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制转行民主会有“超前”的问题存在吗？

红叶

从专制转行民主会有“超前”的问题存在吗？
红叶

《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作者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与当前人们急于推进政治改革的情绪不同，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政治改革不能急，超前了就会翻车。他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一样，都是属于政治超前型。”他说：“清末新政，在十一年中，做成了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多得多的改革事业，从禁鸦片、废科举，发展实业、推行现代教育与法制改革，到立宪政治，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深入到边远的农村。然而，这场大改革以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言下之意，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失败了。接受这一教训，作者主张：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 “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步步为营”。这样“更有利于保持秩序的整合状态而减少脱序的风险。”
我觉得，这个看法不妥。
首先，应当怎样评价清末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不能把这类导致当权者下台的改革，看作是“失败的改革”？
把清末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成为失败的改革，这个观点在部分人中十分流行。但，它是错误的。无论清末的改革，还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既没有使社会停滞，更不曾令社会倒退，反而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怎么能说成是“失败的”呢？我们今天的所有享受无不包含着遥远的清末改革先人的一份恩泽，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无不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清末先人的改革，完成先人所没有做完的事业。所谓“改革”不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吗？既然当时社会已经由于改革而取得相当程度的进步，怎么能说是“改革失败”？所谓“失败”，是从改革的主事者的立场来说的，他们下台了，所以就认为“改革失败了”。但是，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应当改变立场，不能仅从当权者的狭隘立场看问题，而应当从全社会的大立场来对涉及广大民众利益的改革进行评价。美国的历代总统没有一个不下台的，但这并非失败，上下之间反而标志着民主制度每次的成功。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勃列日涅夫执政近二十年，中断了赫鲁晓夫开创的改革事业，社会陷于停顿，矛盾严重激化，问题更加成堆，他本人倒是“善终”了，但是，误民误国，罪不容赦，后人能够给他以正面的评价，一如留名青史、人所怀念的改革先进人物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吗？显然不能。因此，不能以当权者个人的进退论英雄。
“走慢步”，效果是否就会好些？不尽然。就说沙皇俄国吧，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过了20多年，1886年才公布了有关工人罚款的法律，规定：“所罚的金钱不应落入厂主的私囊，而应用在工人本身的需要上”；又过了近20年，到1905年，才颁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答应“切实保障个人身体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同年12月，颁布了召集新的“立法杜马”的法令及选举法，步伐够稳妥的了吧，但是1917年二月，沙皇很快还是垮台了。①
“走小步”行吗？也不保险。法国社会原先有三个等级：僧侣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平民为第三等级（包括市民、农民、手工业者等，但不包括贵族庄园里的奴隶）。讨论国是的三级会议由国王召集并主持，不定期举行。1789年5月5日，国王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集开会，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扩大了一倍，可以算作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步。但是，就是仅有的这么一“小步”，却导致了激烈的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法王的统治，哪里还有什么后来“为营”的 “步步”呢！②

这说明：政权是否能够由现在的当权者继续掌握，与政治制度改革步伐的快慢、大小、是否“步步为营”，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大步推行改革、通过改革现任领导者继续掌权的事例，反而能够找得到。比如不丹。不丹原先实行的是世袭君主制，政权、军权、法权归于国王一人，既没有宪法，也没有政党。曾经只身远渡重洋、留学英国、受到民主制度熏陶的旺楚克王朝的第四代国王辛格（1955-），1972年即位后，决定还政于民。他认为：“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随著年龄的增长和从政经验的积累，从1998年起，国王开始大力推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解散了内阁，将政府行政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2008年改称为部长会议）；发布命令，要求政府筹备起草宪法；建议在不丹建立两党制度，由在大选中得票最多的政党组阁，另外一个政党则成为反对党；根据宪法草案，组建两院制议会；部长会议为行政机关，部长会议主席是政府首脑，国王是不丹的国家元首，而议会在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下可以弹劾国王。2008年3月24日，不丹迎来了历史上首次民主选举，直接选举国民议会议员，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首届民选政府。政府首脑、部长会议主席吉格梅·廷里宣誓就职。历经百年的不丹中央集权统治宣告结束。而国家元首仍为先一年登基的老国王的儿子吉格梅·基沙尔·旺楚克；他并没有下台。仅仅十年，政治转型成功。③

