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国安、国保警察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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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安、国保警察的公开信

                          牛克思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

我是一个普通但勤奋好学的中国人，与你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今天给你们写信，是因为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你们当中的一些人粗暴对待访民、异议人士和宗教人士的报道，觉得有必要和你们进行一些交流，让你们能够了解中国老百姓真实的想法。之所以用公开信这种方式，一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你们当中更多的人看到它，如果我把信寄给你们的最高领导机关，那么肯定只有你们的个别领导会读到，而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它；二是因为你们的工作与其他警察不同，共产党为了不让人民知道太多的事情，对网络进行了严格的封锁，当然也包括对其他警种的警察进行封锁，而政府让你们干的工作之一就是到境外网站搜查异己份子，你们的网络是畅通的，你们会经常上网，所以给你们写公开信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
我相信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正义的，你们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神圣和自豪的感情，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我理解并且尊重这种感情，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给你们写这封信了。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我当然也希望社会稳定，我知道古语“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深刻含义。通过古代文学作品的记述，比如从杜甫的诗里，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身处动荡的社会，老百姓颠沛流离的生活是多么悲惨。就是我们的父辈，也还会常常对我们讲起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战争年代那些苦难的记忆。所以，维护社会稳定，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可是，我们除了要看到稳定的有利方面，也应该看到它不利的另一面，那就是它对社会进步可能造成的压制。稳定和进步是一对矛盾，身处动荡社会的人们盼望稳定，然而，身处稳定社会的人绝不能仅仅以稳定为满足，他们除了希望社会继续保持稳定以外，还希望社会能够不断进步。就好比一个生病的人，会有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幸福这种感觉，可是对一个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人来说，还以身体健康为最大的幸福就不可取了，他除了应该继续维持健康的身体以外，还应该努力工作获取较高的收入，以便负起家庭责任；勤奋学习获取知识，以便正确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热情真诚地奉献自己，以便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温暖。
如何对待稳定和进步这一对矛盾，历来是个复杂的社会哲学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中华民族是有着高度智慧的。商鞅变法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商鞅变法发生在公元前300多年的秦孝公时期，当时秦国只是战国群雄中的一个小国。为了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秦孝公打算重用商鞅，让商鞅在秦国推行自己的政策。商鞅要推行自己的政策，就必须对秦国原来的政策进行改革，比如对百姓户籍重新进行编制，废除贵族的世禄制，改土地公有制为私有制等。这些改革，必然会损害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引起他们的反对。反对派以甘龙和杜挚为代表，双方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甘龙、杜挚认为因循先王的政策，保持社会的稳定才是重要的，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要进行变革。商鞅则主张礼制、法度要根据时势来确定，治理社会不必采用同一种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代。秦孝公因为支持了商鞅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老大，为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一味维持稳定而不思进取的思想是不可取的。
其实，一味维持稳定反而得不到稳定，因为稳定是社会和谐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和谐的原因。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资源总是稀缺的，不可能人人都坐在领导岗位上，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成为百万富翁，因此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不同，导致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别。为了争取较好的社会地位，人和人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和冲突。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着优势地位的人们，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样的优势地位，他们希望自己永远保持这种优势地位，把别人的抗议都视作不稳定因素。