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50年忆“右派份子”血泪往事

miners

今年是中共反右运动50周年。前不久部份受害者公开上书胡锦涛，要求彻底平反并给与经济赔偿。海外学者一致认为，反右运动
是中共利用“阳谋”对独立知识份子最残酷的打压，是制造谎言帝国的开始。半个多世纪前，到底是什么人、因为什么言论被中共打成“右派份子”呢？

前不久曾经向中共中央发出公开信，要求彻底平反和经济赔偿的北京右派任重等人，再次联名上书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中国政府彻底否定当年的“反右派斗争”。
下面几个普通“右派份子”的素描也许能让人回忆起那段快被世人遗忘的往事。

据现居美国旧金山的民运人士林牧晨调查：中国大陆57年被当右派迫害的有300多万人，而不是官方公布的55万；当年被迫害的右派人士，今天还活着的不到一万。数百万受难者的血泪故事，数百万家庭的悲欢离合，随着岁月的流逝，仿佛要如烟散去，然而“人去魂犹在，往事不如烟”，关于这场民族的劫难任何真实记述都显得弥足珍贵。

刘奇弟：为了胡风而死去的人

刘奇弟，湖南人，铁路工人子弟，1957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读书。据同为北大右派的陈奉孝回忆说，刘奇弟多才多艺，不仅能拉一手小提琴，还会作曲、指挥，象棋下的也不错，外国文学名著读的也不少，两人关系不错。

“当我问他为什么总喜欢拉一些幽怨的曲子时，他却沉默不语，始终不肯谈及他五五年被打成"反革命"的事。不料在五七年整风反右初期，他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并附有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号"（那时谣传胡风已死在了天津监狱），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在全校炸开了锅。

我立即找到他问他："你怎么能贴这样的大字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是毛泽东钦定的，你这不是向毛泽东挑战吗？你不怕把你打成反革命？"

他说："怕什么？我已经被打成过一次反革命了，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材料，胡风根本构不成反革命。四九年建国时，是胡风第一个写长诗《时间开始了》来热烈歌颂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的成功，这首诗至今我还能背过，这样的人能是反革命吗？绝不可能！胡风已经死了，他是屈死的，每个有良心的人，难道不应该为他鸣怨吗？"

我因为响应共产党“百花齐放“的号召，在北大成立了"百花学社"，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9月中旬，我准备外逃，当时我穷得只有一套单衣。刘奇弟从自己身上脱下了一件线衣给了我。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而这件线衣陪我度过了15年的监狱、劳改队生涯。

65年在兴凯湖劳改农场，我听犯人告诉我，刘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先在北京的团和农场劳改，61年又调到了兴凯湖五分场。刘奇弟病的很厉害，整天咳血，由于他不认罪，经常被吊起来毒打，后来他被折磨的疯了，被塞进了　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冻饿死在了里面。

我听后哭了。我因为不认罪、顶撞干部，也被塞进小号两次。小号宽八十厘米，高一米，长一米五，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躺下伸不开腿，坐着勉强能伸直腰，下面铺着点稻草，身上还戴着手铐脚镣，头顶顶着一个尿罐子，每天只给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稀粥喝，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最长时我被关过五个月。能从里面活着出来也真算是
"命大"。“

兴凯湖位于中苏边境，是黑龙江省的一块原始沼泽地。反右时很多右派被强制派到那里开荒种地。据统计，当时右派犯人们用铁锹和镐头一锹锹的挖、一镐镐的刨，其工程土方量，如果一方挨一方的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三圈半！这无疑是又一个秦始皇长城。

据陈奉孝回忆，“五九年四月六号，由北京各劳改单位和北京监狱调了三千多犯人到位于中苏边境的兴凯湖，被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有七十五人（其中有我），到六七年一月兴凯湖劳改农场解散时，存活下来的只有二十九人！一多半的人都死在兴凯湖了。”

陈奉孝自己就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兴凯湖冬天零下三四十度，但犯人们每天都要出工干活，而且从来没吃饱过。夏天到处是沼泽，人一不小心就掉进去再也
出不来了。夏天蚊子多得落上白囚衣上都变成了黑囚衣。兴凯湖的蚊子还吃人，王锦泉就是被蚊子咬死的。

王锦泉原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后在“镇反”时被送进了监狱。那天他干活时不知为什么跟带工干部顶了起来，结果被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的他一边打滚一边嚎叫。等收工时发现他脸上全是血，肿的像个发面馒头，白囚衣也成了红的了，三天后王锦泉就死了。

除了北大荒，在西北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农场也关押过很多右派。据《夹边沟记事》这个人称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调查，1957年10月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仅四年后幸存者就不到一半了。

