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们为何让章立凡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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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里，张戎写到了五个历史人物：邵力子、宋庆龄、张治中、卫立煌和胡宗南。张戎给了他们一个统称：红色代理人。

对张戎的这个结论，章立凡先生好像闻到花粉就过敏似的，除了断定这些都属于“小说家言”外，还加了句顶级程度的形容词“最离奇的”，可见他内心的焦虑和吃惊了。

但反应强烈的章立凡，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捍卫这五个人的“清白”。在他的文章《历史不是小说家言》里，照例的东拉西扯，依旧的空说无凭。章先生至少也“受过史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吧，怎么就不能稍稍下点功夫，来弄清历史的真相？

好在这段历史离我们不远。为了便于理解，我先简述一下背景。一九二零年代初，孙中山为了要苏联资助，敞开了国民党的大门。莫斯科借机渗透，向国民党投入大量资本，包括一手操办黄埔军校。国民党的一大，也是苏联人操纵的。在国民党的二大上，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另有三分之一是亲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产党员。

国共分裂后，一大批秘密共产党员蛰伏了下来，在国民党内官至高位。他们是莫斯科传给中共的无价之宝，为毛泽东上台立下汗马功劳，使世界上任何别的间谍、代理人都相形见绌。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毛泽东曾请求斯大林派飞机、潜水艇助他进攻台湾。他告诉斯大林有好些红色代理人随蒋到了台湾，位居要职，可以里应外合。

邵力子就是莫斯科当年埋进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邵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但按莫斯科的指令，他一开始就不公开参加中共的活动，连中共领导人也不都知道他是谁。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时，邵给他的苏联上司发了封电报，电报马上呈交斯大林本人，说：“上海使我激愤难平，我不能做反革命的工具，我请求指示应该怎样斗争。”

邵得到的指示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一九三三年四月，邵力子做了陕西省主席。在他的帮助下，原本极其弱小的陕北红军，日益壮大。长征开始后不久，陕北红区已经发展成为一块三万平方公里、九十万人口的大根据地。

邵力子做国民党中宣部长期间，为中共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苏联得到广泛热情的宣传，中共也变得和善可亲。邵批准出版了[毛泽东自传]，大部分内容来自美国记者斯诺对毛的访问记。这本书把毛表现成一个人性十足的好人，坚决抗日的爱国者。这本书风靡一时，在中国激进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毛后来赞美斯诺，说他“不下大禹治水之功”。而邵力子的功劳，不在斯诺之下。

宋庆龄作为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已不是什么秘密。她在共产国际的联系人，就是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中共做了很多事。连苏联人给毛泽东钱，都是由宋庆龄转去。比如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欲打通苏联失败后，陷入困难境地，毛向莫斯科紧急要钱，说“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共产国际马上通过宋转给红军五十五万美金。

从宋庆龄写给王明的若干绝密信中，也可看出她的真实身份。其中一封时间为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的信，是这样开头的：“亲爱的同志：我不得不向您陈述以下事实，因为它们可能危及我将来在中国的活动……我希望你仔细考虑，然后告诉我应该怎样行动。”

宋的报告内容之一，是对在上海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史沫特莱女士表示不满，说史“不顾你们反复的指示，继续与不可靠的人保持联系，给他们钱，然后又要党把钱还给她。”

在另一份报告中，宋指责史沫特莱违反地下工作者的活动规矩，“把外国同情者带回家来，把这个为重要目的专设的联络站糟蹋了。”她接着写道，“我已经把你们孤立她的指示，通知了中共中央。我不明白我们的同志为什么还在西安给她工作。也许他们认为这些指示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吧。”

我想章立凡先生对红色代理人的“过敏”，到此该有所减轻了吧。

张戎的书中，有一章名为“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专讲张治中。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北京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可是刚过几个星期，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本德当时写道：“人人都说是日本人进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准备在长江一带有敌对行动。迟至八月十三日，他们在上海的部队还如此之小，十八、九日的时候，差点被扫进江里。”阿本德看出来，“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进，沿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进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人。为了把日本拖进广大的中国腹地，使日本陷在中国，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他在一九二五年黄埔军校任教官时，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后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

