠诚的共产党人的恐怖政策。他警告说毛跟党中央对著干的严重性不可小觑。毛一时的节制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一有机会他就会跳出来把红军和党一把抓在手里。”李德说，但博古不知为何特别乐观，“他说他跟毛好好地谈了一次，相信毛不会挑起争夺领导权的危机。”

毛这时也确实开始好好表现。七月以前，在南线时，他不断批评中央，叫那里的部队不要听中央的，按他本人的指示办。当一个干部对毛说他被任命为土地部长时，毛说：“你不要当土地部长，你去当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一到九月，毛的行为大变。爱跟他一道贬低中共其他领导的林彪来看他，跟林同行的聂荣臻注意到毛完全没有“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反而是小心“注意纪律”。

毛在鄂都时，中央正式通知他跟大军走，他便派人接来了妻子贺子珍。孩子不允许带，两岁的儿子小毛就这样留下了。毛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儿子。

小毛生于一九三二年九月，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一九二九年六月出生在福建龙岩一幢漂亮的房子里。毛看到女儿时开了个玩笑：“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才出生呢！”一句话把子珍逗乐了。还没满月，子珍得跟毛离开龙岩，把女儿寄养在奶妈家。一走三年，再回来时，听说孩子已经死了。子珍心里始终半信半疑，共产党掌权后一直寻找这个女儿，一九八四年去世前不久，才断了这个念头。

子珍的第三个孩子早产，生下来三天就死了。小毛是她的命根子，离别时子珍恸哭不已，把孩子托付给留下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泽覃。小毛最初住在奶妈家。国民党军队占领后，泽罩秘密把他转移走了。泽覃还没来得及告诉妻子就阵亡了。那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小毛从此下落不明。

共产党胜利后，早已不是毛泽东夫人的贺子珍，一心要找到小毛。寻找小毛带给她的是新的悲剧。贺怡觉得很对不起姊姊，孩子是托付给她的，她急切想找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追寻的过程中，她出车祸死去。后来找到一个男孩，说是小毛。子珍的哥哥叙述这件事说：子珍“跑到南京去看是不是小毛。她主要看两点，一是看这个孩子是否油耳朵，二是看他有没有腋臭，她认为她生的孩子都遗传了毛泽东的这两个生理特点。她看过后，认为这就是她的小毛。”

当时别的女共产党员也在找寻失散的子女，一位红军遗孀已认了这个孩子是她的儿子，中央作结论，把孩子判给了她。子珍的哥哥主见毛，把孩子的照片给毛看，希望毛出面说话。毛婉拒了，说“这事我不好管”，要他按中央说的办。子珍没有同意，继续与孩子来往，后来还张罗他的婚礼。红军遗孀说子珍“抢她的小孩”。为小毛，子珍一生心里都未能平复。

毛没有跟孩子道别，也没有显露过悲伤。他有悲伤，是为他自己。当时鄂都的红军指挥官龚楚在回忆录里生动地记下了毛在鄂都的情景。九月上旬的一天，龚楚正在研究地图，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 “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跑到大门前，毛泽东带著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脸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洗过脸，抽著菸，他接著说道：“栽现在来郫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间住。”……毛泽东握著我的手，诚恳微笑地说：“我们是井冈山的老同志
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因此，我在晚间有空的时候，便到他家中去。

龚楚又写道：‘这样的悲剧并不罕见。当时共产党人不仅要准备丢掉孩子，有时党需要资金时还得卖孩子。子珍的朋友曾志一九三一年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厦门党机关经费困难，就把她刚生的儿子卖了一百块钱，钱花了才告诉她‘半个多世纪后，在讲这个故事时，伤痛显然仍在她的心上：“当然心里面很难受‘送到那个人家里去以前，我们两个人[曾志和她的丈夫”把这个孩子抱到中山公园玩儿。那个孩子很好玩儿，四十多天，很能笑，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铁牛d，是个男孩，很健壮，黑实黑实的，从来不随便哭，拉屎拉尿也不爱拉在身上……后来就把他送主了。送去以后心里很难受，但我还足克服了。可是我那个孩子送去二十六天就死了。我们那个时候的书记也不敢告诉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没说，他也没吭声、我晚上有时很难受，暗暗地流泪，也不好意思公开，有一次看到我好像是在流眼泪，他就想我可能知道了，他向我道歉‘”从旁观察，毛泽东居处，除了我常到外，没有什么人来往。中共的高级干部更没有一个人来过。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他的抑郁和凄怆之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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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我收到了十块银元的特别营养费，买了一只大母鸡，两斤猪蹄，先派人送到毛泽东处，作为晚上消夜时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时才去，贺子珍将炖好的母鸡和猪蹄端上，毛泽东很高兴，他的酒量很好，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后，便滔滔不绝地长谈起来。……当谈到我过去被处分的事，他说当时并不赞同给予我以处分，但周恩来过于刻薄，才闹成那件不愉快的事。

龚楚还说，毛对其他领导人也“表露著深深不满”。酒后伤感，他喟然长叹道：““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说时竟凄然泪下。这时他有点轻微咳嗽，脸部更加瘦削而枯黄，伴著一盏荧荧的豆油灯，神情显得非常颓翠。”红色政权的崩溃、跟儿子的生离死别，都不足以使毛落泪，只有失掉个人权力才有这样的力量。

准备走了，横祸飞来。当时正是发疟疾的季节，鄂部蚊子成群，直直钻进人的鼻孔里。毛患疟疾病危，发四十一度的高烧，说胡话。他急需复原，马上康复，否则即使不死他也没法随军离开。苏区最好的医

生傅连嶂马不停蹄地从瑞金奔来，衣不解带地照看毛，使毛迅速康复。傅救了毛的命一一也救了毛的政治生命。

傅在以后几十年中负责中共领导人的医护。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七十二岁的傅被打断肋骨打破了头，他给毛写信说：“你在鄢部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毛是这样在傅连唓信上批示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但后来毛听说傅曾对其他领导人谈论过他的健康情况，这是毛的大忌，他也就任由博被投入监狱。入狱十五天，傅死在囚室的水泥地上。

一九三四年傅抢救毛时，红军正在蒋介石军队的紧逼下边打边退，撤离的准备工作也在极端保密状态下进行。这是一场战败后的撤离，但也是战略转移，设法接近苏联控制的地区，接受武器和其他援助。这就是打通苏联”。这一战略已设想多年。早在一九二九年，苏军情报局的首脑伯金就对派驻中国的名牌间谍左尔格说，他的使命是想办法把中国红军弄到苏联边境去。

这个目标极端机密，至今也鲜有人知。七月，一支六干人的队伍被派往相反的福建、浙江方向，作调开敌人的幌子，美其名曰“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中共领导人后来不否认这个名称只是为了宣传，用李德的话说：’没人梦想要去北上抗日·”这支队伍里有三百多担子，挑著一百六十多万份宣传品，一路行踪被中共自己大加张扬，引来追剿不断。官兵们逐渐意识到他们是不自觉的送给敌人的诱饵，连指挥官也蒙在鼓里，更想不通的是他们的使命毫无意义：这样小规模的队伍是不可能调开敌人的。几个月他们就全军复没。

出发前的另一项工作是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干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国民党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一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

执行者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们中有的人自己也成了这个政权的牺牲品。军委的警卫负责人杨世坤是其中之一。在离境前的纷乱中，他溜走了，跑到山里藏起来。他有个女朋友是当地的农民，当局抓住她，问出了杨世坤的藏身之地。经过激烈交火，这个神枪手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蒋介石大军的逼迫下，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被赶出了它占据的疆土。鄂都河上由一条条船架成浮桥，船上悬挂著马灯，与两岸灯笼火把互相辉映。河岸上挤著给红军送行的士兵家属和组织起来的乡民。重伤员交给了当地的老百姓。靠近城墙的一间街屋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屏住呼吸，眼睛紧紧贴在门缝上，看外面的红军队伍从鹅卵石铺成的路上哗哗急步走向渡口。男孩的父亲曾在这里经营一间小店，四年前在毛泽东打AB团的高潮中被砍了头。像无数老百姓一样，男孩盼望共产党一去不归。这种心情在六十年后我们见到他时，还看得出来。

十月十八日傍晚六点，病后的毛泽东，瘦削但不失风度，长长的头发向后梳齐，在警卫的簇拥下离开了邮都指挥部，穿过宋代的城洞，跨上浮桥。从这个起点，萌生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一个神话一一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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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行军分成三翼，林彪的一军团在左翼，彭德怀的三军团在右翼，中间是五千人的中央机关，包括毛和十来个中共领导，以及参谋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和庞大的警卫部队。

