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wd9933

2007-2-23 12:21 发表
2007-01-20　12:53:01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年11月下旬，新华网发出一则新闻报导。大标题：温家宝召见六位校长：中国高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这是个老问题了，但温家宝重提这个问题，必定有其原因。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草庵：温家宝对六位校长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紧接着，温家宝又说出了另两个在心里盘桓已久的问题：各位校长、教育专家，我们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呢？

伍凡：根据新华网的报导，到2005年底，中国高校在校生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1％，实现了高等学校大众化的历史目标。可见，在温家宝任总理期间，中国的大学有了相当大的数量发展，每年有700万至800名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今年约有1/3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一部分呆在家靠父母生活。中国现在有几千所大学，10年之内可以有7,000万大学毕业生，却培养不出有创造能力的杰出人才，这只能说中国大学是执行“重量不重质”的方针，说得通俗一点是“滥竽充数”。这实在是浪费物质资源和人才资源。

草庵：中共不能培养出人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从小学到大学是一直强调读书死记硬背，学生应付考试，统一答案，全国统一教材。这样使得学生不可能有创造性读书，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思考。在美国学生读书非常活泼生动，没有那么多考试，也没有统一教材和统一答案。美国学生被要求阅读各种不同的书和参考资料，要写读书报告，这就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伍凡：我在中国读大学时，每堂?就听老师连续讲课45分钟，完全是老师单方面灌输，学生在下面写听课笔记。美国的大学完全不是这样“填鸭式”的单方面听课，而是老师与学生互动，提问回答和相互讨论，学生的思路被激发起来。到研究生上课更是师生间或学生间讨论，以及学生讲解读书报告为重点。美国学生从小就被鼓励提出问题，老师引导学生们寻找问题的答案。所以，很多美国学生在中学或大学就具有创业的基本能力，中国学生相对缺乏独创能力。美国学生创造发明新产品例子很多，而美国高科技风险投资家们对这类学生的产品很有兴趣，往往双方合作后新产业被创建出来，个人电脑产业出现和微软公司的成功是最典型的例子。

草庵：中国没有科技方面的杰出人才，没有中国自已的品牌商品，没有产品自主权，没有独创智慧产品，虽然中国被称为“世界加工厂”，绝大多数产品的发明权都属于外国或外商，因此产品最终销售值的绝大部分归外国或外商，中国仅得少得可怜的加工费，这对中国非常不利。世界名牌耐克(Nike)鞋子，在美国销售价至少60-70美元一双，贵一点的卖到120-150美元，而中国得到的加工费每双鞋不至1美元。DVD录放机的产量，中国名列前茅，每台出售29.5美元，中国要付出权利金每台20美元，中国的加工费每台只有 1.50美元。可见，没有产品自主权，没有智慧产权，仅靠加工生产费是只有1%-2%，实在少得可怜。

伍凡：上面举的例子，这仅是从科技和经济角度看人才的作用，实际上应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人才的培养。我们通常讲人才是分有类别和等级的。高级人才可以分为世界大师级和杰出人才级两个级别。一般的认为获得诺贝尔奖 (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和平及经济学奖等6个奖)；菲尔斯数学奖 ---- 被人称为数学诺贝尔奖；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克鲁格奖)---- 被人们称为人文诺贝尔奖的学者们是世界级大师。至今为止，得到上述3个世界级大奖的华人获奖者有：李正道、杨振宁、崔琦、李远哲、丘成桐和余英时，统统不是在中共统治下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他们多数是大学或研究生阶段是在蒋中正的国民政府的大学毕业的，之后到美国留学。可见，中共统治近60年没有出一个世界级大师。

草庵：美国波士顿科学博物馆里数学馆的墙壁上镌刻着几十个当代伟大数学家的名字，其中有3个中国人：华罗庚、陈省身、丘成桐。丘教授的名字刻上去的时候才30 几岁。华罗庚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他全靠自学成才，20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之后，他仍以自学和到外国进修的方式，撰写论文。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这是他的成名之著作，成为世界级数学大师。他的成就是在30岁左右完成的，正是蒋介石统治中国的年代。可见蒋中正时代和中共统治时对培养人才的环境是不同的。在中共统治大陆之前，在年轻的中学生中间流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愿望，但中共统治之后，批判斗争知识分子，几次掀起“读书无用论”，再有天赋的年轻人也没有机会培养成人才。

伍凡：就像钱学森这样杰出科技人才也是在国民政府时代读完大学，到美国留学才进入到导弹和航天工程领域。中共统治大陆早期从海外吸收了一大批从美国和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才发展出原子弹、氢弹和卫星。之后，这批欧美留学生被批斗，被打压，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在文化大革命中10年期间，人才培养中断了。即使改革开放初期，仍然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可见，从中共高层到社会底层都瞧不起知识分子，人才怎么可能培养出来呢？

