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法典中寻不到的罪名 目击逮捕徐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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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1月2日，红色电波传送一个特大喜讯：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全国各报无一例外地在头版头条以套红特大醒目标题、突出刊登了“公报”全文。　　　
公报证实，1968年10月13日至10月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就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讲话。　　　　 会议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指示都是正确的。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就在于“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全会还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一个热烈欢呼、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公报”精神的新高潮。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举国上下在欢呼伟大领袖作出的英明决定。　　　　
哈尔滨有一家大型军工厂，名叫伟建机械厂。这一天，这家工厂组织全厂各车间各班组学习公报，学习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　　　　
人们对公报，连声叫好；对刘少奇，义愤填膺。　　　　
参加学习的工人徐德贵先是明确表态：“我坚决拥护中央决定”。随后，他用带有疑问的口气说：“刘少奇这一辈子干的，恐怕也不全是坏事吧，是不是也干过一点点儿的好事呢?”　　　　
徐德贵敢当众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人们个个面面相觑，噤若寒蝉。　　　　
那时的人们习惯了遇事不动脑子。凡是来自中央的指示精神、战略部署，要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而且要闻风而动，执行起来一丝一毫不走样。若有丝毫怀疑，那就是不可饶恕的啊！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少奇问题已经这样做出了不容有任何怀疑的结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徐德贵这个傻小子，不知道他是吃了豹子胆，还是纯属弱智加傻瓜。竟然在学习公报的班组会议上提出这样犯忌的问题。　　　　
“你敢再说一遍?”不知是出于问个明白，或是起哄打赌，有人问道。　　　　
“怎么不敢？我就敢!”血气方刚的徐德贵说。　　　　
“你敢写下来不?”有人不怀好意，要下套抓反革命了。　　　
“怎么不敢？写就写!”天真单纯、钻进牛角尖的徐德贵，不假思索地拿起笔，将上面讲过的那番话原原本本地写了一遍。　　　
这还了得！白纸黑字，人证物证俱获，塌天大祸顷刻铸成。　　　
有人紧紧抓住这张纸条子，飞也似地奔向工厂保卫组去报案。　　　 这是顶风上的大案要案!　　　　
上上下下谁也不敢稍加耽搁，工厂保卫组赶紧报告厂革命委员会，厂革委会立刻上报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市里连忙报到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层层上报，徐德贵案顿时震惊了厂里、市里、省里的头头脑脑们。于是，当时的省革委会保卫组(相当于现今的省公安厅)，火速对这位普通工人下达了逮捕令。　　　　
从徐德贵提出那个疑问到身陷囹圄，差不多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由此可见那些疯狂的人们抓“反革命”的劲头何等足啊！　　　　
那时，“现行反革命”多如牛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每天都在大批地产生着，也在大量地被批斗着，有些则被很快地消灭着……　　　　
如果仅仅给徐德贵定上一个“现行反革命”已经不够“解渴”(东北话，不够档次之意)。那么，给他定个什么样的罪名呢？　　　　
怀疑公报就是破坏公报，破坏公报就是反革命。以此类推，给他定个反革命罪那是铁板上钉钉——跑不了的。那么，定他一个什么样的反革命罪呢？干脆就定它个“破坏公报反革命犯”吧！　　　　
于是，一项古今中外法典无处寻觅的罪名——“破坏公报反革命犯”，就这样沉甸甸地戴在了一个仅仅提出了一点疑问的普通工人的头上。　　　　
1968年11月31日，徐德贵被押到哈尔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召开的公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欧阳湘”大会上去陪斗(详见“目击系列之二”:《目击迫害欧阳湘》)。　　　　
徐德贵被造反派强迫作喷气式飞机低头认罪，还被揪头发脖子后仰亮相式等一系列形体动作。　　　　
在批斗大会的现场，我把镜头对准徐德贵脖子上那个特制的足有一米多高的巨大牌子，上面书写11个醒目大字：“破坏公报反革命犯徐德贵”。其实，在这块牌子的背面早已写好了“依法逮捕”4个字。等到哈尔滨市公检法军管会的负责人在大会宣读判决书后，造反派马上摘下牌子翻过来，再挂到他脖子上，就变成了公判后“依法逮捕”。　　　 徐德贵被押到公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欧阳湘”大会上去陪斗时，他胸前挂的大牌子上写着：“破坏公报反革命犯徐德贵”。其实这块牌子的背面早已写好了“依法逮捕”，就等着宣判后翻牌子了。在公开批斗大会上，哈尔滨市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在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欧阳湘”大会上首先宣布对“破坏公报反革命犯徐德贵依法逮捕”，然后才宣布“依法逮捕”欧阳湘。　　　　　我还注意到他脚上穿的一双农田胶鞋，没有鞋带，这是蹲牢房的基本规定，为避免罪犯自杀，必须收走包括腰带、鞋带在内的一切可能导致上吊自杀的物品。　　　　
徐德贵被批斗并当场宣布逮捕后，把他和欧阳湘分别拉到两辆解放牌卡车上去游街示众。　　　　
在会场采访的几位新闻同行议论这件事，对徐德贵平白无故地惹来这么一场大祸，有人同情他天真得无知，也有人恨他傻得口无遮拦。　　　　
我一直关注着这个小人物的命运，过了不久，从张贴在街头的法院布告上得知确凿的消息：徐德贵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心里想，还算好，总会有出来的那一天；要是一下子被判了死刑，什么都完了。　　　　
据说，文革结束时，徐德贵被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