比如，与上级领导有着良好个人关系的人，在干部选拔中就支持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希望由上级领导来决定候选人，上级领导为了建立自己的帮派，当然也愿意把持干部的任免权，这样，掌握权力的人们就把要求放松候选人资格和公开竞选的呼声视为不稳定因素；又如，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希望给拆迁户尽可能少的赔偿，如果拆迁户对赔偿不满而拒不搬迁，开发商就会视其为不稳定因素，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腐败的政府官员因为从开发商那里得到了好处，就会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对拒不搬迁的拆迁户进行强拆。对候选人的控制剥夺了别人发展政治才能的机会，暴力强拆剥夺了别人分享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利益。这些剥夺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有赖于社会的稳定，因为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权力才能够发挥作用。相反，社会进步的意义就在于约束政府权力，最大程度减少公民权利的这种不平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维护了稳定就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十分激烈，据报道，每年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超过了10万起。只是因为这些事件是独立分散地发生在全国各地，所以还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如果它们集中发生在一个地区，那不就是一次人数超过1000万的人民大起义吗？这样的起义是没有任何力量镇压得了的。我们不禁要问，人民为什么不好好呆在家里过日子，跑出来和政府作什么对？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的执政行为越来越野蛮，有利益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大资本一边滥用职权，对刚刚获得温饱的平民大肆掠夺，当老百姓有事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却玩忽职守，表现出极端的冷漠。就拿房地产开发中的拆迁来说，在西方民主国家，居民没有不希望开发商征收自己房产的，因为一旦开发商看中了自己的居住地，自己的房产就会大幅升值，居民往往可以从开发商那里得到市场价值两倍以上的赔偿。这样，拆迁户就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好处。而在中国，开发商看中自己的居住地却是噩梦的开始，居民往往只能得到不到市场价值一半的赔偿，有的甚至低到10%以下。有人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不可能没有人做出牺牲，如果对拆迁户都给予市场价值两倍以上的赔偿，那么经济建设就没法搞了。这种说法是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胡说八道，因为开发商要开发一片土地，一定是有利益才会干的，他们在开发前都要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对投入产出进行仔细分析。如果项目无利可图，那么他们靠压低拆迁户的赔偿价格来赚取利润就是抢劫，如果项目有利可图，那么让拆迁户分享一点经济增长的好处又何尝不可呢？为什么在自己赚了个盆满钵满的时候，却还盘算着别人的内裤呢？诚然，贪得无厌是人的本性，但是要让这种恶劣的人性得以实现，没有政府的暴力支持是做不到的！
在中国由于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导致的社会矛盾还有很多，比如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的问题，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问题，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问题，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差别待遇问题，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冲突问题，教育平等的问题，医疗改革的问题，农村户口的问题，机会均等的问题，司法公正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必然引起人民对政府的仇恨。春节前一位农村朋友邀请我到他家里吃杀猪饭，在和当地农民交谈时，其中一位农民问我：“我认识的人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恨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还能够统治中国呢？”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独裁和民主的差别。在民主国家，只要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对执政党不满，执政党就得下台，所以民主国家的社会矛盾不会积累到十分尖锐的程度。独裁国家就不同了，即使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对执政党不满，执政党也还要继续执政，因为它掌握着枪杆子。但是，社会矛盾却不会因为执政党掌握了枪杆子就自动消失，而会越来越尖锐，当社会不能再承受这种矛盾的时候，巨大的动荡就会产生。这就是改朝换代的原因，独裁政府只会在这种改朝换代的动荡中垮台。独裁政府垮台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这种大动荡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一切有识之士都不愿意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是这个大灾难正是由于独裁政府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积累起来的，不跨越这个大灾难，社会就不会进步。由此可见，独裁国家的社会进步是非常困难的。看来，稳定和进步在这里必须作一个了结。寻求既不危害社会稳定，又能促进社会进步的途径，是我们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必需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我们的主流媒体总是把“反右”运动说成是共产党偶然犯下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林彪、“四人帮”所为，其实这些说法都是自欺欺人的。镇压天安门“六四”民主运动、设置“610办公室”打击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大规模逮捕1998年组党运动的异议人士、重判郭泉和刘晓波，这些是不是偶然错误？如果一个疯狂的错误可以因为偶然原因而犯下，谁能保证共产党不会犯第二个、第三个、第无数个“偶然”的错误？