张锡锟，一个至今没平反的右派

张锡锟是四川人，北大化学系四年级学生。57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时，他贴了两张大字报："卫道者逻辑大纲"和"人性的呼唤"。前者写道：

1. 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2. 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 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 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5. 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 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 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 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 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 "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据陈奉孝回忆：“后来反右运动日趋激烈，张锡锟估计说："对我们来说，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悲剧性的。不过任何政治运动总会要有人做出牺牲，只要我们做到了问心无愧就行了。"当时他还背诵了拜伦的一首诗：爱我的，我致以叹息，恨我的，我致以微笑。无论头上有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据张锡锟的妹妹回忆：他一直被劳动教养，先是在北京附近的团河农场，六九年后是川北的一个劳教队。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六年底，他却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被枪毙了。他在劳教所到达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至今他的问题还没有平反。

陈奉孝说，直到现在他还经常梦见那些被打成右派惨死的同学。有一次他梦见刘奇弟被打的满脸是血，两个犯人打手拖着他往小号里塞，然后又来拖他。他一边喊一边挣扎，一脚将被子蹬到了地下。醒来忍不住老泪长流。什么时候才会有屈死的冤魂被昭雪的那一天啊？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记载，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8年初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把589个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划成了“右派份子”。当时北大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
是1399人。

储安平，被毛泽东亲自定为右派的人

据史料记载，储安平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6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46年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
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任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7年6月1日，在中共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说毛泽东有“党天下”思想。石破天惊，动撼朝野。

在这1100字的发言中，储安平说到：“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

1958年1
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帽子。据他儿子储望华回忆：“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

“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
‘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从那以后储安平失踪了，至今生死不明。

刘文辉，少有的工人“右派”

刘文辉16岁时进上海沪东造船厂当学徒，靠自学钻研成为上万人造船厂的检验科技师、车间支部书记。

1957年整风运动中，血气方刚的刘文辉在座谈会上大鸣大放，向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意见，又贴出大字报向工厂党委书记生活上腐败作风开火。结果在1958年春增补右派时，刘文辉这个青年工人被补戴上了“右派”帽子。

后来刘文辉被安排到新厂工作，舟山嵊泗厂由于特殊的沿海地理位置，使他能长年收听到美国之音的广播，民主自由的理念使他成为了“反文革的第一人”。

刘文辉的弟弟刘文忠在《风雨人生路》一书中讲述了法院判决书上罗列的罪行是：“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

刘文辉被枪毙前，曾带着手铐偷偷的给家人写了份遗书：“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
“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未成年的最小右派：邓焕武、王安琪

反右时中共的政策是不在中学生中评右派，但没说未成年人不能当右派。由于中共封锁信息，对于谁是最年轻的右派，人们说法不一，几个17岁的大学生都榜上有名。

黄河清在“最年轻最积极最专注最职业的老右派，邓焕武！“一文中，讲述了浙江温州市师范学校的邓焕武的往事。

1957
年，17岁时的邓焕武因张贴大字报欢呼、赞同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讲话，被投入监狱。当时温州地方党报作为破获重大反革命案件披载报导。此后20馀年，邓焕武都在牢狱、劳改营中度过。他曾绝食濒死，曾被单独监禁在惩罚性黑牢中700多天。黑牢仅容一身，只能半蹲，躺卧，不能站直，日夜无灯光，无阳光，一日三餐从牢洞中塞进，塞饭时牢洞的一开一关是唯一的光线，绝无放风，吃喝拉撒睡全在黑牢内。有人说那是关狗狗都要发疯的地方，而邓焕武被关了近两年的700多个日夜！

黄河清说：“老邓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当了右派后，还继续干着右派活儿，平反后更加当然地干着右派活儿，从“七九”、“八九”……2006年维权，一次不拉地参与了所有的右派活儿的最积极最专注几乎是最职业的老右派。”

在网络上，还有人称原东北人大物理系的王安琪是最小的右派。王安琪梦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他如饥似渴的学习，“每天第一个敲开图书馆大门的是我，深夜最后一个被赶走的也是我。除了必修课，还常去外系旁听，到图书馆读期刊文献，我立志不仅作专才，还要成通才。”

然而一封信却毁了他的一生。57年王安琪给西安交大的同学孙某写信，发泄对反右的不满，其中说吉大党委书记匡亚明“真笨”。该同学把信转给了吉大。王安琪最后被定为极右，开除学籍，谴送回乡劳动改造。“此时我的17岁生日刚刚过去半年。”

朱镕基：党内右派

1956
年,朱镕基与劳安在长沙结婚，此时朱镕基年方28岁,在国家计委任职。从东北工业部到国家计委，年轻的朱镕基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

