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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长期折磨着非洲大陆生活的人们,
而青蒿素则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形象
“神药”提升中国形象
专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逯春明
在世界最大的疟疾疫区非洲,源自中国的青蒿素类抗疟药,曾经历过冰火两重天的巨变:开始无人相信,诊所拒之门外;后来众人崇拜,患者争相服用。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经历?它对非洲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逯春明。
孩子名字取自中国药名
在非洲待过12年的逯春明,现在还是青蒿素类抗疟药生产企业——北京华立科泰公司的总裁。记者见到他时,离大年三十只剩一天,地点在“华立科泰”办公所在地——北京富尔大厦。在这座公司云集的写字楼里,不知道“华立科泰”的人并非少数。但在非洲,“华立科泰”和它的抗疟药品“科泰新”,却“家喻户晓”。
记者:有人说,你跟成千上万非洲人的健康有关,这样说准确吗?
逯春明:比较准确。我在非洲从事抗疟工作十几年,直接治愈和服用我们公司产品痊愈的疟疾患者,至少有1000万人次。
记者:疟疾在非洲,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逯春明:在非洲,疟疾不仅仅是一个卫生和健康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有的时候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如在一些国家,谁要竞选总统,一般都要向民众承诺防治疟疾。也就是说,疟疾在非洲是一个能够影响总统选举的问题。
记者:青蒿素类抗疟药在非洲被视为“中国神药”。为什么?
逯春明:主要原因是青蒿素类抗疟药的疗效,确实太好了,而且基本上没有副作用。在肯尼亚疟疾疫情严重的奇苏姆省,至今流传一个故事:在内罗毕附近的一个村庄,有位孕妇得了恶性疟疾,如果用过去传统的奎宁类药物治疗,即使母亲活下来,胎儿也会流产或者畸形。医生试着用“科泰新”青蒿素类抗疟药治疗孕妇,结果孕妇完全康复,后来胎儿也顺利健康出生。这位曾因疟疾失去过两个孩子的母亲,特意给新生孩子取名“Contecxin”——这个词在肯尼亚人的字典上找不到,但它的中文发音就是“科泰新”。
非洲人最初瞧不起中国药
对于学医的逯春明来说,最初对疟疾的认识,几乎全部来自课本。他自己从未想过和疟疾打交道。但世事难料。1995年,大学毕业没几年的逯春明,整天忙于向东南亚推销青蒿素类抗疟药,无奈市场饱和,效果不佳,经过再三权衡,决定转向非洲市场。这年7月,26岁的逯春明告别新婚的妻子,和一名同事来到了东非的肯尼亚。
记者:那个时候,当地人如何看待青蒿素类抗疟药?
逯春明: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当时,青蒿素在学术界已有很高知名度,临床上也证明了其抗疟疗效非常显著。因此,我以为青蒿素类抗疟药可以轻而易举进入非洲市场。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时不少非洲人瞧不上我们。非洲曾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殖民地。在治疗疟疾上,人们习惯于使用欧洲人发明的奎宁类药物。对于中国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他们是看不上的。另外,他们还认为,因为临床实验数据全部源自亚洲,所以青蒿素类抗疟药并不一定适合非洲人。
记者:你们当时是如何跑市场的?
逯春明:我和同事开着一辆很小的菲亚特,逐个诊所跑,和医生约谈。得到预约后,就坐在走廊的病人堆里等候,一般都得等上四五个钟头。好不容易和医生见了面,没说两句话对方就下逐客令:“你们走吧,下次别来了。”一次约谈不行,我们就两次、三次地继续约谈,混个脸熟后,就把药免费送给诊所试用,至于他们用不用再说。我们在8个多月里,拜访了肯尼亚2000多名医生,当时肯尼亚的注册医生也就2300多名。除了特别偏远和那些位于战乱地区的诊所,其他诊所我们都走遍了。
记者:那最后局面是怎样打开的呢?
逯春明:这要感谢中国政府。1998年,中国政府派出专家医疗组,到非洲一些疟疾疫区开展临床示范性治疗,我也参与其中。医疗组将病人分为两组,一组从静脉注射奎宁类药物,一组从肛门塞入青蒿素栓剂。使用青蒿素栓剂是为了避免患者注射时感染艾滋病。但这种做法最初并未被大多数患者接受,他们觉得打点滴才更像是在治疗疟疾。最终结果是,用青蒿素栓剂治疗的患者死亡率为零,用奎宁类药物治疗的患者死亡率却很高。这样一来,大家对青蒿素类抗疟药都佩服了,主动要求服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患者数量猛增。我曾用摄像机记录了一个病重儿童的治疗过程:一个叫约瑟夫的大眼睛男孩,感染疟疾后昏迷多天,命悬一线,使用青蒿素栓剂后,第二天就坐了起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病人们开始拿着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外包装盒,对医生和药剂师说:“我就要这个药!这个药很好!”
但求名留青蒿史
因为在非洲推销青蒿素类抗疟药,逯春明获得了不少荣誉,还被评为“首届中非友好贡献奖——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但在他的办公室里,却看不见任何奖杯和证书。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明显感觉到逯春明不像一个商人。
记者:作为一个商人,你到非洲以后思想上有何变化?
逯春明:十几年前第一次远赴非洲,我很彷徨;与妻子长年分离,内心充满歉疚;经常面对疟疾患者,心里难免有些恐惧。我不是勇士,也不是英雄,当时的坚守仅仅是为了一份工作。后来,慢慢地就变成了一种理想,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理想,是我们所有人的理想。我那些常驻非洲的同事,薪水 不高,但他们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做着一件事情——推动青蒿素类抗疟药造福人类,推动中国药品国际化。或许这个理想要等到下一代才能真正实现,我们这辈子就做探路先锋吧。我们有一句话,“不求名留青史,但求名留青蒿史”。
记者:你们在非洲经常到疟疾疫区,在那里最深切的感触是什么?
逯春明:在第一线接触患者,我经常看到很多生命在瞬间消失,好端端的家庭从此支离破碎;而只要一盒药,一切就可以挽回。在这些地方,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救人于水火”。这几个字以前只是一个概念,但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感受就不一样。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在非洲能待那么长时间,这中间有很多体会和感受是说不出来的。
记者:作为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的副会长,你如何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
逯春明:一个主要原因是,和非洲人接触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感情也会变深。这些年来,除了在经济上与非洲往来之外,我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包括学术研究和交流等方面,都和非洲有密切交往。另外,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也希望吸纳一些真正在非洲基层工作,能够看到、听到、见到非洲真实情况的人士。这些人士常被媒体称作“民间外交官”。事实上,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一个个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的所作所为,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可以这样说,我们推销青蒿素类抗疟药,其实也是代表中国为改善非洲民众健康做贡献,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路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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