大军缓慢地向正西行進。兵工厂、印刷机、银元财宝，都被成千挑夫挑在肩上。大部分挑夫是刚强徵来的，由国家保卫局看管。行政负责人李维汉透露说：挑最重的担子的成员“多数是从劳改队放出来的，体力差”，“有的挑到半路就不行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道：“秋雨绵绵，地上都是烂泥巴，肩挑背扛，都是重家伙。一个人挑著担子走已经不容易，几个人抬著辎重，要想合上脚步更是困难。”“有些体弱的病号，睡著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更多的人是脚沤烂了，用破布包起来，一踏著地就疼得难忍，不能走路。离开根据地又越来越远，有的挑夫开小差溜了，老实的也流著泪请求让他们回去。”当兵的也不断逃跑，当官的疲惫，顾不上了。

长征队伍得穿过四道碉堡重重的封锁线。然而，奇怪的是，它们竟完全不构成障碍。第一道封锁线由粤军防守。粤军陈济棠是蒋介石的仇敌，曾跟红军作买卖钨的生意，也跟红军谈判好了要给红军让路，所以红军一帆风顺地通过了。蒋介石早知红军跟粤军的交易。十月三日，长征前十多天，蒋对行政院长汪精卫讲到粤军会“网开一面”。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建议派忠实於蒋的人去督促粤军，蒋拒绝了，叫他：“你不管。”

十一月初，长征队伍来到第二道封锁线。虽然他们延绵几十公里，行动缓慢，很容易挨打，却没有受到像样的攻击。一翼红军面对粤军，自然相安无事。但另一翼要对付的是湖南军队，指挥官是坚决反共的将军何键，四年前就是他枪杀了毛的前夫人杨开慧。居然，何键也让红军安然通过。

第三道封锁线照样了无战事。蒋介石非但没有责罚何键，反而於十一月十二日任命他为“追剿总司令”，把守第四道封锁线。封锁线设在湖南最大河流湘江的西岸，江上没有桥，红军只能涉水渡河，又没有高射机枪，只能任由国民党飞机轰炸。要消灭红军，这裏再合适不过了。然而，红军於二十七日在长达三十公里的江段上开始过江，过了四天，四天都没有受到骚扰。河对岸的碉堡群形同虚设，何键的军队在附近城裏袖手旁观，蒋石的飞机在头上盘旋，只是侦察不扔炸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三十日渡河，蒋介石没有阻挠。到十二月一日，四万红军主力都顺利渡过湘江。

只是在这时，一直在“函电交驰”的行营“聚精会神”、“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语)的蒋介石，才派飞机狂轰滥炸渡江红军，封锁了湘江。被切断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中，三干多人死亡·虽然过江的队伍只是出发时的一半，但这一半是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何键十二月二日发电报说：“匪主力已全部通过全州、兴安中间地区[过了江)西窜。”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

这是为什么？且看红军过了湘江之後蒋介石的动作。他把红军继续往西赶，赶進贵州，然後赶向四川。这两个省和相邻的云南省一道组成了未过江的四万人，除了在湘江边被打死打伤打散的以外，其余在到达湘江前六个星期的行程中掉队、病逝、累死，逃亡或死伤於沿途不时有的小型遭遇战。

中国的大西南，占地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一亿。四川最大，最富饶，人口多达五千万。险峻的山岭护卫著它，使它自古就有“蜀道难，难於上青天”的名声。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15t”””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後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但这几个省表面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是独立王国，拥有各自的军队，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四川省更分成不同的“防区”，由大大小小的军阀分别统治著。蒋介石要统一大西南，就必须派中央政府的军队進去。但这些省拒绝接受中央军。中央军强行進入，战争便不可避免。蒋不希望打仗。他的作法是把红军赶進这些省去，使这些省的军阀由於害怕红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進来帮助他们。蒋之所以保存红军主力，是因为不如此西南三省的军阀便不会感到足够的威胁。蒋对秘书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進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藉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後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就在红军开始过湘江向贵州行進的当天，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发布了他统一中国的蓝图：《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

蒋介石的算盘他一生都秘而不宣。蒋介石放走红军也是对苏联作的姿态。蒋希望跟这个强大的邻居改善关系，以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改善关系最重要的莫过於宽容中共了。但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经国是蒋的长子，也是唯一的亲生儿子。经国出生後，蒋似乎由於感染性病而丧失生育能力。他过继了二儿子纬国。但经国仍然是他的爱子加继承人。蒋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物。

传宗接代是头等要紧的事，“无後”是对祖先的罪过，对父母的不孝，所谓“不孝有三，无後为大剑。中国话裏有一句诅咒人的话：“让你断子绝孙！”对祖先、父母负责任的孝道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品德，蒋视此为人格的中心。

一九---5／／年，经国十五岁，蒋送他去北京上学。那时蒋在国民党裏是一颗正在高升的新星，支持国民党的苏联人便打上了他儿子的主意。经国一到北京他们就找到他，邀请他去苏联。年轻人很高兴，到北京才几个月就起了程。带经国去苏联的是邵力子，莫斯科埋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

红色代理人是莫斯科传给中共的无价之宝，大多是二千年代上半叶埋進国民党的。那时孙中山为了要苏俄资助，敞开了国民党的大门。中共於是在几个层次上渗入国民党。一层是像毛泽东那样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裏公开活动：一层是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共产党员：第三层是共产党员假装脱党進入国民党。国共分裂後，一大批秘密共产党员蛰伏了下来，在国民党内官至高位，为毛泽东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使世界上任何别的间谍、代理人都相形见绌。有些红色代理人的真实面貌到现在仍不为人知。

邵力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其实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但按莫斯科的指令一开始就不公开参加中共的活动，连中共领导人也不都知道他是谁。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时，邵於二十三日给他的苏联上司发了封电报，电报马上呈交斯大林本人，说：“上海使我激愤难平，我不能做反革命的工具，我请求指示应该怎样斗争。”

他得到的指示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公开投向中共。他一九六七年死於北京，今天仍只被称为共产党的同情者。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邵力子把蒋经国带去苏联。一九二七年，经国学习完後要求回国，莫斯科不但不准，而且强迫他公开谴责父亲。斯大林把他扣做人质，对外却宣布是经国自己不愿意回国。斯大林喜欢扣人质。美国共产党领袖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的妻子佩吉(Peggy)曾描述他们的儿子蒂姆(Tim)是怎样被扣作人质的。他们夫妇一九三五年离开苏联回美国前夕，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尔斯基(DmitriManuilsky来访，“炸弹是轻轻地掷下的，几乎不经意般地掷下的。曼努伊尔斯基告诉我们，不能带蒂姆走，他说：将来会送他回去的。”但苏联人并没有把蒂姆送回。

蒋经国的人质身分在一九三一年底由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向蒋介石挑明。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红色代理人。这可以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她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也是她在莫斯科的联系人)的绝密信中一览无余。信是这样开头的：“亲爱的同志：我不得不向您陈述以下事实，因为它们可能危及我将来在中国的活动……我希望您仔细考虑，然後告诉我应该怎样行动。”她报告的内容之一，是对在上海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史沫特莱女士的不满，说史“不顾你们反覆的指示，继续与不可靠的人保持关系，给他们钱，然後又要党把钱还给她，”“她把外国同情者带回家来，把这个为重要目的专设的联络点躇蹋了。”“我已经把你们孤立她的指示，通知了中共中央。我不明白我们的同志为什么还在西安给她工作……也许他们认为这些指示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吧。”

孙夫人代表莫斯科向蒋介石提议，用经国交换两名在押的重要苏联间谍牛兰N。ulens)夫妇。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蒋写道：“孙夫人欲强余释放[牛兰夫妇1而以经国遣归相诱。”蒋介石拒绝了。审判和监禁这两名间谍都在报上公开报导，用他们交换儿子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莫斯科的提议在蒋心中掀起巨大

波澜。随著，他写出自己的担心，即经国可能被，苏俄残杀”，他就会绝後了。蒋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写道： “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於此增重，心甚不安。”十二月三日：“近日思母棊切，念儿亦甚。中正死後，实无颜以见双亲也。-十二月十四日：“晚间，以心甚悲伤，明日又是阴历十一月初七先妣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後更念，不孝罪大。”

蒋介石拚命想说服自己，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说：“尝思传世在德行与勋业，而不在子孙。前代史传中圣贤豪杰、忠臣烈士每多无後，而其精神事迹，卓绝千秋，余为先人而独念及此，其志鄙甚。经国如未为俄寇所害，在余虽不能生见其面，迨余死後，终必有归乡之一日。如此，则余愿早死，以安先人之魂魄。”