你赞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吗？遇罗克就是因为批判这种血统论观点，在1968年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逮捕和杀害的；你赞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攻击林总（指林彪）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这种说法吗？然而这种鉴定反革命的公式至今还在使用！人们痛斥割断张志新喉管的狱警，可是今天法轮功修炼者不是正遭受着活摘器官的酷刑吗？把砸烂公检法、不经审判就关押政敌的行为说成是“四人帮”的专利，可是今天公检法虽然完好无损，高智晟被公安机关带走后，同样未经审判关押了一年多并且至今杳无音信又怎么解释呢？凡此种种说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事件，绝不是什么“四人帮”的专利，而是专制政治的产物，只要专制不垮，“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政治迫害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下去，只是不同的时代迫害的对象不同，针对的具体事件不同罢了。也许你们当中有人会说，对那些动乱分子、法轮功分子有什么法律好讲！我想告诉你，江青和康生也是这么说的：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有什么法律好讲！对彭德怀、陈毅这些反革命分子有什么法律好讲！高皋和严家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了一句“四人帮”践踏法律的话：“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不用逮捕证”；姚文元在日记里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杀人的人总是嫌所杀的人不够多！既然历史证明他们错了，为什么唯独你就是对的呢？事实上，所有期望摆脱法律约束以打击政敌的人都可以这么说。克服这种企图摆脱法律约束的冲动，道德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制度，使摆脱法律本身就成为一种罪行，才能让执法者依法办事，否则就永远是有法不依。而要让摆脱法律约束的行为成为一种罪行，又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立法不独立，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罪行；司法不独立，即使法律文件上规定了这种罪行，法院也不会公正审判，甚至连立案都不可能。这种情况，你们应该是最清楚的。所以，法律的生命完全依赖于政治体制的民主，没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法律就是假的，就是没有生命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赞同我以上的观点，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当你们遇到麻烦需要寻求公正时，绝对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对手操纵司法或者干脆一脚把法律踢开的做法无动于衷。有一次我和一个警察朋友一起吃饭时，他谈到自己因为房产纠纷正在打的官司，因为觉得法官的判决不公而十分气愤。每个职业都只是社会的一个角色，而不是社会的全部。在有关政治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你们是绝对的强势群体，那些访民、异议人士和宗教修炼者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你们想怎么对待他们都没有人管得了。可是出了这个圈子你们又算什么？到医院做手术还不是要塞红包才能请到好的外科医生！我的一个警察朋友想把孩子送进重点小学读书，派出所的领导出面说情校长照样不给面子，还不是需要我来帮助！所以，只要出了你们那个小圈子，社会不公同样会使你们自己成为受害者。
那些访民不是阶级敌人，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比如唐福珍在反抗政府强拆而自焚之前，还是成都市的优秀企业家。他们是从哪里产生的？还不是从社会的不公平中产生的吗！当了快一辈子的代课教师，工资只有正式教师的十分之一，到年老体弱的时候，政府一脚把自己踢出学校的大门，没有一个子儿的补偿，今后怎么办？政府不是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吗？为什么代课教师的利益就没有人保护？医院出了医疗事故却不愿意赔偿，找医疗事故鉴定中心鉴定吧，那些前来鉴定的专家还是医院的医生，怎么会有公平的鉴定结论？想办个企业赚点辛苦钱，向政府购买几亩土地吧，政府以保护耕地为理由拒不出售，可是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动辄购买上百公顷的土地，这个时候耕地为什么就不需要保护了？什么时候保护耕地成了民营小企业的特殊义务？从村委会租土地来建个工厂吧，政府又说是非法用地，坚决予以拆除。全国数以亿计属于非法用地的民营企业，如果同时拆除虽然愚蠢但起码还算公平，对于必然引起的剧烈的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只要共产党不怕别人怕个屁！可是为什么只拆张三的却不拆李四的？你拖欠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费用试试，每天可以收你1%的滞纳金，你透支银行信用卡不还试试，一报警就可以把你投进大牢，可是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赖掉私人的债务有谁管？你自己约几个朋友找上门去要债，110警察还说你扰乱社会治安。……这一切社会不公，才是产生访民的肥沃土壤。访民已经够可怜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被有权有势的人剥夺了，在当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本以为北京住着英明的皇帝可以为自己做主，可是没想到接待他们的是凶恶的警察和惨无人道的黑监狱！
