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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风险遐想
亚翁 07.04.
人类遭受重创甚至毁灭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纯自然的,如太阳熄灭、流星撞击等。另一则是人类自作为导致的,如使用核武器的战争、环境恶化等。前者需仰仗于科技进步的化解。后者却受科技成果所累,虽然就目的而言,科学是无辜的。
生命科学正以令人眼花潦乱的成就、令人神醉情迷的前景推进着。尽管我是个科学的信仰者,却常为科学成果的应用能否得到人类理性的控制感到不安。这里我把生命科学所蕴含的风险,作为遐想说出来,聊以解闷。
生命科学简介
一个非专业水准的介绍,可把生命科学最具活力的成就概括成以下三个方面:
一,基因的发现与研究
基因是携带特定物种全部遗传信息的DNA链,是该物种独特而稳定的代谢类型与性状得以继承的物质基础。
人们正在不断扩大绘制各种物种的基因图谱。
人们正在深入研究基因链中各标志基因的作用(如致肥胖的)及相互关连(如“开关”)。
人们已掌握了基因的切割与接合技术。
可见,人类已接近“在基因水平上设计与杂交”新物种的自由境界。
二,干细胞的发现与研究
干细胞是生物体内保留的未分化的细胞;是具有自我更新、分化潜能的细胞;是能产生直接参与生命活动的分化细胞的细胞。
人们正在不断扩大寻找生物体内的各种干细胞。已经我到的有胚胎干细胞和上皮、造血、神经干细胞等成体干细胞。
人们正在深入掌握分离、纯化、体外培养(非分化增殖)、定向分化诱导等一系列干细胞技术。
人们已开始实践用干细胞移植的方法治疗疾病(如白血病,最新的成果是治疗糖尿病)。可以预期的是用干细胞培植的器官或组织作移植以治疗损伤(如心辨膜)。
三,克隆技木
克隆技术是指用无性繁殖的方法获得整个个体的技术。
克隆技术与复制概念紧密相联。复制的意义是,以一组目标基因为模板在其它个体中重复地得到表达。这组目标基因可以是某个体的全部基因信息(如克隆羊多莉),也可以是部分基因信息(如转基因猪)。
现在的克隆技术中涉及三种个体(因此似乎还不能说是纯然意义上的克隆):提供目标基因的个体(可称供息本)、提供卵的个体(可称供卵本)、提供受孕发育的个体(可称供育本)。
其过程是,将携带目标基因的细胞置入去掉卵核的空卵中,培育后再置入供育本的子宫内发育成个体分娩(可称复制本)。
克隆羊是突破性的成就。它的供息本提供基因信息的细胞不是生殖细胞(能发育生成全部器官与组织的全能性细胞),而是体细胞(尽管拥有全部基因信息,但大部分信息已钝化的非全能性细胞)。
人们正在不断扩大克隆的物种,从哺乳类到灵长类。这表明离开克隆(复制)人已为期不远了。
可能的风险遐想
如果人类接受以“全同基因复制(克隆)”为目标的繁殖方式,那么社会至少可能受到以下这些冲击。我称之为第一类风险。
一,社会基础性的秩序与关系变得混乱
例如基于性、性爱、家庭、亲情、血缘、家族等一系列概念上的关系将受到冲击。这种冲击还将因为,一个人可从胚胎起直到濒死老人的漫长期间内都能被复制,而使关系变得混乱不堪。
供息本、供卵本、供育本三者与复制本的关系界定将充满感情与法律的争议及纠葛。
人类群体将增现无性繁殖与有性繁殖群体并存的现象,从而增强了群体分裂的因素。
二,男女两性匹配与均衡的关系将被破坏
在人的新繁殖方式中,男性的作用将变得微不足道(近日有报导说,在女性的骨髓中发现了精子,更加强了论点)。他们可以被复制或不被复制,甚至可以在不知觉中被取走体细胞而获复制。男性丧失了参与繁殖过程的自主权利。
女性在繁殖中仍必不可少,甚至因强化而起主导作用。她们有选择参与繁殖与否,及复制自己还是他人的自主权利。这种情况可能破坏两性数量和社会关系上的均衡。也许社会需采取经济与法律的手段来补偿。
科学将本能地追求克隆技术的进步。这种进步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两性间的失衡,那就是推进到更纯的无性繁殖意义上产生人类。那时,婴儿将在人造环境中被合成与孕育,像屠宰场中自动线上吊着的家禽那样被运出,不过是活的。当然我们也将因此抛弃对生命的尊重。
三,社会的不平等与诸多丑恶现象因获得新的表现形式而加剧
可以想象,参与复制将决不可能是单纯自主选择的事,相应的价值准则将应运而生。于是臭名昭著的优种理论在基因水平上可能复活。并且,复制必然将成为一种经营与消费活动。权势、财富与成就拥有的量将制约拥有参与复制(繁殖)的权利。