草庵：中共政权为了急速培养出人才，也企图从大学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中共走了一条特殊的道洛，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国科技大学内成立特殊少年班。从十几步的少年中发现天才，集中到中国科技大学，由特别的教授和特别的政治辅导员用快速的方法培养少年天才。近30年过去，这种不成功的教育天才的方法早己烟消云散。当年培养的少年天才己分散在海内外各地，媒体偶尔还提起曾经有过这一段历史，可没有见到几个特别杰出的人才活跃在科技界。可见，中共快速培养人才的方法失败了。

伍凡：钱学森强调中共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钱学森只看到培养人才的大学硬体条件，却没有看到政治、文化、道德、教育体制和国际交流等等诸多软件条件。1958年，中共兴办中国科技大学，其学术标准是按苏联最好的大学标准来制定的，培养学生的政治标准要有共产主义理想，学生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要成“能文能武”，要“能上能下”，既能做专家，又能当工人农民。中共对人才培养的头一个条件是忠于共产党，学术条件是其次的。因此，中共政权根本不会想按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标准和环境来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而至今为止，历史事实己经证明，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是培养大量科技杰出人才的摇蓝。现在钱学森是想按哪种标准来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学呢？尽管加州理工学院是他的母校，但钱学森在公开场合是不会称赞他的母校的，那是个资本主义的大学。

草庵：教育领域是中共统治最失败的领域。中共的教育政策过去的政治极端走到经济极端，放弃教育是公共事业的原则，把学校办成学店，走教育产业化道路，并且在教育领域内扩大贫富差距。把学校变成学店明显的弊端是“重量不充质”，教育的目标不完对准市场需求，学生成了毕业文毕的奴才，为文凭而读书。学校毕业的学生失业率提高，所学非所用，浪费极大的资源。

伍凡：学校培养不出人才的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社会道德底下，欺骗成风。教授著作抄袭，科学研究作出假成果骗取研究经费。教师是“为人师表”，但在中共统治大学的条件下，一切都要服从共产党，官场的贪官污吏作风全带进大学里。学生必然是学老师的样，学生作业和考试作弊，又怎么能培养出人才。

草庵：培养杰出人才不是家在工厂里按图纸制造零部件，集中在大学中训练出来的。杰出人才的出现有几个因素：人要有天赋、有兴趣意愿、创意思想不受约束的环境、优秀的教师，以及知识专利权受到保护。美国的环境造就了许多杰出人才，

自1901年以来，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和医学三奖)共颁550人，美国获220名。

现今人类所使用的电灯、电话、电影、电脑、飞机、网络等等都是美国人发明的。为什么美国人能发明这么多有益于人类生活的产品呢？其原因有几个：其一，美国移民制度吸收大批优秀人才；其二，美国社会制度鼓励和培养有创竞的人才，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其三，美国文化开放，言论思想自由，充分容纳不同的思想，任何有创意的思想不会受到打压；其四，有一个健全和有力的高科技风险投资的资本市场；其五，有完善的专利保护制度。因此，美国就成了全球人才的训练基地和创造发明的中心。上述条件，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难以形成。

伍凡：我认为中共统治下不能出人才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共的党文化，中共自以为掌握全人类的科学，除此之外，都是伪科学。中共只迷信看得见的物质力量，不相信思想的创意力量。我可以举出最新的例子，两位美国科学家安德鲁?法尔和克雷格?梅洛获得2006年生物医学诺贝尔奖，颁奖主要根据：1998年，两位科学家发表了论文，就他们“发现了RNA控制遗传信息流动的基本机制”做了详尽讨论。19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8年前后，生物基因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个转折，那就是科学家们看到和发现RNA研究能说明许多DNA研究所难以说明的问题，而法尔和梅洛两位科学家的成就呢，特别代表了那个转折，正如美国一些报刊发文所说：那是个革命性的发展。

政工干部出身的院士何祚庥和长期把持生物学界行政大权的邹承鲁院士等人呢，鼓励支持赴美留学后无业人员方舟子，通过他们的宣传部门同伙媒体，在中国学术界挥起了 “反伪科学”和“打假”的棍子到处乱打，居然把RNA水平研究说成是“邪教”和“伪科学”、试图在政治上打死。在1998年以后搞出来的那些打棍子文字，说“RNA不过是以DNA为模板复制出来的”，造谣说“DNA水平”和“RNA水平”研究的不同是“杜撰”、“痴人说梦”和“招摇撞骗”云云，接着呢，还诽谤说“RNA水平”是属于某某某“邪教”搞的“伪科学”。他们根本没有料到 2006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领给提出RNA观念的两位美国科学家。

草庵：中国学界搞内斗是一浪接一浪，打“伪科学”一波接一波，而外国的科研学术却是长驱而进，RNA研究更是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这发展给那帮“反伪斗士”“打假人士”及其宣传部门的政客和媒体们，是又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被他们打成“伪科学”的东西，不但获得诺贝尔奖，而且已经在全球许多科研实验室成为主攻方向或主要手段了。谁受到损失了？这不是很明白吗？现在是哑吧吃黄莲，有苦难言。这就是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的科技界的现状。在这种学术气氛和环境下能培养出人才吗？非常困难。今天时间到了，以后再谈吧，再见。

伍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