异议人士又是怎么产生的？以我自己为例，是在看到上面这些可怜的访民后，从泪水中产生的！异议人士都是一些努力学习、勤于思考又极富同情心、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有什么政治野心，他们绝不会愚蠢到为了个人利益而反对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地步。他们知道，为了个人利益最好的方法不是批评共产党，而是投靠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掌握了中国的一切资源，只有投靠共产党才可能升官发财，批评共产党只能把自己送进监狱。就像我的一位生意做得非常好的朋友对我说的那样：“我不但要爱共产党，而且还要把这种爱具体化到党委书记身上，要爱党委书记，因为只有这样共产党才会将大把大把的钞票给我”。异议人士热爱和平，真诚地希望社会稳定，可是他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稳定来源于社会的公正，没有社会公正的社会稳定是不能长久的。正是为了让中国避免改朝换代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动荡，他们才勇敢地站出来同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希望这种斗争能够对共产党形成一定的压力，让它的官僚们能够有所收敛，从而达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可是共产党却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和监督，你越是批评它霸道，它就越要表现出加倍的霸道，好像不把这个国家推到悬崖下去就誓不罢休似的！在中国早期的宪法上，还允许工人罢工，可是后来的宪法就把这个条款删除了；原来允许人民到北京上访，最近也被一纸“不许越级上访”的禁令取消了。一个社会有矛盾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回避矛盾，用这种讳疾忌医的方法治理国家，焉有不越治越乱之理！压制－反抗－再压制－再反抗……，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压制力度不断增加，可是反抗减少了吗？没有！这一点，你们比谁都清楚。只有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尽快实现社会公平，才能减少社会矛盾，这才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长久之计啊！
有的人说：“社会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慢慢来，中国不是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了吗？”我要回答说，中国取得的进步完全是经济上的进步，对社会公平来说，一点进步都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公平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打击迫害新闻记者、不经审判长期拘押、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栽赃陷害花样繁多，甚至制造车祸和跳楼假象暗杀政敌，这也叫进步吗？如果社会真的进步了，群体性事件怎么会越来越多？访民怎么会越来越多？政府怎么会对社会稳定越来越没有信心，以致要禁止访民到北京去上访？如果社会真的进步了，你们的工作压力怎么会越来越大？
社会进步是要遵循一定逻辑规律的，离开这个规律希望社会能够进步是不可能的，不管你怎么个慢法。由于资源的稀缺，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矛盾冲突之中。经过几千年的冲突，人类终于知道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需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都应该给予同等的重视。重视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是公平，它会阻碍经济的进步；过分重视效率而轻视公平，一方面违背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另一方面会增加社会的矛盾冲突，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正义方法：一是差别原则，一是最不利者获利原则。不同资源的地区和不同能力的个人有充分开发资源和发展自己能力以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这就是差别原则；但是这种发展必需使没有这种资源的地区和个人从这种开发和发展中获得一定的利益。举房地产开发中的拆迁为例，开发商有开发房地产赚钱的权利，他没有必要把所赚的钱全部分给其他人，但是他不得损害拆迁户的利益，并且必需使拆迁户在这个开发项目中获得利益。这样就合理地解决了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为什么中国却做不到？在中国有钱的人总是试图把别人的内裤都赚走，而平民百姓却不得不用自焚的方式来抗争。这是因为不合理的法律造成的。在中国，所谓的公共利益总是高高在上，私人利益就像私生子一样见不得人。而政府的一切行为都被冠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因此剥夺起老百姓来就显得理直气壮了。