因此,社会关系中人权平等的原则在繁殖领域可能遭到新的破坏。
出于政治或犯罪的需要,复制一批有特定性状,满足特定需要的“全同基因”人群作为战士、工具及实验样品也是可能的。
四,人类的进化机制被干扰与削弱
人类与其它物种一样遵循“变异---遗传---选择”三位一体的进化机制。这种机制保证了物种性状既有稳定性又有可变性;既有群体的共同性又有个体的独特性。有性繁殖中,子本拥有父本和母本遗传信息的组合表达,因此子本个体性伏在独特性与可变性方面比无性繁殖丰富。从而有利于进化。“全同基因复制”将极大地削弱作为进化活力的个体性状的独特性和可变性,从而压抑进化。
如果接受以人类基因参与“在基因水平上设计与杂交”新物种的途径,来提高人的生存率与生存质量,那么人类的生存地位反而可能遭到挑战。我称之为第二类风险。
把基因组装技术与克隆技术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在基因水平上设计与杂交”新物种(以下简称“基-克工程”)的完整技术框架。
让人类基因参与“基-克工程”具有魅人的吸引力。可以设想:
把人类的局部基因在其它物种中获得表达,从而从那些新物种处获得对人类有益的产品,这个设想是吸引人的。据报道,有两种转基因猪是围绕这个目标的实践。美国的这种猪可从其奶汁中有效地生产人体的C蛋白;而台湾的这种猪因其体内含有人体的HLA-II抗原,因此该种猪的皮肤与器官可移植于人。
把某种性状优于人类的物种的相关局部基因在人体中获得表达,从而获得性状极大改善的“新人类”,也是有吸引力的考虑。例如有种海蛇的肺功能非常优越,能比人类长得多的时间潜于水中。这种实践似乎还未看到报道。人们也许先可从简单的干细胞移植做起,研究把其它物种的干细胞移植到人体的课题。
“基-克工程”实质上是提供了生物圈的一种新的、制造人为突变的进化方式。这种方式使生物圈基因库内各种特征基因间的间隙变小、重迭与交叉。
如果让人类基因参与“基-克工程”,也将使人类基因与其它物种基因更接近、重迭与交叉。这对人类保持在生物圈内独特与最高地位不利。我们可作不算荒唐的一种设想与考量:我们是否准备接受与那样的新物种并存?他们或者是集中了其它物种优越性状而又保持其智力的“人”,或者是在原有优越性状基础上又获得智力的新物种。
最后还要简单地提一下,干细胞研究成果的应用前景似乎还蕴含着一个暗示:长生不老是可能的。这个暗示对人类是否是绝对的福音,恐怕也未必。至少可以想象人类社会将为此作出多么深刻的调整。
风险的可能性分析
有人会批评上述风险预期是夸张,或为时尚早。但我不能认同,其理由如下:
一,切莫低估科技的认知能力
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创造物。绝大多数人会因此认为,是人掌控着科技的进步。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科技一旦被创造出来,便成为一种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实在”。至少可指出两点使我惊惧之处。
1,科技与人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互动式的进化机制
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表达“人类推动科技进步”同样意义的描述。不妨可说成是,“科技态势的暗示诱导着人类揭秘”。即科技具有独立于人的意识以外的规律,它所依赖于人类的,不过是让他们按照科技所显示的逻辑诱导,逐步地把规律揭示出来而已。科学本身是本有内容的书,它吸引着人们去翻。
这种诱导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常态情况下向人们展示种种可以深入或展开的细节。对细节的研究,构成人类对科技规律认识的渐进式进化。
另一种诱导引发突变式的进化。在这种突变式进化中,科技在人类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平台,或者说让人们在一个新高度上探索。生命科学便是一个显例。遗传现象的被发现------遗传规律的研究与应用,这些构成了渐进式进化。由此而诱寻出的一个课题必然是“遗传机制”的探索。当初“基因”遗传因子概念提出时,只是一个粗糙待几乎无法展开的表述。但它实质上已为生命科学建立了一个新平台,推到了一个新高度。科技进步可能加速或迟缓,但高度一旦达到便不会消失,人们在新高度的征程不会止步。