步步为营，小步、慢步推进的政治制度改革，当权者未见得就能够保持其统治地位，而大步快速前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未见得就会丢掉原有地位。这是怎么回事？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原来的统治者有没有功绩以及功绩的大小，在群众中有没有威望以及威望的高低。如果有功，群众认可，像不丹前后两届国王那样，想不当国家元首，都不行。相反，当权时，功小而过大，甚至恶行累累，群众讨厌反感至极，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再怎么放慢，都是不行的，像沙皇、法王，都是实例。

谈到我国。过去，国民党两次“步步为营”的政治改革，都分别导致了其统治地位的垮台。在大陆时期，《中华民国宪法》，从1933年起草，到1947年正式公布，制定时间达13年之久，中经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反复商讨，多次修改，是慎重的。同时，国民党逐步落实 “一大”宣言，国民相对享有各项民权，民营报纸、民办刊物、通讯社，犹如雨后春笋。不同党派社团纷纷出现。为准备实行宪政，1938年，国民政府即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组织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1940年，颁布《国民大会筹备组织条例》，并于重庆建成国民大会堂。1945年，国共两党历经四十日的会谈，签署了“双十协定”。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其组成人员：国民党8人，中共7人，中国民主同盟9人，中国青年党5人，各界社会贤达9人，共38人。）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公布；同年3月21日，《行宪国民大会组织法》等公布；为筹备宪政政府，4月6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又与民社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曾琦，以及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签署了一项协商施政方针（十二条）。1947年11月21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召开，依法选举出了总统、副总统，完成了从训政向宪政的过渡。应当说，确实是“步步为营”的。但是，不到两年，国民党却从大陆溃败。在台湾，为应付当时严峻的形势，国民党曾长期实行戒严。八十年代后，次第宣布“解严”、开放大陆探亲、全面放开舆论，给予人民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的完全自由，并终于从五十年代初全体人民直接选举县、市长，走向了全民直接选举省长，最终实现全民直接选举中华民国总统，还政于民。④ 但是，具有如此转型大功的国民党，却不得民心，很快又在台湾丢失了政权，成了在野党。（不过，民进党执政十年后，国民党现在又夺回了政权。）