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的，每种利益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并没有优劣之分，如果说利己主义不好，但是市场经济恰恰就是在利己主义原则下建立起来的，事实证明它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的利益。如果要对既定的利益关系加以调整，公正的办法还是约翰·罗尔斯提出的两个原则，否则就会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而且还实现不了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在极左的年代没收地主土地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认为地主拥有土地是剥削阶级，因此采取了没收的方式剥夺了他们的土地，这种方法就违背了公平原则，这当然会激起有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反抗。通过历史书籍我们可以知道，地主的土地其实有的是用其它财产交换来的，有的是买来的，有的是为国家立了战功政府奖励的，真正非法霸占来的土地是少之又少的。如果共产主义真的可以极大地增进社会的福利，那么政府要改变这种利益关系，地主也应该从这种增进的社会福利中得到自己的一份，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按照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赎买。如果共产主义并不能增进社会福利，那么改变这种利益关系就没有任何意义，纯粹变成了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抢劫。事实证明当年的没收政策扰乱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又没有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一次得不偿失的社会试验。
公共利益不过是众多利益中的一种形式，除了战争时期，并不具有高于其它利益的特殊性。政府用公共利益为借口对私人利益进行掠夺，无非是为了掩盖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罢了。建立政府本来是为了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如果政府只知道帮助一部分人去欺压另一部分人，那么还不如没有政府更好。
既然一个社会中的各种利益没有优劣之分，那么各个利益集团就有着平等的政治权力。由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平等协商、共同确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西方民主政治。由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集团，仅仅依靠自己的意志单独确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就是我们常说的专制政治或独裁政治。由此可见，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并没有什么糢糊不清的地方。可是，共产党为了迷惑人民，掩盖自己的独裁本质，非要把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混为一谈，例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论民主》一书中说：“在阶级社会中，民主的主体从来都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民主总是具有阶级性，总是一定阶级用来实现其统治的形式和手段。……一般民主、普遍民主、绝对民主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通过前面的定义，我们知道民主并没有主体和客体这种区别，在民主政治中，利益集团确实有大有小，但是它们的政治权力都是平等的。只有在专制政治中，才有政治权力上的主体、客体之分，掌握枪杆子的就是主体，在枪杆子下生活的人就是客体。这是专制政治的特点，跟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所谓阶级，不过是利益集团的另一种说法，它是由性别、民族、地域、行业、财富、爱好、思想、能力等差别造成的，今天有男女之别、工农之别、贤愚之别，明天还可能出现生活在地球和另一个星球的差别，以贫富差别为基础定义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过是众多利益集团当中的二个而已，只要这些差别不可能消失，利益集团（或者叫做阶级）就永远都会存在，人类社会也就永远都是阶级社会，这样照李铁映的说法，民主政治就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了！人和人之间就注定必须永远处于压迫和被压迫的状态了！那么人类的理智还有什么用呢？既然利益集团（阶级）的存在是一个自然的社会现象，那么就不可能根据人们的喜好把其中的某一个，比如资产阶级消灭掉，如果非要这么做，社会福利将会严重倒退，毛泽东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就是这个道理。各个利益集团的存在各有各的道理，都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一个集团（阶级）凌驾于其它集团（阶级）之上的做法，只能激化社会矛盾，不可能增进社会的福利。是的，一般民主、普遍民主、绝对民主在历史上确实不存在，可是历史上不存在的东西并不等于将来也不会存在。火车、汽车、飞机、电脑、手机这些东西在工业革命之前也不存在，现在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专制政治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都经历了专制政治阶段，但是随着人类智力的进步，人们不但能够设计出高楼大厦和航空母舰，也能够设计出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民主政治就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成果，它优于专制政治，促进了社会的福利，因此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欢迎。
民主政治的主要优点是他能够不断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专制政治却做不到。处理社会矛盾的程序是：发现矛盾－收集矛盾信息－制定解决方案。在处理社会矛盾的这三个阶段，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发现社会矛盾。好的政治制度在矛盾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可以预见矛盾，差的政治制度是在矛盾产生了以后才知道。慎重的政策制定者会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仔细考虑政策的社会影响，不负责任的政策制定者则可能粗心大意，对自己所制定的政策将产生的社会影响掉以轻心。因此，民主政府，因受到社会的有效监督，比独裁政府更能预见社会矛盾，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一般都会进行科学而充分的论证。相反，独裁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主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他们估计论证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他们就不会进行论证，对于有明文规定必须召开听证会的事项，也常常把听证会当作迫不得已的过场应付一下。