但是，他说服不了自己。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写道：“心绪纷乱，自付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枉在人世间，忝余所生，能不心伤乎！”就在那个月，邵力子的儿子志刚在罗马遭暗杀。志刚是当年由他父亲作为经国的旅伴带往苏联的。後来经国留做人质，他回国了，以後去了欧洲。义大利的报纸称这桩凶杀案为情杀：“一个伤害了情妇的中国人的悲剧结局”，“情妇，据说是个捷克女郎。今天的中共政协称志刚是被国民党 “蓝衣社”特务所杀。

在随後几年中，蒋介石的一个想法逐渐成熟：同莫斯科作笔交易，以中共的生存换回经国。对以反共为旗帜的蒋介石来说，这桩交易不能点破，只能用微妙的方式去处理。他要削弱红军又不消灭它们，让他们暂时苟活，生存在一个不能发展的狭小空间。蒋知道抗日之战迟早要爆发，而且苏联人希望他打日本。

俄国是日本的宿敌，斯大林最怕的是日本占领中国後，用中国的资源和中苏间七干公里长的边境進攻苏联。用中国打日本、让日本陷進中国，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核心。一旦中日开战，蒋介石相信莫斯科一定会命令中共打日本，那么红军就大有可能被日本人翦除。

蒋不要红军待在中国的腹心地带。他看中一处可以把他们‘关”起来的牢笼，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一带。那裏地广人稀，中共可以生存，但不会有什么兵源。虽然此地比起中国南方来离苏联更近，但供蒋选择的“牢笼”不多，蒋也自认有把握能把红军圈在那里。

一九三三年四月，蒋任命邵力子做陕西省主席。不用说蒋知道邵的真实身分，他就是要利用邵来为中共创造落脚点。邵的前任是同情中共、曾申请加入中共的杨虎城将军。但即使是杨当政，陕北的红色武装和根据地也极其弱小。邵的到来，才使这裏的小小游击区日益壮大。

杨虎城继续任陕西国民党军事长官，与邵融洽协作。长征开始後不久’陕北红区已发展成为一块三万平方公里、九十万人口的大根据地。就这样，蒋在拔除全国所有红色根据地的同时，让陕北一枝独秀，发展得欣欣向荣，成为全国红军的家。蒋後来对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sevelt)的使者居里(LauchlinCurrie)说：“我把共产党人从江西赶去陕北，在那裏他们的数量降低到几千人，但没人去动他们。赶的办法之一是任凭中共截听他的部队的电台通讯，因为红军总是朝蒋置兵薄弱的地方行進。红军发现在长征途中，“敌军电报不断被我侦译，我军对敌军动向一清二楚。”蒋明明知道，口头上也说要变更密码，但只是说说而已。

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与各部红军大多保持著电台联系，但它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断了。当时的联系要靠上海电台中转，蒋介石在长征前夕破获了上海电台。中共重建通讯的努力未能成功：它派往上海的电台人员一去就投向了国民党。中共派杀手把他杀死在一家德国医院的病床上。

蒋介石用中共换儿子的交易是这样开始的：长征前夕，他第一次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苏联提出要求释放经国。这在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的日记裏有明确记载：“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接著他用行动表示他会为莫斯科做些什么。首先是让中共轻易地突围。在突围开始的十月亡旬，蒋远离前线，跑到一千公里外的北方去了，一去就是四十天。

莫斯科对蒋发出的信号心领神会。从蒋要求释放儿子到中共过湘江，脱离蒋的碉堡封锁线，莫斯科显著加强了对经国的控制。那时，曾在农村和西伯利亚金矿做过苦工的经国，正在乌拉山重机器厂工作。他後来自述道：“一九三四年八月到十一月间，苏联内政部突然对我严密监视。每大总有两个人跟踪我，我几乎连一刻的自由都没有。我觉得我像个囚犯一样。”

十：：：月初，中共穿过了最後一道封锁线，蒋介石马上又向莫斯科提出释放经国的要求。克格勃的人告诉经国：“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苏联政府对蒋介石说他儿子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又感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進步也。”蒋介石明白他的儿子是安全的，只是他还得再为中共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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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中，蒋介石把长征的红军赶往贵州。正如蒋预见的，四万红军的降临吓坏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他後来写道：蒋“早就想攫取贵州，以便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尾追红军的机会，要進贵州来了，我又不可能拒绝，前思後想，心绪异常烦乱。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八个师進驻省会贵阳，立即开始修机场、筑公路，照王家烈的说法是“反客为主”了。

蒋接著把红军朝四川赶。他截断了红军的其他途径，只敞开这一条大道。蒋的计划是按贵州模式接管四川，然後再把红军北上赶到陕北去。可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毛泽东死活不進四川。原因并不是他有意破坏蒋介石的计划，而是为了个人在中共党内的权力。

毛一進贵州就积极行动要夺权。他早就在進行分化中央、争取同谋的活动，特别力争两个他从前并不喜欢的人。一个是绰号“红色教授，的王稼祥，一个是接任他“总理”职位的张闻天。毛跟这两个人早先都干过仗，现在他竭力拉拢他们，因为他俩都对第一把手博古心怀不满。

这两人曾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不甘心比他们年轻的博古跨越他们成了党的领袖，把他们时时排斥在决策之外。张闻天後来说博古“排挤我，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於无权的地位，我心裏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这个“三人集团；一块儿行军，通常是躺在担架上。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在艰难的长征中，他们大都被人抬著走。毛甚至设计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著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裏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後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 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对抬担架的人来说日子可就没那么舒服了。长征过来人说：“爬山的时候担架员们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一座山，洒下一路血与汗。”

毛跟博古的两位嫉妒的同事在担架上谋画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後，路宽时并排抬著，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有一次碰头是在一处橘林裏，绿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橘子。担架夫停下来歇气，把他们并排放在地上。“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呢，他将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各人的位子都安排好了，他们就要求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苏区为什么垮台。

博古爽快地同意了。他一直在为丧失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而非常苦恼，曾屡屡举起手枪对著自己，好像在考虑自杀。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到十七日，政治局委员跟军事领导人等二十来人，在贵州北部的遵义城开会。会上争来争去，毛等三人把责任都推在博古与李德身上。…中共党史称这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裏的领袖地位。其实会上毛既没有成为党的领袖，也没有被授予军队的指挥权。会议结果，博古仍然做党的第一把手。李德是唯一的外国人，被撤了军权。尽管毛的三人集团”提议要毛接管，大多数人没有响应，要周恩来继续作’最高军事首长”，“军事上下最後决心的负责者”。

不过，毛在遵义会议上获得了一个成败攸关的突破：他终於進入了决策核心“书记处”。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一月认可的书记处有七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的首领张国焘。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议毛進书记处，尽管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无权提议谁做书记处书记。毛当上了书记处书记，这使他只需对付几个人就能决定大局。长征途上的四名书记中，张闻天是同谋，陈云是一个躲开权力斗争的人，又常常在基层处理行军中的具体问题。剩下的只有博古跟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拉周打博。遵义会议要写一个“决议”，一般这是第一把手的事，但这次张闻天擭权起草。这个决议将要传达给全党，还要送交莫斯，对周恩来再重要不过。张闻天初拟的决议上，标题就点了周恩来的名，说丧失中央苏区他是祸首之一：“博古、周恩来、华夫(即李德)同志错误军事政策的总结”。周跟毛等人合作了，他的名字也就被划掉了，决议中对他的批判也大大降级。

正如李德冷冷地写道：周“巧妙地跟博古和我保持距离，使毛集中火力攻击我们而放过了他”。这样一来，毛在书记处中占了多数。遵义会议一结束，参加者分别回他们的队伍，毛立刻左右书记处作出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帮助者”这个头衔，军事辞典裏大概难以找到。毛就这么把一只脚插進了军事领导中。

新的书记处接著把王稼祥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最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拥戴毛，还可从另一事实上看出：毛後来虽然屡提遵义会议，叫除了他的两个同谋者外，点不出几个支持他的人名来。遵义会议三星期後，二月五日，在位於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裏，张闻天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第一号人物。夺权的经过是这样的：毛跟张闻天结夥先去找周恩来，谈好了再去把这个“多数人决定”通知博古。博古後来说，他们跟他“没完没了地谈，施加了无穷无尽的压力，他不得已才让位。