同国民党比较，我们党对大陆的统治，在民主制度的推行上，正面的贡献极小，而错误以至罪过更大。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的历史，笼统称为“辉煌的60年”，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历史上看，我们不但无偿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连农民的土地也全部纳入政府囊中。几千年来，“贫无立锥之地”的，只是社会上的一小部分人。而在我们国家，人人“贫无立锥之地”,所有社会成员都被我们剥夺精光。政府坐享其成，大卖其地，风光无限。在政治上，1957年，一次“反右派斗争”，我们就赶尽杀绝，迫害了至少55万优秀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能够引领社会前进的“读书种子”于兹绝迹，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全面的蒙昧时代。1960年前后的一次 “三年大跃进”，
全国因缺少粮食就饿死了3,860万人⑤，大大超过了过去两千多年间我国所有万人以上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人数的总和⑥。不仅错误到顶，而且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还要隐瞒，不许研究，不许从中接受教训，存心一错再错。如此恶劣，民众怎么会拥护我们？
再看现状。我们今天的社会是空前的不堪。现在我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被150万个家庭占有，而他们只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⑦
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我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这是何等地触目惊心！⑧
由于财富被极少数人霸占，致使广大民众的生活陷于极端的困苦。世界通常把日生活支出1.25美元划为赤贫线，2 美元划为贫困线，2005年，中国在赤贫线及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在贫困线及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9%。⑨ 贫困、赤贫者各达数亿人之多。而中国的最低年收入，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⑩ 据世界银行2007年在北京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虽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我们的所谓“中国模式”因而被世界銀行一针见血地概括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富人增長模式”。对于民众生计像我们这样不负责任的，全球究竟还有多少个国家？
社会黑暗了，那么，政府呢？政府同样是不敢恭维。我们国家由于官员不受民众监督，大有捞头，人人趋之若鹜。根据周天勇的估算，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员(包括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行业协会、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国有企业中有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工商管理、派出所、城管等机构的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中靠收费和罚款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机关离退休干部等)总共近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11)
而西汉时期，我国的官民比例仅为1：7945；唐高宗时，1：3927；元成宗年间，这个数字扩大为1：2613，明神宗时代是1：2299。今天我们所能够寻找到的历史记录中，康熙年间的官民比例在历史上大概最高，约为1：900。（12）我们18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创造了历史前所未有的超级记录。今天，中国的老百姓每人负担之大，相当于清朝的59倍、明朝的128倍，唐朝的218倍，汉朝的441倍。如此庞大沉重的、无远弗届的上层建筑，像铁壳般地压在社会头上，民众焉能喘得过气来？
而且，我们的官老爷，特别醉心于享受。2004年，我国用于公款消费的财政支出：公车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公费出国3,000亿元，合计达10,085亿元。（13）  而当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仅为2．63万亿元。（14） “三公消费”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8%以上。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的调研报告，仅2006年一年，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读书、送礼、滥发奖金福利，就高达两万亿元，超过国家当年财政收入的50%。（13）而2007年，我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才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其额度不到以上政府官员“三公消费”的1/3；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10）
没有民众监督，党政机关无所忌讳，于是逐步走向腐败。早在2006年，我国即已有90%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80%的党政一把手不称职，不合格。（15） 买官卖官盛行。其价格,有的地方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中、高级干部，暴富者尤多。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90%早就拥有1,000万以上的资产，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拥有1,000万以上资产者达99%。（16）
如果仅凭定数的工资，加上定数的福利分房，他们的财产连这个数目的1/3也肯定到不了。 至2006年3月底，我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17）他们刮地皮确实刮得太多了。难怪从酝酿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始终不能出台。依靠这样的干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岂非缘木求鱼！
这还不说我们由于大大超越环境承受能力而错误地“发展”所造成的大气、土壤、水源污染对人民健康的严重危害（仅是新生的缺陷婴儿，2006 年即已达145.5 / 万，不是环境恶劣得不适生存，何会至此！）（18）；也不说我们“竭泽而渔”、“寅吃卯粮”、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花费高出数倍的资源代价、推动GDP增加、超前预支无法再生的资源而对后代造成的、其后果难以估计的严重损害；也不论我们采取高压手段，或者机枪“侍候”手无寸铁的请愿民众，或者以言治罪、把和平理性地提出民主改革要求的知识分子代表关进监狱、杀鸡给猴看，根本堵死言路，造成整个社会死水一潭，民怨沸腾、每年民众闹事约十万起，光是当前改革利益的严重侵占和原先的历史旧账，我们就没法向民众交待。

历史早已多次证明：凡是拒绝改革、拒绝进步的落后势力，必然垮台。没有例外、没有侥幸可言。中国历代几乎每一个政权都是被武力推翻的。近代的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思库、残暴的柬埔寨“红色高棉”也都没有能够逃脱历史的惩罚。