三十年代中，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联系。卢沟桥事变后，按照苏联人的指令，担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的张开始不断劝蒋介石在远离华北的上海主动发起大战。蒋介石只强调“时机应待命令”，没有同意。不久张治中先发制人。八月八日，经张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官兵各一人。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十二日清晨占领上海。随后一步步把一直不愿跟日本在上海大打的蒋介石拉了进来。

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莫斯科给蒋两亿五千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来架飞机，还派了一支飞行队，三百名军事顾问，领队的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了名的崔可夫将军。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说，苏联
“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往后四年里，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

为了保护张治中，斯大林把跟张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

红色代理人在决定国共胜负的三大战役中，起了关键作用。一九四八年一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五十五万大军的统帅。蒋介石的任命是根据美国人的推荐。美国人喜欢卫，把他看作政治上的“自由派”。

卫立煌曾在一九三八年秘密要求参加中共。毛泽东于一九四零年报告莫斯科说，中共请卫立煌暂时留在国民党里，待机而行。卫立煌选择背叛蒋介石似乎是出于怨恨蒋介石没有重用他。他对亲信说：“我的心已经变了，不是从前的卫立煌了。我们当共产党去。”他针对蒋介石说：“我们同共产党一道来整垮他。”

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的召唤时，人在巴黎。他马上跟驻法国的苏联大使馆联系，通过他们跟中共互通消息。从此他的每一步骤都事先跟毛泽东商量。他按毛的意思，把国民党军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使百分之九十的东北一枪不发地成了中共的地盘，这些大城市变成孤岛，让中共军队一个个地宰割。毛夺权后，卫马上给毛发了封热情的贺电，里面充满了“英明领袖”、“辉煌胜利”、“雀跃万丈”等字眼。卫在毛胜利上所起的作用，中共从来不提。

对于胡宗南是不是红色代理人，在海外一直争论不休。我为了反驳《中国时报》记者傅建中的报道，曾把张戎的书中有关内容，全部放到网上，流传甚广，这里我就不再重复。至于章立凡先生在文中断言张戎“穿凿附会一些公知的历史情节，按自己的臆测做出结论”，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因为至今为止，不仅仅是章先生了，我没见有任何人拿出可以驳倒张戎的论证的证据。

我很希望能看到章先生的回应文章，不过提醒一句：请带上你的“反证”。要不然，你那因无知带来的“过敏”，还会继续下去。你的学者地位恐怕也会再落多少千丈了。

行文至此，我还想说点并不多余的话。因为你在文章里提到我的父亲。当年我父亲徒步四个多月，走到延安时，他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在中共的这架大机器里，他不过是一个由理想主义支撑着的小部件，努力为党工作。他曾主管过四川省的宣传文化系统。在毛泽东掀起的一场场整人运动中，他是个认真的执行者。他经历了一段缓慢的觉醒过程。在大饥荒中，他还只能用消极和逃避来表达他的不满。在文革中，他开始反抗了。他向毛泽东上书，质疑文革。在批斗他的大会上，当造反派冲他大喊：“你好大胆，竟敢反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父亲的回答是：“毛主席发动的我也要反对！”他几乎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他被整得精神失常，最后死在文革中。

他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他想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欺骗了他，这欺骗使他无法继续生存。

你的父亲任粮食部长期间，在一九五三年秋搞了“统购统销”，从农民口中夺粮，造成巨大灾难。根据一九五五年初给中央的报告，农民在“吃树皮、草皮”，“卖子女”，“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中央警卫团战士探亲回来，有的说：“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皮。”有的说：“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

当你脱离开一九五零年代背景，无理指责我父亲时，你可曾片刻忏悔过你父亲对中国农民造的孽？你可以说你的父亲推行统购统销是“职责所在”，难道我的父亲在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时，就不是“职责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