由於张闻天当第一把手不是遵义会议的决定，而是几个人搞的’政变”，因此密谋者们等了几个星期，直到打了一场胜仗，有了定心丸，才宣布了这个更换。从此毛泽东当上了那个虽不乏雄心但欠狠心、欠手腕的张闻天的幕後操纵人。

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同已在川北的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建立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朝四川行進。四川就在遵义北边，接近苏联控制的外蒙古、新疆，是红军北上打通苏联的必经之路。‘二十二日，中央打电报给张国焘，要张前来配合策应。

但对毛来说，四川不能進一一進了迟早要跟张国焘会师。这时，张闻天尚未当上第一把手，一旦会了师，张闻天任一把手将毫无希望，毛也就当不了幕後操纵人。

张国焘的资格很老，一九二一年中共召开“一大”他就是会议主席，那时毛泽东还不起眼，张闻天连党也没入(他一九二五年入党)。不像毛，张国焘是按共产党程序选出，莫斯科钦定的书记处书记。张国焘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苏联住了好些年，还见过斯大林。

美国驻云南的副领事当时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的形势一天天地更严重了。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共产党人就要不管怎么样闯進四川了。到时候，那个人们知道的打通苏俄的计划就要实现了，那时再谈摧毁共产党就是一句空话了。”前苏联军事顾问斯兰恩制定了几套朝四川方向运军火的方案，包括提供“飞机大炮”，“和足以装备五千人的武器”。苏联武官雷邦也为运输途径提出秘密建议。莫斯科派中共前负责人李立三到靠近中国边界的秘密苏军情报点，著手恢复跟中共的电台联系。三一年一月从莫斯科回国後，被派去中央苏区以外的鄂豫皖，到一九三二年夏天，把鄂豫皖建成了个拥有四万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五十万人口、四万五千红军的大型根据地。蒋介石在那年秋天把他赶出鄂豫皖，他到了四川北部，一年内又建立起新的更大的根据地，拉起一支八万人的大军。凭实力，凭资历，凭地位，张国焘在会师後都几乎可以肯定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

张国焘不会当毛的傀儡。像毛一样，他也会为了权杀人不眨眼。在他的根据地裏，他也屠杀当地领导人，也亲自主持过刑讯。受害者有的被刺刀挑死，有的勒死，有的活埋。红四方面军指挥官徐向前说：张国焘“藉口肃反，翦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

有这么一个人物在场，毛泽东难以出头。要是他跟张国焘争权夺利，说不定自己会丧了命--他在江西大打AB团时的同伙刘士奇，就是张国焘杀的。迄今为止，毛对付的党的领导人都为党杀人而不为个人权力杀人。无论毛如何跟博古、周恩来捣乱，他们也不会碰他。但对张国焘他就不那么有把握了。毛一定得回避跟张国焘会师。但毛无法反对進四川，他只能跟著走。到了四川边境，他开始要花招。他坚持要红军设埋伏打一支尾随的敌军。这支敌军是四川军队，有能征善战的名声。毛的用意是红军如果打败，那么他就可以以川军太厉害的藉口把红军留在贵州。

这场埋伏战毫无道理。敌军并没有挡在红军前面，而且根本没有骚扰红军。遵义会议制定的向四川前進的计划中，曾特别说：“对尾追之敌”，应迅速脱离”，“勿为敌人所抑留”。但最高军事负责人周恩来顺‘卒甲苎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北在一帮格外贪婪的军阀统治下。县城裏也有三圣姜岩画票篮大星念书子署姜去姜鉴晶票芸笔左书；篙嚣画字：岩画妄谧竺想趁机跟著入川，但四川军阀“硬是不要他们進来帮忙-，给中央军“吃了闭门羹”。

从了毛。一月二十八日，毛下令在一个叫上城的地方设伏。结果如毛所料，敌军名不虚传，反守为攻，把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根据毛的部署，红军还被摆在背水作战的地位上，背靠一条被窄窄的峡谷挤得水流湍急的赤水河。毛站在远处的山顶上，观看他的队伍的惨败，一天後才下令退兵。天下著雨，山路滑，退兵争先恐後往前赶，伤员和妇女被推到後面。敌人紧追过来，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背包被一把拽住，她甩手扔掉了背包，才得以跑脱。长征中这是唯一一次非战斗部队成员离敌人如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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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红军死亡或受重伤：整个中央红军的十分之一。土城之战是长征中最大的败仗，一天之中损失的人数比渡湘江时的伤亡还多。後来中共说，遵义会议後毛挽救了红军，事实恰恰相反。

赤水河上红军搭起浮桥向西退去，重武器和X光机等医疗器械都扔掉了。朱德手提驳壳枪，亲自掩护撤退。他平常安详从容，现在也忍不住恼火发脾气。疲惫不堪的官兵们背著拉著他们的同志，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爬行。下大雪了，雪埋住了密密的森林和深深的峡谷。严寒、饥饿、筋疲力尽、伤员的痛苦呻吟，使幸存者几十年後仍记忆犹新。

这场败仗为毛不進四川提供了根据。就在这时，毛与张闻天夺了博古的权。两天後的二月七日，入川计划宣告作废。但这时红军已经在四川境内了，因为赤水河以西就是川南。军事指挥官都赞成继续北進与张国焘会合。毛的老搭档林彪也和别人一样不满毛挑起土城之战。当毛到林彪的部队去争取林的支持时，林把一肚子的火都挂在睑上。但是，依然是毛说了算。

红军於是再渡赤水河返回贵州。成千伤员被留在河西边的深山老林裏，无衣无食无药，几个月内大多数都难逃一死。

二十七日，红军重占遵义。蒋介石要的是红军去四川，不要红军在贵州立足。他派了两个师前来攻城，又派飞机轰炸。红军打退了進攻者，稳住了阵脚。毛大喜过望，因为这两师是强敌中央军，如果红军能抵御他们，就能在贵州站住脚。兴高采烈的毛赋词抒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有了这场胜仗垫底，毛和张闻天才向中央红军，以及向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发电报宣布：张闻天现在是头号人物，毛是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紧接著任命毛为红军“前敌总指挥”，一个专门为毛设立的位子。

自宁都会议以来，毛第一次有了军事职务。但毛的“胜仗”代价惨重。彭德怀心情沉重地报告说，三军团：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还说：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另一位“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的军官黄克诚央求说：“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

可是毛为了在贵州待下去，仍要再打现已控制了贵州的中央军。三月五日，他下令“消灭，中央军的两个师。这一命令在野战指挥员中引起强烈抗议。林彪在十日打“万急”电报反对打这个强敌。

那天凌晨，张闻天召开了包括林彪、彭德怀等野战指挥员在内的二十来人的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毛泽东在会议上完全孤立，甚至张闻天也不支持他。毛争著争著脱口而出，威胁辞职：以“去就前敌总指挥职务力争”。众人抓住这句话，马上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毛被撤了职，前敌总指挥大家选彭德怀替代。

毛自知失言，立刻行动要夺回军权。当天晚上，他手提马灯去找周恩来，周还是“最高军事首长”。毛要周第二天早上再开一次会，这一次+长征中一般是把伤员留在老百姓家裏，留给他们一点钱。他们的命运靠的是运气。张国焘的部队留下了一些受伤生病的女兵。在红色统治下受过罪的当地人有的在她们身上泄愤，用割乳房、把木棍打進阴道等种种酷刑折磨她们。为了生存，有的女兵嫁给了当地相对富有的人，但中共掌权以後，她们被划为：地主土，一生挨斗受歧视。一九八五年，党史学者找到她们时，看见这些六、七十岁的人在严寒的十一月连鞋全部舍不得穿的关键是，野战指挥员都无法参加，他们已回各自的部队去了。

毛向周建议乾脆取消的敌总指挥，代之以一个新的“三人团”，由毛、周、王稼祥组成。周接受了。毛是一举数得：既不伤彭德怀的面子，又安抚了因未擭实权而牢骚满腹的王稼祥，还使自己从此在军事指挥上与周恩来平起平坐。

第二天开会，一切按毛的意思办。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一职被取消了，不打中央军的决定也被推翻，大多数人的决定就这样被几个人串通著一笔勾销。“三人团，决定在名酒“茅台”的家乡附近的鲁班场進攻中央军。彭德怀请求道：“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中央军)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但“三人团”坚持说：“以全部力量，於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

当红军遵命向中央军的坚固阵地進攻时，国民党以机关枪迎候，红军大败，伤亡一千多。受到重创的队伍又拥挤渡过赤水河，被逼回川南。蒋介石调兵堵住了红军回贵州之路。害怕千口张国焘会师的毛硬是命令红军调过身来再渡赤水，强回贵州。这个决定是如此不通情理，如此不得人心，一道不寻常的命令以“党中央总政治部”的双重名义下达给了几个高级指挥员：“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传达，以保秘密。”