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中共在党外反右之后还搞了个党内反右，但对党内右派的处理上，比党外右派轻得多。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遭拒绝，他表示不愿回忆那段历史。

据说1957年中共领导层在经济上酝酿着搞大跃进。时年30岁的朱镕基性格率直，他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了意见。加上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了右派。有同事回忆说，“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馀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李锐分析说，当时的计委有领导欣赏朱镕基，可能暗中保护了他。

网民评论说，初任总理时朱镕基放出豪言壮语：“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
，我都会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无后已。”然而面对贪官，他准备的棺材都没用上，如今贪官遍地，这也许跟他的右派生涯有关吧，关键时刻还是不敢再得罪共产党了。

邹世敏：主动找上门的右派

邹世敏是兰州医学院的退休医生和教授，在她的右派生涯回忆录《追寻》中，讲述了她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主动当右派，又一辈子不承认的经历。

反右刚开始时，她所在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团委书记找她谈话：“你一向听党的话，很积极，表现好，怎么这次经不住考验了？”这是指她在鸣放期间提了一些意见，但说话人显然想拉她一把。只要她趁势敷衍一番，检讨几句就算过关了。

但她说：“我说的都是真话，凭什么要检讨？”后来学校开了次批判会，没有让她发言和表态，也没有影响她的毕业分配，只是不给转团组织关系。但她觉得在批判会上没有给她发言机会，是非不明这不行，于是写信回校表示对批判不服，结果学校寄来一份材料，列举四大罪状，并强调她“对错误至今不认识”，因此追加她为右派。

她抄录下这一决定，宣布：“材料与我本人面目全非，不能签字”，然后抽身离去。这份没有签字的材料整整有效地压了她二十二年。到1959年兰州医学院在校的右派均已摘帽，惟独剩下她这一个年轻的女右派。

恰好这时她怀孕了。领导找她谈话，只要她承认自己说错了话，就可摘掉右派帽子。她哭了，边哭边说：“我就不是右派，谈不上摘帽子！”　孩子生下来了，取名叫“芙蓉”，但女儿一生下来就和母亲一起承受着无尽的苦难与无边的孤独。

文革中苦难达到了顶点。她又被抓到批斗会上，人们气势汹汹地问：“你到底承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回答依然是三个字：“我不是”。一记耳光打来，把她从房子中间掀倒了门边。直到20年后，她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时，她还是那句话：“我不是”。　

同是右派的钱理群在《迟到的敬意》中评价说：“这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最可贵的精神与品格是“不肯苟且”，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女人这样绝不苟且，守住底线，我们民族还会这样吗？每一个因苟且而获得了种种利益的人们，包括我自己，都应在这位女性面前感到羞愧与内疚，而我们早已失去“知耻”之心了。”

最早公开向共产党索赔的女右派燕遁符

燕女士是北京大学物理系５４级学生，也是当年北大年龄最小（１９岁）的大学生右派。此后20多年她成了地地道道的纺织工人。反右毁了她的青春、前途、事业、追求，最痛心的是毁了她做科学家的痴梦。故早在1995年8月22日她就正式向北大党办校办去信要求赔偿，一直到今天。

反右运动中，来自苏州的林昭是这场知识份子浩劫中最知名的被害人之一。（中央社）

林昭：十字架下的圣女



遭遇最惨烈的右派可能是北大学生林昭，这个“在中国的十字架下无声呼唤着人的世纪的当代圣女”。

青年日报的冰点专题“寻找林昭“，里面讲述了下面的故事：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因贴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张元勋本被认为是“反革命煽动“而遭猛烈批判。这时一个女生跳上了辩论会的桌子：“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没想到“刀在口上之日”竟成了林昭短暂一生的写照。林昭原名彭令昭，因投身共产党，曾和父母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决绝。这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风”的林姑娘，17岁时曾把毛泽东比着父亲，22岁时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57年25岁的她观点也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在那个“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的时代，林昭是少有的“那种有骨气的人”。反右初期，她没像其它人那样认错，但她痛苦得曾经自杀，
58年后她又能笑了：“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此后两年，林昭先后在北大苗圃和人大书报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甘粹，两人相爱并申请结婚，被上级批评为“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结果男方被发配到新疆劳改，林昭也因咳血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1960年10月，林昭在地下刊物《星火》上发表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后在苏州被捕，从此开始了她近8年的监狱生涯。

八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馀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呼唤人类最基本的“人性”。

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血书《告人类》，
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7月至12月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改判的死刑判决书，随即在上海龙华被枪决。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母不久疯了。曾因《出身论》而被处决的遇罗克，因他的眼角膜被警方移植给别人，故而警方没有向遇家收取子弹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