现在天时、地力、人和都不允许我们继续搞“一党专政”。所谓“天时”，指世界潮流，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民主浪潮风起云涌，锐不可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所谓“地利”，环顾我国周围，十多个邻国，除了朝鲜，还有谁在搞专制独裁？连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头。当年所谓的“资本主义包围圈”早已被广阔的民主地缘所代替，处于孤岛中的我们一两个国家，一党专政还能坚持多久？所谓“人和”，指国内民众的民主诉求，蓬勃兴起，无可阻拦，“一党专政”早就混不下去了，装聋作哑、充耳不闻，不仅无济于事，反足以暴露自己的顽固和无能。同当年的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比，我们党虽然组织民众在物质文明方面，做过若干好事，但罪孽确实深重，在社会上积怨很深，现在不要说抗拒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好结果，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走小步，走慢步”，“步步为营”，也显然难以继续保持统治地位。无论作何等努力，我们党，作为领导力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下台恐怕是难免的。已经没有什么“高招”可想了。要想的是：怎样下台能够对社会有利，又可以为本党的未来适当地“积一点德”。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由民众当家作主，这件事，无论何时，民众都是在渴望着的。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改革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还政于民，从一党专制转行民主制，没有什么“超前”的问题，只有滞后的问题。我们考虑问题，不应当从一党的私利出发，从千方百计维护自己一党的统治地位出发，而应当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从广大民众的利益出发。作为在党内生活已有半个多世纪的一位党员，为今之计，笔者想设计一条对本党的未来最为有利的道路：根本不要去考虑如何用封锁信息、歪曲事实、欺骗民众、愚弄百姓的老办法，以求苟安；不要再用根本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去吓唬群众，用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去蒙人，借以维护“一党专政”的本质；更不要设想用机枪、警棍、皮鞭“规范”民众、镇压“闹事”者，以铁腕控制社会，追求执政地位的保持。应当老老实实地立足在未来自己的可能下台上，要在领导转换、交替的过程中，力求能够维持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取得民众利益的最大化。最好的办法，是从现在开始，立即放手发展民主，开放报禁党禁，允许民众公开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要忌医讳疾，不要继续阻挠反对党的成立，反而要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为其创建、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最好能够根据“一分为二”的发展规律，采取主动态度，有意识地培养、扶植一、两个乃至三、四个同我们党政见不同的对立面，力争“水到渠成”，基本平稳地交班给广大民众真心拥护的政治家。果能如此，群众是会记得我们在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的表现的，反而有利于我们党将来在自我刷新之后的重新掌权。我们从最坏情况出发，把工作立足点放在自己的下台上，未来反而有可能不致下台。（2010.4.13）

注：
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② 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
③ 《不丹》（百度百科）、《不丹国王主动还政于民》（百度贴吧）、《不丹概况》（人民网）、《不丹国王旺楚克签新宪议会民主制政治正式确立》（云南干部教育网）；等
④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黄花岗）；《制宪国民大会》（搜搜百科）；《国民大会的理论与实践》（法律教育网）：等
⑤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引自郑恩宠《大陆出书承认饿死3860万人》（豆瓣读书）
⑥
1949年以前2129年，中国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万多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十期）

⑦
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06全球财富报告》，转引自何清涟：《60年建国“成就”的内在逻辑矛盾》（http://blog.sina.com.cn/s/blog-52fd9c900100f2nd.html）

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专家内部论坛·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中华网论坛十周年)
⑨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铂程斋www.dapenti.com）
⑩
辛子陵：《中共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http://blog.sina.com.cn/wuyue)
⑪
周天勇：《18个民养1个官
中国的税负太重了》（《中国企业家》）
⑫
《中国官民比例的历史坐标》（资讯中心网）
⑬
胡星斗：《国家之痛：腐败与公款浪费》(http://www.huxingdou.com.cn)
⑭
陈志武：《中国人为什么很勤劳却不富有？》(http://finance.com.cn)
⑮
摘自中纪委2006年10月12日《简报》。转引自辛子陵：《中共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⑯
《触目惊心的【吴官正离职报告】》（商都BBS）
⑰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转引自辛子陵：《中共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⑱
北明：《中国冥路（下篇）》（大纪元）