两个月了，红军四渡赤水，绕来绕去。李德纳闷地记道：红军在“兜圈子，越兜越小，有的地方经过了两三次”，“疲惫不堪、毫无结果地乱绕”。眼看著红军给自己徒添惨重伤亡，他以为这一切是，古怪、不理智”。不仅中央红军无端受罪，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已离开根据地前来策应，何去何从，悬而不定。为了个人权力而不顾红军死活的毛，後来把“四渡赤水”叫作他的“得意之笔”。

蒋介石跟李德一样，也完全不明白“红军徘徊於此绝地”是在搞什么名堂。他以为红军肯定会進四川，中央军可以就势跟進，已在三月二日飞往四川最大的城市重庆，实行统一四川的大业去了。他的首要任务是取消大小军阀割据的“防区制”。但军阀们暗暗抵制，蒋无法制住他们，中央军不在手边。

蒋努力要把毛赶進四川，他飞返贵阳，派飞机轰炸红军，使红军不能在贵州立足。同时，蒋公开地将把守在四川边境的部队调开，等於告诉毛：那裏没设兵，赶紧去四川！但毛带著红军朝相反的方向--南方--跑去。蒋搞不懂红军在干什么，一度猜想他们是不是想打贵阳。但红军没在贵阳停留，急急地从贵阳旁边南下走了。

在连续不断的轰炸下，红军每天急行军四、五十公里，走得死去活来。过来人描述道：“部队越来越筋疲力尽了。飞机在天上飞过的时候，我们简单地往路边一滚，也顾不上像从前那样看看有没有东西作掩体。在村子裏睡觉时，要是炸弹落下来，我醒都不会醒，要是落在我身边，我翻个身就是。”“每天都有不少人死去。虽然年初有几千人参军，*红军人数还是少多了。”

在这段急行军中，红军不得不丢弃剩下的医疗器械，医院也解散了。伤员从此几乎得不到治疗。除子弹伤、炸弹伤外，大多数人的脚还因为穿草鞋天天疾走，擦伤感染，一著地就疼痛异常。

而红军要是進四川北上，完全不必经历这些灾难，红九军团就是证明。在贵州境内南下过乌江时，九军团的两千人因作後卫被截断在乌江北岸，他们无法继续南下，只好去四川。他们发现，除了一两场小小的遭遇战外，再没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下、在阳关大道上大摇大摆地行走，一停下休息就是好几天。

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也给他的妻子带来痛苦。贺子珍跟随“干部休养连”行军。土城恶战之後，红军在瓢泼大雨中走了三十公里，来到白‘贵州的老百姓非常贫穷，红军得以招收数于士兵。沙。即将临盆的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裏躺下。几小时後，她生了个女儿，她跟毛的第四个孩子，这天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红军只在白沙停留一天，像以往两次那样，子珍得把孩子留下。当她就要被抬著上路时，泽民的妻子把女儿裹在一件外套裏抱给她看，然後抱著孩子，拿著一把银元和做货币用的鸦片，去找人家收养。泽民的妻子让她给女儿取个名字，子珍不住地流泪，摇摇头，说她再不会见到这个孩子了。果然，收留孩子的老人没有奶，三个月後，孩子浑身长疮化脓，不久就夭折了。

共产党掌权後，子珍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寻找她遗留的孩子，但她从未认真找过这个女儿。她对身边的人伤心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了什么人家。”但孩子萦绕在她的内心深处。一九八四年，她去世的那一年，当年的干部休养连连长去看她，闲谈中，她突然冒出一句：“我是在哪个，哪个地方生的小孩子，你还记不记得？”

生孩子时毛泽东没有来看子珍，尽管他在同一个镇裏。後来行军路上遇上了，子珍告诉他孩子丢下了，毛只点点头说：“你做得对。”贺子珍对毛的冷漠是难过的。她对朋友说，毛有一句话使她，很受伤害”。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事实上，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有个女人在行军中临产，还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孩子留在了空屋裏睡过的稻草堆上，身上蒙著稻草，哇哇地哭著，母亲又上路了。在涉过一条冰冷的河水时她晕了过去，她的战友们找来一张木桌，轮流抬著她走。安全部门头子邓发的妻子分娩时，痛得在地上打滚，嘴裏骂邓发。邓发被找来，站在一边垂著头。博古夫人说：行军中骡马比老公奸！

子珍产後两个月，灾难再次降临到她头上：她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差一点丧命。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三架敌机在一片梯田尽头出现，飞得很低，连飞行员的脸部看得见。子珍跟战友正在一条小径上歇气，猛然机关枪扫射下来，炸弹跟著落下，一时胳膊腿横飞，鲜血和脑液把土地搅成一滩滩红色的泥浆。

十多块弹片切進子珍的头上、背上，其中一块从背上划开一道大口子，一直划到右胳膊。她浑身浸透了鲜血。医生把伤口表面的弹片夹出，嵌得太深的只好留在裏面。虽然用了白药止血，但血还是从不省人事的子珍的伤口裏、鼻子裏、嘴裏淌出来。医生给她打了强心针，说她也许只能活两小时。连队负责人商量把她留在老百姓家。他们立刻给毛打电话，毛就在隔壁的村子裏，他没有来看子珍，据说他“很累”。

他只在电话裏说不能把她留下，并派来他的医生，和两个担架夫抬子珍。直到第三天毛才来看妻子，那时子珍已苏醒过来，但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再往下的行军中，子珍实在忍受不住痛苦，哀求身边的同志给她一枪，让她死去。

两个月的向南，向南，没有一个目的地，红军队伍裏人人都在问：我们上哪儿去？上层人物知道计划是進四川同张国焘会合，长远的战略方针是北上靠近苏联，但现在的行程却跟计划背道而驰。林彪大声抱怨：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四月，林彪给，三人团”写信，要求毛把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立刻北進与张国焘会师。连曾为私利支持毛不進四川的张闻天，也对毛非常生气。李德记道：有一天，洛甫[即张闻天]突然跟我攀谈起来。我们通常很少打交道，可这一次他对我提起红军的危机，说这是遵义以来毛不计後果的战略战术的结果。”为了红军不致全军覆没，“三人团”应该“让位给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官”。

毛对他的同谋者变卦大为恼怒。有一次，他跟李德同行，提到张闻天的名字时他声音变得尖利。他说张“吓破了胆，在搞阴谋反对他”。但张闻天对毛不构成威胁，他已上了毛的船，要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毛同时尽量拉拢他，他知道张闻天喜欢年轻活泼的姑娘刘英，就提议把她调到张的身边，使他们得以朝夕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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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旬，红军進入中国西南角的云南省。毛下令停下来。但停下来得对付此地的土著苗族人，他们骁勇善战，长征初期已经给红军制造了无数麻烦，根据地是没法建立的。下一步怎么办？毛说还要，向东及向南，但向东无路，国民党大军正压过来：向南死路一条，那边是法国殖民地越南。

毛的指示激怒了野战指挥员们。四月二十五日，接到命令的当天，林彪打电报给中央说“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進，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彭德怀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毛再也拖不下去了。四月二十八日，他终於下令转道向四川行進。一踏上往北的道路，红军前面便是坦途一片，甚至还不乏有人暗中相助。当天红军就发现路边停著一辆大卡车等待著被“缴获”，车上装著二十份十万分之一的精细地图，外加大量土特产：茶叶、火腿、白药。显然，要么是蒋介石，要么是云南当局，用这种办法催促红军离开云南”陕去四川。红军到达四川边界金沙江时，三个渡口城都敞开大门，

毫无抵抗地接纳了红军，还献上食物、金钱。渡金沙江花了整整七天七夜，船只在无人把守的渡口穿梭来往。蒋介石的军队待在附近不动。飞机在空中盘旋，只是侦察，不找麻烦。过来人的印象是苍蝇多得怕人，“太阳一出来总有好几十万，比飞机还讨厌”。

红军虽然進了四川，但为了避免与张国焘会师，毛不愿再往前走，要就地建立根据地。他派红军去围攻离江边不远的会理城。会理城易守难攻，既有护城河环绕，又有十五世纪的坚实城墙。本地军阀拚死命守城，把城墙外的房子一概烧掉，使红军攻城时失去掩护，又杀了几十个怀疑亲共的士兵，以防有人给红军作内线通风报信。蒋介石看看红军停下来了，就又开始轰炸。红军伤亡惨重，无医无药。毛是不管的，

