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暴跌：中国最早股民蒋介石当年如何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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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7月1日，中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转角处一幢三层楼房里正式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由孙中山发起创办，但由于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和陈果夫等人的参与，是新兴的官商结合的政治势力的亮相。蒋介石也是最早的一批入市者。

　　　　孙中山申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受阻

　　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1916年派朱执信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五百万元。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心有余悸。经办人不知交易所为何物，只好托称任何人都应当以法为据，法无此物，则难批复。因此，对孙中山的呈文没有批准。这件事情也就搁置下来，孙中山也没有再继续争取。

　　　　蒋介石等人积极疏通

　　这时，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领的蒋介石却对商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尽管此时他只是张静江的把兄弟，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经营才能。

　　张静江是蒋介石在投机经营上的带路人。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二十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

　　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A，即资助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仅一个字，即
“C”。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密友。

　　在张静江的启发下，蒋介石等人决定利用孙中山呈文的思路，着手办理交易所。为此，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企业代表协商，初步形成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

　　首先，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由之出面具体进行组织谋划工作；其次是聘请江浙财阀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人为该组织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和当时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草具文书，提出申请，并递交给北京的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正在蒋介石、虞洽卿等人积极筹备之时，此事被南通商界巨擘张謇所探悉。他马上通电反对。张謇认为，西方国家均实行“一区一所”制，也就是说，一个区域内只能办一所同样性质的交易所，如果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办成功了，那么江苏省(当时上海尚属江苏地盘)范围内就无以为继了，因而带头反对。他说：“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即不得多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做了棉花就不得再做棉纱。”

　　在这样的情况下，虞洽卿、蒋介石等人虽有上海各业领袖和总商会的支持，但农商部也碍于张謇的反对，很难批准他们的申请。

　　在他们与张謇闹得不可开交之时，精明的日商已于1919年在上海日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蒋介石、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迅速批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最后经虞洽卿、闻兰亭的多方疏通，特别是上海工商界的鼎力支持，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才获得农商部正式颁发的营业执照。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总商会开创立会。2月6日交易所召开理事会，选举虞洽卿为理事长。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时，孙中山虽远在广州，也寄来题词：“倡盛实业，兴吾中华。”

　　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的当日，上海《申报》就登出一条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五十四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

　　这家五十四号经纪人营业所，又名茂新公司，就是由蒋介石组建的，具体买卖业务则交由陈果夫操办，主要经营棉花、证券两种业务。在当年蒋介石的日记中，多次提到这家茂新公司，如1920年7月5日日记云：“今日为组织茂新公司及买卖股票事，颇费苦思，终宵不能成寐。”原来茂新公司经营初期即遭亏损，因而蒋介石焦虑苦思。后来它的经营才逐渐好转，扭亏为盈。

　　蒋介石在其中占了四股。他的四千元股本，是由张静江替他代交，让他捞回一把，以免他经常做伸手将军来借钱。此点有蒋给张的信为证：“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请为签字。”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半年以后，获纯利五十万元，年收益率超过80%，本所股股价高达六十元，最高时蹿至一百元以上，棉纱、棉花和证券交易均十分活跃。一时众商趋利，蜂拥而至，连原先在日商“取引所”做投机的商人，也改换门庭，集中到了证券物品交易所。其他人见钱眼开，也纷纷开办交易所，一年多时间上海竟开业大小交易所上百家，莫不获利。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与张静江等人又合资创办了恒泰号经纪人营业所。

　　恒泰号于1920年12月15日成立，共计股本35000元，1000元一股，共35股，资本几乎是茂新号的10倍。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机构之一，由于财力有限，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人不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机构恒泰号的股东。

　　股东中的“蒋伟记”就是蒋介石的代号。在合同上各股东都在自己的名下盖章，只有蒋介石没有盖章，仅在“蒋伟记”名下签了“中正”的名字。

　　　　蒋介石怎样赚钱　

　　投机舞台搭好了，蒋介石等人自然干起了投机游戏，纠伙联群、操纵市场。

　　由于交易所设在商贾云集的上海，又是中国第一家，因此，一时成为投机者的乐园，起初交易营业额很好。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股，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开始时每股价格在30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飙升至每股50多元；等到《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本所股市价已到80元，至年终时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3/4即37.5元，已全部缴清，交易所已实收资本500万元。蒋介石等人初尝甜头，乐不思蜀。