当事人由于切身利益的关系，对社会矛盾最为敏感，反应也最为强烈。在社会矛盾中利益受损的当事人，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寻求社会为其主持公正，以图挽回自己的损失。向当地政府投诉、司法诉讼、上访、寻求媒体支持、甚至像杨佳和邓玉娇那样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尊严。
学者或思想家，因为目光敏锐、思想活跃，常常在社会矛盾初露端倪的时候就可以发现问题。他们通过发表文章、接受采访、举办学术研讨会、向当局递交请愿书等形式，呼吁政府和民众关注社会矛盾。
在民主制度中，这些都是发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形式，正是通过人民的自由表达，使政府及时掌握了社会矛盾的发展情况，为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但是在专制制度下，言论受到禁止、媒体受到控制、司法犹如儿戏、上访受到打击，政府闭目塞听，对激烈的社会矛盾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二、收集矛盾信息。民主制度下，国会议员不是政府官员，他们是通过竞选产生的，为了获得人民的信任，现任议员或想成为下届议会议员的人们，都会主动深入民间了解人民的愿望，因此，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议员是民众最熟悉的人。议员们会主动登门拜访，了解人们的需求和困难，人们遇到困难也可以随时打电话给议员咨询或请他们提供帮助。可是在专制制度下，人民代表大部分都是政府官员，他们不需要竞选就可以当选，因为候选人早已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普通人连当候选人的资格都被剥夺殆尽，候选人拉选票搞竞选被视为违法行为。这样的人民代表，根本用不着人民的支持，因此他们也就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本来，人民代表是收集社会矛盾的有效载体，但是在专制制度下却完全失去了作用，从而使社会矛盾信息的传递失效。
三、制定解决方案。发现社会矛盾，收集社会矛盾信息，都是分析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前期工作，为制定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提供条件。社会矛盾的解决，最后还是体现在新的法律条文上，因此，立法机关能否代表人民的利益，对合理解决社会矛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给人民造成巨大损失的往往就是政府的行政部门。比如征地、拆迁、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等，给社会制造了巨大的矛盾。如果最后解决这些矛盾的措施还是交给政府的行政部门来议定，那么人民将永远得不到公平了。为了避免谁有权谁说了算的弊病，民主制度规定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这种分离不是政府职能上的分工，而是权力来源上的分离。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权力都分别由人民直接投票产生，因此行政权和立法权都不可能再出现互相干涉的情况。这样就确保了立法的独立性。掌握了丰富社会矛盾信息的议员们，集中在议院里，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自己的利益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通过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法律确定下来。这样，社会矛盾应该如何解决，经过了议员的充分辩论，就比由某个利益集团单独确定的规则公平得多，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缓解社会矛盾。
专制制度却不同，共产党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完全集中在自己手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只是在职能上进行了分工，而没有从权力的来源上彻底分离，所以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比赛规则的制定者。即使人民有些愿望反映到了立法部门，立法部门还是要主动与行政部门进行沟通，听取行政部门的指示，实际上把立法权交还给了行政部门。比如《财产申报法》的立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至今16年过去了仍未见启动，并且我还敢保证永远都不会启动，究其原因，不就是行政部门的领导不同意吗。这样的政治制度，怎么可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一个社会矛盾与日俱增的政治制度，哪怕你们的敬业精神再高，不吃饭不睡觉，个个累得弯腰驼背像虾米，社会也不可能稳定啊！
我相信你们肯定接受过“中国不能搞西方民主，如果搞西方民主就会出现动乱”这样的思想教育。在这方面叫得最起劲的是邓小平的前英语翻译张维为教授，他写了一本名叫《中国触动全球》的书，这本书在国内思想浅薄的读者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可是，张维为教授根本没有国家起源的知识，他不知道自然国家和人为国家的区别，因此把人为国家中出现的问题想当然地移植进自然国家。什么是自然国家？自然国家就是有着共同的民族感情和文化传统的人们，在与自然和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的国家。自然国家的边境线是随着国民的活动逐渐形成的，因此弯弯曲曲很不规则。中国、日本、英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什么是人为国家？人为国家是指在各种各样的国际影响下，由国际政治势力人为划定边境线而制造出来的国家，因此边境线整齐划一。这种国家国内各民族缺乏共同的民族感情和文化传统，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因此民族独立的呼声很高，每一个小小的事件，例如某个人的死亡、一次车祸、一次选举，都可能成为民族冲突的导火索。