他从来没去看过伤兵。红军的重大损失使将领们忍无可忍。林彪把毛带著红军走的这一大段弯路形象地比做“弓背”说他们早该走弓弦。为了以中央的名义来压制这片反他的声浪，毛要张闻天召集会议。

会议於五月十二日在会理城外一问草棚裏召开。毛寸土不让地捍卫自己的权力，发出阵阵暴怒之声。他用老办法给彭德怀扣帽子，说他“右倾”，说他挑动林彪夺权。林彪待要争辩，毛冲他大吼：“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林彪吼不过毛，只好不作声。彭的弱点是脸皮薄，不好意思为自己争夺权位，哪怕争夺得有道理。他也没法跟毛比赛扣帽子。

最重要的是毛有张闻天当枪使，张不敢不照毛说的办，虽然他於心不安。他後来说他“勉强”地按毛的意思作了结论，用“很厉害，的，过火的”“机会主义大帽子”打击彭德怀和别的反毛的人。人们只有沉默。跟毛作对非同小可，又伯内讧分裂党和红军。结果毛仍然掌握军权。毛对差点取代他的彭德怀恨之入骨，会一开完就把彭的朋友、跟彭意见相同的黄克诚在干部会上狠批了一顿。黄知道“真正矛头是对著彭德怀的，只是“不便对彭德怀直接点名批判”。会理的仇，毛记了一辈子。毛也很聪明地作了让步，收回了打会理的命令，明确同意“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毛躲避这一天躲了将近四个月，损失了三万红军。长征，也就长出来两干多公里。

毛仍然害怕与张国焘会师，深知一场恶斗必不可免。他马上著手准备这场权斗。首要的一步，是让他的地位得到莫斯科认可。由於电台联系没有恢复，五月底，毛派他信得过的陈云去苏联。陈云既是书记处书记，人又谨慎，与世无争，对毛乐於从命。在莫斯科，陈云的报告经过仔细推敲故意含糊其辞，给莫斯科造成印象：毛做领袖是在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经大多数人推举的。

中央红军往北去与张国焘会合，行進到四川中西部时，面临天堑大渡河。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喜马拉雅山的融雪卷起奔腾咆哮的激流掹浪，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使涉水无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於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这是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一百零一公尺，宽两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九根作桥底，每两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铺著木板做桥面。红军“飞夺泸定桥，是後来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美国作者索尔兹伯坚(Harris。nSalisbury)的《长征》(了heL。ngMarch)一书封面一书封面，赫然就是这座桥。美国记者斯诺一九三六年采访了毛以後写道：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著他们，它的後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裏，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著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進，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進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後，有几次小型遭遇战。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裏，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

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裏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这位妇女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後”陨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损害，可能有拆去的。九十三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後老百姓各自去认领。泸定桥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铁链，那是中共政权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干山》时。

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後，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二双筷子。他们中没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裏淹死了很著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厂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覆是：“一个都没有。大渡河上还出了个神话，即“强渡大渡河”，在泸定桥南七十五公里的安顺场。那裏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足足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但同样，无一伤亡。

国民党部队再无能，凭借天险优势，也不至於让红军毫无伤亡吧。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 (Jimmy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毛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步行过了泸定桥。他离张国焘只有三百公里了。在他跟张国焘的先头部队之间横著藏民散居的“大雪山”。尽管山叫这个名字，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毛翻山的那个季节和那个地点并没有积雪，只是寒冷异常，刺骨的风吹著夹雪花的冻雨袭击著没有冬衣御寒的二苎四六年，一位英国作家间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熟蘐拨笋燕戮昙惑议强慧议让红军。筋疲力尽的官兵渴望减轻一点负担，把厚一点的衣服在山下热的地方都扔了，如今他们只好靠出发前暍辣椒水来抵抵寒气。翻越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严重减弱的身体无法与空气稀薄的高原气候拚搏，许多人就长眠在那裏了。担架夫跟挑夫最苦，有的坐下来喘口气，就再也站不起来。毛泽东爬雪山没坐担架，是自己走过来的，拄著一根木棍，走得还比他年轻的警卫员轻松。

张国焘的人在山那边等著欢迎中央红军，预备了一大堆急需的物资：盐、茶、鞋袜、毛毯、手套等等。毛跟中共其他领导收到额外的食物、粗呢制服、驴马，毛的马是特别挑过的，性情温顺，还有个医生来给他当护士。一星期後，六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纵马三天，穿过峭壁森林，来到抚边村与毛等会台。中国两支最大的红军就此会师。

几天之後，七月四日，蒋介石的连襟、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拜访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DmitriB。g。m。l。v)。拜访名目是谈日本侵略华北的事，但临走时孔对鲍大使说，蒋很想与他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递信给斯大林：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释放我的儿子吧！苏联大使显然早有准备，当场回答道：“我们并不阻碍他回国，但据我所知，是他自己不要回来。”

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迫辞职，拿了一大笔钱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跟蒋介石合作，暂时地保持了良好关系。战略要地四川如今由蒋全盘控制。中央军跟随毛入川之後，蒋本人马上在五月分再回重庆，在四川待了好几个月，著手把这个人口最多的大省建成未来对日作战的基地。

毛泽东也在他的上升史上迈出了一大步。长征前他几乎被扔下，数月之间，他已是中共中央的实际掌权人。虽然中央红军从四万多人减少到不足一万，但没有关系：红军可以重建，可以壮大--只要有莫斯科的支援。而莫斯科只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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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戎夫妇 　   

当争一九三五年六月两支红军会师时，毛率领的中央红军处在悲惨击姜昼的境地。剩下的这一万来人身体拖垮了，重武器差不多丢光了，步枪平均每支只有五颗子弹。曾是张国焘老朋友的朱德私下对张说：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作为鲜明的对照，张国焘统率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他们自己的长征初期只有两万人，现在增长到八万多人。队伍身强力壮、训练有术，机关枪、迫击炮一应俱全，是支真正的劲旅。

以这样的实力作後盾，李德写道：张国焘“接待我们好似主人见客，举止充满自信，很清楚自己军事上、行政上的优越……他的干部控制了这个地区可怜的出产，几万大军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约四十岁，个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担心的时刻到了，得跟张国焘“排座次”了。张国焘无论从实力还是从资历讲都应该不掌党权也掌军权，但毛无意让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张摊牌，似乎处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却占了上风，因为书记处的三个书记--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一一此时都站在他这一边。

张闻天没有毛就当不了第一把手，当初不让红军進四川，他是点了头的。周恩来一再出於怕毛而由毛摆布。博古照理说是被毛逼下台的，现在应该弃毛而跟张国焘联手。但元气大伤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红军时，没有对毛進行抗争，现在才出来说话，未免太不像领导人的样子。总之，中央红军被拖垮，整个书记处都有责任。对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最有利的，还是继续与毛站在一起。结果是张国焘在书记处裏处於一比四的劣势。

为了推卸责任，毛等人众口一词地说中央红军是国民党打垮的。但至今仍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也备受国民党打击，而且在蒋介石削弱红军的方针下，比中央红军所受的打击厉害得多。为了压制红四方面军的“兴师问罪”，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责红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政治落後”、“土匪作风”。

这些帽子激怒了红四方面军，两军开始互相争吵。看著中央红军的状况，红四方面军问：“这样的中央和毛泽东还能领导我们吗？”

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也纷纷诉苦。干部指责领导无能，“老是乱跑”，“不知道跑到哪裏去”，“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战士抱怨“沿途抛弃伤病员，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

中共领导“坐轿子，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後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大声说。”领导给他们“做工作”：“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这样的强词夺理当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干部休养连裏的受伤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没有一个人死，被人抬著走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哪十白受重伤的也没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长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红军如今到了干部多，战士少的地步。

“排座次”的过程中，毛只给了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象徵性职位。军委那时形同虚设·张国焘不满，他手下的人坚持要求让张统率红军，毛避而不答。双方相持不下，中央调不动红四方面军。九万人的两支大军，挤在贫瘠的藏区高原一隅，开始断粮。当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撑这么多外来人口。红军自己说，他们是在厂与民争食”。田裏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来年无粮。毛把这掠夺当作笑话讲，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斯诺说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机会就钻出树林袭击红军。後来中共出版的长征日记裏时有这样的记载：“沿途死尸甚多，大部是掉队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虑来考虑主给张国焘什么职位。张闻天提出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给张国焘。毛不同意。他宁愿给张国焘军权，然後用党的名义来指挥张国焘。实力地位固然要紧，但在共产党的世界裏，名正言顺还是，党指挥枪”。七月十八日，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任命说他将，直接统率指挥一切军队。