2,科技与还原主义哲学的结盟令人惊惧
科技具有追求本元与基础的品格。这个品格使科技与还原主义哲学结盟。它们坚持这样的观点,一个事物总能我到组成它的更基本的本元;一个现象总是更基础的过程所引发的反应。所以,为科技信念诱导的人们总是不会停滞在唯象地描述现象与规律的阶段,总是热衷于进尔探索形成现彖与规律的原因,从而找到在更深层次上的解释。根据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正确的解释必须是可重复与再现的,于是人们便能够应用或物化。
这种品格与成功固然令人赞叹,但也让人感到惊惧。因为在科学面前再也没有任何神秘与敬畏的事物与现象了。
爱情可与精神病态在同一个学科内获得解释;
“愤怒”无非是某种激素过量产生所引发的生理反应。于是人们便能用药物或体内植入的蕊片“制造”愤怒。如果脑科学与思维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也许人们还可“制造”“有缘由”的“愤怒”。………………
二,存在很多触发科技风险的社会因素
人们自然会想到可用社会控制的方法,如制定法律,来阻止科技风险的发生。的确这是唯一可行与有效的方法。但我们并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因为科技风险总是在社会应用中被社会因素触发的。如
1,国家与民族间的不信任和利益冲突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核武器。谋求核武器的理由可能很悲壮。明知其危害的人们仍把挤进核武俱乐部视为国家与民族的骄傲;仍为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不置于核威慑的阴影下而赞成发展核武器。
消灭核武器所需要的共同承诺和实施的国际信任环境远未成熟。科学成果在军事上的应用经常是考虑的重点。上面关于生命科学风险的遐想显示出我可能缺乏想象力,因为我没有作出关于“基因武器”的遐想。
2,经济利益的驱动
这种趋向风险的理由也显得非常正当。如果蕴含风险的研究意味着新的、巨大的生产力,参与竞争的群体不能不涉险研究,以免在竞争中消亡。
3,社会个体意识与行为的差异
以“克隆人”为例。尽管它可能导致第一类风险,但还是会有两种选择意向出现。
第一种是选择复制特定的他人,如伟人、亲人、恋人等。以便使深厚的感情联系不致因死亡而中断,能在复制本上获得延续和再现。
第二种是选择复制自己。这种意向都是出自对自身基因水平上的性状感到自信、满足甚至优越感。不仅那些获得权势、财富与成功的人会认为有理由作这种选择,甚至那些悲哀于现实人生的人们,也认为有理由如此选择。他们期望在现实人生中积累的足够经验教训,能在自己的复制本人生中实现自我价值。
(顺便提一下:所有这些把出自现实人生的意愿寄托于复制本实现的动机,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现有生命科学的遗传机制表明,复制本是与供息本具有“全同基因”的生物人,这是极限描述。)
另外,异化的社会个体的意识与行为可能触发科技风险。大到如政治人物希特勒,平凡到犯罪者或心理变态者。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杜绝异化个体违反社会禁令的犯罪或怪异行为。一种科技成就商业化生产越成熟,个体掌握并运用的普及性便越高,新形式的犯罪也越难避免。
4,偶然因素造成的风险扩散
即使只允许严密控制下的少量部门从事涉险研究,由于种种偶然的原因,所研制的新基因物种可能流失于外部环境,并繁殖起来。
我并不因惊惧于风险而反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如果人类在探索自然秩序过程中,始终能保持一种融自信、反思和合作于一体的精神;始终把持是“改善”而不是“毁灭”的自标,那么生命科学展示的美妙前景还是值得我们努力的。
(http://blog.sina.com.cn/yaw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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