这样的国家不管实行什么政治制度，都解决不了问题。肯尼亚、菲律宾、前南斯拉夫都是这样的国家。显然，这两种类型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张维为就不知道这个区别，他看到菲律宾、肯尼亚和前南斯拉夫搞西方民主发生了动荡，就说中国搞西方民主也会发生动荡，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肤浅结论。其实，并不是这些国家搞民主才出现动荡，他们就是不搞民主也避免不了动荡的命运。中国就不同了，中国92%的国民是汉族，其他55个少数民族加起来只占8%，这样的民族构成使得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没有制造分裂的能力，因此民族分裂不可能成为中国动荡的主要因素。中国人民追求民主是为了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中国从此就可以和美国一样实现长治久安了。相反，专制政治才会使社会随时都处在动荡的威胁之中，作为政治警察，你们难道还没有切身体会吗？（详见拙作《反张维为论》）
有的人还说：“搞什么民主，除了共产党还有哪个党派有能力领导中国？”这是用能力否定权利的典型论调。其实，能力和权利是两个概念，我们绝不能以能力为借口剥夺别人的权利，能力有差别，但是权利必须是平等的。如果有人说少数民族汉语都讲不好，根本就考不上大学，不能给他们参加高考的权利，你们会觉得合理吗？能力是权利的基础，权利是能力的保证，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有能力又有权利的人，他就有选择是否行使权利的自由；有能力没有权利的人，只能埋没自己的能力，完全没有选择的自由。况且，没有能力的人，只要享受着平等的权利就可以培养出能力来。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政治组织连生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即使是那八个被共产党允许继续存在的“民主党派”，其权利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怎么可能培养出治理国家的政治才能？如果它们不是被限制或剥夺了政治权利，那么，凭什么断定它们就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政策的时候，允许其他人参加前苏联各城市市长的竞选，结果原来被认为没有能力的人一举击败了共产党的候选人，成功当选市长。并且那时的苏联也是不允许自由组党的，因此共产党以外的候选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的，结果共产党惨败，输掉了所有的竞选。所以，除了共产党以外别人都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的论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退一步说，既然共产党这么有信心，那开放党禁实行竞选又有什么可怕的呢？由此可见，上面这种论调表面上信心十足，实际上是胆怯心虚的表现。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一群受过特殊教育的群体，我以上的观点肯定与你们所接受的教育大不相同，我不敢奢望通过这么一封信就把你们多年形成的世界观改变过来，如果你们能够从中得到一点点启发，我就心满意足了。下面将对你们说的话，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说，也不知道该如何来说，它涉及到你们处理政治案件时的一些具体细节，以及被你们处理的人对你们的一些看法。如果说得不好，就很容易被你们误解。想来想去，觉得既然要让你们知道老百姓真实的想法，最好还是坦率一点好。
有的国安（保）在审讯异议人士的时候，表现出的素质确实让人不敢恭维，第一个表现是知识水平太低，要知道，异议人士多数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知识份子，他们对政治、经济、法律和历史都有深刻的认识，而你们可以说出口的，永远是学校里发的那几本书，如果摆开架势公平辩论，你们根本就不是对手。你们理屈词穷的时候，往往要使用威胁的语气，甚至动手打人，这种形象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一部叫做《再向虎山行》的电影。电影讲的是两个武林高手的故事。天津的武林高手叫姜铁山，广东佛山的武林高手叫容沧海。有一次这两个武林高手同时到了广东的韶关，遇到一个叫麻大烦的地痞。麻大烦不学无术武功平平，可是他有一把手枪。为了在江湖上扬名，他公然向两大高手同时发起挑战。他右手握拳左手握枪，一会儿拳打姜铁山，一会儿脚踢容沧海，别人刚要还击，他就拿手枪对着别人的脑袋。最后比赛的结果，当然是麻大烦大获全胜。他得意忘形地叫道：“南沧海、北铁山，一世英名扫韶关”说罢哈哈大笑。你们和异议人士辩论的时候，就与麻大烦和武林高手较量时的表现一模一样。
第二个表现是缺乏浩然正气，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却不知道脸红！为了给你们施加压力，共产党把你们的个人利益，比如工资、奖金、职称等和你们管辖范围内的发案率挂起勾来，只要你们的管辖范围没有出现访民、异议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你们就可以名利双收，一旦出现了访民、异议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你们的个人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你们的双眼被个人利益蒙蔽了，看不到社会的不公，也不去想访民和异议人士产生的原因，不顾及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的自由信仰宗教的权利，愚蠢地认为是他们砸了你们的饭碗，因此就迁怒于这些可怜人和正义人士，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和迫害。请问，在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普遍公正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你们好意思拿出个人利益来说事儿吗？