八月初，中共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北上，先到甘肃的夏河、洮河一带，然後向苏联的卫星地区新疆行進，按毛泽东的话说，“地理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造兵工厂。”就是在这个北上的战役行动中，毛泽东捣了个鬼，把张国焘从这条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为两支，主力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出阿坝北上；另一支叫右路军，由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陈昌浩统领，走东边的路经班佑北上。毛自己选择他和中央部随右路军走，中央红军主力林彪、彭德怀部也在右路军裏，受徐、陈指挥。

张国焘和他那支部队出发後九天，毛开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义发电报给张国焘，要张不攻阿坝了，改变路线，靠到右路军这边来，“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進”。毛就这样一手更改了刚刚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要张国焘跟他的几万大军骤然改变行程。

张国焘八月十九日回电说他已经在阿坝附近，一两天内即可攻下，那是条阳光大道，“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進，人粮甚多”，而班佑那条路是个未知数：“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给张国焘施加压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决议说张国焘走得太靠西，本来那条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现在成了“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谴责，要叫张国焘改道，是因为他发现张国焘走的路线是一条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边，跟苏联先取得联系。毛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毛要张国焘跟在他後面走。

这时毛也了解到，他本人选择的经班佑的路极其难走，将穿过一片险恶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个星期。草地是积满水的低洼沼泽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会把人整个吸進去。这裏杏无人烟，吃住无著。

气候恶劣多变，一会儿是瘴气满目，一会儿是冰雹暴雨，而且树木稀少，很难生堆像样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间温度也在摄氏零度以下。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外力口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气候，使过草地交口穿地狱。张国焘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後面将会更惨，因为连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队烧完。

在把政治局谴责张国焘的决议发给张後，毛坐著担架上了路，走前轻装扔下一堆他最喜欢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军後林彪的总结是：“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透湿”，“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

李德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画：“草地看上去是一张诱人的绿被，但下面是杀机四伏的黑色沼泽。谁要是失脚离开那狭窄的小径而踏上绿地，薄薄的一层便在脚下断裂，人被吸了下去……我们赶著当地的牛马，他们能直觉地找到危险最小的途径。地面上总是挂著灰色的雾，一天总有好几次冷雨纷纷，晚上又变成湿漉漉的雪或冻雨。没有屋子，没有树，眼睛望穿也望不见灌木丛。我们都在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著睡觉。薄薄的毛毯，宽沿的草帽，蜡纸伞，还有个别偷来的披风，这些就是我们唯一的防护。早上总有些醒不来的--寒冷和疲惫的牺牲品。这还是八月中呢！

……赤痢、伤寒，又开始了它们的征服……”

李维汉回忆道： “过草地时，红军没有东西吃，马死了就剥掉皮吃。前面的部队吃马肉，後面的部队啃骨头。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带。” “我看见一条毯子盖著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快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起来一起走，仔细一看，四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刘英说：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的一路上我没有犯过病，但第六天，也开始泻肚予了。那时也顾不得害羞，随时蹲下来就拉，系好裤带又赶快赶部队。一直拉了两天，我咬著牙挺过来了。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杳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见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裏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彷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在只有一二十间屋子的小村落班佑过一夜，住進以犁牛屎为墙，以犁牛屎为屋顶的牛屎房，在犁牛屎作燃料的火堆上烤乾衣裳，是不可思议的豪华，只有幸存者才能享受到的豪华。仅林彪的一军团就有四百人死亡，占全军团人数百分之十五。

这就是毛泽东要张国焘的数万大军放弃平坦的大道，转兵前来经历的折磨。以政治局的名义，毛给张国焘打了一封封电报，要他迅速走班佑路。在一封他出草地後发的电报裏，毛谎称路不长，可供宿营的处所也多：’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進”。

毛要张国焘把伤病员、辎重都统统带上！表面上他说这是使他们“免致抛弃”，实际上是让张的队伍加倍受苦。毛是以中央的名义下命令，张国焘只好服从，带著数万大军开進草地。一两天後，草地的滋味他就领教够了。九月二日，部队来到一条涨水的河前。他给毛发电报说：“侦察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四天……现在继续侦察徒涉点，并设法架桥”。

第二天仍无法过河，他决定不再前進，电告毛：“(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進，结果如此，”张国焘打马回程了。在这样的周折下，一个月过去了。寒冷的季节在高原来得格外早，张国焘做出了一个毛泽东想要他做的决定：停止北上等待来年春天。他电告毛：北進“时机已失”。

他的部队中三分之二的人患了脚病，行走困难，再行军“减员将在半数以上”而且“阿西以南彩病号尽需抛弃”。张国焘推迟北上，毛抢先与莫斯科取得联系的意图可以实现了。但问题来了：张国焘要毛所在的右路军也停止北進，南下跟他会合。张在九月八日命令右路军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所有部队南下。徐、陈决定服从张国焘。毛当然不可能南下，但他担心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会被带走，於是悄悄用一个谎言拉走了他们。在九月九日到十日的夜那天晚上，这个谎撒得很含混，而且是对少数几个人说的。十八个月以後，毛才在较大范围内宣布说张国焘叫他的人“解决”中央。那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毛著手清洗张国焘的时候。在那之前，尽管也有中央决议谴责张国焘“分裂红军-，这个指控并不在其中·毛张之间无数的电报也没提这件事。甚至毛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跟莫斯科恢复电台联系後给莫斯科的谴责张的电报也没提这事。一九三八年四月，毛向莫斯科报告开除张国焘出党，也没提这件事。这一切都证明，张国焘没有下令伤害毛。

晚，他和张闻天对少数几个人说张国焘命令右路军负责人加害中央，因此他们必须连夜把部队带走。*刘英记得她是在半夜被叫醒的。r“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家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答)说：“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著一个，跟我走！”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过了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同时，毛派他信得过的叶剑英，带走负责通讯联系的二局，把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偷了出来。

在带领中央红军出走上，毛的关键同盟是彭德怀。不久前，彭才反对过毛的指挥：跟张国焘会师後，他也不是对拉拢他的张无动於衷。彭决定跟毛走，原因不仅是毛代表中央，还在於北上意味著打通苏联。彭很清楚，这是唯一的成功之路。

九月十日清晨，徐、陈两位指挥官早上起来，大吃一惊地发现毛等人不见了，中央红军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接著营地外围的部队报告，毛一行人在後面放了警戒哨，端著枪准备向任何追兵开火。部队请示徐陈打不打？他们决定：红军不打红军。毛得以顺利离去。

队伍走了一阵子，看见红四方面军的宣传队在远处山坡上招手喊话：“同志们！不要跟高鼻子走！赶快回头呀！”高鼻子指李德，他也接到那个谎言，说张国焘下令“在必要时解决中央”。喊话使被偷偷带走的官兵第一次听说他们跟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了，红军分裂了。惶恐不安的情绪笼罩著部队。政治部立即派人到连队督促士兵们快走，怕动摇的人往回跑。

这时毛手下的部队不到八干。毛站在路边，默默地看著他们走过，计算兵力，观察情绪。他特意让彭德怀站在身旁，以示对他的支持。大多数红军战士，甚至高级军官，都难得离毛这样近。长征以来，这是毛第二次在部队前露面，第一次是在遵义群众大会上。

毛的下一步是让蒋介石不给他找麻烦。为此他得设法通知蒋，现在往北去的只是一支被严重削弱的小部队，内含中共中央。果不其然，出走後几个小时，国民党就知道了这些情况，知道有哪些部队跟毛走，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筋疲力尽。九月十一日，毛出走那天，蒋介石电告毛将通过的甘肃省的省主席：“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

张国焘显然认为这是毛有意透露给国民党的，第二天他给毛等发电报说：“兄等走後，次晨胡[宗南)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派)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於敌。”

泄密使毛余下的一千公里一路顺风。只在一个叫腊子口的山隘处有一场小小的遭遇战。虽然参与的人只有十来个，後来被吹嘘成“突破天险腊子口”的大仗。如李德所记：“除了几个放冷枪的以外，这一截没有敌人。”中央军像影子一样跟著他们，在他们南边平行，目的是不让他们折回中国腹心地带。

与红四方面军分裂的次日，在甘肃南部的俄界，毛宣布去陕北红区。毛跟中共核心早就知道陕北，莫斯科在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就电告他们要大力发展这块根据地。