　　协进社所有的三万股，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最多只分给重要社员1.5万股，其余所存1.5万股早已卖到市场上去了。现在为了要缴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又将日商方面做押款的7万股股票全部赎出而卖掉3万股。这样，加上前存1.5万股共4.5万股，以每股平均获利60元计算，共可获利270万元。除去日商押款87.5万元，还有4万股保留下来的股子，每股应缴37.5元，共需150万元，总共237.5万元，其余的32.5万元，当然就为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所得。至于缴足50元的4万股股票，市价每股已值120元，共值480万元，也为蒋等人所有了。

　　后来，交易所的一些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到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于是，一场分裂势不可免，很多交易所创办者纷纷撤资，调整投资方向。

　　正当交易所的主要人物正在各谋发展时，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仍然以为他们有实力，手头握有每股120元市价的4万股股票，因而继续大做本所股买卖。

　　1921年初，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120元抬高至160元，到年终时竟涨到每股200多元，真如脱缰之马，横冲直撞。蒋介石不禁喜不胜收，暗笑出走者不识时务。

　　　　蒋介石解套

　　交易所原来订有120余条的营业细则，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各种证据金，以便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规定极为严格。

　　但这时蒋介石等人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这时，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极多，导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蒋介石等人开始感觉到恐慌。

　　原来，人们眼见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于是，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起，到1921年夏秋时达到顶峰。物极必反，交易所数量越来越多，光怪陆离，问题百出，已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终于酿成1921年的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上海交易所也不例外，拖延到1922年2月，就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交易所的大富翁骤然变为穷光蛋，蒋介石自然难逃厄运。

　　但蒋介石毕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机会，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

　　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是蒋介石的同乡、老师，此时因套利而欠债二十万元，到处被债主所逼，非两万元不能逃脱。一天夜里，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桢处，要魏设法救他。魏此时也是套牢之身，哪有钱救他？

　　这时，蒋介石等人的救命稻草来了。与交易所合伙的日本商人又汇来一百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交易所复业问题。了解内情的魏伯桢正在打这笔钱的主意，见周来，突然有了办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东名簿上过一百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魏在日本同学雇一百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五百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的用途，交易所负责人如果派人出来和自己谈判，就有文章可做了。

　　周骏彦听了这个打算后，拿不定主意，当晚就找蒋介石咨询。蒋介石一听到这个解套的主意，大喜过望。第二天就跑来找到魏伯桢，向魏表示，自己经济上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魏合作。

　　魏当即问蒋介石希望得多少好处，出乎他意料的是，蒋介石说希望得二十万元。魏很是恼火，当场回绝。因为日本汇来的款一共只有一百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两万元，魏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没想到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二十万元，怎么能与他合作呢﹖

　　不料，蒋介石回去之后就对魏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悄悄送给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庄之盘一千元，对之晓以利害，要求同意自己入伙分赃。

　　庄之盘对蒋介石言听计从。他马上去游说魏伯桢，魏伯桢表示同意蒋介石介入。

　　股东会开会前，庄之盘所雇的一百个人全部到位，每人发一点好处费，又加发了每人两角的酒钱。待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会议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会议延期一天举行。虞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许诺交易所将送他五千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来个人与魏、蒋等周旋。

　　蒋介石得到了这个信息，马上叫庄之盘“先行退兵”。眼见解套在望，庄不同意就此罢手，两个人协商不成，就闹到大东旅馆来找魏伯桢。经过谈判，魏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可以做他的工作。

　　而蒋介石此时已经决定反水，他私下找了叶琢堂，叶是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蒋介石请叶琢堂出面找虞洽卿，称自己并无意与他作对，只是现在经济上困难，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出点钱，由蒋出面将事情摆平。开始时虞洽卿很气愤，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洽卿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可以给蒋介石一部分，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

　　第二天，蒋介石拿着自己所分到的钱，结束了在上海的经济投机，开始了他去广东的新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