因为你们缺乏浩然正气，在道义上说服不了异议人士，因此也不得不拿出个人利益这个杀手锏来劝说或者威胁他们。你们采用株连政策，剥夺异议人士配偶、孩子和父母的权利，到异议人士的工作单位威胁破坏它们的经济活动，企图用个人利益来阻止他们对正义的追求。因为你们缺乏知识，因此不理解在你们看来收入不错的律师、记者、工程师和教授，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和共产党过不去，去帮助那些访民和法轮功修炼者。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公共汽车上为了别人抓小偷的人怎么样？为了别人挺身而出与抢劫犯进行搏斗的人怎么样？他们自己并没有被偷、被抢，那么是不是他们抓小偷、与抢劫犯搏斗的行为是吃饱了撑的？在恶势力面前，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那些敢于打破沉默挺身而出维护社会正义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你们知道吗？
第三个表现是愚忠。面对异议人士对你们罔顾正义助纣为虐的指责，你们的回答无一例外：“谁发我工资我就为谁工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不理解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气节，不知道一个军人什么时候该服从命令、什么时候不该服从命令。你们把思考的权利拱手交给了上级，甘愿成为没有思想的工具，而不关心使用工具的人是谁。看看监视冯正虎的两个国安（保）是怎么对前去看望冯正虎的顾国平、王强律师讲的吧：“你们知道冯正虎是什么人吗？他不是好人，他是六四精英，上面己经给了他定性的，他想推翻我们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是个坏分子，他算什么狗屁律师，他假冒的律师，什么教授，维权人士，他不是个好东西，你们以后不要和他接触，他是六四民运领导人，我们就是为了他参与六四的事，判他吃官司的，他不是在维权，他在搞政治。他的品行很差，专门骗访民中的漂亮女人睡觉，其中有个访民叫崔福芳就是，他就是想利用你们和其他访民搞反动活动，你们不要上他的当，他是假维权真反共。他在日本机场做了些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与六四领袖吾尔开西、和杨建利等会面。这不是搞政治，这又算什么呢？他把我国政府的形象搞的很坏，这笔帐我们早晚要跟他算的。”从这段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对政治、法律和历史是多么的无知。他们愚蠢地认为除了共产党，别人都没有政治权利，别人搞政治就是大逆不道；只有投靠共产党的律师、教授，才是真正的律师、教授；把共产党自己出的洋相归咎于冯正虎。我建议在上海市国安局门口立一块碑，上面刻上“无知至此，可以回头”八个大字！
我相信你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充满正义感的人，真正像麻大烦这样的人是少数。可是，有一点需要你们牢记在心的是，有正义感的人所做的并非都是正义的事。暴打刘少奇和彭德怀的那些红卫兵，逼迫老舍和吴晗自杀的那些革命者，在干这些坏事的时候没有不充满正义感的。你们今天迫害高智晟、关押刘晓波、开车撞冯正虎、监视异议人士，都是在这种正义感的驱使下进行的，历史总有一天会告诉你们，这些都是不正义的行为。保证一个人只做正义事情的，除了知识还是知识。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得好，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忠诚当然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但是忠诚的对象不同却会使忠诚产生巨大的善恶差别，上帝和魔鬼都需要有人忠诚于他们，如何区别上帝和魔鬼，只有知识才能告诉你们。如果有人禁止你们获得知识，他一定是魔鬼；如果你们正在禁止别人获得知识，那就是在帮魔鬼做事，因为只有魔鬼才害怕人民听到上帝的声音。
我读过很多思想名著，有律师写的、有法官写的、有记者写的、有医生写的、有工程师写的，遗憾的是没有一本出自警察之手。这难道不能说明一点什么吗？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外，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读一读以下这几本书，如果有朝一日这些思想名著的目录里，有一本书的作者是中国的警察，我相信中国就不再有访民和异议人士了：卢梭《社会契约论》、霍布斯《利维坦》、洛克《政府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约翰·密尔《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记得有人在别人的窗户外捡到一个红色小布袋，本以为里面是珠宝首饰之类的贵重物品，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颗子弹。这个人马上向上级报告“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他认为物主的意思肯定是要枪毙毛主席。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觉醒，这一点，你们在工作中应该体会得到，除了少数神经病以外，政治举报不是几乎绝迹了吗？我写了这么多文章批判共产党，身边知道我笔名的人不在少数，可是有人向你们举报了吗？没有！这就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叫人民的汪洋大海啊！你们难道不觉得孤立吗？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工作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社会的稳定靠你们维护，社会的进步也完全仰赖你们的支持，历史把你们推到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没有你们的支持，专制政治一天都维持不下去，有了你们的支持，民主政治就一定能实现。希望你们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共产党统治中国60年了，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百姓活得更有尊严”还只是一个梦想？这就充分说明了专制政治不是像它吹嘘的那样，是什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只有民主政治能够解决国内的矛盾冲突！觉醒吧，警察朋友们！你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你们不觉醒，中华民族就不会觉醒，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访民和异议人士。希望你们能够正确认识稳定和进步的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加入推动社会进步的队伍中来吧！


——《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