甘南沿途是灿烂阳光下的金色谷穗，绿色草原上的柔顺绵羊，农夫荷锄徐行的田园风光。好客的当地人把红军迎進家裏。官兵们多少个月来第一次洗到热水澡，刮了胡子理了发，吃著由羊、鸡、大蒜、花椒跟面条烙饼组成的美味佳肴。

为了不把当地人变成敌人，毛泽东发布了严格的命令，要，严整纪律”、“违者严处”。当地人中六成是回民，红军禁止杀猪吃猪肉，回民中的有钱人也不能当土豪打。

友善的结果是红军大量逃亡。国民党电报说岷县一地就有一千多红军战士自首。毛要政治保卫部门“注意收容落伍人员”。未来中共军队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回忆道：“在向陕北進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和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於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他本人“小心翼翼地跟著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处理”是处决的委婉说法。黄又写道：一天行军”走了很远的路才停下来宿营。我虽然疲劳已极，但硬是咬紧牙关挣扎著往前走，直到夜裏十一点钟赶到宿营地才安下心来。”

最後这一个月的旅途是最轻松的，但毛丧失了一半人：逃亡、掉队、死於疾病与政保部门之手。到达陕北吴起镇时，部队只剩下不足四千人了，跟他七年前离开井冈山时数量相当。从外表看更凄惨。一位过来人说他们，在服装上破烂得不成样子。没有鞋袜，很多人用毡子包在脚上，有人还穿草鞋。”吴起镇已经是个很穷的地方了，但是当地人还都觉得中央红军“实在像一群叫花子”。

看似对毛更不利的是，张国焘在毛等出走以後，宣布另立中央。然而，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踏上陕北红区的土地时，他的心情远远不是失落沮丧。与张国焘相比，他与苏联的距离是“一步之遥”。莫斯科来人找中共非他莫属。用他後来的话说，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以胜利告终。

十一月中旬，一年多来的第一位莫斯科使者到来了。他叫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他穿著羊皮袄化装成货郎，穿过戈壁滩跋涉而至，头脑裏装著跟莫斯科联系的通讯密码，那是他经过反覆背诵而刻在脑子裏的。张浩还带来一名苏联培训的报务员。不久，跟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重新建立起来，控制通讯的是毛。

张浩带来斯大林的话，红军可以通过外蒙古“接近苏联”接受军援。中共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打通苏联，一一可以开始行动。

毛的使者陈云此时已在莫斯科，十月十五日向共产国际作了亲毛的汇报。十一月，苏联出版了经过仔细审改的陈云的报告，称毛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政治领袖”。《真理报》发表文章，以天花乱坠的辞藻，把毛描绘成好似契诃夫(Ant。n Chekh。v)笔下的主人公，病体歪歪但意志坚强地奋斗。标题赫然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自中共成立以来，莫斯科首次正式认可毛为中共领袖。

长征结束当天，蒋介石约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是长征开始後蒋第一次见鲍大使。蒋提议跟苏联签订一个针对日本的秘密军事同盟。日本这时对中国的侵略又升了级，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独立”。苏联人对蒋说，要订同盟他得先“跟中共调整关系”。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中统，创始人陈立夫随即秘密跟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谈判与中共打交道的具体问题，用的词是与中共“合作”。

谈判中，陈立夫向苏联大使要求释放蒋介石的儿子经国。陈立夫对我们说：“我给他讲：我们两国签订协议，弄得很好了，你为什么要扣住我们领袖的儿子呢？为什么不能放他回来呢？”陈立夫补充一句，说他这样做“没得到蒋公的同意”。看来作为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的知情人，他知道这交易绝对不能说是蒋要办的。

但是斯大林仍然扣住蒋经国不放。经国做人质迄今已有十年。那年三月，在乌拉山的重机器厂中，爱情给这个二十五岁年轻人的黯淡生活带来了一束光明，他跟俄国姑娘、技术员方良(FainaVakhreva)结了婚。十二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为了毛和中共，经国的人质生涯还得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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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先受的罪”说到红军长征，我们常常想起小的时候家长老师教育我们的这句话，面对一切困难都要迎难而上．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民间和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已经成为了一种艰苦奋斗，同心同德的英雄主义和革命主义精神的代名词。

　　从毛泽东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胡锦涛的“新长征”的七十年间，红军长征的核心精神不变，但官方的话语中的 “长征”不断的被重新阐释和解读．早在70年前，毛泽东也曾经说过，“长征是红军最好的宣传工具”，长征被赋予一层神圣的光辉，增添了美丽且浪漫的色彩，蜕变成为中国一段史诗般的历史。而在新中国，当“长征”和“新”两个字眼频繁出现的时候，往往意味著中国处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阶段，“长征”和“长征精神”常常出来，被用来激励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奋斗．例如，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开始着手拨乱反正，“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1978年执政党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中央高层不断强调“伟大的新长征开始了”，中国进入了“新时期”，以及后来在加快国家的工业化，实现人口大国粮食自给自足，经济赶超西方，完善社会主意市场经济的改造，和将人类送上太空等等，都被称之为一种新长征．胡锦涛主席在10月22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所说，长征精神就是“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同时，胡锦涛也在讲话中把长征与现实政治做紧密联系，把他在六中全会中确认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形容为“新长征的征途”．另外，胡锦涛强调“新长征”中需要全党全军“空前大团结”，以及民众的“血肉联系”．

　　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到今天，西方的众多作家和记者亲自参与或者重新完整走过长征路，访问当年长征幸存的老人，以及长征所经过地区的变化。在红军长征时期，这些介绍长征的文章和新闻报导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正的红色中国．例如：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的《神灵之手》，美国记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以及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而在现代，不断有西方的学者，作家，记者重新发现，研究解读长征。他们或者重走长征路，反映长征所经地区的经济政治变化的面貌，或者访问当年幸存下来的老红军和目击者。他们笔下的红军长征，去掉了长征无上光荣和荣耀的神话般的光芒，跳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大叙述，从个体故事和经历的微观角度，试图客观还原长征的全貌。例如BBC在中国成立50周年纪念的时候，曾今派记者重访长征路线，报导长征延路省市的变化。2002年到2003年间，两位英国作家李爱德和马普安重走长征路，并访问了多位红军和目睹者。在随后出版的《红色之旅：384天重走长征路》。旅英纪录片制作人在2006年出版《长征》一书中暗示，目前中国依然把长征赋予神话色彩，但拨开长征身上的神化外衣，红军战士的经历，特别是红军放弃的病号，少年兵，婴儿，以及女兵，比历史纪录的还要悲惨。

　　对于此次“纪念长征70周年”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新长征，海外媒体也为我们理解新长征提供了新角度．美国合众社说，中国纪念毛泽东的史诗“长征”胜利70周年有著一种混杂的情绪，长征幸存者在长征中失去亲人的巨大悲伤与他们后代幸福感觉形成鲜明的对比。《国际先驱导报》和《南华早报》在这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大会上，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内内实现“空前的团结”，同时，由于对于腐败问题和社会不稳定问题，胡锦涛希望能借此推动改革来增强官员的责任感和威信。《联合早报》表示中共今年高调纪念长征70周年，无非是希望从自己的历史遗产中吸取养分，作为当前执政的理论和精神支柱。而除了弘扬三十年代的长征精神，更重要的也必须正视五十年代以来的各段历史，了解长征精神为何逐渐褪色的原因，中共执政后干部队伍如何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流失内在的精神信仰，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课题。香港报纸的也有相关评论说，“和谐社会”新长征首先清理教育、医疗、垄断行业、利益集团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领域存在的问题开始，调查现存体制的缺陷；其次，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锐意进取的新人将进入各级领导层，纠正缺失，参与新体制的创设。

  　对于中国问题深有研究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余曦博士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也为新旧长征作了深入的解读，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很多次发起政治宣传活动，像学习雷锋等，来代表新的道德规范．他觉得虽然长征是新的史诗，但其他情况之下提出的雷锋和英雄人物一样，这个新史诗对共产党来说并不新，长征被当作一种政治修辞，来帮助党的政治权力．中国现在开张这场长征的新政治宣传运动，对目前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要，因为共产党目前面临著腐败的问题．长征是中国的神话，中国共产党用这种神话，来证明有能力解决现今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我想中国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我想长征被可能被当作一种工具，来帮助胡锦涛为首的中国新领导集体巩固他们的权力，但背后还涉及到中国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包括使用新政策来慢慢往社会保障和工人工资上投入更多金钱，同时也减少对于外界的依赖，通过促进国内的消费来从新分配财富．因此，重提长征精神即是一种政治的工具化，同时也是基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